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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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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在帽儿山6军被服厂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是省委执委主席、联总司令、3军军长赵尚志，省委书记冯仲云，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水江，省委执委、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海В∥次⒅楹拥胤降炒砦撼た涝胤降炒硌睢痢粒∥次�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6军军长戴鸿宾，6军4师师长吴玉光，6军秘书长黄吟秋，团省委书记黄成植。5军军长周保中作为吉东省委代表，应邀参加会议。会议记录为3军宣传科长于保合、6军宣传科长徐文彬。
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凑到一起，实在不易，出个事更是了不得。所以，赵尚志事先精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由3军9师师长于致远、政治部主任雷炎负责，率骑兵队在依兰至富锦公路一带活动，用以牵制敌军。第二道在汤旺河口及竹廉镇一带，3军、6军各派一个团沿线设卡、巡查。第三道就在会场周围，由3军司令部少年连负责警戒。10天左右的会议，与会及随行人员人踩马踏，密营附近草丛倒伏，脚印多多，已经无密可言，会后不久被服厂就搬迁了。
被服厂的木刻楞大房子，坐北朝南建在山坡上，一个平坦宽敞的院子，前面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周围绿树遮天。室内北面一铺大炕，南面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长方形木桌，是被服厂的工作台，现在成了会议桌。东侧自北向南依次坐着徐文彬、于保合、黄成植、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对面依次为杨××、魏长魁、李熙山、张寿海А⒄爬忌⒒埔髑铩姿⑽庥窆狻Ｃ挥屑涓舻某浚饷娴脑鹤永铩⑿『优裕Сづ岢纱捍炖钤诘隆⒗蠲舻热颂悦紫床耍σ愿拔嵋榉瘢⌒囊硪聿灰錾臁�
冯仲云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唱《国际歌》，然后向革命烈士静默3分钟，再向党旗三鞠躬，接着即开始大会发言。
赵尚志以省委执委主席资格，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冯仲云对工作报告作了补充发言。
在讨论路线问题时，围绕如何对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和“集团部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赵尚志挥师西进和远征归来途中，应该有交通员将某些信件送到他的手中，那也不能说对后方展开的这场论战有多么了解。但是，这一切对于他是无须费多少心思的。
赵尚志认为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敌我不分，劝群众归大屯，不让破坏归大屯，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割断了抗联和群众的联系。
周保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尚志同志认识王、康信有右倾，因吉东、东满二、五军工作推测，王、康指示信仅从游击运动而未说到全般反日问题，王、康指示信中并未对民众暴动斗争未写出具体办法。如果上级指示信不能适合下级要求，而落于客观形势后，则工作必发生困难的问题。吉东、北满党因王、康信之不具体而曲解错误发生。”
周保中认为王明、康生是党中央代表，反对王、康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闹小派别的非组织活动。要尊重党的组织原则，执行王、康指示信，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非组织行为作斗争。
冯仲云犹豫再三，发言说王、康是代表中央的，不能反，错了也不能反。
张寿海Ш罄捶⒀裕怠翱谷辗绰徊⑻帷辈皇侵醒胩岢隼吹目诤牛颐遣荒苤葱校绻堑持醒胩岢龅模颐强悸侵葱小Ｎ彝庵鼙Ｖ刑岢龅淖橹蛭侍猓荒芊炊酝酢⒖抵甘拘拧�
李熙山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是错误的，与中央路线不一样，王、康不能代表中央。
吴玉光、魏长魁、黄成植、于保合、徐文彬等人，都同意赵尚志的意见。张兰生、白水江态度不明朗，基本上同意冯仲云、张寿海У囊饧�
这次省执委扩大会议，实际是对珠汤联席会议的一次反思。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而在会后8月8日的决议案中，这样写道：
虽然王康信未有把每一个斗争运动问题都详细的更具体的指示，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积极的、前进的、斗争的。
虽然联席会议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我们不能够拿这些个别问题来反对整个联席会议的正确性，联席会无论如何，还未离开了国际中央政治路线，还不是小组织活动或是反党。而且当时“右”倾已成为严重危急的关头，站在国际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反严重“右”倾危急的精神之下，在理论上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确定了正确的中心工作任务，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实际工作之中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和效果，是谁也不能否认。
