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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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孝子”带母亲和妻儿逃往北平匿居。北平解放后，混入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当科员，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时被逮捕处决。

赵明山老人说：

程斌叛变头一年冬天，年根了，俺们连在抚松县活动。那天下晚，在山沟里找个背风的地场，20来个人拢上3堆火，刚要睡觉，山上哨兵呼哧带喘跑来报告，说有情况。连长喊起队，俺们就抓山上岗了。几里外有个“围子”，乒乒乓乓打枪，肯定是咱的人和敌人打上了，那就得往那儿奔哪。有人说不对，是放炮。仔细听看，是鞭炮声，还有二踢脚。有人就说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呀，寻思一阵子，有人说今个是大年三十呀。

当时连里还有20来斤包米，10来斤黄豆，那可都是金豆子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的。连长告诉炊事员，都弄它几斤，包米煮了，黄豆炒了，过年。又指挥俺们把火堆拢大点，围坐一圈，说今下晚吃“好嚼裹儿”，大家伙儿“讲古”、唱歌，谁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乐乐呵呵地守夜、过年。

有没有指导员记不准了，可能没有了，牺牲了。有两个团里干部，什么干部不知道，俺们都叫他们“副官”。部队打散了，几个连、团凑一起的。那时这种队伍挺多，连长带着就叫个连，团长带着就叫个团。

鸡叫头遍了，开始抓人，两个副官带着几个人，扯着领子就从火堆旁拽走了。拽走几个。一个6号战士，通化人，比俺小几岁，参加抓人了，后来告诉俺，都弄到下边沟里山坡上“背小树”了。

“背小树”，就是用绳子或榆树条子，把人捆在树上。榆树枝条柔软，不易折断。通常是捆三道，腿上、腰间和脖子。捆好了，把根棍子插到脖子上的绳子或榆树条子里，拧上几圈，那人就没气了。再朝肚子上踹两脚，听到放个屁，那人就算彻底死了。

把那几个人抓走，俺就知道没别的，肯定是叛徒。可证据呢？每天在一块，俺怎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呀？6号战士说，那两个副官看谁坐那儿抱个枪闷头睡觉，脑袋“跌勾跌勾的”（一点一点的），不唱歌，也不“听古”，就是叛徒。有的不唱歌，坐那儿愣神，也是，一指就让抓人。副官说，睡觉的是思想动摇了，愣神的是想家了，想家就可能逃跑，逃跑就可能让敌人抓去，让敌人抓去就可能投降、叛变。

俺听得头发梢子都竖了起来。过年了，你说那人能不想家吗？有的人就那性子，天生不爱热闹，都下半夜了，坐那火堆旁能不犯困吗？俺这人爱唱爱闹，一到那种场合就特别来精神，不然是不是也得“背小树”了？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像笔者刚采访时一样，感到毛骨悚然了：怎么能是这样子呀？——再读几章就能理解、明白了。）

唉，不能说了，反正打程斌叛变就“起叛徒”了。今天说这帮投降了，明天说那伙叛变了，有的是敌人造谣，可那叛徒起得也真邪乎，叫人提心吊胆。那时当干部操心哪，行军、宿营得常查人数，少一个，怎么回事儿？立刻紧张起来。拉屎撒尿也得盯着点，从尿道跑了呢？那人累呀，可能倒那儿、坐那儿睡着了，大冬天你把他忘了，那人可能就交代那儿了。这事过去也不是没有，可这工夫就不能不往投敌、叛变上想。连程斌那样的大官都叛变了，你敢给谁打保票？光想不行，得立马改变行动计划，重新“甩地点”（事先约定的部队打散了，或分头行动后的集合点），麻溜转移。慢了，敌人可能码着脚踪就撵来了。你“埋溜子”（把脚印埋起来）也不行，日本子有狼狗，会闻味儿。

过去连里搞教育，说想投降当叛徒，日本子也杀你、不留你。这话一点儿不假，桓仁“填大江”死多少人呀？新宾的“兰白线”，胡子头，女的，可有名了，让日本子抓去扔狼狗圈里了。这回连程斌这样的都不杀了，还给个官当，一些人的心眼儿就活动了。

