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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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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者,须经彻底调查后,才能允许其暂留在队而给以适当工作,顶好是派他再到敌人的另一方面去进行秘密工作,但应特别注意不要中敌人的奸计。4。携带武装便衣工作之人员,被敌捕去后其处理与前三项同。5。被俘虏或被捕后投降敌人,或暗中将我军实情供述于敌而接受敌人工作嘱托机会借口逃回我方者及叛徒处于死刑。6。依照特殊情势,故对于逃兵缉捕拿获者无条件一律处死。
像刘曙华那样,假装答应敌人做密探,寻机逃走归队,时称“假投降”。上述规定中没有如何处置假投降,但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上投降了,要被开除党籍。
1937年春,汤原县委书记张素被捕。从守备队到宪兵队,5次严刑拷打,他“说了一些牺牲的、反动的、假的人名”,又说了些共产党的坏话,“甘愿给满洲国干事”。他寻机逃了出来,找到党组织,被开除党籍,“以他为革命之同路人方式而来分配他工作”。
1939年1月,3军2师师长兰志渊叛变投降后,敌人进一步加强了对1师的诱降。1师政治部主任周庶泛,请示3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后,决定假投降,以便捕杀前来劝降的叛徒、特务,打击敌人气焰,警示动摇分子。敌人大肆宣传,派几十副马爬犁进山迎接“投降”部队,动员庆城县城学生上街欢迎。由于只有几个人知道是假投降,军心浮动,有的要枪杀周庶泛,有的准备把队伍拉走。结果,虽将敌人诱杀,1师也险些出了大乱子。北满省委认为,“投降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些同志底确出卖了自己伟大革命事业的光荣的荣誉,这种没有民族气节的糊涂行为,简直是罪恶”。周庶泛被留党察看4个月,张兰生留党察看6个月,“若是他声明书不诚恳时,毫不留情地开除党籍”。
3军稽查处处长、原3师师长张连科,因主张假投降被开除党籍。
刘曙华、张素被捕后的假投降,与张兰生、周庶泛的这种假投降,显然是有所差别的。本书 第2章 说过,东北胡子应对难关的一招,就是假投降。这当然不是胡子独有。也有弄假成真的。1934年冬,王荫武的救世军被编为伪警察大队,待到棉衣穿上了,弹药补足了,再大闹天宫般杀将出来了,就是比较典型的假投降。
无论何种情景,共产党都是不准搞假投降的:“以假投降欺骗敌人,这是客观上叛卖行为。”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党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有长期斗争历史的景乐亭同志,应该成为七军中心支柱。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
1939年,“第七军系统匪帮军长景乐亭等一五〇名盘踞于抚远、同江县内,与苏联保持密切之联系。在本期将有意投诚之部下永远予以枪毙,至于整顿内部,屡次袭击乌苏里江航行船舶、集体部落,或于九一八纪念日前后袭击各处等而气势大振,乃为第二路军系统匪帮中活动最为频繁者。”
1940年4月(无日),《西返经过纪要》中说: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及伪满军五千余人,大举出扰虎、饶、抚远一带,第七军各部陷于饥疲不堪,弹尽粮绝,而敌长期围攻,情势险恶之际,景乐亭放弃全军部队之掌握,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之间,煽动部下,密图投降日寇。