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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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证”，出屯子种地、割柴火都有钟点，一家老少几口人，多大年纪，都在人家本上记着。二道沟多个抗联小孩，让日本子折腾个底朝天。不用多，上队两个，十家连坐，一屯子人还剩几个？后来那个大官也明白了，说你们要都上队了，大家伙儿喝西北风去呀，这样子对抗联帮助、贡献更大。

老人叹口气：张传福是为了俺们活，他才死的呀。

年底，张传福再次被老黑山宪兵队抓去，被押到牡丹江铁岭河“模范监狱”，1941年3月25日被杀害。

敌人始终未发现片底子密营，那里一直是1路军、2路军的活动据点。抗联过界去苏联后，派回来搞侦察的小部队，常在那里歇脚、养伤。二道沟人一如既往地给他们送粮，通风报信。

李为奎在沟里奔楼头种了几亩包米，抗联的人见了，说到时候俺们就收了。

李为奎说：俺就是给你们种的。

“大中华”与“小日本”

高元亮老人说，俺家原来住在和光，二道沟凑不够20户人不让建屯，张传福去动员俺爹。俺爹说，那地场深山老沟，狼虫虎豹的，一寻思都吓人。张传福说，狼虫虎豹能咋的呀？那地场咱们出来一趟不容易，日本子进去一趟不也一样吗？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一听这话，俺爹拍拍脑袋，说瞧这臭脑子，想哪去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辈闯关东，是因为天灾，还是源于战祸。但我知道，他们在碾子沟那深山老峪中与狼虫虎豹为伴，除了那儿土地肥沃外，还因为那儿远离尘世，也就远离官家。所以，中学时代学习西汉戴圣的《苛政猛于虎》，就特别容易理解。

1937年9月5日，周保中“于九军行营军本部”“政治讨论会”上作的报告《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中，说：“向来中国的官儿只知贪污，只要肯丢腰包，一切事情都是好办的。”

我接触到的我的爷爷辈的那代人，因为没文化，没有“贪污”、“受贿”、“腐败”这样带点文化的词儿，而是前面已经说道过的“刮地皮”、“勒大脖子”。20世纪50年代末去世的我的爷爷，和他那些庄稼人的老哥们儿一样，生前一直称“国家”、“政府”为“官家”，把今天称做“公务员”的国家干部叫“官家人”。笔者采访本书时，在那些八十多岁的乡间老人口中，仍能听到这类好似已经老得发霉了的词句。

是“官家”，而不是“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官们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这个国家，再把它承包给各级官员。从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们，自然要为自己的官帽负责，也就是为比自己大的官负责，最终都为皇帝负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论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无论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至于老百姓能够排得上号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缴纳赋税，供官员们挥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既然国是官们的家，那在自己家里取用什么，还能有什么问题吗？

古装戏里，老百姓是有击鼓鸣冤权的。可若是碰上了昏官，或是收了银子的贪官，那就是送上门去了。权力就是法律，就是印钞机，在官家那儿找不到公理、正义，老百姓还要活，怎么办？一个“义”字就大行其道。最普遍的是老乡观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忙就得帮。二道沟人那样齐心抱团，与他们都是山东日照人，不能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比较普遍的是磕头拜把子，“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哥们儿义气，两肋插刀。大户人家，七狼八虎，膀挨膀一帮精壮后生，“警察狗子”和一些恶势力也要畏惧几分。小门小户，势单力薄，就得互相依存，拜把子是最便捷的方式。“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比较典型的是“在家礼”。类似“在家礼”的会道门，旧中国一个县少则十几种，多则几十种，屡禁不止，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官家靠不上，只有靠自己，靠天然的老乡关系，及包括磕头拜把子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哥们儿义气的组织形式。《水浒传》在明清两代成为禁书，并不是因为一些好汉滥杀无辜，而是因为反官家（书中称“官府”、“官军”）。而那一百单八将，除个“义”字，再无其他。连刘备这样的皇叔、国君也难幸免，竟将个“义”字置于蜀国利益之上，那桃园三结义却被视为千古美谈。至于“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的徐文海，无论怎样死于日寇之手，那头脑中可曾有丝毫的国家、民族意识？

更不用说到了“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本来最该与这片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也就是这片黑土地的真正主人，有的跑了，有的打一阵子降了，有的干脆就一头投进了能继续给他们乌纱帽的侵略者怀里。

“满洲国”十四年，“正经人家”的我的祖辈中，没一个人挺身抗战打鬼子，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羞愧、悲哀，甚至耻辱的。可再想想，又该怎样责备他们呢？