第41章　濛江雪

北进

1936年，为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工农红军的联系，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1军于6月、11月两次向辽宁西部、热河一带西征。遭日伪军围追堵截，两次西征失利，1军丧了元气。其时，敌人正进行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主要目标是王凤阁的义勇军，使1军得以喘息、恢复。七七事变，通化日军全部调往关内，压力自然相对减轻。而1937年东北抗联的活跃，潜藏着的则是日后更大的危机，因为“集团部落”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活动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待到冯剑英、胡国臣、安昌勋、程斌等人陆续叛变，南满的危机就陡然爆发了。

前面说了，游击战的要义，是敌明我暗，我可寻机打你，你却抓不着我，也就打不了我。程斌叛变，这种状态就在相当程度上不存在了，1路军的战略部署也被打乱了。

1937年7月中旬，即第一次老岭会议后仅一个半月左右，南满省委和1路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魏拯民，再一次在辑安县老岭召集会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一次应对从未有过的危重局势的紧急会议，必须快刀斩乱麻。当即决定撤销1军、2军番号，将其编为3个方面军和1个警卫旅。1军2师和3师余部为1方面军，2军6师为2方面军，4师、5师为3方面军，1军教导团和2军教导团、独立旅为总部警卫旅。关于军事部署，除留少数兵力继续在老岭山区坚持活动外，主力向金川县河里和濛江、桦甸地区转移，并重新划分了各部的游击区域。

会后，即陆续开始了果敢而悲壮的北进。

队伍动，敌人动，后边跟，前边堵，就想捡便宜，在运动中消灭你。交通要道都被敌人卡住了，部队夜行晓宿，走山道。老天爷、土地爷都是朋友，冻不着，饿不着，带的粮食吃光了，有野菜，包米也灌几成浆了，煮着吃，烧着吃，有敌情就生啃，还解渴。

8月2日上午，杨靖宇、魏拯民率警卫旅和原1军2师一部，进至辑安县八宝沟，刚要宿营，发现敌情。前边庙岭，伪军索旅步骑兵400多人，也是刚到，一个个汗流浃背，都把外衣脱下来挂在树上，清一色的白衬衣，在绿树青山中格外显眼。

旅长叫索景清的这个索旅，军官多是日本人，士兵多为蒙古族，装备精良，颇有战斗力，被日伪当局称做“满洲剿匪之花”。自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从热河调来通化，烧杀抢掠，特别是强奸妇女，老百姓一听索旅来了，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一个多月前，即第一次老岭会议结束不久，索旅气势汹汹来“讨伐”。魏拯民率2军教导团袭击蚊子沟伪警察分所，将索旅1个营引来，杨靖宇率主力在蚊子沟西南的家什房子设伏，十几挺机枪刮风般猛扫，再一个冲锋，将敌几乎全歼，光机抢就缴获7挺。

索旅前方为埋财沟，沟东山坡上一条公路，与通往八宝沟的山路交叉。杨靖宇和魏拯民，将部队埋伏在埋财沟公路旁的山坡上。张网等到下午两点来钟，在急风暴雨般倾泻的弹雨中，埋财沟就成了“满洲剿匪之花”的乱葬场，包括几名日本军官，只旅长带少数人逃脱。

一路战斗不断，10月中旬渡过浑江，来到临江县的外岔沟，准备越过四方顶子奔河里。山黄水瘦，北风一阵冷似一阵。一架飞机在头上转着圈子，机肚子下冒出一股红、一股绿的东西。上军事课讲过敌人施放毒气，有人就喊飞机放毒气了，下来的却是传单，都是劝降的。说什么我们已经布下铜墙铁壁阵，你们已经山穷水尽了，归顺是唯一的活路。还说匪首杨靖宇若能归顺，东边道归你管辖。杨靖宇说东边道归了俺，小日本子可就得土豆子搬家——滚子了。大家就乐，说早晚让它滚子。

17日夜在岔沟宿营。第二天清晨，哨兵发现沟口有电筒光晃动，敌人追上来了，战斗随即打响。天亮后，只见四方顶子向东的山梁上，白花花有几十顶帐篷，敌人早就在那等上了。杨靖宇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进行抗击，激战竟日，未能突围。

富森、中川、李佑、牛天等部日伪军1500多人，已将1路军400多人包围。一路追截，没讨到便宜，这回终于抓住机会。天上飞机侦察，地面收拢包围圈，并从周围地区增调部队，恨不能一口将这个对手吞掉。

