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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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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洽，姓爱新觉罗，1884年生于奉天省兴京县，为溥仪的远支宗室。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多门当时任教官。之后，曾在保定军官学校执教，任奉天讲武堂教育长、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处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军事处长、吉林督军署参谋长。这个念念不忘复辟清朝的复辟狂，是搞清朝复辟活动的宗社党巨头之一。他在吉林组织了一个“冷社”，网罗一帮清室的遗老遗少，吟诗唱和，抒发复辟的理想和对民国的仇恨。谈起国家、社稷，他愤愤地道：我的国家早亡了！
“满洲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讨论各部次长和重要司长的人事安排。清一色汉奸的各部总长们，心里当然都有自己的一套人马了。没想到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首先亮出一个名单，全是日本人。会场死寂好一阵子，熙洽开腔了：“满洲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个日本人做顾问是可以的，安排这么多人做官成何体统？新政府刚成立，军部也没和我们说过，这个人事安排方案是谁做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熙洽敢说话，一是自恃“建国”有功，日本人不会把他怎么的；二是对自己没当上总理大臣，只弄了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不满；三是溥仪是“执政”，不是皇帝，如此还怎么复辟大清朝呀？
驹井当然有备而来，况且这是第一次“内阁会议”，必须立下规矩，使这帮东西知道自己是些什么货色，是干什么的，从此服服帖帖的。
曾为日本在华浪人头目的驹井，当即猛地站起来，声色俱厉、“理直气壮”地道：“满洲国”是怎么成立的？难道不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吗？日本在满洲建设“王道乐土”，诚心诚意地希望“满洲国”将来能够富强康乐，这是必须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才能获得的。日本政府派遣它的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你们应该表示欢迎，而不能稍有敌视和怀疑。
又道：在成立新政府的时候，你们哪一个没有伸手接过关东军的“机密费”？把钱拿到手，有什么资格出来捣乱？！
像训狗似的被训了一通，谁还敢说什么？
有敢说的。
郑孝胥，1860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清进士。曾任清朝驻日本公使馆秘书，驻东京领事，神户、大阪总领事，之后为广西边务督办、湖南布政使、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1907年辞官后从事实业和公共事业，辛亥革命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依然留根辫子，门上插着黄龙小旗。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都曾屡次请其出山，一概拒绝，一心复辟清朝。1923年经帝师陈宝琛、庄士敦推荐，到得溥仪身边，从此成为溥仪的知音和须臾离不开的拐棍。
凭借对日本朝野的熟悉和感觉，郑孝胥把复辟大清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1924年底，是他力主溥仪“避进”日本公使馆，使溥仪从此走上不归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郑孝胥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那儿摸到一种动向，即去日本访问。所到之处，被视为中国宣统皇帝的代表，与许多大人物，如近卫文麿、宇垣一成、米内光正、南次郎等人，频繁接触，他的话题都离不开“复辟”。“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天津与土肥原密谈，再秘密潜往东北，都是郑孝胥具体与日本人协商、操办的。
