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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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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解除软禁的臧式毅,好像还有点儿忸怩作态,宁愿当个坐车的,不大想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快、太远。可既然当了奴才,还由得了他吗?

“满洲国”民政部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奉献给主子的“杰作”之一,是1932年7月伪民政部公布了县的“官制”,在县长下设置“小二管大王”的日本参事官(后改称“副县长”,在边境地区则直接由日本人任县长),并在一些重要部门配备日本指导官——前面写过、后面还将写到的不断被抗联打死的指导官、参事官。

就实际工资而言,“满洲国”各级机构中的“小二”,相当于“大王”的2至3倍。这注定是要引起“大王”们的不满的。怎么办?发“特别机密费”,每年达百万元以上,由总务厅长这位真正的大王统一掌管,每月分发。郑孝胥1万元,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各8000,赵欣伯等人7000,依次递减。至于溥仪这个“皇帝”,每年帝室费用即达80万元。

那时的1元钱,能买5斤左右猪肉。

日本人称赞臧式毅为“谱写满洲国史第一页的栋梁人才”,其实郑孝胥、张景惠、熙洽都是这样的“人才”。郑孝胥“不识时务”,一心复辟,还鼓吹“国际共管”,拿下。只是郑孝胥官帽再大,也是个外来户,在东北没有根基,熙洽等人就不同了。熙洽在上边犯“下”作乱,下边那“大王”们的腰杆子好像就硬了些,“小二”们的事就有些难办。臧式毅虽然不像熙洽那样,也是土生土长,在东北经营多少年了,比之“老实、忠厚”的张景惠,这等“精英”也是不得不防的。况且招牌也有用腻的时候,奴才也是自己提拔起来的用着顺手。

1934年12月,由关东军司令部特务部策划,伪民政部主办,将伪奉天省拆解为奉天、安东、锦州3个省,伪吉林省拆解为吉林、滨江、三江、间岛4个省,伪黑龙江省拆解为龙江、黑河两个省,东省特别区取消,顺势拿下臧式毅、熙洽、张景惠、张海鹏(热河省长)等人的省长(行政长官)的官帽。第二年春天,臧式毅的民政部长和熙洽的财政部长又没了,后者前面说过当了宫内府大臣,前者成了参议府议长,都被高高地挂起来了。

官大了,权没了,腰包可是鼓起来了——上述4人在被免去兼任的省长(行政长官)时,每人又揣进了30万元现金。

在主子眼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钱财吗?

臧式毅兼省长时,通过他的秘书长曹承宗卖官。好县份的县长官帽,一顶几百至上千元,差的几百元,最差的也不低于200元。

据说,“九一八”事变前,臧式毅是挺清廉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后,张作霖发誓彻底改革奉军。时任东北陆军管理处参谋长的臧式毅,主要职责是改革奉军,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将校尉军官。那时要有贪念,能捞多少银子呀?

“要啥给啥”的张景惠,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粗人”,常把“妈个巴子”挂在嘴上。据说,臧式毅嘴上是没有这句东三省的“省骂”的。可这个自当了奴才就知道自己不再是人才了的“臧大眼珠子”,那心头会不会也在骂:妈个巴子,兴你们要啥给啥,就不许我能捞就捞呀?反正这妈个巴子的“满洲国”也不是我的!

即使你们暂时穿上日本军服,我也不责备你们

1931年9月22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召集团长、处长开会,研讨如何应对目前局势。

以3团长田德胜为首的一些人认为,以咱们这点兵力与日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从长远看,还是降了,以图将来。另一些人认为军人守土有责,况且上峰未说束手不抗,应该边抗边请示。还有人认为东边道偏远,日本人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而且眼下局势还不算明朗,主张看看时局发展再行定夺。

其实,应该说是老狐狸的于芷山,已经八九不离十地拿定主意了。开这个会,他只想摸摸这些人的脉搏,并使自己的想法更趋完善。

首先到来的,是以袁金铠为首的伪奉天维持会和熙洽、张海鹏等人的劝降信。很快,驻凤城日军的信也到了,威胁如不及早投降,日军将进迫东边道镇守使署驻地山城镇。

于芷山答应投降,但请日军暂时不要进驻东边道,由他负责维持东边道地区治安,关东军只要供给军饷、弹药就行了。他一面派人去奉天关东军司令部交涉军饷、弹药,同时派出亲信去北平,请示张学良。