程斌和他的降队也出现了，喊话，劝降。北进路上，从敌人战术的变化中，也不难感受到这个叛徒的影子。这一刻，这个日寇的孝子尖声尖气的劝降声格外刺耳，令人眼红，阵地上密集的子弹遂循声射击。少年铁血队的小战士爬上砬子，高呼“打死叛徒”、“给日本子当狗没有好下场”。

入夜，周围山沟、沟口和四方顶子上，一堆堆篝火预示着明天将更加凶险。

连以上干部会上，杨靖宇综合大家意见，认为东南方向火堆少，正南一点儿动静没有，这是敌人的疑兵计。敌人肯定想到我们今晚会突围，根据白天战斗情况，那里应该布有重兵。西北方向山势陡峭，火堆最多，且不断打枪，那是敌人虚张声势，我们就从那里突围。决定从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司令部紧随突击队，1团、3团随后掩护。

杨靖宇说：鱼死网破，就在今夜。下半夜行动，两个字，一个“猛”，一个“快”。突击队要猛打猛冲，撕开突破口，杀出一条血路。大部队要快，要跟着突击队一刻不停地往外冲，要把能扔掉的东西都扔了，会后马上轻装。

时任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的王传圣，在回忆录中写道：

敌人包围一天，又乍呼半宿，以为没有事了，都躺下睡大觉了。我们突击队摸到敌人跟前，黄政委一摆手，大家散开，手端着刺刀向睡觉的敌人猛扑过去，几分钟之内就捅死了几十个敌人。其余的敌人一边开枪，一边逃跑。我们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追击。敌人被我们的突然袭击搞乱了营，各自逃命，在阵地上乱窜起来。前头两个排分头向南北两个方向攻击，扩大突破口。

机关枪连和少年铁血队突击队立即向外突围。大部队也有顺序地冲出包围圈，我们一口气冲出20多里。

程斌叛变，1路军主力北进，堪称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官兵奋勇，指挥得当，北进无疑也是成功的。

但这并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

1方面军兵力250人，只及警卫旅的一半。这个数字，与两次西征后的1军大体相当，只是处境的艰险并非兵力数量所能体现。“集团部落”的普遍建立，已经预示了抗联的命运。程斌叛变也不仅是1师的瓦解和东边道西部几县党组织的破坏、游击区的丧失，而是意味着有形无形的更大的难以挽救的危机。

已经毋庸置疑的历史是，单凭抗联独立支撑东北抗战，原本就是场无望取胜的战争。

如果说王传圣、赵明山、丛茂山等人，只能从切身经历的非人的衣食住行中理解这一点，而且这一切还需要一些时日的话，那么，像杨靖宇、魏拯民对此是否早已明了了？

无论如何，只有站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什么叫东北抗联，理解杨靖宇、魏拯民这样的大英雄。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1939年10月，日伪当局调集6万余兵力，在伪通化、吉林、间岛省境内，开始了历时一年半的野副“大讨伐”，矛头直指抗联1路军。

早在1908年，满铁地质调查部即对通化大栗子沟一带进行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派出所谓“国防资源调查团”，在东边道各地勘测矿业资源，特别是战争急需的钢铁、煤炭和稀有金属。之后仍是不断调查，结果是一致惊呼：“东边道——满洲的金库！”

1939年7月28日，美国宣布废除《美日通商条约》，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从美国进口物资占其进口总量的40％左右。大量战略物资没了来源，加上当年日本干旱，电力不足，军工生产仅完成预定计划的80％，东边道这座“金库”的战略价值就愈显突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获取那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1路军的存在，不但使侵略者不得安宁，还直接影响了对这一地区矿业资源的掠夺。于是，尽管关东军刚在诺门罕吃了败仗，还是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开始了又一轮的“大讨伐”。

所谓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结束两年半后，又恢复常态，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将，披挂上阵，参战日军为6400人，约占总兵力的1/10。

需要特别交代一笔的，是由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直接指挥的10个警察大队，每个大队200至300人，包括程斌在内的10个大队长，原来或抗联，或义勇军，全是叛徒。岸谷重用这帮东西，原因不言自明，而且授权他们可以跨越省境进行跟踪、追击。在这次“大讨伐”中，这帮东西的危害也最大，岸谷也因此而升任伪通化省次长。