有了郑孝胥的这一切，在东北抢了头功的熙洽，自然就当不上伪国务院的总理大臣了。
国务院各部总长是中国人，次长是日本人，所谓“小二管大王”。唯独总务厅连装模作样也不要了，干脆一步到位，厅长从来都是日本人，其举足轻重也就不言自明。驹井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郑孝胥这位“总理”也不在话下，而郑孝胥对驹井也不买账。久而久之，针尖、麦芒就对上了，驹井一来总务厅，郑孝胥就拂袖而去，闹得国务院连会议也开不成，后来郑孝胥竟自闭门不出，不去上班了。1932年9月9日，更进一步，提出辞职不干了。
9月15日，日本驻“满洲国”大使，要和“满洲国”总理签订《日满议定书》，我就不信这工夫能把我这位总理大臣撤了。郑孝胥肯定是这么想的，他无疑是抓住了这当口的日本人的七寸。而在“满洲国”的大小汉奸中，能走出这样一着狠棋的，也算凤毛麟角了。而他最终的那种结局，也就在这一刻注定了。
对日本人官吏，要完全相信，亲爱和睦，同心同德，使他们的职能才干得以发挥。
特别是各省的总务厅长，乃是诸卿最可信赖的人，因此，对他们要以赤诚相待，同心同德，辉煌地完成地方行政管理工作。
这是1935年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文字。这时距郑孝胥以辞职要挟关东军已近两年半了，离他被免职可是只有不到两个半月了。
关东军被郑孝胥这着狠棋弄得手忙脚乱，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说服、解释，竭力挽留。郑孝胥咬定驹井武断专行，坚决表示有驹井在总务厅，他就不能当这个“总理”，把这位后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答应签署议定书后，驹井走人——“满洲国”国务院第一任总务厅长，只干了不到七个月就下台了。
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人参加满洲国当官吏，是为了帮助满洲人，把新国家建设好。结果是，当满洲国官吏的日本人，以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压迫满人，这是很不对的，这种现象，不应该继续下去……
这本是日本政府的官样文章，说说好听而已，问题是郑孝胥却当真了。他与武藤信义签订的《日满议定书》，开篇就是“日本国已经确认这一事实：满洲国是一个根据居民意思而自由成立的独立国家”。他认为日本人当官吏是出于援助的好意，驹井这些人揽权是违背日本政府的本意的，是这些人的错误。“满洲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只要赶走了驹井这些人，他们就可以独立、自由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复辟大清朝了。
熙洽被驹井训了一顿，憋气又窝火，也只有憋着窝着。
眼瞅着溥仪“执政”一年多了，还没有改帝制的迹象，熙洽按捺不住，唆使手下纠集前国会议员和满族“遗民”几百人，在“新京”一所小学内集会，请愿实施帝制。会正开着，日本宪兵冲了进来，与会人员顿作鸟兽散。
终于听到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盼来的却是“满洲帝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你关东军不支持，日本政府不一定不支持，熙洽不服这个劲，也咽不下这口气。不久，利用访日机会，带上大批珍贵文物，拜访了几位重要人物，都碰了软钉子。倒是已经离职回国的本庄繁够意思，“老战友”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日本援助满洲民族……谋求独立自治，并不是援助满清复辟。这一点尤应注意。”
一年后，熙洽升任宫内府大臣——官大了，权没了，因为失宠了。
总让人觉得脑后拖根辫子的郑孝胥，下场更惨。
1935年5月，郑孝胥在王道学院讲演，借题发挥道：“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应让它自己走走，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早已准备寻机下手的关东军，待其回到家里，就将其官邸包围起来。郑孝胥赶紧给南次郎打电话，算是免遭逮捕。11日，南次郎去伪皇宫勤民楼，向溥仪宣布“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
庄士敦这位溥仪的洋帝师，对郑孝胥评价甚高，说他“是当代中国同代人最有学问和成就的一个”，“不看重高官厚禄，也不玩弄权术”，“不是一个政客”。
无论他是不是政客，都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而不当民国的官，不要民国的钱，却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拿了60万的“建国功劳金”（驹井所说的关东军的“机密费”），不惜借助侵略者之手实现复辟梦的人，又能算是一种什么东西？
