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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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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就下来了。
1937年3月，通（化）辑（安）铁路通化至老岭段开始动工。通辑铁路修好后，北接吉（林）海（龙）铁路，南连纵贯朝鲜半岛的平壤至满铺的铁路，这样除了安（东）奉（天）铁路外，就有了第二条从东北经朝鲜到日本的通道，“满洲国”与日本自然就绑得更紧了。
1938年3月13日黄昏，杨靖宇指挥1军500多人，分头袭击老岭隧道西口工地和十一道沟发电所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事前派官兵扮劳工混入工地，打响后一起动手，担任警戒的日伪军招架不住，逃进隧道。此战毙伤俘敌10余人，除将粮食、弹药运走外，有关工程设施、设备、材料大都焚毁，停工两个多月。
6月19日夜，杨靖宇指挥1军教导队和2师一部，依然兵分三路，同时袭击通辑铁路的阳岔工程分区等多处工地，毙伤俘敌近百人，焚毁各种设施、设备、材料，使敌直接损失达20万日元，哀叹“6月19日是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红的最悲惨的日子”。
24日夜，又袭击了土口子隧道工程。
据伪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统计，哈尔滨铁路局管内铁路，1935年前9个月间，被“袭击车站、列车、汽车”15次，“阻碍运营、破坏线路设备”49次，“工作人员的死伤被绑架”24次，“和其他合计”126次，差不多两天即被袭击一次。
以上主要发生在（哈尔）滨绥（芬河）、拉（法）（哈尔）滨两条铁路线，主要为3军哈东时期所为。而从成高子颠覆军列开始，铁路就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抗联各军师团少有没袭击过铁路的，有的则将其视为家常便饭，成了拿手好戏。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40年，2军总部警卫队30人，在代理政委姜信泰（原文说是“队长姜信一”）率领下，“（1）八月十八日第一次炸毁图佳线（图们—佳木斯）铁桥（虎林—佛岭间铁桥）。（2）八月二十五日炸毁图佳线铁桥（追分—弥荣间）。（3）九月二十九日第三次炸毁图佳线铁路（追分—弥荣间），专门指向破坏铁路”。
在本书叙述的那个时代，铁路除了军事价值，是经济、交通命脉外，还是信息传播渠道，非常敏感的政治神经。今天这儿桥梁炸了，明天那儿铁轨扒了，或者火车、车站、守备队被袭击，三更半夜，电话铃动不动就催命般响起来，而且这消息顺着铁道线传得又快又远。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年底达3个师团。1932年翻番为6个师团，1933年至1936年保持5个师团，1937年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夏“关特演”期间，兵力达70多万，号称百万。此外，还有独立守备队、国境守备队，以及其他兵种部队。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谈到东北抗联牵制了关东军多少兵力。
据关东军参谋部统计，1936年，仅日军“讨伐”作战即达1890余次。如果每次出动按10至50人计算，配以大量伪军，这是个什么数字？这一年并无“大讨伐”，10月在东边道开始的，又是所谓的“独立大讨伐”。就是说，这一年关东军的作战次数、出动兵力，不是最多的。
每年直接、间接用于“讨伐”的兵力是多少？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直接、间接投入兵力又是多少？抗联各个时期牵制的关东军兵力，是不是应该这样计算？像抗联究竟消灭了多少鬼子一样，今天我们要把这些数字搞得比较清楚，是不是很难，甚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尽力避免孤注一掷和避免根本瓦解条件下，继续和日贼拼斗，始终不让日贼安枕席，或多或少总是能够尽其破坏牵制与扰害日贼，使之不能顺利无阻的侵略我内地。
