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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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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老人说,那工夫,看不到、也不可能去看谁的表情,但是没说的,就是四个字“宁死不屈”,或者“视死如归”,或者“有我无敌”。
老人说,“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那工夫那人能“发功”。大石头冻在雪地上,别说一肚子脚丫子味儿的“牛羊树胶汤”,就算酒足饭饱的棒小伙子,平时几个也难搬得动,那工夫两个人就下去了。追击敌人,几丈高的砬子,平时谁敢跳呀?那工夫想都不想就下去了,在雪地上打几个滚,爬起来就追,什么事没有。
“号召妇女男性化”
胡真一老人说:
宫小丫是1938年夏天病死的,打摆子。部队转移,通过地方关系把她寄放到老百姓家里,两个多月后派人去看,死了。吴华敏嫁给军部一个副官,也姓吴,被俘牺牲了。吴华敏调去8军做妇女工作,再就没了消息。解放后我到处打听,回刁翎也问,这人肯定没了,调去8军还能有个好吗?干姊妹还有个谢兴华,一家人上队,她爸牺牲了,她也没了下落,也只能是牺牲了。我看过的抗联资料、文章和书里,没有她们的名字,没人知道她们。这种情况太多了,可我能不记得她们吗?
5军妇女团最多时300多人,活下来多少?我算过多少回,10来个人吧。
李敏老人说:
上队了,高兴啊,过段时间又不满足了。1师师长马德山来了,我们就缠住他不放,要求男女平等,让他带我们真正地上队,拿枪打日本子。他说这密营里的工作也得有人干,这不是男女不平等,而是革命分工不同,男女总是有区别的。我们就说他是封建脑袋,军阀残余,有人还要开他的斗争会。
1938年后,这男女瞅着也真的“平等”了。露营打火堆,那脸都跟灶王爷似的,衣服像要饭花子似的,也没什么“头发长,见识短”了,大家都差不多。张口说话,那嗓子大都是嘶哑的,你说谁是男的、女的?要说也有不一样的,女的没胡子,再就是天暖和时见到河水,总惦记着洗把脸,算是有点儿女人样了。
也有优势,同样挨饿,先倒下的大都是男人,女人就抗造。可弱势也明显,女人来到这世上,原本就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看报纸、电视,妇女卫生巾的广告有多少?我们那时用什么?夏天有种大叶子草,是种野菜,能吃,晾干了搓一搓,挺软和。几块破布,洗了晒了都硬邦邦的了,宝贝似的揣着。冬天怎么洗?无所谓了,就当没这码事儿了。你说有味儿?那人都成野人了,还管什么味儿呀?那虱子一球子一球子的,冬天怎么抓?咬呗。没结婚的人,谁脱过衣服睡觉了?
“春炸骨头秋炸肉”,说的是春初秋末的河水多么凉,你“来事了”,不也一样得蹚吗?生病都不当回事儿,这种女人的正常生理现象,算啥?夏天雨水身上淌,血水顺着大腿流。冬天打火堆,就在雪地上睡,来事不来事,能不坐病吗?
李在德老人说:
1938年春,在锅盔山西南侧的勃利县山沟里,我生了第一个孩子,5天就死了。
组织上留下李泰俊老两口照顾我,有点儿马肉和马骨头,搭个窝棚。折腾大半天,生下来了,是个男孩,没奶水。自己熬命都熬不过来了,能有什么奶水呀?李大爷、大娘熬骨头汤给我喝,也不下奶,喂孩子也不吃,头两天还哭,第三天没声了,眼睁睁瞅着没气了。
1937年春,背粮过河,河底是冰,上面是水,过去就不行了。抽筋,全身都抽,吃饭送不进嘴里去,后来连筷子也拿不住了。那时条件好,住在老乡家里,一个老太太给我二两鹿胎膏,泡黄酒喝,好了。
这回生孩子,又得了产后风,全身浮肿,也一天不如一天了。老两口急得团团转,我让他们弄老鸹眼树皮煮水。在密营里给伤员洗伤口,就用这东西,能消毒。大娘帮我洗,说行吗?我说行。心里话,死马当活马医吧——还真就活过来了。
归屯后生的孩子,特别是冬天,没活下来几个。大雪号天的,几个人围一圈,扯几条毯子挡风,没毯子用大衣。有的生下来很快就死了,雪地上挖个坑,弄座小雪坟。有的难产,大人也埋那儿了。命大,活了,怎么带呀?送人都难。十家连坐,你家多个孩子,哪来的?碰上鄂伦春人最好了,他们要小孩,女孩也要。
