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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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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杀你就不错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有抗联老人说：回顾这段历史，没有比毛主席的这段话再切中要害的了。
1929年4月13日，中央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在东北巡视了3个月后，在给“祥生兄”写的《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中说：“满洲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经过相当时日，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
古今中外，领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少走许多弯路，就有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东北来说，自“九一八”事变，到从1939年冬开始，抗日联军不得不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原因多多，一直未能形成一个足以号令东北党和军队的领袖人物，不能不算其中之一。
可“九一八”事变那时的东北，共产党人恰好有了自己难得的领袖。临危受命的罗登贤，一个从名字到事迹都令今人感到陌生的南国青年，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英明、果敢、成熟和远见卓识，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
从奉系军阀到日本侵略者，一直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像罗登贤这样的人物。这次，是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轻而易举地做了敌人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
被撤职调离东北的罗登贤，1933年3月28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任上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5个月后被秘密杀害。
没人知道，曾誓言不驱逐日寇绝不离开东北的罗登贤，在不得不离开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时，会是一种什么心境。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和笔者一样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罗登贤还活着（如果不被调离东北，他就可能活着），还在东北，还是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的抗战之路会顺溜、坦荡多少啊！
他的思想，曾闪电般照亮东北的抗战道路。当历史的进程终于不得不从歧途恢复到它原本的路线时，鲜血、生命的代价，共产党人已经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这种代价，在某种意义上，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是付不起的。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了，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自然环境太恶劣、严酷、苛刻了，几乎不允许犯下任何较大的错误。
这是一个凶险的开头！
战略上的严重失误，使共产党的东北抗战陷入极大的危机和孤立，于是这原本就多灾多难的征程就越发得多灾多难。
第2章 夺枪
“都学列宁好思想”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学习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要学列宁主义，
要当列宁好少年，要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过渡时期不会长，共产主义不遥远，
那个时候新社会，定是人间好乐园；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七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国务院公章和周恩来总理的印章，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唱这首歌时她十二岁，那时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面。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自然引来人居。村子又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而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村”字大都是写在纸上的，北满乡间人们挂在嘴上的是“屯”、“屯子”，南满则大都叫“堡”（音pǔ）、“堡子”。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这时的名字叫崔石泉（为避免引文中引起混乱，本书沿用此名）。他在朝鲜进行革命活动被日寇通缉，流亡中国，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过广州起义。另一个朝鲜（族）人张仁秋，个头比崔石泉还高，外号“张大个子”，黄埔军校毕业。还有一个姓王的汉族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人。半个多世纪后，李在德、李敏还能记得的是蔡平、金志刚、李春满，几乎都是朝鲜（族）人，一看就是有相当文化的人。还有两个女的李秋岳、张英华，二十岁上下，留着男孩子似的少见的分头，让屯子里的人啧啧称奇。