1938年11月2日，《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的这段话，应该说是比较贴切地道出了东北抗联在中国抗战，乃至在这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抗联没有、也不可能组织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就是表演拿手好戏游击战。十几个人一伙，几十个人一队，偷袭、伏击，神出鬼没，遍地开花。有时也集中几百上千兵力攻打县城，打完了再化整为零，到处出击。这种战法难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却能以数量积累质量，不断消耗侵略者的兵力、财力，“不让日贼安枕席”。
“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实际并未绊住，也不可能绊住。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那也不是抗联绊住的。抗联没有这样的实力，但它确实一直在绊着日贼的手脚。七七事变前在绊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绊着，那之后也在绊着。
关东军的“治安第一主义”持续了近10年光景，就是最实际最有力的证明。
就算最后把抗联逼入苏联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的“集团部落”，又耗费了日伪当局多少财力、物力，又是一种怎样的牵绊？
“凯歌之声”
1938年12月2日，《周保中为争取一九三九年抗战胜利给依、方地区战士信》中说：
南满第一路军的活跃和发展，突破日贼辽东辽西的进攻，而与我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及挺进军（马占山部）取得直接连（联）络。
12月2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的信》中说：
自战争开始以来，日军开到中国者三百八十万，死伤将近三百万，主要战舰航空母舰二只被击沉。日军损（失）最严重者，首先即是今年五月徐州大战二月有余，中国军退怯（却）水淹徐州城，日军三十万皆为鱼食无一生还。其次九江之战，日军死伤又不下三十万。最惊天动地剥（博）得外人钦佩者，即最近汉口大战，日军六十万皆成炸弹地雷之骨灰，汉口被日军占领仅数日，宣（旋）又被中国军夺回。
又云第八路军前方部队已到热河××庙。意大利徐州之战曾参加十五万援助日军，被中国军活捉甚多。十数月来战争，中国精锐国防军并未参战。现在已下总动员命令，全国各路军开始反攻，精锐部队已开始动员。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均同志信》中说：
关内战争我伟大的中华民族节节胜利，山东沂州已被我军夺回，广东困住日贼十三万，武汉是空城，双方对持（峙），日贼未敢进入，中国战费已有充足准备，能够和日贼作战二十年之用，日贼财政之不足，经济恐慌，煤油钢铁缺乏而使他困难日益加深，向美国第二次借款遭受拒绝，二百五十万兵力在关内不能互相救援，所以现在日贼请求国联要和中国讲和，但我国教（叫）他赔款，因赔款困难故不能不勉强执（支）持，××告诉我们，我们能执（支）持过四个（月）后便不怕了。
同年12月15日，《金策关于督战及建立骑兵给张兰生、周庶范的指示信》中说：
国内抗战大约开展，最近战情河南河中战区较比激烈，夺回四十多城市，消灭日军十七八万，获得武器无数。现在中国兵工厂能造十五分钟一架飞机和二十分钟一辆车的能力，该兵工厂都在第八路军管理之下。
金策、周保中的消息，不知源自何处。柴世荣、关书范信中所言，出自“最近由关内回来一人名叫王德平，前李杜属下旧军官”之口。高禹民所谈的，则是“××地交通”带回来的，并急不可耐地写信告知陈芳均等人，陈芳均等人再给别人写信，再口口相传。
魏拯民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革命凯歌之声。”
而这里，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中，却是“凯歌之声”不断。
有2路军老人说，“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对我们鼓舞很大。当时传得厉害，说关东军在张鼓峰死了多少人，有说几万的，有说十几万的，越传越多，都说苏联红军就要打过来了。中日大战打起来了，苏日大战再打，这小日本子还有个好吗？上级领导讲，咱们要加紧活动，配合、迎接苏联红军。这还有什么说的，就盼着这个时候了，肯定使出吃奶的劲头配合了。结果，苏联红军没过来，倒是我们过去了。过去了，才知道2路军西征早就失败了。那时不能讲这类不好的消息，听到的都是远方的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有鼻子有眼的，听着高兴、来劲呀。