1935年11月22日，胡风为萧红的《生死场》写的《读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界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在那辽东大山的碾子沟，我的祖辈知道自己来自莱州府，还知道那碾子沟北边不知多远的地方有座奉天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不知道碾子沟属凤城县，就像不知道奉天城被日寇占了一样。从山东家到东边道，一辈辈不知道生而为人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只知道自己生来就是被官家管着的。他们怕官、躲官，蹲在那大山里，没有村屯（街道）门牌户口。只有见到哪儿升起缕炊烟，又来了一户人家，跑去唠上一阵子，才能知道点外面的信息。但是，说他们“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他们会反感，不同意。因为闯关东本身，就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是子民对父母官的一种挣脱。他们是揣着一个梦奔来黑土地的。提到农民，千百年来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我的三个奶奶还要脚底朝天。开荒、种地、栽树，那“三寸金莲”支撑不住身子，是跪着爬着忙碌着的。无论我的祖辈怎样老老实实地当了14年亡国奴，他们的勤劳都是足可以代表中国的劳动人民的。这样的家族如果不能富裕起来，这个世界肯定是出了问题。

从我的爷爷辈起，往上数没有读过书的，他们不识字，但你不能说他们没文化。“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穷死不下道”，“老实人长长在”，这类打造“正经人家”的最普遍的哲理名言，今天也没错。可拿到那“满洲国”的时空中，是不是就是顺民了？而这是不是也正是千百年来的愚民政策的结果？

关于我的岳父的文字，是像正式采访一样，边听边问边记的。我的父亲是1979年去世的，那时距接受采写本书的任务，整整还有10年时间。我的祖辈闯关东后及其在“满洲国”的生存状态，大都是从1974年去世的我的很会“讲古”的老爷爷的口中，不经意间断断续续获知的。就无从问询，也有些迷惑，果真就蒙昧到不晓得那时的灾难和罪恶，都是弄出了“满洲国”的侵略者弄出来的吗？

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一部分落后群众（尤其是农民之一部分）之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不问政权在谁手里，纳税征租是一样的，只希望迅速安定地方，以便耕作。

如果那次去我家抢劫的不是胡子，而是被称做“屯匪”的开拓团，我的祖辈会照样殊死抗击。如果我的祖辈不是住在碾子沟，而是二道沟，或者仙人洞，主动或被动地，他们会知道些闻所未闻的做人、做中国人的道理，成为那红地盘的成员，为抗战做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他们缺乏国家意识，厌恶、畏惧那些并未授权让他们管理国家的官家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不同了，他们从未有过的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我想说的，则是我的祖辈的潜意识中可能多少有点儿的，也可能一点儿也没有的，及无论官家怎样腐败，对像我的祖辈这样的蚁民怎样没有尽到责任、义务，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必为这个国家承担责任、义务，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的父辈的名字中，都有个“国”字，民间叫泛“国”字。我们这一辈泛“正”字，下一辈为“天”字。我爹去世前特意交代他的三个儿子：“国正天兴顺，官清民自安。”记住了，一辈辈往下排。又道：“这是你们的太爷爷留下的。”

不知道我的不识字的太爷爷，是什么年代把这10个字交代给我的爷爷的。倘是那个“满洲国”，牛头马嘴对得上碴口吗？可谁又能说我的祖辈的期盼，不是真诚的呢？

20世纪末，笔者到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采访，红安人讲的国民党屠杀当地百姓的情景，让我毛骨悚然。

让我们看看《红安县志》的记载：

紫云区大屠杀：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下令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壮丁杀光、房屋烧光、粮食抢光的“三光”政策。1932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进攻紫云区，提出“变紫云区为死人区”的口号，将桂家洼躲入山中的群众赶到山沟里，用机关枪进行扫射，一次屠杀300多人；在沙洼屠杀200多人，并将尸体抛进闵家河做桥墩，上面铺木板，让人马通过。黄龙冲附近的一条山沟，近1000名被害群众的尸体几乎将沟填平，被人们称做“死人沟”。

平头岭大血案：1932年10月，红军主力西移，国民党当局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第八十九师进占七里坪后，于1933年2月6日“追剿”中共鄂东北道委武装进入天台山。时逢大雪，国民党军遍山搜查，将避入深山的2000余群众逼至平头岭，除叶宗才等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杀，造成骇人听闻的“平头岭大血案”。

谁都知道，“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30万大军正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类似规模的“围剿”已是第三次了。而像红安那样尸填沟谷、血染山岭的大屠杀，在鄂豫皖，在江西竞相发生时，抚顺平顶山刚经历了一场“机关枪照相”。

笔者无意探讨“三光”政策的版权、专利属于谁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打杀中国人，与小鬼子打杀中国人之间，有没有一种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