准备工作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野副“大讨伐”，将3个伪省划为东、西、南、北和东北5个“讨伐区”，分片包干，意在将抗联队伍分割包围。在各分担区内，大部队运用“踩踏战术、梳篦战术、拉网战术”，来回拉网，穷搜山林，并有飞机配合侦察。各种工作班、特搜队的军警宪特，则散于游击区的山林内，搜集情报，寻找蛛丝马迹。一旦发现目标，即咬住不放，穷追到底，此即所谓“壁虱战术”，又称“狗虱战术”。

笔者不知壁虱为何物，总觉得应该就是前面写过的草爬子。而据说是这种战术的发明者岸谷，则这样解说“壁虱战术”：“一旦开始追击，就不能松手。稍一放松，他就会死灰复燃，而我们就将前功尽弃。所以，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人，也要彻底地进行追击。就像‘壁虱’那样，咬住不放，不给对方一分钟的喘息时间。”

从1938年起，连续三年，通化地区8月中旬即强迫农民收割庄稼，并对居民粮食集中保管，限量配给，以期断绝抗联粮道，实行“饥饿政策”。伪通化省1939年“集团部落”达450多个，为1936年的3倍，已实现“集团部落”化，濛江县又是典型县。通化北、濛江南的无人区，各纵横百余里。无人区里可以藏人，但要取得粮食就不能不与人接触，而这几乎就意味着暴露目标了。

10月1日至5日，南满省委和1路军领导人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召开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杨靖宇率总部、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和1方面军，在辑安、通化、金川、柳河、抚松、濛江、桦甸地区活动。魏拯民率3方面军，在敦化、安图、宁安南部镜泊湖游击，并与吉东省委、2路军取得联系。2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率部在长白、安图、抚松一带作战。

会后，杨靖宇率警卫旅南下濛江。11月22日，在那尔轰一号桥伏击日伪“讨伐队”，歼敌30余人。12月7日，在龙泉镇北的角杆顶子与日军有马部队交战，毙伤敌10余人。9日，又在大北山与日军渡边部队作战，之后悄然潜入山林。与此同时，2方面军攻克和龙县二道沟金沟，袭击伪警察署。3方面军在敦化寒葱岭伏击松岛部队，毙伤敌几十人。

野副在桦甸县召开会议，痛责“讨伐”不力的指挥官。伪吉林省警务厅长森丰，一股火，心脏病发作，死在会场里。

可接下来，1路军就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严冬里，不可挽回地走向了必然。

大雪飘飘，山野皆白。倘是在林子里隐蔽，还行，一动，别说杂色服装的队伍，就是有保护色的动物，也极易被发现。天上飞机，地上警犬，最讨厌的是警犬。其他季节，在河里走上一段，它就蒙了，这工夫只要被它嗅上，什么招都不灵了。深冬雪厚，上面一层冰样的雪壳子，一脚上去，咔嚓一声，那人就陷进去了。在前面开路（也叫蹚道）的人，再壮实，蹚上百把米就气喘吁吁了，就得换人。倘是被敌人跟踪追击，那就是为敌人蹚道了。

敌人并不是漫天撒网，那样再有6万人马也无济于事。它知道1路军各部的活动区域、大概范围，有重点地进行“踩踏”、“梳篦”、“拉网”，并有快速机动部队随时待命。一旦发现目标，或用汽车运至山下，或乘坐更灵活快捷的爬犁进山追击。

丛茂山老人说，个顶个地跑，它日本子根本不值个。若在过去，冬天把溜子埋了，夏天更容易，林子里三闪两晃就没影了，翻过几道冈梁抽袋烟、眯一觉都行。现在不行了，它跟腚撵你，有的一溜道上都是敌人，换班来。他们不耽误吃饭、睡觉，却不让你吃饭、睡觉，那人哪受得了呀。跑着跑着，有的一头就拱雪窝子里了，有的你拉我拽地能起来，有的拉都拉不动。说不出话，有的还能用手指着脑袋，或者胸脯子，让你给他一枪。年纪老的、小的，体格弱的，有点儿病的，负了伤的，活下来的不多。

赵明山老人说，那时哪能像现在这样吃顿饭菜呀，那时就是吃包米粒子。没敌情时煮熟了吃，打仗、钻林子就那么放嘴里嚼。开头有时能吃上盐煮黄豆，后来黄豆没了，盐也没了。都知道盐吃多了咳嗽，没盐吃也咳嗽，还咳得挺厉害，不光俺一个人，你说怎么回事儿？后来有盐了，很快就不咳嗽了，你说怪不怪？那时打仗，好多就是为了弄粮弄盐弄衣服。冻死了，饿死了，还怎么打日本子呀？

