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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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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巴俩卵子吗？去趟依兰城，就得随了它呀？俺孙仁宇也是七尺男儿中国汉，也打过日本子！
能言善辩的王永江，就有些无言以对。
没收日寇、汉奸的财产，用作抗日经费，这是后来的事。那时候有句像口号又不是口号的话，叫“不抢不夺”。不光汤原地区，整个北满，还有南满，在游击队初创时期，都这么讲。红军怎么能抢夺老百姓呀？那不成了胡子了吗？打土豪当然可以，特别是在“北方会议”之后。问题是一些义勇军闹得欢的地方，义勇军失败后，胡子闹得也欢，因为溃散的义勇军，许多都变成了胡子。像孙仁宇这样又抢劫又抗日的山林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乡下的有钱人躲胡子，都跑到城里去，没土豪可打了，城里的土豪什么的又打不了。眼下几支队伍凑成的这个团，实际就是乌合之众，不经过一段教育、整顿、训练，是根本上不了阵的。而要挺过这段时间，不想个什么法子，就这么“不抢不夺”下去，迟早是要散伙的。
王永江咬咬牙，决定假投降，骗鬼子一些给养弹药，再把队伍拉出来。
奉系军阀时代，山林队假投降屡见不鲜，只不过这回对付的是日本鬼子。而马占山那段投降又反正的经历，无论怎样千差万别，在眼下一些当事人的心目中，也是差不多的。
杨树明和张旋风不同意，都说这事儿太悬乎了，弄不好假戏真做，那就全毁了。
王永江叹口气，道：那你们说怎么办？
你瞅我，我瞅你，谁也拿不出办法。
王永江说：就这么办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杨树明心头实在不踏实，提议去请示县委。王永江也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两个人去中心县委汇报，张旋风和几个党员留下，随孙仁宇带队伍去依兰假投降。
日伪当局竭尽所能地“欢迎”、“款待”孙仁宇和这支队伍。
先是大灌迷魂汤。识时务者为俊杰，孙团长可是当今的大英雄、大豪杰呀。无论内心怎样鄙视这个没气节的胡子头，带翻译、不带翻译的日本人，都毫不吝啬地将这类语言奉献给他。汉奸、走狗则大讲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以及“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什么的。同时不惜血本地大发“薪金”、“奖金”，成天大米白面，有鱼有肉。对孙仁宇自然更不会亏待，单独一幢小洋房，专门一个做饭的，还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日里夜里伺候着。
比之枪打炮轰死伤人，哪多哪少，鬼子当然会算账。不过，比之同期和后期伪军所受的待遇，这一次确是非同寻常的。据笔者所知，这时如何对待像孙仁宇这类的队伍，伪满最高当局尚没有统一的条条框框，那就是各地随机处置了。而如此“厚待”孙仁宇这些人，意在招揽更多的孙仁宇为其效劳，则是无疑的了。
能在东北军中当个连长，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人上人了。当了胡子头，虽然吃香的，喝辣的，毕竟委身草莽，经常露宿风餐。他未必不会想到日本人只是利用他一会儿，就像那个年代民间大众常用来比喻的揩腚的棍子，我们也不好断言他一开始就想假戏真做。但是，现在那骨头确实在那温柔乡中酥软了，曾经沸腾过的热血很快冷却了。
几天后，张旋风和几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拒不投降的血性汉子，被孙仁宇绑出依兰城南门外。枪声中，有人扑倒了，还在用最后一点儿力气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骂“孙仁宇走狗汉奸”，“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和胡子合伙又垮了
鹤岗煤矿矿井队有个迫击炮排，通过党的秘密工作，争取了两个士兵。约定12月底的一个晚上，由他们打开枪炮库，里应外合，夺取武器，得枪又得炮。