在此期间,这个仪表堂堂、颇像个男子汉的上将镇守使,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

1883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的于芷山,生性粗野好斗,且机敏过人,属于那种高智商的乡间无赖。十七岁投奔辽中地区著名胡子头杜立山,杜立山被胡子出身的清军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打垮,大小匪首数十人被杀。张作霖见于芷山少年英俊,收为随身马弁。于芷山感恩戴德,以死效命,由哨长、排长而警察分局长,再团长、师长、军长,一路高升。生逢乱世,尚未长大成人就操起枪杆子,他深知这种吧一家伙就能打死人的东西的分量,也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眼下,到底鹿死谁手,还得走一步、看两步。而无论日本人占住东北,还是张学良打回老家,他的分量都是与枪杆子的分量成正比的。

10月初,山城镇来了个不速之客,原关东军大佐、炸死张作霖的元凶之一的河本大作。于芷山热情款待,河本说要去西安煤矿“视察”,于芷山即派一个连一路小心护送。而河本也未负他的这份殷勤和苦心,后来努力为他投降牵线搭桥。

10月中旬,派去北平的亲信回来了,带回张学良的指示,大意是:日军侵略东北问题待中央来解决,你们暂时可以采取应付手段,即使暂时穿上日本军装,我也不责备你们。

从士兵到将军,十四年间没有伪军穿上日本军服的,再铁杆的汉奸也穿不上。倒是殊死抗战的抗联官兵经常穿着日军服装,特别是后期。那是从变鬼的鬼子身上扒下来的,是为了生存,为了打鬼子。而一些人模狗样的东西,还穿着蓝灰色的东北军服装,就跟鬼子穿上连裆裤了。

“九一八”事变后,最早把枪口对准自己同胞的卖国贼,是洮辽镇守使张海鹏。

黑脸上凹凸不平,人称“张大麻子”的张海鹏,辽宁省黑山县人,原是个胡子头,报号“大祥字”。有卜者给张景惠相面,说他是星宿下凡,南极仙翁降世,福大寿大,谁也奈何不得,他便乐不可支。这个张海鹏则自称张飞转世,到哪儿见到关帝庙,倒头便拜,口称“二哥”。郑孝胥、熙洽念念不忘大清,他则极力拥戴溥仪称帝。同样出身绿林,同为镇守使,军衔中将,职务到师长就顶天了,除了老资格和年纪比于芷山大十五岁外,样样都在于芷山之下,这一切都酿成了他对张氏父子的不满,是其很快投敌卖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变之初,张海鹏曾打算把他的4个骑兵团化整为零,沿洮(南)昂(溪)线布防,抗拒日军北犯。接到荣臻、张学良电报,均示避免冲突,放弃抵抗,那就不抵抗,等你们的高见妙招吧。只是他这种人,对这种当口是极敏感,且能把握“机遇”的。这世道又乱了,而乱世正是大展身手、大捞油水的时候。一向嫌官小了的镇守使,借口民意,自封为蒙边督办,把镇守使署改称蒙边督办公署。

张海鹏与驻洮南满铁公所所长河野正直,素有交情。由他递话,张海鹏就接待起日本人了。先是来了关东军一个小队,张海鹏派参谋长接待迎送,自己也亲带卫队确保安全。9月26日,又来了4个关东军参谋,来招降的。当然不会空手套白狼,有金票26万元,三八大盖万余支,皮棉被服万余套。

奉系的一大特色,是胡子头当了东北王,部下亦多绿林出身,也就难免绿林印迹,其一就是奉军中的私枪私马传统。虽经不断整军、改革,在国防军中早已绝迹了,一些省防军还是难以根绝。比较典型的就是张海鹏的4个骑兵团,这时仍有相当数量的私马。而这一刻,26万元金票,万余支(套)大枪、被服,不也是大大的金票吗?“张大麻子”那满脸麻子都金光灿灿了。