老人都说，和中央断了联系，见个老百姓都难，那人都傻了、“疲恕保ū疽馐瞧＞耄饫锛创袅耍盗耍⒊梢叭肆耍舜蚬碜踊怪朗裁囱剑�
周保中1936年8月19日日记中说，“得掌大之残破新闻《盛京时报》”，如获至宝。1939年9月11日，在给张镇华的信中，要他“尽一切办法，得到敌方最近新闻报纸以及相当消息材料”。
难说一些“凯歌之声”从何而来。在与世隔绝般的东亚一隅孤军奋战的抗连官兵，那种对“凯歌之声”的渴求，并为之流血牺牲，是一点儿也不虚妄的。
就算有的从一开始就是有意制造的，比之同时期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是可同日而语的吗？
而“××告诉我们，我们能执（支）持过四个（月）后便不怕了”，当然是算计过了，有根据的：1月中旬正是寒冬腊月，再过4个月即春暖花开，抗联的好日子就到来了，起码冻不死了，也有野菜吃了。
曹曙焰老人说，我1938年当指导员，王庆云是连长，我们俩一直干到1941年退入苏联。他个不高，跟我差不多，没我壮。他参军前好像是个猎户，反正是个山林通，当战士、班长，行军打仗从来当尖兵，一直在基层干。在我知道的抗联中，他身上的伤疤是最多的。最让我们这些人受不了的，是他有癫痫病，那时叫“羊角风”，每个月都得犯两三回。有时行军，有时我们俩正谈工作，一下子就倒了，手脚都抽得硬了，几个人都按不住，嘴丫子冒沫子。有时舌头咬坏了，冒血沫子。我抱着他淌眼泪，战士们也都眼泪吧嗒的。那时战友牺牲了，也没多少眼泪了。除了行军时把他抬着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睁睁瞅着。上级早就要调他做地方工作，他不去，嫌干地方工作不过瘾。我劝他到师部团部去，那时没有“坐机关”一说，好赖也比当连长带兵轻松点。他跟我瞪眼睛，说我什么时候耽误打仗了，也真是，战场上他从未犯过病。可这病缠人伤身哪，抽一次，那骨头好像都抽软了。打仗缴获了“好嚼裹儿”，我想给他留点儿补补身子，那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像我抱他孩子下枯井了似的。这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就是干，打鬼子坚决性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冬，我的排长林贞玉掉冰窟窿里了。老百姓抓鱼凿的冰窟窿，刚结层薄冰，还有江面上没冻结实的清沟，掉下去没淹死，弄上来就是一身冰甲。命保住了，手脚就剩几个手指头了。脚指头烂没了，骨头白花花的，他拿个破钳子夹得咔嚓咔嚓的，夹下一块骂声“娘了个×的”。山东人，倔，别看就剩几根手指头了，那枪摆弄得利索，打得也准。就是行军遭罪了。冰天雪地的，正常人都跟头把势的，他那脚没了脚指头，就剩两片扁乎肉了，小脚女人都赶不上呀，那也没耽误行军打仗。这人活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前在哈尔滨胶合板厂当副厂长，省劳模。我们那时候叫他“林秃爪子”，后来厂子里的人叫他“林小脚”、“林老太太”。
老人说：抗联女兵没小脚，男的“小脚”的太多了。
老人问我：你说，什么叫“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王云庆老人说，单立志的弟弟叫单有志，我给团长当警卫员，他给政委当警卫员。一枪打在肩膀上，是个炸子，肩膀头打烂了，当时就没气了。有人说埋了吧，政委“刘哈鼻子”说死了也抬回去，半道上又喘气了。那也就是多遭几天罪吧，好人都快冻饿死了。他说给我补一枪吧，“刘哈鼻子”喂他黄豆粒大块大烟土。谁能想到，这人真就活过来了，你说什么叫奇迹？还有这哥俩都活下来了，这不也是奇迹吗？
单立志老人说，我们一块儿参军的9个人，3个受不了那苦，跑了，3个牺牲了。一个侯玉林，露营时被偷袭，在火堆旁牺牲的。一个姜明礼，小部队筹粮，让叛徒勒死了。还有个于明礼，负伤被俘，宁死不屈。这3个人都是党员、班长，都是1939年牺牲的。那年冬天我没穿上棉衣棉裤，有件鬼子大衣，烧得窟窿眼子鱼网似的。山里野兽，未等下雪，也得赶紧换身皮毛呀。现在想起来，也弄不明白那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单有志残废了，另一个李忠义也是枪伤、冻伤，一身伤疤里捡条命。
彭施鲁老人说，李义臣带着我和王静敏闯关东，到了通河游击区，老百姓听说关里来人了，就传说关里出兵了，一看怎么就来俩人呀？从义勇军到抗联，都期望关内出兵。听闻那些“关内大捷”，欢欣鼓舞，就觉得这回该出兵了吧，可听多了，也就明白远水不解近渴，还得自己靠自己。而自己能靠什么呢？只能是一种决心与信念，像周保中说的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绝不能把“中国人”三个字考掉了。