两个士兵中有个姓杨的上士，这人不担事，成天算计着动手的日子，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排长姓那，有个弟弟当班长，这小子鬼精鬼灵的，看出杨上士心里有事，而且不是一般的事，就把杨上士拉到个小饭馆里套上话了，结果就套出来了。
到了动手的那天晚上，王永江带人来到矿井队西边围墙的缺口处，刚探头朝里张望，一阵排子枪打过来。王永江知道又坏事了，赶紧下令撤退。
还得夺枪，这回盯住的是黑金河金矿矿井队。当地党组织派进去个外号“张大眼珠子”的党员，发展了几名反日同盟会会员，那天晚上站岗的全是这些人，进去就把矿警队收拾了，缴获长短枪27支，还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王永江抱着那挺机枪，像抱个刚出生的大胖儿子，乐得合不拢嘴，泪流满面。笔者判断，这极可能是东北共产党武装拥有的第一挺机枪。
队伍又像模像样地拉起来了，叫个“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50多人编为一个中队，王永江为总领导，杨树明为中队长，戴鸿宾和两个骨干为小队长。
“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对内的番号，对外叫“仁和”——一听这名字，不就是绺子（胡子队）吗？
像说道朝鲜（族）人一样，不说道说道东北的胡子，本书许多内容就说不清楚。
东北胡子源远流长，究竟始于何时，笔者请教过一些专家，难有定论。比较一致的见解是，绝对数量不好说，按人口比例，在近现代史上，在东北被称做“胡子”的土匪，应为全国之冠。而且，一位胡子出身的人物能够成为“大帅”、“东北王”，并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还有被称为“辅帅”的张作相，以及后来江桥抗战的民族英雄马占山等等，寻到根头，都是胡子。榜样的力量即便不是无穷的，也是很大的。不能金榜题名，那就当胡子，受招安，当大官——这也是东北胡子多的原因之一。
还有日本胡子、白俄胡子。一些日本浪人，有的是追求或向往杀人越货、恣意妄为的胡匪生涯，并幻想以此出人头地，有的是犯了罪铤而走险，有的还有陆军情报部门的背景。他们想方设法加入绺子，也学得一口黑话，与中国的胡子首领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有的还当了头目。像报号“红颜龙”的山本重太郎，报号“小白龙”的小日向白郎，报号“铁甲”的根本豪，还有女胡子头“满洲阿局”等。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这些从装束到语言都难看出是日本人的胡子，操纵、利用胡子，成为日本政府和军部推行大陆政策的别动队。白俄胡子，即苏联十月革命后逃到东北的白俄匪帮。“九一八”事变后，一心恢复昔日天堂的这帮东西，把希望寄托在日军北进上，死心塌地效忠日本，抗联没少与这帮东西作战。
为什么东北管土匪叫“胡子”呢？有关专家和民间老人说法不一。一说是打家劫舍前要化装，把自己搞得青面獠牙，头发、胡子染成红色。后来有了火药枪，为了防火药、铁砂倒出来，枪口要塞以红缨，作战时将其拔出来顺便叼在嘴上。所以，最初的胡子，据说是被称做“红胡子”的。一说是最初的胡子都留长发长胡子，既能镇骇对方，又可掩盖真面目。虽然有几代为匪的胡子专业户，毕竟多数人迟早还要回家过日子、做好人的。那时没有透明丝袜什么的套在头上，满脸胡子一刮回家了，就是最便捷的整容术了。一说是满清入关后，汉族移民渐多，并带来比较发达的农业、商业，富有阶级就受到抢劫。历史上，汉人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人”，这些抢劫者就成了“胡子”。还有一种说法，一是顾名思义胡来，胡作非为，二是用“胡子”形容其多。一位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民俗学者，干脆用了这样四个字：“遍地都是”。
“九一八”事变后就“遍地都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叫“遍地起胡子”。
有资料称，事变前辽宁全境胡子为1800余人，事变后一些地区一个县就不止这个数。像兴京县，多则几百人，少则十几个，光有字号的胡子队就30多个。