而于芷山屡次派人去关东军司令部,联系、交涉军饷、弹药供给问题,不但没得到,日本人反倒要干掉他。

从军事、经济、地理,到风俗人情,被人类通称为“间谍”的日本人,早已把中国跑得差不多了,更不用说东北了。“中村大尉事件”,不过冰山一角,土肥原那“东方劳伦斯”绝非浪得虚名。这些居心叵测的鬼子,更关注的当然还是人。从溥仪到本章这些人模狗样的汉奸,哪个应该如何利用,能够利用到何种程度,在关东军司令部某部门的档案柜里,白纸黑字早有分析、判断、结论,并不断增加厚度。对张景惠的走眼,不过一时的表象,骨子里是把他看个底掉的。

暂时采取应付手段,穿上日本军服也算手段之一,也不受责备。有了张学良的这番话,于芷山应该有了定心丸。在他看来,无论大帅,还是少帅,谁也不会丢下东北不管。没了东北,奉系、奉军还“奉”什么呀?还有国仇家恨,少帅肯定是要回来的。文的回来,狗皮一扒,咱老于还是少帅的人;武的回来,充作内应,那就是功臣了。

于芷山的第一个动作,是下令部队取消对日军的防御部署,并停止构筑工事。同时,与日本人联系、交往也更频繁、大胆了。

唐聚五在桓仁举义,于芷山派兵镇压,直至翌年2月唐部主力溃败。

于芷山明摆着是走上邪路了,就算是演戏也要弄假成真了。日本人似乎也认可了,终于发来军饷,而且出手挺大方,一下子就是50余万元,算是犒赏“讨匪”有功。

但是,在此期间于芷山仍然不间断地向张学良请示汇报。

这年春天,“国联”调查团来东北,又给于芷山打了针强心剂。在他看来,日本再强大,也大不过国际联合力量,于是就越发往张学良这边靠。

脚踏两只船的于芷山,无疑是在等待、观望,看鹿死谁手,再决定取舍。用东北老话讲,叫“两头赌”:谁赢了我都跟着沾光,起码弄个保本。

张海鹏利欲熏心,有奶就是娘,谁奶子大跟谁走。张景惠对张学良也心怀不满。而于芷山无论后来怎样为日寇效劳,在未完成质的蜕变之前,与张海鹏、张景惠一类还是有差别的。张氏父子待他不薄,他是感恩戴德的。这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前面说了,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更乐于效忠张学良,而不是弄顶汉奸的帽子,遭后人唾骂。

在被软禁的3个多月里,臧式毅是能够看到报纸的。无论那是不是日本人精心选择的,以臧式毅的精明,能不明白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吗?江桥抗战失利,张学良不出关,他是不是绝望了?在促使他堕落的种种因素中,或多或少,这是不是个原因?

而在胡子出身的于芷山的心目中,这东北是你们老张家的,你小六子都不要了,俺还跟你扯什么?

走狗心理学

于琛澂外号“于大头”,那头也真大。一次喝酒耍酒疯,他把自己的战斗帽摘下来,扣在他的“小二”、伪治安部最高顾问竹内中将头上,差点儿连这小子的下巴都包住了。

比于芷山小四岁的于琛澂,是黑龙江省双城县(当时属吉林省)人。于家有几千垧土地,人称“九天十八德于家”,即9个“天”字号买卖,18个“德”字号买卖。于家还有“三多”,大烟枪多,小老婆多,当票多。到于琛澂这代已逐渐衰败,但仍是双城三大富户之一。

读私塾,上学堂,学习好,能打架,打架不要命,都怕他。毕业后到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手下当排长,作战勇敢,大脑袋道道又多,擢升很快。与郭松龄合谋反奉时,是吉林陆军16师师长,失败后弃官潜逃,花了许多钱才免一死。“九一八”事变后,熙洽首先想到他。一番口舌后,“于大头”出任北满“讨伐”总司令兼北满护路军总司令,招兵买马编了十几个团。只是这一切都今非昔比,连同那与当年都叫中将的军衔,都要加个“伪”字。

于芷山、张海鹏、吉兴、丁超等东北军降将,和他们率领的东北军,以及于琛澂新编的队伍,构成了“满洲国”最初的伪军。

当于芷山脚踏两只船,还在举棋未定时,张海鹏已经披挂上阵,在江桥之战中成为日寇的马前卒了。接着,又以前敌总司令之职进攻热河,并当上伪热河省长。于芷山等人,当然也不甘人后。若说他们都是死心塌地地效忠主子,也不尽然,但在“讨伐”义勇军、抗联中,个个双手沾满血腥,使出浑身解数。