现在怀孕,有时越精心巴意的,不知怎么的就流产了,那时想摔掉都摔不掉。男人身强力壮都摔跟头,挺着个大肚子能不摔?平时也跟头把势的,下山,特别是晚上,雪地里就坐着往下出溜,弄不好就滚蛋了。
胡真一老人说:
1938年秋,在宁安北边扒铁路,袭击闷罐车打给养。我们女兵先撤的,在镜泊湖北边让鬼子跟上了,跑不过它,十几个人藏进湖边芦苇里。朴银珠的孩子才两个多月,是个小子,哭,她拿手捂他嘴。捂一会儿松开,还哭,鬼子就在湖边山坡的路上。这么哭了两回,没声了,她把孩子按水里淹死了。我离她几米远,芦苇密,看不见,还寻思这孩子怎这么懂事呀。鬼子走了,她抱孩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木呆呆的,傻了似的,光淌眼泪。
我参军不久,就听说1师有个叫李元容的指导员,他的媳妇抱个两岁的孩子冻死了,坐在棵树下,娘俩雪人冰雕似的。
1938年5月22日,《周保中给宋一夫、刘曙华、季青的信》中说:
号召妇女男性化,一切要以纪律生活革命利益为前提,要她们有独立工作和政治的斗争能力。
不知今日德国如何,当年联邦德国宪法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赋予女人使用武器的义务。美国法律则禁止女兵参加直接的地面战斗。
从中东到中亚,当导弹、炸弹不断地夺去包括妇孺老人在内的无辜者的生命时,有时还会听到杀人的一方表示“遗憾”——随着包括战争在内的人类生活越来越高科技化,战争好像也变得“文明”、“进步”、“人性”了。
而我的先人不得不投入的这场战争,不但力量对比悬殊,而且这些被称做“日本子”、“日本鬼子”的侵略者的残忍、野蛮,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恐怕也难觅出其右者。于是,从十一岁坐牢的朴金华,八女投江中只有十三岁的王惠民,到年过花甲的“抗联之父”李升,就走上战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男人与女人,生者与逝者,有名与无名,都是一个名字:战士!
而老于太太和部下那些女兵,吃了一种什么草药,使自己绝经,昭示的又是什么?
第49章 “用我们的骨灰来培养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
十二烈士山
2路军总部和5军3师的密营,散布在密山、宝清、勃利3县交界处的兰棒山。1938年3月,正是三江“特别大讨伐”期间,根据总部指示,3师8团、9团准备向密山、勃利地区转移。16日,师长李文彬下令收拢外围警戒部队,于19日前向兰棒山北麓李炮营集中。
18日晨,驻守在尖山子北坡头道卡子的8团1连部分官兵,在连长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率领下,顶风冒雪向李炮营进发。
宁安流传一句话:“马球子半拉脸,李双侠一只眼。”马球子是当地一支抗日武装的首领,半张脸长满青记,李双侠即李海峰。他是宁安县延吉岗人,1900年出生,猎户出身,因做狩猎用的炸子炸瞎左眼,练就一只鹰隼似的右眼和百发百中的枪法。“九一八”事变后,他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报号“双侠”,后来投奔李文彬。李文彬率部起义时,在队内担任指导官、教官的8个鬼子,被李海峰一枪一个打死4个。
8点来钟,队伍进至石灰窑南沟的小孤山附近时,右侧千把米远的山边出现敌人。几乎与他们齐头并进的300多伪兴安军快马加鞭,看样子是要赶到前面去兜堵他们,后面两公里左右百余鬼子骑兵正冲他们猛扑过来。两条腿跑不过4条腿,李海峰立即下令抢占左前方的小孤山。
白雪覆盖的小孤山,平地高约百余米,长约50米,杂树丛生,山顶多是高耸的岩石。日军从东南方向包抄过来,伪兴安军从西北发起攻击,马队散开队形,雪烟滚滚向山上卷来。待敌进至50米左右时,山上的机枪、步枪、匣子枪开火了,几乎弹弹咬肉。
1连是有名的“炮手连”。东北人管猎人和给有钱大户看家护院的人叫“炮手”,而后者也多来自前者,“张炮”、“李炮”、“王炮”,姓什么就叫什么“炮”,个个枪法了得。1连的特点是炮手多,抽大烟的多。3师起义才半年多,1连60多人,大都在密营里戒烟。这时坚守在小孤山上的只有14个人,另有总部的两个人。