“要啥给啥”
南次郎话毕10天后，张景惠取代郑孝胥，出任伪国务院总理，直至“满洲国”垮台。
张景惠，1872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年轻时卖过豆腐。这个中等个头，没有文化，好像只有一身蛮力的“豆腐匠”，精明圆滑，能说会道，三教九流什么人都交，跟胡子头、有钱大户也能称兄道弟，什么名分没有，却颇是个人物。这种人物一旦有机会，就会成精。
日俄战争，胡子蜂起，各地自筹饷械编练保甲维持治安，八里台编集保甲百余人，张景惠为甲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挂“长”。当时新民、台安两县势力最大的胡子，是杜天义、张作霖两股。县知府条陈盛京将军，准许收降一股，剿灭一股。张景惠与杜天义是干兄弟，与张作霖是把兄弟，居中勾结张作霖投降，又只身到杜天义的队伍中为内应，将其打垮。张作霖投降后任管带，张景惠为帮带，自此成为东北军的元老级人物，团旅师一路长上去。“九一八”事变时，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
事变第二天，板垣即到沈阳西关的张景惠家里，请他出山，许诺拥他为东北的最高首领。张景惠说我无兵无械无钱，能帮你什么？板垣当即允诺供给步枪3000支、金票30万元，用作招兵买马，并用专车送张景惠及武器回哈尔滨。日军占领哈尔滨，他即带头欢迎。之后在关东军操纵下，又由他促成了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巨头会议。“满洲国”成立后，任伪参议府议长，仍保留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之职。马占山重新举义抗战，他又接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
溥仪能把戏演得让天皇的母亲流下眼泪，张景惠的本事是使与他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觉得他老实、忠厚，可以信赖。
看过《我的前半生》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日本人，溥仪好像一个也没交下。张景惠正好相反，许多各种各样的人都为他说话，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大桥告诉他：郑孝胥的舆论很不好，可能得下来。以阁下之功之德，很有希望继任总理大臣。
老谋深算的“豆腐匠”，什么看得不明白？做梦都在想，却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道：我是个粗人，哪敢想这个呀？不过嘛，要是能有像阁下这样理解我们满洲人的人当总务厅长，我也敢仗着胆试试的。
这总务厅长才是真正的总理大臣，哪个日本人不想干呀？于是，大桥有机会就为张景惠鼓吹，特别是向关东军方面宣传，说张景惠如何忠厚，有度量，能容人，是难得的宰相之才。
5月下旬，南次郎召见张景惠，说明意思，张景惠一脸惊异状：我是个粗人，不识字，当个参议府议长和军政部大臣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能胜任总理呀？
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是“满洲国”这个怪胎的助产士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1）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来衡量，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溥仪。”
作为东北军的元老，又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其实正是张景惠不会跟张学良或蒋介石合作的理由。张作霖被炸死后，他是极力反对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东北大权的人之一，张学良就把他弄去南京，干了个闲差。而且，如今“建国”已经三年多了，即便没有郑孝胥、熙洽的教训，他也会干得比郑孝胥更令主子满意的。
“日满一德一心”、“全力支持亲邦圣战”是溥仪的口头禅。而张景惠的卖国求荣的妙诀则是“要啥给啥”，即日人要啥，他就给啥。
“国务院”每周一次的“国务会议”，只是形式上的内阁会议。真正的是由总务厅长主持，各部次长参加的“火曜会”（日本将周日至周六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表示，周二即为“火曜日”），然后再由“总理大臣”主持“国务会议”。自张景惠升任“满洲国”第二号汉奸后，“火曜会”提交的议案、决策，几乎都是原封不动地举手通过。