他们都是受满洲省委之命，到梧桐河办学开展革命活动的。
朝鲜民族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流落到哪里，再苦再穷，只要有十几户人家，就要凑钱办所学校，把孩子送去读书。梧桐河村有几十户，只是难觅一个够格的教书先生，这事也就不得不耽误下来了。这回不请自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先生，自然喜不自胜、欢迎不迭了。
李在德当年就上学了，李敏是两年后六岁时背上书包的。
刚建校时只有30多个学生，两年后扩大到200多。连汤原县城，以及依兰、富锦、集贤等邻县，也有人把孩子送来读书。
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学文化，搞演讲。讲马列主义，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人民闹革命，中国和朝鲜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念，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还教唱歌曲，《红旗歌》、《国际歌》、《红军歌》，等等。一到晚上，屯里人都来了，老人孩子也不例外。许多人听不懂，那也崇拜呀，说这些先生了不得，哪国的事都知道。
如果在奉天、吉林（吉林市，当时的省会）、哈尔滨，不用别的，就凭这些歌，特务或军警早出动抓人了。山高皇帝远，满洲省委的指示来得也晚。1930年已是李立三路线末期，9月中央指示现在进行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尚不成熟，汤原县还在积极准备暴动。11月，梧桐河模范学校开办军事训练班，学员是各地选派的积极分子和本校高年级学生，办了3期，每期3个月，培训140多人。这些人大都入党了，“九一八”事变后成了汤原地区党和军队的骨干，其中师团领导就有10多人。他们和模范学校的这些教师，90％以上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在崔石泉领导下，建校当年秋天就发展了第一批5个党员，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为其中之一。第二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赤卫队员都是青壮年农民，武器除了几杆老洋炮外，就是棍棒、农具。李敏的父亲李石远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李敏、李在德都是儿童团员。为了准备暴动，屯里人炒炒面，做干粮，杀牛把牛肉切成块儿，放在热炕上烘烤牛肉干，把房子都烤着了。
梧桐河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
东北民间管“苏区”、“红区”叫“红地盘”。“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满建立了抗日政权的地方，则被称之为“中国地”，生活在“中国地”的人就不是亡国奴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朝鲜人在东北的移民史，和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生存状态。
朝鲜与中国仅一江之隔，冬天冰封雪裹，往来如履平地。逢上天灾，或是战乱，就越江北上，进入中国东北。这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初叶。早期移民大都聚集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后来逐渐深入腹地，乃至遥远的北大荒。据民国政府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为94万，占当时朝鲜海外移民的67％左右，其中加入中国籍的近10％。就是说，30个东北人中，差不多就有1个朝鲜（族）人。“八一五”光复后，绝大部分都加入中国籍，只有少数回了故国。
与我的祖辈闯关东相似的，是早期的朝鲜移民，多因饥馑，属逃荒性质。日本侵占朝鲜，特别是1919年爆发“三一”运动后，移民达到高潮，政治因素也越发明显起来。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出生的李在德，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搜捕，带着一家人越界来到安东（今丹东）的。父亲和一些同志不时回国执行任务，1922年在新义州被捕牺牲。有了这样的经历，母亲成为梧桐河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多朝鲜仁人志士流亡东北，在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还未兴起前，把东北作为反抗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根据地。一些人还继续北上苏联，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辽宁省兴京县（今新宾县）有个叫李东宁的年轻人，在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还受到列宁接见。回到兴京后，在东山沟办了个“马列主义学院”。开学典礼上，红旗招展，鼓号喧天，李东宁留着马克思式的大胡子，穿西服，人称“马克思服”。当地民国官员不知怎么回事儿，也跑来看热闹。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有关专家听说后不信，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宾1918年就有“马列主义学院”了？笑话。
本书将会陆续写到的、后来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像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等，都是在东北参加抗战的民族英雄。
