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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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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家窑的敌人不断打枪，炮弹也在空中划着抛物线飞来。一个鬼子和几个伪军官举着望远镜，在围墙后面探头探脑。冯治刚抓过一支连珠枪，枪身把院墙上的积雪按出个缺口，吧的一枪，那个鬼子向后仰去。就在敌人愣神的瞬间，第二枪响了，一个伪军官又应声倒了。
北边的敌人在树林子里“打马桩子”，有进攻的模样。王钧冲敌人打了一枪，让个老百姓送去一封信，意思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不要为日本人卖命。伪军围着个胳膊被打伤的伪军议论，说这枪打得真准。那送信的老百姓说：人家这是打的朋友枪，让你们老实别动，不然就打脑袋了。
北边敌人再无动作，也不打枪了。其他方向枪声不断，特别是南面，打炮，轻重机枪火力很猛，还曾试探着攻击两次。
天黑后，冯治刚下令向南突围。
王钧老人说，北边敌人兵力少，南边打得最激烈，其实都是假象。南边是平原，北边过了讷谟尔河就是五大连池，山区。敌人认为我们非往北去不可，布置了三道防线，天黑后把南边的兵力也调过去了，南边只剩些伪自卫团。我们如入无人之境，200多人只牺牲1个。
2支队去谷家窑途中，抓住个姓吴的伪自卫团长。2支队突围后，敌人莫名其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个队伍你们打不了，人家那个大官会推八门，推出南面是生门，吃饱喝足就走了。
前面说过，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冯治刚不服气，自己拉起一支“文武队”，要跟这帮满脑袋高粱花子的人比试比试，看谁更有能耐，打鬼子更厉害。
有人投笔从戎，到了也没谙出军中之道，免不了书生气。冯治刚拿笔的手很快练成神枪手，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抗战上，果敢、沉静，多谋善断，用头脑打仗。3路军到西荒后打下的第一座县城，是他指挥的，其影响是战略性的。汤原那样一座在下江地区影响很大的县城，也是他策划、指挥攻破的。他指挥的大仗小仗，经常会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中，让人领教一种奇兵的快感。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战前让你觉得挺悬乎，这仗能打吗？能这样打吗？打起来却觉得挺容易，伤亡也不大。
前面引用过的《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龙北部队在北满党及三路军总指挥部正确领导和指挥之下，我们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东北抗联三路军第二支队长，后任抗联龙北指挥冯治刚同志，得到了很大的成果，开展了北满抗联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英勇活动的成绩。龙北部队在去年一九三九年一年中所获得的胜利成绩，突破北满抗联历年来每年的纪录（已有报告，此处不赘），使寇军为之气馁，而博得满军之赞叹和喝采。
抗联自始至终都是游击战，一支部队出去，在总体战略方针下，全凭带兵人机断专行，灵活应对。再加上放下锄头拿起枪，许多人未经过正规训练，农民习气，长期的游击作风，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把战略利益置之脑后。冯治刚从来都是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命令。而当联军猬集下江，一些人为山头利益闹纠纷、摩擦时，他严格约束部下，宁肯吃亏，也尽力避免矛盾、冲突。
老人都说，这个人是栋梁之才呀。
1939年12月，2支队越过嫩江，进入呼伦贝尔的莫力达瓦旗。
1940年1月26日，王钧老人记得非常清楚，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六。
老人说：
这天清晨，我们来到格呢河西太平桥屯，一个骑光背马的达斡尔姑娘德兰英从屯外跑回来，说警察狗子来了。部队退到屯外山上，望远镜里，来的是清一色黑制服的达斡尔步兵警察队，有200多人。冯治刚让军部副官祁宝贤和警卫排长于长江上前喊话：汉族、达斡尔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刚喊几句，对方开火了，两个人倒在雪地上。大家火冒三丈，我也急眼了，冯治刚瞪着眼睛大喊：王钧你听着，不许打死一个！几挺机枪的交叉火力，把敌人摁在山下不敢动弹，骑兵从两侧冲下去，马前枪口下，200多人缴械投降。