每天上午10点上班，张景惠的工作，就是抄写《金刚经》。有文件需要批阅，溥仪就是个“可”，从未写过“不可”。张景惠文化不行，看不懂，也不看，就盖个章了事，人称“盖章总理”。
从南次郎到植田谦吉、梅津美次郎、山田乙三，历任关东军司令官对张景惠的印象都非常好。而在此十年间，关东军为了便于操纵，对身居要职的汉奸频频调动，有人被调动达六次，唯独张景惠安如磐石，人称“铁杆总理”。
1937年9月，张景惠访问日本，见到近卫文麿首相。谈到七七事变后的侵华战争，近卫表示忧虑，张景惠即道：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我看可以先把华北拿下来，树立一个新政权，或者跟我们“满洲国”并为一体。因为华北对于日满是太重要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这是首相阁下所深知的。
近卫面露喜色，问道：以阁下所言，先来一个华北政权，谁做首领比较合适呢？
张景惠略加思索，道：我看先找出吴佩孚过过渡，不然拉出张作相也行，待条件成熟后再由“满洲国”皇帝兼领。
张景惠走后，近卫对其左右说：这个人不错，大事不糊涂。
“九一八”事变之初，本庄繁和土肥原在给裕仁天皇的电报中，是这样评述张景惠的：“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这与花谷正所言选中溥仪的4条，是相辅相成的，即用谁首先得听话、合作，是个奴才。不过，本庄繁和土肥原的这番评述也先入为主，使日本朝野认为这是个粗俗昏庸的家伙。这回受到近卫夸赞，一些要人就想看看这位以老实、忠厚闻名的伪满总理大臣，是如何得“大事不糊涂”。结果发现过去真是误读了，这人不光是个奴才，还是个人才。
且看他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写的《回忆张景惠》中的一个自然段：
全国省长会议，每年在总理官邸召开1—2次。当着战争的长期持续，就势必引起消费物资匮乏的事态，市民怨声载道，日甚一日。正当此时（1943年秋——笔者），在省长会议席上，某省长执拗地大鸣不平，与事务部门纠缠喋喋不休，反复论战。此时，迄未发言，一直默默静坐的张景惠，陡然起立，以震撼整个会议大厅的大声呵斥说，“肚子饿了，要系紧裤腰带，盟邦现在是赌着国运进行殊死的酣战中，胜了满洲国当然也会分享余庆的。像这样大鸣不平，是断然不能允许的。”我在张景惠的侧近十数年，从未见过以这样激昂的声调讲过话。正因为这样，那整然危坐令人生畏的关东军的猛士们，也为之哑然，而会议也在这一喝之下，宣告了闭幕。
“仇日之深不如恨走狗之切。”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中的这句当然不无前提的话，也是代表全体抗联官兵说的。
伪第5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原是黑龙江省国防警备处参谋长，曾随马占山抗战。1932年1月，代表马占山与日军谈判时，如离弦之箭，一去不归。
王静修的秘书岛村，被他称为“顾问”，并让这位顾问搬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自己的印章交给岛村。各处处长送来文件，请司令官审阅批示，王静修就说给顾问吧。岛村也不客气，就代阅代批。有什么事请示，王静修问顾问知道了吗？说知道了，他就说按顾问的意见执行吧。有部下说：岛村是个文官，不懂军事，出了问题怎么办？王静修说：他有特殊使命，日本人嘛。
一次酒酣耳热之际，伪治安部大臣邢士廉的顾问元泉馨，拍着邢士廉的肩膀说：大臣，你就好好地喝酒好了，一切事都归我来做。我就是大臣的“太太”，家务事全有我呢，你就高高安坐当主人吧。邢士廉笑道：我有你这样的“贤内助”，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喝酒了。
伪第3军管区中将司令张文铸，原是黑河镇守使署参谋长，人挺正经，生活也检点。当了汉奸，为了使主子放心，竟捧起杆烟枪。
从张景惠到邢士廉、王静修、张文铸，这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他们精心揣摸主子的心理，共同的特征是装憨扮傻。因为他们知道奴才与主子是种什么关系。
张景惠妻妾很多，五妾不甘寂寞，与人通奸。张景惠密令马弁，将其杀掉。死者母亲状告张景惠，要他偿命。日本宪兵队将凶手抓住，真相大白，可这事怎能危及张景惠的政治命运呀？南次郎命令宪兵队压制原告，让张景惠负责殓葬死者，再给原告一笔钱了事。伪检察院得知此事后，要弹劾张景惠，也被关东军压制下去。
熙洽荒淫无耻，竟与儿子同嫖一娼，吉林市民无人不晓。可他若不是大事糊涂了，这又算个什么事呢？
“谱写满洲国史第一页的栋梁人才”