就不能不想到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想起时德正老人的话：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学生时代，老师和教科书上都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这话没错的，问题却也来了。自1840年（大约是我的太爷爷的太爷爷那一辈，或者再大一辈）鸦片战争始，就不勤劳、智慧、勇敢了吗？没有呀？那么，勤劳却贫穷，智慧而蒙昧，勇敢又挨打、受辱，这是怎么了？是洋枪洋炮太厉害，洋人太强大？“强大”的反义词是“弱小”，没错，中国是弱，可从人口到领土面积，中国小吗？自有了方块汉字后，什么时候曾把“弱”与“大”两个字连在一起呀？

查阅当年文件资料，有时在最后一行的落款看到“大中华民国×年×月×日”。有抗联老人讲，当年搞政治教育，“大中华”、“小日本”也是时常挂在嘴上的。

据说人类的发明，约一半左右源自中国。今天踢得挺臭的足球，无论什么颜色的眼睛的外国人，还不知道世上有此物时，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玩得很溜了。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自会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流光溢彩。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则曾引领世界千年，其经济总量经常占到整个世界的50％以上。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历史。不知其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是17。3％，比美国（0。9％）、英国（9。1％）、日本（2。3％）的总和还多。甲午战争前，中国军队100多万，日本8。4万，海军战舰吨位，中国7。8万吨，日本4。4万吨。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GDP占11％）依然高居日本（2。6％）之上，堪称亚洲头号强国。

最初看到这些出自西方学者、显然也被我们认可的数据，我曾大吃一惊，又大惑不解。因为我一直以为清朝末年的中国，样样落后，什么也不如人家，结果却是静态的并不比谁差，动起来就败了、弱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话肯定没错，我们肯定落后了。可我们为什么落后，到底落后在哪儿？

而我知道的，是从读书识字时起，一提到清朝末年，几乎就少不了的“腐败的”三个字的定语。

清知府3年，雪花银10万，那贪知府呢？干几年再升官了呢？封建专制造就了一代代大小贪官，把国家弄成了“官家”。腐败是瘟疫，是摧毁民心士气的原子弹。而当没了皇帝，一方天地一方诸侯，军阀混战，都想争个老大。家不和，外人欺，大而散，大而弱，弱大的中国就割地赔款，成了列强的盘中餐。

日本的政治结构是封建的，可它的官僚统治，无论廉洁程度，还是效率，都是高水平的。这就使这个基本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国民，更具强烈的一致性和献身精神，虽然表现出来的经常是一种与人类的良知和正义为敌的邪劲。

试想，如果这个岛国的大小官员只知道巧取豪夺，无情地挥霍国家资源和人民血汗，会有那一波又一波的“神风特攻队”吗？

如果有外星人，而且高度文明得没有战争，或者让地球人不可思议地从一开始就相亲相爱，不知战争为何物，看到地球人把地球村打得血飞火腾，万紫千红，特别是日本人在东北打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江西、鄂豫皖打杀中国人，肯定会大惊失色，说这地球人是怎么了？中国人是不是疯啦？

一个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肯定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我们呢？我说的是我们中国，我要说的是中国的问题大着了。

从纽伦堡到东京，自杀的希特勒和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等等，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耻辱，我们的耻辱是被强盗“进入”。我们为什么被“进入”？因为我们落后。我们为什么落后？有的国家太小，老天爷也不公平，没什么资源，那是实实在在难以先进、强大的。而我们与“小”字从不挨边儿，是个东方大国，还曾是“中央之国”，为人类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先进、强大，为什么却成了挨打受辱的角色？

满族人进关，让汉人男不男女不女地拖了条辫子，结果满族人差点儿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忘了。那是文明的力量。可清朝末年，面对列强，还有这种力量吗？

抗日战争，中国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为二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可是，如果不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苏联不出兵东北，中国的抗战会是14年吗？

我们必须问个透彻、明白。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

有人挖个坑，把历史掩埋起来，谁要动一下，就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叫起来。

我们有太多的耻辱和痛苦。我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是可以选择未来。为了光荣、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诚实地痛苦地面对历史，并以同样的态度解剖、反省自己。

十二、绝地南满

第40章　“起叛徒”

“谋略讨伐”

1933年8月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关于检查磐石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日满“在农村以及城市按家按户照象，不论大小每人三毛照象费，每家写户口，每户有三毛，有二毛”。

抚顺平顶山“照相”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机关枪也好，照相机也罢，“照相”一说并非空言虚语。至于户籍和身份证制度，鬼子何时动的念头及最早实施地区，笔者说不准确，能够叫准的是在归屯结束地区，这项工作也结束了。而在此前后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系列工程。