敌人知道碰上了硬手。鬼子在东南山坡上架起迫击炮,伪兴安军在西北300米左右的雪地上排列一溜机枪,掩护着发起第二轮冲击。结果上去下来,天黑前如此反复了4次。
先把冲在前面的打倒几个,那股疯劲就弱下去了,有的就往回跑,人踩马踏。这时就打趴在雪窝子里的敌人,有鬼子不打伪军,当然还是先捡当官的打。李海峰连长更关注的是机枪手,瞄准了一枪一个,再补上个射手就再补上一枪。1连的步枪都是连珠枪,射程远,威力大,300来米的距离,居高临下,正好发威。
五十三岁的魏希林,在1940年5军下江部队阵亡人员调查表“姓名”栏中,写着的是“魏炮”,也是宁安人。不知道他是不是1连年纪最大的,也不知道曾有多少獐狍熊猪倒在他的枪口下,而此刻被他和“陈炮”陈凤山等人瞄住的两脚兽,几乎都成了枪下鬼。
机枪手李芳林也是个神枪手,那挺捷克式机枪总能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可要没有10来支步枪弹无虚发地给敌人“点名”,怕是再有1挺捷克式,小孤山也早失守了。
有时敌人冲到近前了,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排长朱雨亭的3支匣子枪,就像小机关枪一样扫射着。
小孤山12烈士,在当年的阵亡人员调查表中,只有7个人的姓名,其中仅班路遗和朱雨亭是党员。李海峰是战后被追认为党员的。班路遗三十六岁,穆棱县人,战斗打响不久胸部中弹,仍坚持战斗,黄昏时再次中弹牺牲。朱雨亭二十二岁,刚从下江教导队学习归来,准备提指导员的,中午时分牺牲。
一座孤山,孤立无援。无论他们坚守多长时间,杀伤多少敌人,小孤山都是绝地。
天黑了,双腿被打断的李海峰让总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带伤员从西面隐蔽突围。夜色是朋友,掩护着他们从西山坡滑下去,在山脚扒开雪洞藏起来,还真就躲过了敌人。
这时,算上李海峰,山上只有5个人了,子弹也不多了。
追悼会上,周保中宣布:将小孤山改名“十二烈士山”。
除上面写到的6人外,另6名烈士是:班长王仁志,士兵夏魁武、张全富、杨德才、王发、李才。
巍巍九十五顶子
五常地区的“集团部落”,是在1939年大体完成的。就是说,10军是从1939年开始陷入饥寒交迫境地的。
自然造化,有的山无头,平顶,东北人称为“顶子”。“七个顶子”、“八个顶子”、“七十二道顶子”,类似山名在东北不算鲜见。九十五顶子位于五常县东南部,为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张广才岭余脉,拉林河、牤牛河川流而过。沟谷纵横,簇拥着一座座平顶山,地势险峻,物产丰富,历史上就是胡子的聚生地。而从“双龙队”到10军,汪雅臣一直以这里为根据地。
归屯并户“洗大沟”,沟沟岔岔起浓烟,世代居住的家园被毁,人们被赶进“集团部落”,这里就成了绝地。
7军紧邻国境线,游击队时期就有进出苏联的传统、通道。10军像1军一样,地处日伪心腹地带。2路军西征与10军会师未果,让10军东去下江也一样难上加难。
1938年7月,汪雅臣率部前往楼山镇一带接应西征主力,在小山子被日伪军阻击。激战中,汪雅臣负伤,只得撤回九十五顶子。
1939年6月,汪雅臣带300多官兵,从小南门去九十五顶子,遇上百余名日伪军“讨伐队”。官兵都穿着伪军服装,汪雅臣下令休息,还让把枪码起来。敌人毫无戒心,躺下、坐着休息。佩戴上校军衔的汪雅臣,打着官腔跟伪军官唠一阵子,下令起队。官兵抓枪在手,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没“满”军的事,枪就响了,鬼子就都见鬼去了。
在此前后,10军攻打亚布力“集团部落”,袭击沈家屯伪军教导队,在冲河伏击日伪“讨伐队”,为生存而战斗,在战斗中生存。
有伤亡,无补充,加上逃亡,人越来越少,这支绝地孤军一如既往的是战斗。
1941年除夕夜,汪雅臣率队在庙岭子岗上打火堆宿营时,被一双葛海禄似的贼眼盯上了。这小子叫郭珍,在半公里外的寒葱河子看到火光,立即给沙河子的日本守备队打电话。
初三拂晓,在石头亮子,这支饥饿、疲惫之师被敌包围。
这是一场最后的战斗,这是一支只有20多人的队伍。炮弹在山坡上咣咣炸响,子弹在林子里穿织。汪雅臣指挥几个人和1挺机枪,在西面阻击日军,命令副军长张忠喜带人从东面伪自卫团攻击的方向突围。张忠喜途中牺牲,只有几个人冲了出去。