“九一八”事变，枪炮声骤起，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即给荣臻、王以哲打电话，要他们速来商讨对策。据说，这时收到一封南京军委会的电报，告知是日军演习，要东北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免生误会。这样，一颗心踏实到天亮，不对了，日军攻占北大营后进城了。臧式毅立即派人去与日军交涉，同时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有人劝他也走，这位黑脸、大眼睛，背地里人称“臧大眼珠子”的省长，瞪起眼睛：我是省长，乃一省之父母官，这种时候怎么能离开？
此时，臧家所在的工部衙门胡同，已被日军监视。当天，日本宪兵队将臧公馆包围，大肆搜查后，将臧式毅带去大西关五纬路一家民宅，软禁达3个多月。
应该说，对臧式毅来说，这是备受煎熬的100来天。
据说，他开头挺硬气。好吃好喝，也吃也喝，就是不说话。无论日本人，还是汉奸，也无论好言劝诱，还是吹胡子瞪眼睛，一概瞎子、聋子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日本人和那帮人模狗样的东西气得七窍生烟。没人知道他那颗心是否真的无动于衷，但是逐渐地就十五个吊桶打水般七上八下了。
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权衡上下左右的利弊得失，思索、设想、选择自己的人生及未来。连张景惠那样的“豆腐匠”，也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他什么不明白？是千古流芳，还是万世唾骂？最后还是背叛了这片生他养他的黑土地，成了人模狗样的汉奸。
日本人对张景惠看走眼了，对臧式毅可是看得挺准。
1885年生于奉天城南农家的臧式毅，是靠着伯父资助得以读书并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陆军振武学校的。从1920年任黑龙江督军公署参谋，到十年后的辽宁省主席，这是个无论在谁手下都会让上司很快感到离不开的人物，靠的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精明、才识和干劲。他是奉系新派骨干，力主改革，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的奉系注入活力。新派首脑张学良，对他更是赞赏有加，说他做事一板一眼，有条不紊，作风踏实，让人放心。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势力南达苏皖。杨宇霆任江苏督办，指名要臧式毅赴南京管理军务、政务。不久，地方军阀卷土重来，奉军三面被围，臧式毅在下关冒死送杨宇霆过江后，力战不支被俘，半年后获释。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奉军主力仍在关内，局势紧张而又微妙，谁也搞不清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臧式毅力主内紧外松，秘不发丧，对外声称张作霖只是受点轻伤，与日本人周旋，同时派人去北平让张学良出关，巧妙地化解了当时的紧张局面。
张学良除掉杨宇霆、常荫槐后，深受杨宇霆信任、倚重的臧式毅，不但没受株连，反倒接替杨宇霆担任了东三省兵工厂中将督办，并提拔为东北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任伪奉天市长，一个月后让位于赵欣伯。这个赵欣伯本是文人，当了市长后亲自率领伪警察巡街，并不断受命去劝降臧式毅。日本人当然喜欢这样的奴才了，不过更希望的还是像臧式毅这样的奉系精英，也能成为奴才。他们不是为看走眼了张景惠而欣喜吗？
在伪满，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会几句日本话，似乎也能使侵略者有种亲近感，更不用说曾留学日本的臧式毅了。对这种人通常是要区别对待的。臧式毅愈是冷淡，一言不发，也就愈能吊起他们的胃口。而且，无论他们怎样把“满洲事变”说得冠冕堂皇，师出有名，那内心也是虚弱的，也就需要几张老面孔当招牌。“四巨头”会议后，虽然马占山又反了，可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吉林省长熙洽、辽宁省长臧式毅等等，不还都是原来的老人吗？怎么能说这“满洲国”是伪的呢？
日本人给臧式毅出的第一道试题，是用张作相在东北建立个特殊政权，还是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臧式毅并未明确表态，只说他愿与熙洽合作，一切以吉林的主张为主张，采取一致行动。
刚解除软禁的臧式毅，好像还有点儿忸怩作态，宁愿当个坐车的，不大想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快、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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