因下级干部之疑虑渠有异谋而加警戒与不受煽动,景之密谋未遂,乃藉病越界过江东,×××(第一个“×”为原文,后两个“×”为某人名字,笔者将其隐去)接见报告工作及斗争经过,隐匿密谋,嗣经××××××(为某人职务及姓名,笔者将其隐去,下同)告发,因所举证未尽详实,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谋,但承认临危动摇恐惧,并有不正当破坏上级领导系及分裂内部之言辞。当此,因诸种困难,××嘱×××同志带队先回赴虎、饶地区,景给病假一月随队行动,俟总部返虎饶时,与部队群众接触时,再行审理。因恐景在七军与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以致藉词构陷,互相倾轧,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实有罪行,必须于第七军全部队中求得实据,再进行审查。乃景于随队途中,犹图拉拢部属,并密谋继续煽动。同时经李德山告发去冬景之密图经过,悉行暴露。当由×××同志以总部代表责任地位,详细审讯,人证确凿,景以往曾密谋小团体组织,参加者七名,企画叛降日寇。景无词抵赖,遂由×××、×××主持之下级人员代表审判会议,景乐亭应处死刑,惟事情关系重大,应申报总部处理。但当时处于敌情状况紧张中,部队内部困难甚多,尤以缺粮问题最为严重。深恐于看守景乐亭以待总部到着后审理之过程中,发生意外,故讨论结果,以景之罪行暴露,证据确凿,应行紧急处分,遂于三月二十六日将景乐亭执行处死。
同年同月(无日)的《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说:“大会认为党委开除景乐亭的党籍及新召开的士兵审判会议,判决景乐亭的死刑并执行枪决,这是对的。”
有老人说,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但是不敢说,说了也白说,弄不好还得把自己搭上。
被称为抗联的“闺秀”的7军,在偏远的虎饶地区与日寇做殊死斗争的同时,也被“内部问题”困扰着。罗英叛变后混入7军,拉帮结伙,要夺领导权,又搅和一阵子。景乐亭被“紧急处分”,与毕玉民、徐凤山等人被“内部处理”,虽有不同,也与7军历史上的“内部问题”有关。
老人说,景乐亭原是救国军的营长,在伪军中有些关系,搞服装、弹药、情报。这个人打仗好,也与此有关。7军这一帮、那一伙的,能选他当军长,也说明他的威信。可后来墙倒众人推,这些关系就成了勾结、投降敌人的证据。1938年前有地方党,有的还打入敌人内部,有眼线。这时或者被破坏了,或者上队了,那边无法取证,这边怎么说就怎么是了。非常时期,处死个军长与处死个战士,有多大区别?
景乐亭是1993年10月26日,即被错误处死五十三年后,经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东北烈士纪念馆核实认定为烈士的。
东北抗联11个军,先后有18位军长、代军长。其中,牺牲9位,病逝1位,幸存3位,开小差迷起来1位,叛变两位,误杀两位。
“九一八”事变后即投身抗战、像景乐亭一样没有被俘经历的5军军长柴世荣,通行的说法是:1943年夏秋之际,在执行任务中光荣牺牲。
采访中有老人说:是这么回事儿吗?
根在黑土地
1937年6月4日,《张中华给五军党委书记K同志的信》中说:
关于负责人员借口学习、休息往××地问题。此问题最严重,都是因组织上不注意,派人先通知,一切关系都被普通人知道。还有由××地来人乱讲,我是由什么地方过来的,张口苏联怎样,闭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好,生活怎样好,结果,把在满的负责人员动摇了,把革命责任放弃,跑去××地,在先者有政治主任×××(凡指代人名的“×××”,都是笔者隐去的姓名),在后者有×××(师长),开去××地的道路,将来如不警告,恐接踵不绝,亦未可知。余意见应由联军司令部出一布告,说明谁要自由行动,不经军队负责人员批准,去××地,执行枪毙。在组织上出一通告,藉学习、养病、抱机会主义者去××地,开除其党籍,断绝其政治生活,方能阻止去××地人员以后重犯,希保中注意该事件的严重性。例如×××同志、×××同志,比谁都明白,能担任工作,还往过跑,将来像这样事情继续不断,满洲革命重责又交到谁身上去呢?