而“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其成员大都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者统治压迫，奋而反抗的朝鲜（族）人。
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满特委工作报告第二号》中说：“现在南满党员共二百人”，“中国人七，韩国人一百九十三”。
1932年9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我们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少数民族韩国人身上，所有中国同志还不过一百余人。”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
毫无疑义，这些朝鲜民族的中共党员，是最初的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与此对应的，是那些为虎作伥、被称做“二鬼子”的朝鲜（族）人。
笔者上个世纪末采访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提起伪满时期的朝鲜（族）人，都说那时高丽人“打腰”（吃得开）呀。
自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日本即推行其“皇民化”政策，以所谓“内鲜一体”（“内”即日本本土，“鲜”即朝鲜）为名，宣称日本人与朝鲜人“同根同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则宣扬“五族协和”，“日鲜蒙满汉”，侵略者把自己列为五族之首，朝鲜（族）人排第二，培养他们的优越感。方法是任用朝鲜（族）人当官吏，各种配给也优于后三族，学生入学也格外照顾。把满族排到倒数老二的“满洲国”，蒙族满族汉族人被征入伍，是当“满军”；朝鲜（族）人就参加关东军，成了“皇军”。如此“打腰”，当然不是白给的，你得改成日本姓名，忘了祖宗，替日本人卖命，做走狗，当炮灰。
“我来奉天上任之初，曾就此事与田中首相进行过充分的商谈，一致认为，应致力于对朝鲜人的保护与扶持，以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重要手段。”“利用朝鲜人向满洲进行渗透，总比日本人抛头露面更富于隐蔽性。”
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讲这话时，还是“九一八”事变前，所以用的是“渗透”、“隐蔽性”的字样。
镇压，收买，挑拨离间，制造民族隔阂。“隐蔽性”是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的，日本人明白利用走狗的好处。对于汉族人，说高丽棒子共产党，和日本子一样没安好心，想占满洲的地盘；对于朝鲜（族）人，说满洲人是胡子，你们不当日本子的亡国奴，帮着他们把日本子打走了，不还是给他们当亡国奴吗？侵略者给予朝鲜（族）人的特殊利益，使一些汉族人的仇日心理不自觉地转移到朝鲜（族）人身上。一些朝鲜（族）人则依仗日本人撑腰，强占汉族农民的土地，打骂汉族人。一些汉族人也以牙还牙。有的山林队不分青红皂白，见到朝鲜（族）人就以走狗论处。
1932年7月13日，珠河特支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中韩民族感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相当恶劣。
1935年前后，苏联将居住在远东地区的朝鲜人集体迁移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原因不言自明。
在对应的两端之间，更多的朝鲜（族）人是选择了老实干活、种地。
朝鲜人善种水稻，移民东北，也把种植技术带到东北。那时在乡间看到稻田，就能看到穿着白色衣裤的朝鲜（族）人，就知道是“高丽屯”了。据“九一八”事变前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东北有17余万垧（一垧为15亩，或10亩，故有“大垧”、“小垧”之别，一般北满为大垧，南满为小垧）稻田，90％以上为朝鲜（族）人耕种。朝鲜（族）人之家非常简单，除了农具，一点儿炊具、铺盖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了，连鸡鸭鹅也很少饲养。这是为了迁移方便。所到之处全是荒野，第一年地租全免，第二年开始交租，3年后达到5成左右。加上“二地主”（又叫“二房东”，类似于今天的二次承包人）的盘剥，地租可达七成，拼死拼活干一年，也难糊口。逢上灾年，那就只有继续迁移、逃难了。
那时人们管水稻、稻子叫“精子”，大米叫“精米”。如今东北乡间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些人仍然叫“精子”、“种精子”、“精米”、“精米饭”。笔者小时也这么叫。写这些，是因为后面还将写到“精米所”，在此先做解释。
如今都说“朝鲜人”、“朝鲜族人”，当年的文件上大都是“韩国人”，民间大众则叫“高丽人”，有的还在高丽后面加个“棒子”。不光有“高丽棒子”，还有“山东棒子”。东北为移民之乡，主要是山东、河北两省人，后者被称做“河北老奤（音tǎi）”。像后面将会写到的抗联9军军长李华堂，河北滦县人，就被称做“李老奤”。“老奤”的出处和意味，笔者未能寻得。山东人倔、直，说话、办事不大会拐弯，像棒子似的。朝鲜（族）人性格和山东人差不多，就都被加个“棒子”，不无贬义，却也贬不到哪儿去。1939年除夕夜，金日成和抗联1军老兵文广魁，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片底子密营，金日成说：你是“山东棒子”，我是“高丽棒子”，咱俩搓包米棒子煮包米粒子，这叫“三棒子过年”——此为后话了。
李在德的父亲牺牲后，在安东待不下去了，母亲带着她和六十多岁的奶奶，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北上哈尔滨，又辗转来到梧桐河，也是种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辈的人生轨迹，也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说，那时他们管中国叫“大国”。有时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东北军来了，就往家里跑，说“大国”的兵来了。