单立志老人说，我1936年入党时，县委书记徐凤山跟我谈话，用磕磕巴巴的汉话告诉我，当个党员，为了党的利益，党组织叫你去死，也不能有二话。当时听了，我心里还咯噔一下子。1938年后，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就寻思下一个该轮到我了吧。有伤亡，无补充，等到最后一个人也倒下去了，这支队伍就算完成使命了。活着干，死了算，那时死呀活呀的算个啥呀，反正有口气就不能让小鬼子消停了。
第48章 巾帼英雄花
八女投江
这是个反常的秋天，5军1师露宿在乌斯浑河畔。
楼山镇战斗后，关书范率1师与西征主力分手后，战斗不断。8月底决定放弃西征，东返刁翎。10月上旬到达乌斯浑河边时，有人说还有百余人，有人说只剩30多人，而其中有8名女性则是确切的。她们是5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士兵李凤善、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还有原4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1师宿营的柞木岗子山，位于乌斯浑河西岸，东岸是大小关门嘴子山。部队在这里休息一夜，天亮后过河向北经马蹄沟、碾子沟，就到刁翎的喀上喀5军密营了。
快到家里了，高兴之余，似乎有点儿松懈、大意。不知是谁打起第一个火堆，一堆堆篝火就在柞木岗子山下燃烧起来，就被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上了。
葛海禄，这个让人想到出卖杨靖宇的赵廷喜、李正新的也叫人的东西，胡子出身，曾在9军当过副官。而无论干什么，这世上钱才是他的最爱。这天晚上，他从样子沟下屯去上屯找个叫“豆腐西施”的女人，老远看到西南柞木岗子山下的火光，多年的山林生活使他立刻意识到了什么，转身去了样子沟日本守备队。
刁翎日本守备司令官熊谷大佐接到电话，再一个个电话，驻样子沟、后岗日本守备队，刁翎街伪警察大队，还有那个把8军好一通搅和的赫奎武团伪军，立即出动。熊谷亲率30多骑兵，驰奔柞木岗子。但他不明底细，未敢轻举妄动，先将部队在周围部署、潜伏下来，想待天亮后看个究竟，再行动作。
说这个秋天反常，是因为这个秋天多雨，满语意为“凶猛暴烈的河”的乌斯浑河，枯水期竟跟洪汛期差不多。百十来米宽的河面，河水浑浊、湍急，泛着浪花，滚滚北去。
师部参谋金石峰水性好，关书范让他试探一下，能否涉渡。他刚下到水里，枪声响了。
这时，1师官兵正向河边走去，本能地转身奔向山坡，边打边向林子里退去。而此时正是“浑汤林子”向“清汤林子”过渡阶段，隐蔽性还挺好，进入密林基本就安全了。
女人对水总比男人亲近些。守着一条大河，“起床”后，到河边撩水洗洗脸。而且，据说如果可以涉渡，她们是被安排首先渡河的。
东北的大小河流，两岸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柳树丛，南满叫“柳毛子”、“柳树毛子”、“柳毛棵子”，吉东叫“柳条通”。这种柳树，通常为手指到擀面杖粗细，几米高，一簇簇密密匝匝的，沿河两岸铺排开去，下面是膝盖高低的茅草。
战斗打响，八个女兵就隐进柳条通里，敌人并没发现她们——敌人的目光和火力，都被向山上退去的官兵吸引了。
过河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都不会游泳。她们可以在那柳条通里隐蔽不动，待敌追击战友远去后，在柳条通里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择机进入山林，就有生存机会。
但是，柳条通里射出了愤怒的子弹。
这是从敌人侧后发动的袭击。8支长短枪，据说有的已经没有子弹了。难说这样的火力，对主力的撤离起了多大的掩护作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但它肯定牵制、吸引了敌人的兵力、火力。而在她们扣动扳机的瞬间，应该说就没有想到自己，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置于了绝地——这才是她们从投入战斗到投江的本质意义和强者精神。
子弹像蝗虫似的在柳条通里飞啸，茅草被炮弹打着了，柳毛棵子噼噼啪啪燃烧着，局势更加危殆。
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不是她们所能控制的，也不是什么“众寡悬殊”之类所能形容的。但是，她们仍在战斗，只有战斗，直到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直到被洪水吞没。