不过,在主子眼里最出色的,还应该是于琛澂。

“于大头”生性剽悍,又有智谋,而且与绿林出身的于芷山等人不同,对新思想接受较快。他与郭松龄搞到一起,除了权欲外,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他指挥的部队,通常也比较有战斗力。冯占海的义勇军,主要就是被“于大头”的伪军击败的。

从1937年夏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当然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具体到人是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赤膊上阵,特将4师团调到三江地区,又把正在东边道“讨伐”的于琛澂调来,任伪第3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并为他配备一架专机。这是他最受主子信任的时期。这个人模狗样的地头蛇,为主子出谋划策,指挥伪军配合日军“治标”、“治本”,特别是大搞“集团部落”,使抗联陷入困境。为表彰他的“治安肃正功勋”,日本天皇授予他“一位菊花大勋章”,“康德皇帝”授予他“一位景云章”,伪三江省省会佳木斯的佳木斯公园,还改称“琛澂公园”,第二年即被提拔为伪治安部大臣。

“于大头”瞧得起的“小二”没几个,偏偏又被“小二”管着。别看表面上在他这位“大王”面前,一个个“哈伊”、“哈伊”得三孙子似的,背后随便捅咕一句,就够他喝一壶的。他觉得憋气,除了跟伪军发发牢骚外,还借“耍酒疯”向日本人发泄。

日本人好酒,而且几乎喝酒即醉,醉了就闹。日军讲“阶级服从”,官阶高的有错的时候,部下不敢反驳。可喝起酒来就没这个了,似醉不醉中损他骂他几句也无所谓,第二天去办公室向他赔礼道歉:昨天我实在喝醉了,有很多失礼之处请阁下原谅。他哈哈一笑,不但不怪罪,反倒夸奖你坦率直爽,可交朋友。“于大头”外表粗野,却内心细巧,机敏过人,又有一副海量,每次喝酒都是主角,大耍酒疯。连关东军现役中将(伪军中的顾问、指导官,不少是预备役)、伪治安部最高顾问竹内这样的“小二”,也不放过,一样耍弄,使大家尽兴,觉得这人对脾气、合得来。伪官们则认为他敢跟日本人来这套,有种,是条汉子,人气大增。至于他自己,那份得意就不用说了。

像于琛澂一样,于芷山、张海鹏在自己那方天地里,原本也是说一不二,张口就相当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如何受得了“小二”的管制?可受不了又能怎样?于琛澂每周六举行家宴,请伪军高官吃喝,有时还借打麻将输钱,笼络人心。这当然是犯忌讳的事。熙洽、于芷山也每月轮流请一次,被日本宪兵调查就拉倒了,于琛澂照请不误。日本人说:于琛澂嘛,他向来是不拘小节的。

1935年秋,于琛澂访日期间,会见能够左右日本朝政的黑龙会头子头山满。谈到“满洲国”的治安、移民、鸦片专卖、“民族协和”,头山满有时点头,有时摇头,甚至提出批评。于琛澂不理会,管自侃侃而谈。

回到住处,给于琛澂当翻译的他的侄孙于也华说:二爷,你今天讲得是不是过火了?

于琛澂笑道:他不满意又怎么着?别看他们说杨靖宇、金日成是“匪贼”、“匪首”,内心里对这些人其实是很敬佩的,认为他们有民族气节。对咱们呢?表面上甜哥哥、蜜姐姐的,那心里不知骂你多少遍猪狗不如了。你再在他面前装孙子,谁还把你当盘菜?俺说的那些事,他们心里明镜儿似的,不过想掂掂你的斤两而已,俺是那么容易掂的?你年轻,不懂,好好学着吧。

也是算天才演员了,比起溥仪、张景惠来,只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罢了。

不过,论起当奴才的道行,实践证明谁也比不了溥仪和张景惠。

日寇侵占热河,张海鹏被任命为伪热河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长,身边一群“小二”,他能高兴吗?溥仪由“执政”而“皇帝”,张海鹏去参加“登基”大典,回来一看,自己的亲信都让“小二”调走了。这个“张飞”拍着桌子就骂开了,“小二”们把身子绷得溜直地“哈伊”,那模样大嘴巴子扇脸上也一样“哈伊”。第二天,顾问部就将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张海鹏不用说了,亲信们那个得意呀,说司令官是张飞转世,谁敢惹?