“九一八”事变了。下雪之时陆续见到北撤的东北军，许多是溃兵。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都提心吊胆的，有点儿风声赶紧藏起来，平时则把锅底灰抹脸上，再尽可能穿得破烂点儿。而今中国和世界都在选美，那时就是竞丑了。这样，一旦躲避不及，也能降低点儿风险。
“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说的是东北人过春节，在吃着“好嚼裹儿”（东北方言，指“好吃的”）的同时，也开始了一年中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村镇都组织秧歌队，扭秧歌，踩高跷，二人转等戏班子也空前活跃，走村串镇演出。这样闹腾到3月，锣鼓、唢呐声逐渐息了，庄稼人就开始张罗备耕，为一年的生计忙碌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能歌善舞的编在表演队，口才好的编在讲演队。讲日本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到咱这地界来了。讲日本子占领朝鲜17年，在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坏事，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中韩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子赶出去！
四十多人的宣传队，十五岁的李在德是最小的女队员，这也是她参加的第一次抗战活动。她是表演队的，每天除了扭秧歌、跳舞，就是走路。冰天雪地嘎嘎冷，经常在齐膝深的雪中跋涉。先是脚打泡了，后是腿也肿了，她一声不吭。到个屯子真想歇一会儿呀，可一看到乡亲们围上来，就什么都忘了。
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妈个巴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跟日本子干！
抗联后期名将、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就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讲后，走上抗战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见到鬼子的时间，记不大准了。日军是1932年春进占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5月20日占领佳木斯，10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的一个小队侵入汤原县城，驻在“聚木号”——自然应该在这之后了。
那天早晨，母亲让她去邻村送封信。母亲是汤原县委委员、妇女主任。她常替母亲送信，周围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几里、几十里，约上两个小伙伴就走了。
回来快进屯时，路边草垛旁站着四个鬼子。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脑后背着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冲着三个小姑娘叽里哇啦地吼叫着。
李在德兵见得多了。穿着灰不灰、蓝不蓝的军装的东北军，冬天穿乌拉（东北地区冬天穿的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编者注），戴狗皮帽子。还有百姓打扮的，不是兵却扛着枪，祸害老百姓的胡子。这么一寻思，好像也没怎么寻思，心头已明白几分，知道眼前就是他们天天喊着要打倒的日本子。那明晃晃的刺刀怪骇人的，不过让她多看几眼的，还是那钢盔。参加抗联后，她也戴过钢盔，当然是缴获的，平时也那样背在脑后，还用它烧水做饭煮野菜。可这一刻，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挺奇怪，这日本子打仗，怎么还都背口锅呀？
两个小伙伴都比她小，见的世面也少，都吓哭了。后来她想，如果妈妈在身边，她也可能会哭的。这时就想，俺可不能哭，得挺住，一颗心还是突突直跳。再一想，父亲就是眼前这样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紧了拳头。
鬼子大队和一些伪警察早已进了屯子，挨家挨户搜查、询问共产党。好多党团员就在屯子里，大家都咬定不知道，这里没有共产党。红地盘的人，心齐呀。
敌人把人都驱赶到个场院里，四周站上岗，迎面架起机关枪。一个留撮“鼻涕胡”的军官，“叽里哇啦”一阵子，一个伪警察就翻译一阵子，翻来覆去就是两层意思：一是“大日本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的，你们不要害怕；二是谁看到共产党的行踪，要马上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知情不报，就死了死了的。
“‘王道乐土’——死了死了的”歇后语，先是出自模范学校学生之口，很快大人小孩都传开了。
见押过来三个小孩，那个伪警察就上前问：你们都是这屯子的吗？李在德说是。伪警察又问：你知道这屯子谁是共产党吗？李在德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伪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产党就是共匪，不说实话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十五岁的小姑娘，这时反倒更加镇定了：俺只见过几伙扛枪的人，进屯子抢东西，把俺们都吓跑了，不信你问大伙。
一个鬼子指着人群前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用三角眼瞪着李在德。那个伪警察就指着壮汉道：他是不是共产党？
一个屯住着，都认识，不知道名字。就说：他是崔大叔，庄稼人，种地的。
崔大叔确实不是共产党，但她看到了几个共产党，而且估摸着母亲也在人群里。
后来，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小丫头真“砬茬”（精明强干、不好惹）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叛徒。就一个叛徒，县委书记裴治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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