杨效康老人说，那时有黄蜡，用来堵枪口的。吃块拳头大的黄蜡，能三天不觉得怎么饿，不消化，就是糊弄肚子，一点儿劲也没有。走路打晃，站岗站不住，靠树站着，一会儿就坐下去了。俺们班4号战士睡觉打呼（打鼾），那才响呢，这工夫也没声了，躺那儿死人似的。有人瘦得皮包骨，有人“胖”得吓人，脑门子一按一个坑，浮肿呀。“胖”的比瘦的更不抗折腾，一阵风能刮倒似的。宿营支帐篷，不是现在那种厚厚的防寒的，而是做衣服用的布料自己做的，飘轻，过去一个人一会儿就支起来了。这回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舞舞扎扎地得弄上半个来钟头，有的就趴那光剩张口喘了。可一听到枪响狗叫，那人一扑棱就爬起来了。

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写的《东北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39年6月至12月，1路军袭击敌人167次，与敌交战109次，总计276次。

1940年1月21日，在濛江县马架子战斗中，丛茂山负伤被俘。

老人说，俺在后面掩护，不是命令俺留下来掩护，是俺跑不动落后了。肚子里除了黄蜡、树皮、树叶子，没几粒粮食，哪有劲呀？俺身板好，可机关枪沉哪。俺当兵第一仗，没人教，就知道把身子藏在树后打枪。这工夫，俺靠在棵大树前，这不是净等着挨枪子吗？歪把子压满子弹30来斤，不那样站不稳、端不动呀。那时像俺这样的小兵，也知道这个仗没法打了，打不赢了。留在后面打掩护，那就是有口气就得把枪子放出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俺早就够本了。

老人说，前面是警察狗子，后面是日本子，从树空里往上上。落叶松一棵棵陡直陡直的，下面一根草没有，那雪没膝盖，深的地方插裆，他们走不快，好打。俺朝人多的地方一个点射，警察狗子都拱雪窝子里不动了，日本子也趴那儿了。这样打了两回，日本子就不顾死活往上上了，他们急着撵咱的大部队呀。俺最乐意打日本子了，瞄准了一个点射，前面那小子仰歪了，后边也有伤的。那子溜子在身边嗖嗖飞，能听到后面那日本子不是好声地叫唤。就这工夫，俺胳膊、大腿和肋巴骨下边挨了3枪，若不是靠在树上，那人能出挺远。枪掉地上，俺还看了一眼，接着人就倒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丛茂山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炕上，旁边坐着个老太太。

这是濛江县城西门里道南的一户人家，老两口有个姑娘，老头叫张善堂，给人赶大车。丛茂山不知道敌人怎么把他弄到这里来的，只知道当时不少老百姓家住着伪军、伪警察的伤员，有打伤的，有冻伤的，鬼子的伤员都住在医院里。一个多月后，有的伤好了，有的转去医院了，就剩丛茂山一个人还在张善堂家“住院”。那老太太就问：他们怎么不来接你呀？

丛茂山穿的是一套伪警察服装。这时打仗缴获，枪不算什么了，连抗联最宝贝的机枪也不宝贝了，钱也没什么用了。丛茂山负伤被俘后不久的马屁股山战斗，伤亡70多人，他所在的总部机枪连，一次就埋起来5挺机枪。减员太多，没人扛了。最要紧的是吃的穿的，把敌人冲垮了，最宝贵的是敌人丢弃的粮食，见到敌尸就往下扒衣服。张善堂一家人一开始就把他当成了“白帽子”，战场上乱糟糟的，敌人也把他当成自己人了？知道自己被俘了，丛茂山就想到了狼狗圈，至于“过堂”审讯，肯定少不了。结果，一个多月里，只有个朝鲜（族）医生来给他换次药，此后再没人理他。而给别人换药则多得多，显然是区别对待，没把他当自己人。那么，是觉得他这个小兵没什么价值，还是把他忘了？

3个多月后，丛茂山能下地了。之前，吃饭、大小便都是老太太伺候，还弄些偏方给他疗伤。知道他是红军后，老太太说孩呀，你胆怎那么大呀，对他就更好了。他认老太太干妈，能下地后第一件事是给干妈磕头。半年后回家，临走前跪地上，把头磕得咚咚响。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