8个巾帼战士，伤者被架扶着，踏入汹涌的乌斯浑河，一步步向河中心走去。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于吉林省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悦来镇，1931年考入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34年入党，1936年到悦来镇南门里小学任教。
冷云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皮肤很白，身材像母亲一样较胖。参加抗联后，特别是经历了西征，到达乌斯浑河时，就跟大家一样，又黑又瘦。在南门里小学任教期间，经常穿白衬衫、黑裙子，蓝士林布旗袍，外罩红坎肩。教二年级语文、算术、图画、体育，多才多艺，温文尔雅，又开朗大方。
“九一八”事变后，冷云和同学们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国，入党后更加积极投身抗日活动。教师吉乃臣是个热血青年，冷云做他的工作，通过其父是伪保长的关系，获取情报。
冷云的丈夫是个伪警察，老人给定的娃娃亲。冷云曾想让他利用这种身份为党工作，这个长得挺有模样的男人，却死心塌地当汉奸，暗中对她和其他进步教师进行查访。为了摆脱这个汉奸、无赖，冷云曾多次要求上队。1937年夏末，周保中要下江特委选派知识分子到5军秘书处工作，党组织决定让冷云和吉乃臣上队。敌人追查人哪去了，就说是“私奔”了，这样没有政治色彩，可以保护家人，免遭祸害。
冷云的父亲郑庆云种地，有时上街卖点自产的蔬菜，母亲谷氏做家务，一个哥哥在商号里当店员。三间草房，一个小院，女儿的突然失踪，就像给这个普通的朴实的人家投了一颗炸弹。况且还是“跟人跑了”，这在民间绝对是被戳脊梁骨的，母亲哭瞎了双眼。直到1952年电影《中华儿女》上演，听人说八女投江中那个领头的指导员冷云就是郑志民，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上山当抗联打鬼子了。
上队只有一年多，大半年是在5军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之后才是彻底地投笔从戎的西征。她和投江的7个战友，都参加了楼山镇战斗。不知她第一次参加战斗是何心境。而从读书、任教，上队后“坐机关”，到山林中行军、战斗，饥肠辘辘，破衣烂衫，她与那些从小干惯了粗活的女兵，显然是不大一样的。而且，西征前又刚刚生了孩子。这些，有关史料、著作都是简单带过。就是最后在乌斯浑河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今人也难以具体叙及。但是，她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在从投入战斗到投江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显见的。
“冷云”是她上队后改的名字。唐诗云“冷云虚水石”，水天一色中，一种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形象，正是这个弱女子的强者形象。
上队后，郑志民改名冷云，吉乃臣改名周维仁。杨贵珍不需要改名，因为她没有名字——像绝大多数女兵一样，她们是在成为一名抗联战士后，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杨贵珍是林口县东柳树河子村人。父亲杨景春为人豪爽仗义，过往行人都爱到他家搭宿，免费吃住，人称“杨家店”。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眼睛瞎了，一家人陷入黑暗。1936年初杨贵珍十六岁出嫁，半年后脑后盘着的小疙瘩髻上，就插了朵戴孝的小白花，丈夫病死了。这年秋天，5军妇女团战士徐云卿住到杨贵珍婆家时，婆家人正合计着要把她卖了。
当过童养媳的徐云卿说：不行！这事得咱自己做主。你乐不乐意上队？
杨贵珍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俺？俺这样的也能上队？
正值青春妙龄的女人，就像后脑勺揉搓的皱皱巴巴的小白花，又像只畏畏缩缩的小鼠，不敢正眼看人，偶尔抬下头，未等接触人家的目光又赶紧低下了。她实在不明白，像徐云卿这样的女人，怎么也能舞刀弄枪杀鬼子？在她的心目中，她与她们就像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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