前面 第42章 说过,东北派去苏联学习和其他公干的人员,大都一去不返,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上。不排除有人畏惧东北的斗争环境,不想回来,但是王凤麟肯定不在此列。
王凤麟,原名李芳,1911年生于宁安县卧龙河屯农家。据说,他的两个哥哥参加5军,有人说他也是5军的,还有说是4军的,去苏联学习前是个连长。在抗联史料、著作中,笔者没有看到他和他的两个哥哥(李新、李凌云)的名字。也搞不清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何时参加抗战,有什么英雄事迹,何时被派去苏联学习,在哪所学校学习,只知道他学的是工兵专业。
笔者比较熟悉的,是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2团副团长王凤麟。
笔者采访到的2团老人说,王凤麟中上等个头,很结实,皮肤很白,文雅、沉稳,不大爱说话,特别爱动脑子,枪打得特别准。
1940年后,日寇在山东实行堡垒政策,依托大小据点,利用原有的村寨、围墙、院落、炮楼,在大小村镇和交通要道的制高点上,大筑炮楼、碉堡,挤压、蚕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没有重火器,无法攻坚。1旅曾把榆树掏空,用铁皮、铁丝包裹、缠紧,当做炮筒,装上火药、秤砣,点火后当即炸裂。鲁中军区兵工厂改造过一种“平射迫击炮”,用生铁铸炮弹,因砂眼多,极易炸膛。有的部队还用辣椒面当“毒气”,站到高处,待风向合适时向空中扬撒,期望呛得据点里的敌人鼻涕眼泪直咳嗽,趁机发起攻击。
小张庄战斗,2团攻了5天没攻动。指挥战斗的副旅长火了,组织党员、骨干组成敢死队,敲锣打鼓助威,死打硬拼,轮番攻击,仍未奏效,伤亡数百人。
战后,团工兵班长刘厥兰说:能不能用炸药炸呀?
一句话提醒了王凤麟,当即到村头一个废弃的碉堡下,埋上炸药,一声巨响,碉堡被掀去半边。
第一次把炸药用于战场,是张家栏子战斗。王凤麟把枪法好的官兵两人一组,封锁碉堡上的一个射击孔,他的一支步枪对付一个。然后,一挥手,刘厥兰就冲上去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煤矿工人出身、个头不高、四十来岁、后来被称为“爆破大王”的刘厥兰,是第一个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
团里抽调骨干,由王凤麟负责,指导、培训攻坚爆破技术。开头用火柴点火引爆,在敌人火力下滞留时间长,伤亡大。有时爆破手先点火,再抱着导火索哧哧冒火星子的炸药包往上冲,这样危险性更大。王凤麟就发明了拉火引爆法。第一次战斗,实际上就有了爆破组、火力组(掩护组),炸药一响,部队就冲上去了,成了突击队。后来不断总结完善,再加上个手榴弹组,靠近了向敌人投弹,掩护爆破组上去爆破。攻城拔寨,还有个梯子组。
后来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中的“四组一队”,这时在鲁中军区已经基本成型了。
1948年7月16日,毛泽东在给徐向前、周士第并告华北局的电报中说:“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
枪声中,张家栏子的敌人看到刘厥兰连支枪也没有,不明白他一个人冲上来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他怀里抱着的那是什么东西。
从此,八路军的“手中炮”,就开始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从日本鬼子到国民党,再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国鬼子,一看到对手抱着炸药包(或爆破筒)冲上来了,就拼命射击。眼看着冲到跟前了,就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要“坐飞机”上天了。
位于淄河上游的马鞍山,海拔600余米,顶端双峰突兀,形如马鞍,四周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峰顶。因地势险要,这里就成了安置伤病员的小后方。1942年11月9日,日寇调集千余日伪军,并有飞机助战,猛攻马鞍山。
这年春天,王凤麟在莱芜吉山战斗中,右腿负伤截肢,正在山上养伤,就指挥了这次战斗。他占据有利位置,一支步枪弹无虚发,连在山腰指挥这次战斗的鬼子军官也成了枪下鬼。