把义勇军一竿子打入胡子之列，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属原则性错误。“九一八”事变前，称“山林队”也好，叫“胡子”也罢，就是胡子。当然也有区别，有的只绑大户，有的连穷人也一样祸害。事变后就不同了，各种抗日武装统称义勇军，包括胡子。有的真抗日，有的一边抗日，一边发财，有的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打家劫舍。“海伦经过长时间的义勇军蹂躏”，“他们对于反日军之土匪行为，将有深深的增（憎）恶”。这类文字在当时各地党组织给省委的报告中，不时可见。1933年5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给省委的一份半年来的工作报告中说：“有一次，离鹤岗郊外三里地，一个人空手就缴了四个日军的械和打死了三个日军”。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却也让人想见城外是谁的天下。
关东这片黑土地，虽然胡子不断，到了还是难免两条道，或者被剿杀，或者被招安、收编，吃官饭。这招安、收编，一怕缴械，二怕编散。缴械，没了枪杆子，就像老虎没了牙，编散了，弟兄们抱不成团了，那早晚还是一码事。当年王德林啸聚山林，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打他，张作相就是以原班人马一个不动、一枪不缴为条件，将其收编为13旅63团3营的。如今小鬼子也来这一套，嘴上说得好，谁知安的什么心？
汤原地区几十支义勇军、山林队中，较大的是“屠旅”和5团，原来都是马占山的东北军，有的投降了，有的成了山林队，有的拿不定主意。当胡子不容易，投降不甘心，还怕被缴械。有的就跟日本人谈条件，谈成没谈成，投降不投降，暂时原地驻防维持治安，彼此都没底，麻秆打狼——两头害怕。5团投降时，日军到驻地举行仪式，点名，一个营长突然拔枪射击，一些弟兄也纷纷出手，打死4个日本军官，其中少佐、大尉各一，另有10余士兵。鬼子也有防备，机关枪扫起来，打死30多人。5团降的降，散的散，有个连长带几十人上山，报号“忠厚”成了山林队。
胡子都有字号，字号五花八门，都有讲究，大体可分五类。一是炫耀武功、实力，如“双枪”、“打得好”、“打一面”；“三省”、“九江”是地盘大、有势力，其实有的绺子就十几个人，屁股大块地方。二是图个吉利，希望大富大贵，如“常占”、“九盛”、“宝全”，等等。胡子干的是刀尖上的营生，自然希望性命、财富长长久久。三是表示一种人生志趣，“天良”、“君子人”听着和善，“野狼”、“黑风”就凶残，令人恐惧，这也正是要达到的效果。而“九一八”事变后的“反日”、“打日本”、“压东洋”，其政治取向不言自明。四是首领名字，如后面将写到的“朝阳”，其首领就叫孙朝阳。这种情形较少，因为字号兼有保密功能，自报家门，官府找上门去，灭你全家。像“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一书中，谈到同年2月12日在抚松县二道流河召开的一次联军会议，1军军长杨靖宇等人的姓名赫然在列，与会的山林队则只有字号，首领“姓名不详”。五是在字面上看不出什么，如“老疙瘩”、“一枝花”（并非女性）、“青山”等，一般都有出处，大都因其首领之好恶而得。许多字号带有迷信色彩，这一类就更浓。“九一八”事变后还有一种特例，就是“屠旅”、“王参谋长”、“赵团”、“王营”、“刘连”什么的，基本为原东北军的队伍，旅长姓屠就叫个“屠旅”，以此类推。他们瞧不起胡子，就这么番号不番号、字号不字号地叫着，以示与胡子不同，其行径也与胡子差不多。难说有胡子就有了字号，也应该和胡子的历史差不多，有的还成了地名，如黑龙江省庆安县天明阳镇（当年属吉林省）。“天明阳”首领姓张，不骚扰百姓，又坚决反日，后来被俘，押送哈尔滨731部队，下落不明。
“胡子进屯了！”“胡子‘打街’（“街”即镇子，又称街基，打街即攻打镇子，“街”音ɡāi）了！”在儿时听老年人讲的关于胡子的故事中，是不时会听到这样的惊叫声的。来的倘是小帮胡子，在梆子、锣鼓或铜盆什么的敲打声中，青壮年就会操起棍棒和杀猪刀什么的，前去应战。倘是大帮胡子，打不了，那就只有任其抢掠。当然，来得及逃跑时，那就逃跑了。东北人管躲避战乱叫“跑屁头”，躲避胡子叫“跑胡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躲避沙俄侵略者，还“跑毛子”。
可现在，人们不喊了，也不跑了。遍地起胡子，往哪儿跑哇？
1932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同志关于华子沟一带一般状况与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说：“土匪现在已不像以前了，都是成为正大光明的范围了，成为乡村的直接统治者。”