莫力达瓦旗是达斡尔、汉族杂居区，达斡尔人对抗联很好，但这时许多人对咱们还不大了解。这些伪警察大都是当地达斡尔人子弟。这一仗咱们牺牲两个人，没伤对方一个，简单教育后都放了。这下子别说老百姓了，连这些伪警察也受不了了，说咱叫日本子弄瞎眼了，今后豁出命来也要帮抗联。
当天傍晚，我们南下到了阿荣旗的五架屯，发现东南方向开来30多辆尼桑卡车，车上黄糊糊的都是鬼子，足有一个联队，有的车后还拖着大炮。
当时分析，敌人是从齐齐哈尔过来的，当地不会有这么多鬼子。它来干什么？要去哪里？是不是奔我们来的？不知道，对这一带的地形、村屯分布情况，也不清楚。这是首次进军呼伦贝尔。我和冯参谋长核计，当晚敌人或者去阿荣旗，或者找个大屯子住下。没想到它住在西南方向的任家窝棚，我们也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个屯子，第二天正好撞上了。
尖兵在前面1里多远，主要是察看路上的汽车轮印子。那时西荒没有胶皮轱辘车，有轮胎印就是敌人。走了两个来小时，前面一座山，尖兵向我们挥手，有敌情。冯治刚让我作好战斗准备，他带着传令兵纵马上山，观察敌情。敌人在山上放了哨兵，早发现我们了，山后就是任家窝棚，一路鬼子爬山抢占制高点，主力从两侧包抄我们。我一看糟了，敌人居高临下，我们那儿是一片开阔地，光溜溜的，连“打马桩子”的地方也没有。我可着嗓子命令部队往后面山上撤，然后和大队长任德福带个机枪班，抢上前去接应冯治刚。
从汤原游击队到3路军，一次战斗，我还没遇过这么多鬼子，更没见过这么猛的炮火。榴弹炮、迫击炮、掷弹筒打得分不清个数，一会儿工夫，机枪就被炸毁两挺，机枪手和几个战士也被子弹扫倒了。冯治刚他们离我们最近时，也就200来米的样子，我眼瞅着传令兵裴海峰先倒了，接着单腿跪地射击的参谋长也中弹了。要不是大部队上了北山，火力掩护，我和任德福几个人也撤不下来了。
南面是敌人，东北方向也黄糊糊地上来了，我领着部队往西撤。出山沟，拐山头，迎头又撞上一小队鬼子。那人都红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机枪、步枪、匣子枪立即开火，枪打马冲，鬼子顶不住，往后跑。后面是三岔河，有条清沟，薄薄一层冰。鬼子哪明白这个呀，前面的掉下去，后面的收不住脚，30来个鬼子在里面抓挠着乱扑腾。我们这一顿好打，冰水都打红了，算是出了口恶气。
当晚在西南山里露营，第二天傍黑时，我带几个人回来，遍山不见烈士遗体。老百姓说，鬼子发现了冯参谋长的印章、文件，用白布裹着拉走了，其余的老百姓给埋了。
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县长），事变后不当汉奸，带领全家老小躲进山里，病死了。3路军西征时，冯参谋长的母亲、妻子，还留在小兴安岭密营里。他牺牲前3天，还跟我说不知道她们怎样了，这个冬天能不能熬过来。
师团长们
3军3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人称“吴县长”。
吴景才原籍山东省义州府，石匠出身，“九一八”事变前闯关东到珠河县，在乌吉密、三股流一带打短工，又在常万屯沟里开个小烧锅。1933年底，日伪军进山“讨伐”，被赵尚志率游击队痛击，败退时经过烧锅沟，把吴景才的家和烧锅一把火烧了。吴景才自此参加抗战，为珠河游击队搞情报、购买物资。
1934年7月，在三股流成立珠河反日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会长。“农委”是在反日会基础上建立的半政权性质的组织，老百姓不习惯叫“会长”，都叫吴景才“县长”。1935年秋，在三股流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就是正儿八经的县长了。
从总会会长到县长，都是老百姓选举产生的，由此不难想见吴县长在群众中的威望。
1935年秋，日寇对珠河游击区实行焦土政策，“洗大沟”，建部落。吴景才有时潜入部落，有时进山，最终不得不上队，先后任3师、2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0月，在方正县蚂蚁河西老道庙一带活动时，战斗中负重伤牺牲。
关于吴景才，从县长到师政治部主任，这里能够比较完整地讲个大概的，只有一件事。
1935年春，3军转到外线作战，伪23团突然闯进铁道南的红地盘抢粮。十万火急！“吴县长”命令各农委分会的自卫队，立即赶到土门岭伏击敌人。天擦黑时，伪军赶着300来副装满粮食的爬犁进入伏击圈，吴景才一声令下，步枪、老洋炮、大抬杆齐鸣。许多老百姓也赶来助阵，敲打铜盆，燃放鞭炮。伪军哪见过这阵势呀，蒙了，扔下粮食跑了。
郭铁坚，原名郭成文，1911年生于依兰县刁翎镇大通沟，1933年毕业于依兰中学，回乡创办小学校。1935年初参加抗日活动，5月入党，不久任刁翎党支部书记，3个月即动员50多人参加抗联。后来，他的妻子、哥哥、弟弟和刁翎小学30多学生，也陆续上队。刁翎地区先后参加抗联百余人，直接间接，都与他有关。