会议选举张兰生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魏长魁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并决定调任张寿海�3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为9军政治部主任。
从珠汤联席会议到省执委扩大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对待“集团部落”。
1936年7月，即珠汤联席会议前两个月，赵尚志率队西征巴彦、木兰回到汤原，在军部见到侯启刚时，忧心忡忡地道：
如果东北都像巴木那样归大屯，再经过两年，所有的游击运动都得失败。
1937年4月，《中共道南特委常委陈翰章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遍地的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最初在东满出现时，许多人不明白鬼子这是干什么。东满特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称其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庄”。在一个挺长的时间里，对于“集团部落”的危害，以及鬼子搞“集团部落”的规模、决心，各地相当多的党组织认识不清，估计不足，有的甚至认为“对我们反而有利”。理由是归屯将使农村经济破产，民众贫困化，越发激化社会矛盾，“预料甚至将达到不可能实现的地步”。
1936年初，饶河沟里200多户农民，曾向7军要枪，准备武装抗拒归屯。类似情形，各地都有。他们千里迢迢闯关东，那安家立身之地是自己选的，有的已经居住了几代，几代人的家业且不说，就算家徒四壁，谁愿离开热乡热土？即便躲胡子进城的有钱人，无论城里开着什么买卖、商号，那根也在乡下的土地和大院套里。至于像“猴头蘑”这样的土财主，无论有没有一罐罐大洋什么的，埋在屋里或宅院的什么地方，一把火就把房子烧了，几十垧、几百垧土地从此撂荒，他能不豁出命来跟日本子拼命？
而对于抗联来说，沟沟岔岔，山里山外，那些零散人家都归到大屯去了，与群众隔离了，没吃的，没住的，怎么办？打？地主的大院套就够难打的了，那也就是高墙、炮楼，而“集团部落”则像座小城池，墙外还有壕沟、铁丝网，除伪自卫团外，还有伪警察、伪军，有的还有鬼子。桦川县太平川部落，驻守一个中队鬼子，许多县城都没这么多鬼子。未等枪响，警备电话打过去了，敌人就沿着警备道赶来增援了。况且，总攻坚打硬，你有多少本钱？这还叫游击队、游击战吗？
1937年6月11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传达995号命令的会议上，说：“这样的集团部落是匪贼最害怕的，因此他们一定要进行破坏。”
“吉特信”、“中代信”却指示不要公开反对大屯，要让群众去大屯，指望能在大屯里进行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
后面将会写到，有成功的例子，但这只能是极个别的。
部落大门，每天定时关启。出部落要“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有登记、报告、请假等多种意思），来客人要“挂号”，串亲戚要“挂号”，不“挂号”就会被视为“通匪”。来客人得有“居留证”，串亲戚还得办个“行路证”。上山打柴，下河打鱼，都得有证，连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人的思想、行为，是不能不受环境影响的。打猎、伐木、采集山货等，在山里从事这些比农耕获利更大的营生，就不能不与各色武装打交道，并与之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而且，在山里帮助抗联，除了野兽，没人知道。老屯子各家那点事儿，甚至祖宗三代都透亮的。这回十几个、几十个屯子拼成个部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到处都是新面孔，谁知道谁和谁什么关系？谁是暗探、告密者？一些地方干脆贴上纸条“莫谈国事”。而原来的地方党几乎都是公开的，一旦需要转入地下，已经全无“地下”可言，又如何能进入部落做秘密工作？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中拧分兴担�
中央关于拼大屯的策略的单纯的指示，使我们很少经过斗争锻炼的同志，“摸瞎”二年之久，始终无更正确的有效的办法回答群众的迫切要求。
赵尚志认为，像游击战不能解决战争最终的胜负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全面阻止“集团部落”的建设，因为敌我的力量摆在那儿。但是，在力所能及的地区，必须打击它、破坏它、迟滞它。能迟滞多长时间就迟滞多长时间，多一天就多一天主动权。希图在大屯内开展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是不现实的，劝群众归大屯更是错误的，正中敌人下怀。
有老人说，赵尚志平时手里总爱拿根小棍，一根两尺来长的水曲柳棍子。别人发言，他坐在座位上听，他讲话时坐着的工夫就不多了。讲着讲着就坐不住了，在屋里地上边走边讲，讲到激动处，小棍在手里拍打着、挥舞着，一只眼里迸射着逼人的光芒。他知道劝群众归大屯对抗联意味着什么，他着急上火呀。
有老人说：赵尚志那嘴茬子厉害呀，几个人绑一块儿也说不过他。
问题在于他说得对不对？
“吉特信”和“中代信”，无论在宏观上有多少正确性、指导性，劝群众归大屯都是块致命的硬伤。
省执委扩大会上另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是1936年10月2日的《中央代表团：中央新政治路线》中提出的“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
对于“王康信”中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赵尚志就持不同意见，这“抗日反满不并提”显然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1936年11月15日，《第五军党委会通告》转发的《中央新政治路线》中说：