学生时代看电影，打仗的，特别是打鬼子，基本都是表现关内八年抗战的故事片。鬼子将村子包围，把老百姓驱赶到一处，追问谁是八路军、共产党，见谁可疑，就拉出来。就有大娘（嫂）站出来，说他是俺儿子（俺男人）。鬼子不信，通常是看手，看那手上的趼子，求证是扛枪的，还是种地的。

生活中的情形，在东北也是一样。但是，1938年后，这一招就不灵了。他是你的儿子（丈夫），他有“证明书”吗？户口册上有这个人吗？更不用说还有指纹登记了。

1939年10月野副“大讨伐”前，伪通化省的通化、辑安、长白、濛江、抚松，伪吉林省的桦甸、磐石、敦化、蛟河，伪间岛省的和龙、汪清、安图、延吉等县，八岁至五十五岁的男人，有五十多万按了指纹。→文¤人·¤·书·¤·屋←而在“大讨伐”期间，因抗拒采缀指纹，或被认为指纹不符遭逮捕的，达八万余人。

与“匪民分离”同步的，是经济封锁。

粮食除限量配给外，每次顶多只配给半个月的，有时只给三天份。这样，抗联即便攻破部落，也得不到多少粮食。上山打柴，下地干活，不准带午饭。1938年8月，庄稼正在灌浆，通化、濛江、辑安等县，就强迫老百姓收割，快打快藏，放到安全地带统一保管，派兵守护。食盐、火柴、布匹、鞋帽等等，除按人口配给外，还经常搜查商家店铺，看你是否多卖了，有无违禁品。

1940年4月，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说：

为禁止我军必需物资的买卖，在我军活动地区附近大小城镇，禁止了所有物资的贩卖，而实行专卖，每日只允许三小时的买卖，对每个购东西的人还用尽各种复杂的手续加以限制。若想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比登天还难，而且还采取抬高物价或向食品放毒的办法。

再就是对被俘人员和所谓的“归顺匪”，日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933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关于治安维持之一般指导方针》中说：“在剿匪的同时，要用宣传及政治工作善导思想，并给以生业，安定民心，以期贯彻王道政治。”应该说政策是明确的，有的也这么做了，比如　第13章　中写到的“黄炮”，就将其“善导”，利用其进攻游击区、根据地。但这只能视作具体执行政策的人的个别行为。总体上，对于投降的各种反日武装，尤其是山林队的头头，基本都是“严重处分”。有的地区连一般的“归顺匪”也不放过，甚至民“匪”不分，就是一个“杀”字。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之后又打败40余万义勇军，这时的日寇狂妄至极，不知道更棘手的战斗还在后头。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没把潜入山林的各色武装放在眼里，今天降了、明天反了的山林队，在他们眼里更是没有任何价值。结果是想降的也不敢了，只有跟他们打下去。而鬼子也不能不明白，要想打赢这种人生地不熟的游击战争，他们是不能不利用“归顺匪”的，于是就有了“利用匪”和“温情工作”一说。

1937年（无月日），《×××关于我军与敌在三道关作战情形致×××等的信》中说：

日寇对捕去队员（赵发）百般巧诱温存，不加虐待，此亦敌人另一阴狠花招也。

《康德六年（1939年——笔者）度通化省秋冬季肃正讨伐计划》中说：“特别是关于归顺匪的逆用问题，要慎重研究。要在匪团的内讧与破坏上多下工夫。”地方工作班进行的归顺工作，“要加强力量，多想办法，积极配合武力讨伐，做好称之为‘温情工作’的此项工作”。

所谓“温情工作”、“利用匪”，即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严重处分”，而是用软刀子杀人。

利用叛徒提供情报，熟悉地形和抗日军的活动规律，由他们带队做向导，或者组织专门队伍，进行跟踪、袭击。有的还被派回来，在内部进行策反。从王凤阁等义勇军的失败，到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这都是个重要因素。

日寇称之为“谋略讨伐”。

伪满各省县都设有宣抚委员会，下设数量不等的常设、非常设的宣抚班，由日伪官吏组成，有时也抽一些国高学生参加。这是个人员、任务比较庞杂的组织，随“满洲国”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进行宣抚，核心是宣传“王道政治”、“王道乐土”。平时坐汽车、大车走街串村，每到一地，寻个人多热闹的地方，拿着铁皮筒喇叭进行演讲，什么“日满亲善”、“支持圣战”、“铁打的满洲国”等等。要归屯了，就口口声声都是“集团部落”的好处了。有时还放映电影，电影里的日本人和满洲人相亲相爱，“集团部落”的老百姓多么幸福。

有随军宣抚班，日伪军“讨伐”，占领游击区、根据地，即进去宣抚。房倒屋塌，百姓在废墟上啼号，就宣传这都是胡匪的罪孽，皇军把他们打垮了，大家伙儿就能过上安生日子，建设“王道乐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