东北是移民之乡，也是打工之地。那些有几百几千，乃至几万垧土地的大粮户，从春种到秋收，一家就得几十几百上千的农工。还有林业、矿业，也需要大量的季节、非季节性的工人。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被称做“跑腿子”的青壮年，春来秋去，就像如今春节前后的民工潮。在通常只有南北一条街的各地县城，都有叫做“工夫市”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有人喊上一嗓子，说明每天的工钱和吃食，就会有一大群“跑腿子”拥上去。那时，无论“跑腿子”，还是已在当地安家落户的，谁当了胡子，即便偶尔为之，“老×家出胡子”，一个家族几代人，都可能被人戳脊梁骨。但是，现在不行了，顾不得这个了，得活命呀！
自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为了攫取这片丰腴的黑土地，鬼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之一，就是卖军火给胡子。哈尔滨大白楼的三菱（或住友）洋行，吉林公主岭的日本租借地，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洋行、租借地，都干这种勾当。贩卖军火，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怂恿胡子为非作歹，扰乱社会，以便乱中下手，火中取栗。而今，终于天下大乱，遍地起胡子，闹的乱的是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满洲国”。
胡子祸害百姓，不容忽视。可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满洲国”就是一种威胁。即便是那种专事抢劫的胡子，走投无路时，也是要跟小鬼子拼命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非常时期，或者说是从义勇军到山林队的过渡阶段。溃散的义勇军，除了过界的、回家的、投降的，大都还未进入山林。这是一个对民间、社会的冲击、损害非常大的时期。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九一八”事变，是先闯进朝鲜、中国，后来又跑去东南亚杀人放火的侵略者的罪孽，他们才是真正的强盗、胡子。而黑土地上这些打家劫舍的胡子，在把枪口对准侵略者的同时，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胡子了。而我对于那种一边抗日一边扰民的战死疆场的先人，也是怀着敬意视为英雄的，更不用说那些只抗日不扰民的了。
当时，在东北的一些共产党人眼里，特别是中上层，对于这类武装是不无厌恶的。具体到需要贯彻落实政策的人那里，则大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
打着反日旗号的各色武装，或者地主武装，或者与地主有关系。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太红，力量又小，四面受敌，就使个障眼法，报个字号。像汤原游击队的“仁合”，仁义和谐，和谁都合得来，便于和胡子打交道，权宜之计，有利生存。
各地党领导的游击队，无论报没报个字号，其经历和生存状态都差不多。
而这次，汤原游击队恰恰就毁在胡子手里。
队伍经鹤岗东北的船房子、烟囱山，向汤原北部山里进发。
叫“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王永江的主意。庄稼人扛上枪就是军人了？得教育、引导、训练，而且得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队伍拉起来就不是儿戏，随时可能打仗。王永江把部队拉到个僻静的地方，安心训练两个月，然后就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
队伍走到鸭蛋河区七马架子屯，碰上一帮“九江”胡子。
两下里站定，“九江”头子于九江双手抱拳，先左后右在胸前一晃，道：“西北乾干一座楼，千人万马俺在头，五湖四海访朋友，江洋路上汇成帮。”
东北军老兵大都会些胡子黑话，王永江抱拳还礼道：“走江洋，闯绿林，江洋路上一家人。”
对上了，“仁合”和“九江”就唠上了。
听于九江讲他们也打日本子，王永江就说：人多劲大，咱们合伙干吧。