打退敌人的冲锋,汪雅臣命令几个战士向西南突围,他和传令兵冲向东北角。传令兵中弹牺牲,汪雅臣腹部受了重伤,倒在雪窝子里,冲着冲上来的敌人冷笑。
汪雅臣被敌人抬到贾家沟时,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三十岁。
李延平和他的将士们
宋一夫叛逃个把月后,4军1师代理师长曲成山叛变投敌。
宋一夫叛逃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西征部队不断有人逃亡、叛变。
没人知道李延平这时的心境,我们看到的是他和王光宇仍在率队战斗、向前。
1938年8月初,西征部队在苇河小五站扒毁铁路,并与敌激战,之后又在南沟伏击日伪军,毙伤敌40余人。敌人从长春、哈尔滨急调3000多日伪军,并有几架飞机配合,空中侦察,地面围追堵截。为缩小目标,摆脱敌人,中旬进入五常县冲河一带时,4军与5军2师分开行动。
山林里,官兵破衣烂衫,打赤脚和患病的越来越多。山林固然可以提供较大的安全,还得打给养、夺取弹药呀。月底在冲河打个“集团部落”,得点粮食,援敌很快追上来,部队被打散,许多人抱着空枪牺牲、被俘。
人生地不熟,每次战斗都难以知彼,甚至也不知己:应该前来接应的10军,在哪里呀?有个大概方向,怀着一种信念、希望,凭着自己的山林经验,一路向前。
冲河战斗后,收拢队伍只剩十几个人了,依然向前,只有向前。
动摇、退缩、逃亡、叛变,各种不希望看到的现象、行为,在2路军西征途中都出现了。而以李延平为代表的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是最大的亮点。
1938年11月20日,在珠河县一面坡西南错草顶子的一个破房框子里,李延平睡觉时被叛徒开枪杀害。
曹亚范、王毓峰等许多人都是这样牺牲的,类似情形后面还将不断出现。
枪声惊醒了王光宇,他的左肩和手腕也中弹了。他是叛徒第二个暗杀目标。他抓起匣子枪向人影射击,远处的哨兵也开枪了,3个叛徒仓皇逃去。
掩埋了军长的遗体,副军长带着几个士兵继续西进。
王光宇,原名王兴,吉林省德惠县人,生年不详。“九一八”事变前,在哈尔滨一中读书,之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春,被派到宁安工农义务队做政治工作,历任5军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长。
1936年5月20日、25日,刚担任师长不久的王光宇,指挥2师在林口县两次袭击列车,歼灭少佐以下鬼子2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及大量军需物资。接着,又在刁翎伏击敌人运输队,击毁4辆汽车,全歼押车伪军3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和粮食、布匹。
周保中他调到4军,军长胸怀坦荡,副军长军政双全,4军大有起色。
西征路上,特别是冲河战斗后,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难以想象的闻所未闻的故事,难以叙及。
年底,王光宇带4名士兵到达九十五顶子,与敌遭遇,全部战死。
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是4军西征唯一的生还者。他的妻子许贤淑,在冲河战斗中抱着孩子被俘,宁死不屈,被敌杀害。
像王光宇一样的高个子,只是更魁梧些。王光宇性格活泼,爱说爱笑,黄玉清则比较沉静、内向。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讲原则,有主见,军政双全。
黄玉清1899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吉州郡,1905年随家来到穆棱县向阳村,1930年入党,曾任穆棱县下城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1934年到4军任连指导员,一下子提升为军政治部主任。用今天的眼光,这就是个“火箭干部”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能力。