在“满洲国”内还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职员、长官、士兵等也不满日寇之殖民地压迫，而同情抗日或采取中立的态度。我们提出抗日统一战线不提“反满”，目的是（使）日寇孤立，使“满军”内某一部分人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或使其中立。
关于伪满人员，主要是伪军同情、帮助游击队、抗联的事例，前面已经写过不少了。连被伪军称做“‘满洲国’的‘皇军’”的靖安军，即“红袖头”，深得日寇信赖自不必说，七七事变后曾打算派进关内作战，结果司令藤井重郎少将被士兵李玉峰刺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想派去菲律宾作战，楠木屉隆中将又被刺。而自靖安军成立之日起，刺杀顶头上司的日本军官，以及哗变、反正，也时有发生。
1935年只有一个日本人的安图县，有个绥芬大甸子街，居民1万多人。东满特委在这里有个区工委，5个支部，党员117人，反日会已成当地公开的政权机关，与伪政权共存。而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像结婚、离婚、地亩、地租纠纷，都来找反日会解决，因为反日会办事公道，还不用花钱。反日会为2军和义勇军筹集粮款，伪政府不管。驻街伪军一个营，与2军和义勇军有秘密协议：一是彼此互不进攻；二是日军来了，伪军要提前送信，打仗时冲天放枪；三是尽力为抗日武装解决弹药及各种物品；四是保护当地反日组织、人员；五是伪军士兵有反日言论自由，并允许反日武装在伪军中进行反日宣传。
“大甸子现象”只是个例，而与伪军订立协议，互不开战，互通情报，则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在那个小环境内，你比他强大，或者旗鼓相当，或者另有许多对他不利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他们是中国人，再一个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想把坏事做绝。宝清县三人班伪自卫团文书戴焕章，是3军4师32团副官，为抗联收集情报，购买东西，32团团长李明顺也常来常往，伪团总王贞什么都知道，还挺帮忙。可像张传福那样让他反正，参加抗联，想都别想。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这种人物，这种心态，在与抗联订立协议的各色敌伪武装中，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只是其中较少的部分。
许多老人说，天气暖和了，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日子来了，伪军、伪自卫团对你也格外客气了。树叶落了，老天爷变脸了，秋冬季“讨伐”要开始了，许多人也变脸了。有什么事找到他们，就推三阻四起来。待到1938年后抗联进入困难时期，包括一些所谓“外白内红”的甲长也日趋反动，见到抗联别说不告密，不打你就不错了。
道理很简单，他们是敌人。
他们是中国人，有时也会表现出点中国人的良心。可是，要他们在国家、民族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最终会选择自己。不然，抗联与伪军进行了那么多的战斗，有时还是很激烈的战斗，以及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难以解释了。
“抗日反满不并提”，是从关内的“抗日反蒋不并提”演绎过来的。蒋介石反共、剿共，可他是抗日的。“满洲国”是个什么东西？是日寇一手制造出来的怪胎，溥仪是大汉奸，“满”军被老百姓称做“汉奸队”、“走狗军”。如此演绎，岂不是牛唇对上了马嘴？
“中代信”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这话应改作“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当做同样的敌人看待”。因为他们确有区别，不大一样，并不像当时的一幅宣传画画的，一个日军和一个伪军拥抱在一起，上面写着“日满两军亲如一体”。
真理再向前迈一步就是谬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口号，曾被人视为没有阶级性，是向前迈了一步。而从伪军与日军确有不同，到“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再到“抗日反满不并提”，迈出去的可就不止一步了。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赵尚志不能不对“抗日反满不并提”痛加驳斥——它对于抗联造成的危害，虽然不像劝群众归大屯那样大，却也是个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呀。
赵尚志激烈抨击的另一个问题，是“等待大事变”。
我们是处在紧迫关头，残酷的斗争着，工作着，积蓄保存进步和发展着，促进和造成一切有把握的胜利条件，而绝不是和平等待，消极退守，以为大的事变来，东北民族革命自然就成功，大事变不来，民族革命就算完了的一切错误观念，而产生目前最危险的右倾路线或曲解国际路线，认为目前是准备大事变的时期，不是领导紧迫斗争的时期。
以上是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文字。而在此之后，北满临时省委和赵尚志等人批驳“等待大事变”，以及“抗日反满不并提”和劝群众归大屯的言论，比这更精练、更深刻，因为都是写给某人、某单位的信件，就不引录了。
“打”字当头的赵尚志，一向反对消极避战，“老熊蹲仓”，坐吃山空，怎能容忍“等待大事变”？
问题是“王康信”中说的，是“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是“准备大事变”，而非“等待大事变”。“准备”是磨刀擦枪，整军备战，一旦号角吹响，就跃出堑壕，发起攻击，与“等待”不是同一概念。那么，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为什么要批评“等待大事变”呢？