1935年8月，郭铁坚带两个党员，缴了大通沟伪自卫团9支步枪、1支撸子，拉起一支20多人的队伍参加3军，被编为1团游击连，任连长。9月，他率游击连在五道河子伏击伪军运输船，缴获十几支步枪和100多套棉衣。
1936年春，赵尚志决定将游击连划归9军，郭铁坚任游击连指导员。之后又调任军部科长，1938年1月任1师政治部主任，8月任2师师长。
郭铁坚家贫，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人又聪明、刻苦，学习非常好。没架子，人缘好，活泼，幽默，当师长也跟士兵开玩笑，没大没小的。战斗中负伤，用草药敷伤，士兵跟他开玩笑，说这回“锅”破了。他笑道，别看“锅”破了，这铁可是坚着呢，从此改名“郭铁坚”。
1941年8月，郭铁坚率9支队挺进呼伦贝尔。部队在瓢泼大雨中渡过嫩江，在西岸郭泥屯被敌人包围。暴雨、弹雨，敌人还调来榴弹炮。郭铁坚在指挥抢占制高点时，胸部中弹，仍大呼冲锋，直至牺牲。9支队仅15大队指导员孙志远带8个人杀出重围，仍按总部计划西进，在大兴安岭游击两年，不见大部队到来，才东返总部。
《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谈罢“西北指挥部之组成状况”后，说：“其中尤以冯治刚、姜福荣、耿殿君、王铭贵匪帮活动最为频繁，彼等善于忽聚互散，纵横奔驰于游击区。”
耿殿君，中等个头，浓眉大眼，脸稍长，棱角分明，一口浓重的山东腔。1903年生于山东掖县，何时闯关东到汤原不详，1932年3月参加抗战，曾任6军留守团团长、11团团长、12团团长，1939年12月牺牲。
此人作战勇猛，颇得游击战要领。但他更突出的贡献，还是在后方建设上。
“留守团”、“补充团”、“留守处”、“经理处”，各军名称不一，内容都是一个。被服厂、医院、兵工厂等等，这些建在密林深处的后勤基地，随着形势的严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越来越陷入窘境，而6军在联军中一直是比较好的。
留守团与战斗团的区别，在于摊子多，事务杂。耿殿君的特点，一是勤勉、敬业，地面熟，善交际，几乎没有他办不来的事。二是“抠门”，平时一颗钉子、一块破布都要精心收起来，在他眼里没有什么可扔的东西，人称“耿破烂”。留守团管钱管物，钱倒不一定有多少，物可是多去了，除了部队官兵肩背上扛背着的，6军的家当几乎都在这密营里了，也真需要这样一个“把家虎”。特别是粮食，特别是归屯后。三是严厉，一天到晚黑着脸，好像不会笑。密营人员散，被服厂都是女的，其余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病号、伤员少有断的时候，有时还有戒大烟的。常来常往的都是干部，许多是领导，有的来了就要“好嚼裹儿”。这样个单位，不严格管理，换个“好好先生”，还真不行。
问题在于耿殿君严厉得简单粗暴，经常是张口就骂，甚至举手就打。
1938年8月25日，《中共下江特委给六军全党同志并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说：
“他骂（妈）的！这些小子又来蹲沟啦！没有什么事扯他妈儿八蛋，你（指刘连长）不会说不会道的，见大官老爷别哆嗦，要不了命。他们愿来就来！上这儿来吃给养还叨叨，不来拉倒，我有工作太忙。”
耿同志有一贯的轻视组织的精神，对于上级党的指示和工作决议，表面上同意，而没有一次不是暗中反对，或表面抵抗，有时谩骂党和上级领导机关。一般的经常反抗上级。
有老人说，批判赵尚志，一些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也不敢说。耿殿君不管这一套，这也是他受处分的一个原因。
1938年4月，耿殿君被留党察看3个月，期满后被开除党籍。
同年11月，有人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六军干部如周云峰、吴一光、耿殿君等撤职，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特别是老耿如短期内再有新的错误，即将处死。”
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人都清楚，或者政治路线，或者“浪漫行为”，抗联中高级干部中没有受到批评或处分的不多。当然，许多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而关于耿殿君，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坏在嘴上了”。
在《开除耿殿君党籍的决议》中，说：“他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曾不断的表现出英勇斗争精神，无有动摇的坚强意志。”