1936年初,他率队袭击密山县四人班、偏脸子等地伪甲所,抓捕汉奸走狗,筹集大批捐款,开创了宝清、富锦一带的新局面。5月又率部南下,联合5军攻打驻哈达河的伪26团,活捉伪团长,将迫击炮、机枪连和3个步兵连的武器弹药全部缴获。
像前面说过的那个方家大院,钉子户般钉在军部密营大叶子沟的沟口,软硬不吃,拿它没辙。黄玉清来了,一个主意,搞定了。
西征失败,黄玉清重返宝清,坚持斗争。
1940年2月20日,时任2路军总部政务处主任的黄玉清,在宝清县石灰窑战斗中牺牲。
当王光宇等最后5个人全部战死九十五顶子,4军的历史就宣告终结了。
在抗联史上,4军是这一时期表现最英勇、牺牲最惨烈的一个军。李延平和他的将士们,以其不屈不挠的抗争、奋斗,再一次诠释了什么叫抗联精神。
李文彬和他的战友们
5军的西征英雄是陶净非。
1912年出生的陶净非,与王光宇同为吉林省德惠县人、哈尔滨一中学生,1933年被党组织派到宁安工农义务队,当过指导员、团政委。到2师后,两位同乡同学又成了搭档。王光宇调去4军,2师就靠陶净非这位政治部主任拳打脚踢唱独角戏了。
在冲河与4军分头西进后,因地理不熟,4军2师误入延寿县境,又在苇河遇上同样迷失方向的5军1师。两师一路进至五常县牤牛河时,与敌遭遇,夜间混战,与1师失去联系,2师也被打散。周围都是敌人,陶净非身边只剩5团团长任德胜、政委朴东和等14个人。
东返宁安,在海浪河与打散的1师1团长曲玉山等人会合,又在额穆与2军5师取得联系,得以度过冬天。1939年初,陶净非率这支小部队南下,在敦化大蒲柴河找到魏拯民,即按总部原订计划在敦化、安图、宁安、汪清等地活动,与1路军3方面军并肩作战。
1940年春,为摆脱敌人对敦化地区的“讨伐”,根据魏拯民的指示,陶净非率2师和崔贤、安吉率领的1路军15团,再次向五常发起远征。
他们不知道西征早已失败了,也不知道10军的确切位置。自两年前踏上征途之日起,就与下江总部失去了联系。
抗联的意义本来就在于战斗,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要战斗,消灭敌人,牵制敌人。
在下江出征时,2师100多人,从五常县牤牛河东返时只剩十几个人。转战吉东、东满再西征,收容失散人员,收编山林队,再战斗,再伤亡,一忽儿增至几十人,一忽儿再剩十几人。在五常县最多时曾发展到130多人,待到年底重返下江时,算他就剩3个人了,包括5团团长任德胜、政委朴东和等人都牺牲了。
1942年春,陶净非带一支小部队在五常县老爷岭活动时,被敌包围,战斗中牺牲。
5军1师、2师西征,留守下江的3师兵分两路活动。一路8团由政治部主任季青率领,以驼腰子为中心进出依兰、勃利,掩护主力西征。一路9团由师长李文彬亲自率领,东进虎林北部地区,与7军3师联合作战。
像十二烈士山的勇士一样,3师的神枪手们,战场上有鬼子先不打伪军,打伪军则特别喜欢猎杀那些叫做“教官”、“指导官”的两脚兽。
李文彬任大队长的伪森林警察大队,驻防三道河子两年间,从未打过反日武装。起义后,两个多月,就消灭大佐以下日伪军百余人。
一是共产党创建、领导的武装,二是山林队,三是哗变伪军,东北抗联主要由这样三种队伍构成。前者抗日坚决,可士兵放下锄头拿起枪,军官中也少有懂军事的,就难免要用血的代价交付学费。义勇军中除了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胡子的山林队外,有相当数量的原东北军,军官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山林队的头头、骨干枪法也好。缺点是扰民,抽大烟的多,兵痞多,易动摇,随风倒。哗变伪军与之大同小异,吃苦精神往往赶不上义勇军、山林队。
李文彬堪称集上述各类优长的代表人物。从小受苦,种地、打零工,诚实劳动,用那时人的话讲是个正经人。在东北军中从班长干到连长,性格沉稳,处事公正、果断,富于谋略,深谙带兵之道。队伍中那么多炮手,打仗都是好手,平时也牛气,难管理,属骄兵悍将之列。而到了李文彬手下,起义时皆听命于他,起义后很快成为5军的一支劲旅。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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