“王康信”是装在暖壶的夹层里，由交通员从海参崴交通站送到吉东特委的。当晚李范五复写6份，1份送往满洲省委，其余送到所属县委和4军、5军。珠河中心县委接到后，冯仲云让于保合刻写油印100多份，分送各县委和3军。
有老人说，会不会是复写、刻印时弄错了，把“准备”写成了“等待”？或者几个字油印得不清楚，顺着上下文意思一溜，就溜出个“等待”？不然，赵尚志怎么就认准了这两个字？有这个必要吗？随“王康信”一道发下来的还有个通知，告诉大家王明、康生是什么人。赵尚志若是故意把“准备”曲解成“等待”，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况且，他对“王康信”总体上是肯定呀？
那时的信件，经常是坐在树底下写完了，交给通讯员就带走了。丢字落字错别字，字迹潦草看不清，有信封装错的，有缺页的，有途中淋雨、过河弄湿了，模糊不清的。晚上露营，衣服烧了，信也烧了，烧大了就废了，就根据那些残缺不全的文字猜吧、溜吧。
以上只是猜测，可以定论的，是有人确是在“等待”。这种情况在当年的文件中是不难见到的，连关东宪兵司令部也说某某部队“其行动却最为消沉”（请读者理解，就不注释了）。而在“王康信”指示不要孤注一掷，要积蓄力量，准备更大事变后，一些人等待得好像更心安理得了。连批评北满不执行“中代信”是“妄加曲解，故作误会”的人，后来也说“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
在赵尚志的心目中，“准备”也不仅仅是磨刀擦枪，等到大事变到来再跃出堑壕，而是现在就要主动、积极地作战，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带突击。他没有说出“我们也是大事变的促成者”这样的话，他是用行动说的。
“大事变”这3个字，对于终年在山林僻壤游击的抗联官兵，已是够费解的了。问题还在于“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究竟有没有、有多少针对性？即便认为七七事变爆发是大事变到来了的人，也没有孤注一掷，拼命一战。老熊蹲仓般等待着的，倒有人在。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则认为七七事变还不是大事变。赵尚志的“打”字当头，3军、3路军的远征，更是与孤注一掷风马牛不相及。
“曲解”两个字频繁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贯彻执行“1·26”指示信期间，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都曾被批评为“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而珠汤联席会议后，则是吉东和北满互相指责对方“曲解”这个，“曲解”那个。再后来，这个是不是帽子的东西，就逐渐归结、集中到赵尚志的头上了。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他有许多笔名、化名和俄译化名，“王明”是1931年在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使用的名字。
1904年，王明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父亲陈嘉渭在镇子里开个小店，经营竹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六安县六区反帝大同盟主席和赤色互济会主席，国民党占领金家寨后，还组织群众给红军送盐送鞋。王明是家中长子，弟弟妹妹都是党员，先后参加革命，小妹妹还参加了长征。
王明聪明，六岁读书，八岁即能写对联卖钱，补贴家用。十六岁考入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学，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前面介绍了本书许多人物在五卅运动中的作为。或者投身其间，或者置身事外，或者逆潮流而动，这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都要作出的选择。王明表现积极，并在同年秋天入团入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使王明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是随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受到副校长米夫的青睐。中国留学生精英济济，而王明半年内对俄语即能说会读，列宁、斯大林的一些经典语录张口即来。在二十五岁的没到过中国的副校长心目中，这个聪颖、俊秀的二十二岁中国青年，就有了种鹤立鸡群的感觉。王明当上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是选举的，米夫的欣赏、信任和施加的影响，也是显然的。有了这个基点，再加上“阶级祖国”、共产国际这样居高临下的背景，王明后来平步青云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无论他在中共中央获取多么高的地位，在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终其一生，也只能算个缺乏实践经验的难成大器的书生型人物。
回到本书，王明对东北抗战的重要贡献，是起草了“1·26”指示信、“王康信”和《八一宣言》。前者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孤家寡人路线，使东北的抗日救国运动开始走向正轨，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后者则向全国同胞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明确宣布“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直接导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据说，毛泽东也赞扬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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