教导队人多，枪也好，还有挺机枪，不知于九江心里怎么想的，嘴上是答应了。
但有一条。王永江强调：“仁合”只打日本子，不抢百姓，“九江”能行吗？
于九江又答应了，可他的部下还是偷呀摸呀抢的，到哪儿都会弄出些动静来。王永江经常批评制止，也跟于九江谈过几次，这小子点头应着，行动照旧。
老百姓不干了，说这是什么反日军呀？纯粹是帮胡子，不给他们饭吃，饿死他们！
一条鱼腥了一锅汤。王永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跟杨树明和刚任命不久的政治指导员裴世铁一商量，请示当地鸭蛋河区委，决定把于九江和几个恶行昭著的家伙除掉。
队伍来到刘侉屯北山里的桦皮营子，有个叫韩占发的“把头”（领头干活的），领几个人在那儿“放耳茬”（把柞树锯倒，经伏雨浇过腐烂了，上边长出木耳来采摘——锯树的过程叫“放耳茬”），都是救国会员，就决定在这里动手。
韩把头刚打只野猪，拳头大小的肉块子，在大锅里翻滚咕嘟着，香气四溢。这天是5月1日，山野间黄糊糊的，背阴处有的地方还残留点脏兮兮的积雪，阳坡上个别抢春的树种枝条油光光的，快要鼓出苞芽了。
一间马架子似的小木房，一张几块粗拉拉的木板钉的长条桌，两边各摆一长条凳。王永江、韩把头和裴世铁坐一边，对面是于九江、二当家的和炮头“老来好”。队伍散在外面吃饭，由杨树明指挥，以打碗为号，一齐动手。
打碗的任务交给了王钧。他就是这次参加的游击队。让他打碗，一是革命坚决，二是精明机灵，三是人长得较胖。如今国人以胖为丑、为病态，忙于减肥，那时正好相反，以胖为美、为健康、为富态、为福相。今人求之不得的苗条，则是穷馊馊的穷酸相。那时人穷，胖子很少，王钧从小就胖，喝凉水也长肉。那时的人多少都有点儿迷信，特别是游击队搞几次都垮了，一些人就觉得倒霉，运气不好。王钧长得富态、周正，让人觉得吉利，能成事。
屋里有酒，外面就是小米饭野猪肉。杨树明琢磨里面喝得差不多了，一递眼色，王钧起身去锅里盛饭，早瞅准地上一根干树枝子，假装绊了一跤，一个蓝瓷大海碗就“吧”地摔地上了。
胡子最忌讳打碗了，碗碎了，吃饭的家什不就没了吗？于九江在里边喊了一声，机枪手已经抱着机枪冲进去了，“九江”的人里里外外都被枪口逼住了。
王永江当即宣布，于九江匪性不改，违抗命令，抢掠民财，祸害百姓，败坏反日军声誉，屡教不改，为严明军纪，就地正法。
枪毙了于九江，又将几个坏分子开除出队，队伍继续向北边的通河县进发。
“老来好”四十来岁的样子，中等个头，赤红面子，有几颗麻子。这小子兵痞出身，能说会道，枪打得准，不然也不能成为“九江”绺子领兵打仗的炮头。两队合并后，瞅着最靠近“仁合”的就是他了，特别是在王永江面前。王永江叫他干什么，从无二话，而且干得利索。除掉于九江等人后，亮出教导队的底细，他还积极要求入党。
杨树明提醒王永江：俺看这人心里藏把刀，咱们得提防着点儿。
裴世铁也说：俺也觉得这人不是“善茬子”（指有能力但不好对付的人，常用于否定句），咱们可得接受教训呀。
王永江道：你们的意见挺好，俺留个心眼儿就是。
在通河训练、活动一个多月，回来已是6月中旬了。去时枝条光秃秃的，这时已经树叶遮天，满世界绿意了。王永江和杨树明挺高兴，说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时候到了，该跟小日本子好好干几仗了。
过了汤旺河（汤原县由此得名），到了孙臭嘴子炭窑，就是汤原县界了。王永江说在这旮旯歇两天，洗洗衣服，晾晾鞋子和“腿绑”（指“绑腿”，当时东北人反过来叫），最要紧的是弄弄脚、歇歇脚。
汤旺河，洼丹河，舒乐河，巴兰河，小古洞河，大古洞河，来回路上除了河，就是沼泽。腿脚成天在水里泡着，都白了、木了、没知觉了。扎破的地方都沤烂了，那肉一抠一块，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回来的路上，“老来好”更积极了，王永江就介绍他入党。杨树明和裴世铁不同意，王永江说俺也品他这么长时间了，这个人没外心，是实心实意跟咱们好。
走得人困马乏，那人睡得香甜呀。几声狼嚎过后，山野间益显静谧。
三个人影闪进王永江、杨树明、裴世铁和机枪手住的小房子，枪声就炒豆般响起来。
王钧老人说，当时我睡得太死了，枪响好一阵子才醒，迷迷糊糊听人喊“挣着了”。这是胡子黑话，意思是“得手了”。枪毙于九江后，王永江就宣布革命队伍不准说黑话，怎么又说上了？是胡子来了？胡子还敢找我们“撩闲”（撩拨、找事），活腻烦了？这么寻思着爬起来，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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