王凤麟任副团长的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2团,一个团的兵力相当于东北抗联的一个军。可这时的马鞍山上,除了伤病员,就是地方干部和家属,共计40余人。这不是一支战斗部队,枪弹也少,所能依仗的就是地利、天险。把石头推下去,比子弹、手榴弹更能杀伤敌人。可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这种优势也是有限的。王凤麟命令老人、妇女和孩子下山。他们把做军装的布匹系结起来,一头拴在树上,一头垂到崖下,抓着从后山下山。
战至黄昏,山上连能推动的石头都没了。需要拄着双拐才能走动的王凤麟,先是头部负伤,后来身中数弹。步枪子弹打光了,用匣子枪射击,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有被俘后被押下山的人,见他倒在扼守那条上山小路的石阶旁,血人似的,身边横着一副拐杖。
前面说了,魏拯民牺牲前写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要求派干部,其中“技术人才(制造炸药,使用无线电,制造防毒面具)各二、三名”。
没人知道,如果王凤麟被派回东北会怎样。也不能说如果没有王凤麟,就不会有手举炸药包献身的董存瑞。但是,毫无疑义,王凤麟是不可替代的。却有几多人知道这位来自黑土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功勋人物,拄着双拐的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十五、踏破兴安万重山
第50章 大游击
到西荒去
进入1938年后,以3军为首的北满联军连受重挫。
6军2师师长陈绍宾一个口信(苏联要与日本开战,苏边防军负责人邀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到苏研究配合行动问题——编者注),3军、6军两位军长过界苏联被关,3军1师、9师连同两位师长被苏联送去新疆,500精锐尽失。
3月,3军3师、4师在依东的密营被毁,部队不得不向富锦、宝清、萝北一带转移。4月,2师师长关化新、4师师长陆希田相继牺牲。10师师长高士魁投敌,7师“九江队”、8师考凤林部叛变投敌。5月,10个师6000多人的3军,已减员2/3。
使形势进一步急剧恶化的,是前面写过一笔的“三一五”大逮捕。十几个县的党组织被破坏,有的几乎全部损失,联军在下江的处境越发窘迫。
当年6月初,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境内召开会议,决定3军、6军、9军、11军向西北部的黑嫩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远征。
黑嫩平原,即小兴安岭西南,大兴安岭以东,北(安)黑(河)路、呼(兰)海(伦)路以西的广阔平原。大、小兴安岭可为进出其间的依托,从三肇地区南下洮南、索伦,又可前往热河、关内。3军首次西征,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远见卓识,让6师师长张光迪率73团200余人,在海伦东山里建立后方基地。张光迪不辱使命,在当地站住脚跟,建立密营,其中有被服厂,还有储存了100多石粮食的粮库,既支援了3军主力继续北进,也接应了这次北满主力西征。
几乎与2路军西征同时,北满联军踏上征途。
首批西征部队150余人,在9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原3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9军2师师长郭铁坚率领下,从依东出发,渡过松花江,向海伦挺进。途中战斗不断,魏长魁牺牲。常有钧、郭铁坚率部继续西进,分别于9月、11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李熙山、张光迪的部队会师。
第二批西征部队分两路,一路200余人,由6军参谋长冯治刚和2师师长张传福率领,一路300余人,由金策、侯启刚和6军3师代师长王明贵指挥,于8月上旬陆续出发。像首批西征部队一样,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张传福牺牲。两个多月后,两路部队陆续到达海伦。
10月下旬,由张寿海Ш11军1师师长李景萌率领的第三批西征部队百余人,从宝清动身,年底进至小兴安岭西麓的海伦县境。
第二批西征部队到达海伦后,10月15日,金策主持召开了3军、6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熙山、冯治刚、张光迪、王明贵、王钧、陈雷等。金策指出,为避免兵力过于集中,同时配合全国抗战,与八路军打通联系,北满临时省委要求已到海伦部队继续北征,依托大兴安岭向北,然后向西、向南挺进,以贯通关内外的抗日战线。会议决定,抽调官兵组织两支远征队,由李熙山负责筹建“江省西北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向西北地区继续远征。其余部队在铁力、通北、海伦一带开展游击,同时在海伦后方成立短期训练班,加紧培训干部。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派人到讷河、绥化、庆城、肇州等地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党组织和反日会,发动群众进行抗战。