两个月后,高级顾问关原六大佐去趟“新京”回来了,对张海鹏说:老将军平日常说愿在皇上左右,我们体会老将军的心愿,请老将军去到“新京”,在皇上左右当全国最高侍从武官长吧。

张海鹏已经六十六岁,该退休了,让他去溥仪身边当个“警卫员”也行。可于琛澂才五十五岁,且精力充沛,应该说是年富力强,更不用说那些征战“功绩”少有人能比了,怎么也被授予个“将军”(“满洲国”称元帅为将军),高高地挂起来了呀?张景惠都七十四岁了,那“满洲国”要不垮台,不还当他的“总理大臣”吗?

于琛澂自以为得计,时间久了,鬼子能不明白吗?

当了狗了,还想对主人汪汪两声,以显示奴才的尊严和能耐——于芷山的这一幕发生在1932年7月(又说是10月)。这时他好像还脚踏两只船,实际那天平已经沉甸甸地垂到汉奸这条贼船上了。

关东军给这位伪奉天省警备司令官配了个少将部附,叫掘内一雄(这小子给自己起个中国名字“满良”,即“‘满洲国’的良民”)。“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各军署中就有日军顾问,与今天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于芷山好像有点儿不大适应,这个走狗觉得这是身后跟了条狗,就依然回到原东边道镇守使署的海龙县山城镇老巢。这当然要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而于芷山自恃有7个旅,没把日本守备队那点人放在眼里,而且不时还往北平瞥几眼,就不大听主子的,甚至跟主子拍桌子——越是走狗越要显示自己不是走狗,这是种什么“走狗心理学”?

一天晚上,驻山城镇日本铁路守备队,突然包围了于芷山所在的德裕粮栈。这粮栈是个城中城,院墙高厚,四角炮楼,一个装备精良的卫队连守卫,可见是日军,谁敢动手呀?日军闯进来,冲黑暗处射击、投弹,到处搜寻于芷山,见人就问“太君的在哪里”。这德裕粮栈是于芷山开的买卖,地形地物自是熟悉,爬梯子翻到隔壁粮栈,钻进个麦垛里,连部下都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日本人如何找得到?

有人说这是“一次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其实,日本人真若把于芷山干掉了,他手下那帮死党能老实?东边道乱套了,日本人岂不是更麻烦?因而,这更可能是一次驯狗行动,揍一顿,让你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而经过这一劫,于芷山也果真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学乖了,老实了。

东边道镇守使署所属3个步兵团,1团团长姜全我带2营驻守凤城县城。“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早晨,官兵毫无知觉,照样出操。日军派个翻译和两名军士,说找姜团长有事。哨兵认识这个翻译,顺利进入军营。姜全我在被窝里被叫醒,翻译说守备队板津队长请团长有事相商。走到日军设伏地点被俘,又被日军带回营房,这位少将团长就下令部队投降。7连田连长不降,姜全我的儿子在7连,说你抵抗俺爹就没命了。日军一枪未放占了凤城,姜全我则一路高升,直至热河省长。

1935年秋,日军在札幌附近举行陆军大演习。天皇以三军最高统帅身份,邀请各国派遣武官团参观,于琛澂是“满洲国”武官陪观团团长。各国武官相见,除德国和意大利外,没人和他握手。演习结束举行宴会,当日本天皇举杯为哪国元首的健康干杯时,全都起立举杯。轮到“满洲皇帝”了,除了日本人、汉奸和德意两国武官外,没人响应。于琛澂后来感叹:“这个汉奸也不易当啊!”

无论这汉奸当得如何不易,也无论奴才对主子有多少意见、牢骚、怨气,溥仪如何“苦大仇深”地活生生地忍着,于琛澂怎样动辄寻机发泄,能够驱动他们,使那对国家、民族的一身冷血沸腾起来的,都只能是个“我”字:我的生命,我的财富,我的荣华富贵。

他们的名字叫“汉奸”,汉奸的名字叫“姜全我”——而这个姜全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只有日寇才能提供给他们的。

“抗日反满不并提”,以为并提就会把他们推到日寇那边去了,不并提就能把他们拉到抗日这边来了,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吗?

杀鸡骇猴——凌升之死

1932年10月,伪兴安总署长官和伪兴安东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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