成功的战略转移后,是极具战略目光的迅速的战略展开。
离休前曾任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雷,1936年初入党后就做地下工作。“三一五”大逮捕,佳木斯市委被破坏,他这位市委书记侥幸逃过一劫,不得不上队,被任命为6军组织科长,西征前到2师负责政治工作。
老人说:
出发当天下雨。西征一路,身上干爽的时候不多。江河涨水,骑马过河,拽着马尾巴过河,游泳过河。不会游泳,又没有马尾巴拽的,抓着拴在两岸的大绳,两手捯着过去。过梧桐河时,水急,那人就在水面上冲漂着,一把没抓住,眼瞅着那人浮沉几下就没影了。
第三天晚上,走到鹤立河东南的一个部落黄花岗,里面驻守40多伪军。冯治刚指挥,突然袭击打进去,缴获几十支步枪和一批战马,还有粮食。马是坐骑,也是给养。隔了一天,进至鹤岗煤矿,目的也是打给养。周围都是电网,用大木杆把电网底下撬起来,钻进去。有内线领着,背出许多白面。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联没这一说,就是走哪吃哪。归屯前不愁肚子,归屯后就得打给养。一支部队出动,沿途需要在哪些地方打给养,可能付出多大代价,指挥员都得心中有数。这个季节远征,沿途有青包米,还能抠土豆吃,越走庄稼越成熟。
张传福师长牺牲那天,我记得是农历七月十五。皓月当空,部队在黑金河的河坝下宿营。我和他在堤坝上各搭了个帐篷,他的帐篷里还点着蜡,在看什么。我把马鞍子卸下来当枕头,迷迷糊糊刚睡着,枪响了,炒豆似的,掷弹筒也咣咣响。
敌人抢占了西北方向咱们哨兵放哨的山头。我爬出帐篷,趴在堤坝上打了几枪,一发炮弹飞来,觉得忽悠一下子就什么不知道了。醒来后,有人扶架着还能走,张传福是用毯子兜着抢下来的,抬出几里地后就不行了。
过了汤旺河,进入小兴安岭,最难的是爬倒木。一人合抱、两人合抱的原木,横七竖八的,叫“倒木圈”,绕不过去,有的从下边能钻过去,多数得爬。上面长满苔藓,又湿又滑,先把枪和背篼扔过去,双手使劲够着爬过去。太高太大的,就得有人推着送过去,地上都是腐叶,也摔不着,就是费时费力。还有“吊死鬼”,就是挂在树上的折断的朽木,刮风,或是有点儿震动,就掉下来砸伤人。再就是“闹瞎塘”,前面得有人拿刀开路,费时费力费衣服,到海伦时那人都跟要饭花子似的。
离休前为广州空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的卢连峰老人,富锦县花马街基别力山人,1937年2月参加抗联独立师,即后来的11军。
老人说:
我们家原是有名的卢家大院,我两岁时叫胡子抢了,败了。我八岁放牲口,揽各家的牛马骡驴,还有猪,一个牲口放一年给7个铜板。1936年夏天后,独立师到我们那一带活动,有个隋德胜团长,来了就住在我们家。熟了,他说你别给牛马骡驴当“官”了,给我当传令兵吧。那年我十五岁,长得小,使大劲也没1。50米。上队没几天,见到李兆麟,他说这是谁家的小孩伢子,没杆枪高,趁早打发了。我吓坏了。团长说逗你玩,你还当真了。
听说西征,到西荒去,许多人开小差了。
走时就下雪了,先没脚脖子,再没膝盖,山沟里深处齐裆。那雪壳子擎不住人,人马就在雪里蹚。开头一天能走70多里,后来就30里、20里了。不知道上级怎么想的,早点儿也行,晚点儿也行,偏偏赶上这么个时候,越走雪越大,越走天越冷。山里有碓房子,碰上也住不下多少人,大都打火堆。过了乌拉嘎河,一些人就不行了,都是冻伤,大都是脚,不能走了,留在碓房子里。留点儿吃的,伤养好了再撵部队。怎么撵呀?还能找着吗?
雪大,马也走不动,又饿,扒开积雪让它吃点儿草。人也饿呀,马饿倒了就杀,马鞍子背着,背不动扔了。肚里没食,更不抗冻。我的脚也冻坏了,右脚跟烂到骨头了。到海伦后,3军有个叫“刘铁脖子”的,给我“扎古”(治疗)。他跟敌人骑兵拼刺刀,脖子被砍一刀,没死,脖子歪了,叫个“刘铁脖子”。他弄几个像蘑菇似的气包,里面是锅铁色的灰面子,和香油熬了,拿酒泡了,糊好了。这时什么招没有,赶上杀马,割块带血的马皮糊上。团长问我能不能挺住,我问还有多远,他说也就几天的路程。要是再走上十天半拉月,肯定得留那儿了,八成没今天了。
那时讲话“三个死”,打死、饿死和冻死。我记得我们西征到海伦,一路上没打什么仗,就是冻坏了,比打仗遭罪多了——那时打仗算个啥呀?
当吉东2路军西征失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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