在被“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期间，从组建讷河地方武装，到最终牺牲，同样表现了他的英勇斗争精神，毫不动摇的坚强意志。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我提议北满要发起一个追悼运动，来追悼和纪念我们一九三八年来牺牲之先烈魏长魁、关化新、陆希田、张传福以及最近牺牲的张连科、雷炎、陈芳钧、孙绍清等，我们要详细研究他们牺牲之经过，详细的他们的史迹的记载，最好写出传记，提高全党及全队对保护干部之注意！
1940年12月8日，《张寿海Ц涸鹜静⒆泄仓醒胝尉值谋ǜ妗分校诹谐觥度肪刹客臣票怼罚ù幼苷⒆懿文背さ街Ф映ぁ⒄⒉文背ぃ┖螅吹溃�
最积极的、忠实、勇敢、有战斗历史、经过锻炼的青年干部，如白福厚、许宝和、隋德胜、曹德胜、孙继州、姜文贵、徐泽民、王景华等军事指挥员，姚士同、迟万君、朴吉松（韩国人）、金永贤、张荣、韩玉书、吴时英（韩国人）等政治工作员，这都是我军战斗干部。其外如夏振华、李静波、王勤、李福才等后方管理工作员，张中孚、徐子英、金贞顺、张英华（韩国女人）等文化技术干部。
以上多为团或团以上干部，后来大都牺牲了，有的这时已经牺牲了。
“我的头颅我的热血是贡献民族革命”
张兰生，原名鲍巨魁，满族，1909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28年师范学校毕业，1932年入党，历任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北满临时省委书记、3军政治部主任。
像张兰生一样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高禹民，原名高升山，191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八岁时随父闯关东到依兰土龙山，1934年在依兰中学读书时参加抗日活动，曾任依兰中学党支部书记、依兰县委书记、下江特委书记。1939年冬转移到西荒，1940年4月后先后任9支队、3支队政委。
高禹民中等个头，眉清目秀，英俊文雅，思维敏捷。上队后，曾参与指挥攻打克山、霍龙门战斗，年底在阿荣旗王兆富屯战斗中牺牲。
有汉奸告密，先来一中队鬼子，后来大批伪军。晚上9点多钟打响。王明贵、王钧带教导队部分人员住在屯子东头，冲到后面山上，抢占制高点。高禹民带主力住在屯子西头，远点，没冲出来。王明贵指挥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接应主力，高禹民带个机枪班，占据雪地中两块突兀的大青石，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激战一个多小时，主力大都撤到山上，高禹民和十几个人被敌人包围。敌人喊话，让他们投降。高禹民让教导队长安永化用日语喊话，让敌人投降。
王钧老人说，第二天傍黑时，我们又回到王兆富屯。烈士遗体让敌人拉走了，大青石上除了弹痕就是血，雪地上一层弹壳。那雪不是白的了，弹壳都红了。
无论省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还是普通士兵，要使后人比较详细的知道他们的事迹，须得两个条件。一是当年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并能留存下来，二是有比较熟悉他们的人活下来。张兰生长期做地方工作，这种“地下工作”，原本就是难为人知的。
1940年6月1日，《张寿海砗嘀哺鸩叩男拧分兴担�
三肇张文廉同志光荣殉国矣，真使人痛心，李道文（十二支队参谋长）全家殉难，敌人破坏了一些公开关系，但秘密组织敌人是无法知道。
张文廉，1913年生于宁安，北平一中毕业，1935年秋回乡抗战，参加5军，任连指导员，战斗中失散，半年后找到队伍，被误认为是奸细，险些被处死。之后任3军秘书、青年科长、三肇地区龙江工委书记，1940年被捕，坚贞不屈，被日寇填进松花江冰窟窿里。
张文廉被捕后，金策曾指示徐泽民，一定千方百计营救，花钱买出来也行。
不知道徐泽民具体怎样营救的，只知道他是不遗余力了，还知道徐泽民、小孔、尹子奎等人都牺牲了。
而谁都知道的，如果没有地方党的配合，讷河、克山、肇源是不可能打下来的，许多好仗都是没法打的。
还知道张兰生、高禹民白纸黑字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我的头颅我的热血是贡献民族革命，是贡献于党的事业。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正是无钱无粮，山尽水穷的时期，是最紧急的关头，但不论是怎样艰苦和困难，不论是怎样的挨饿和受冻，只要是血在温，只要是头尚存，丝毫不能变动了革命的意志，请勿念！
小孩队
曹曙焰老人说，我上队不久就见到何畏，圆脸，大眼睛，挺招人喜欢。那个头使大劲也就1。50米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小孩，大家却叫他“团长”，没一点儿开玩笑的样儿。我心里纳闷儿，这么大点小孩，怎么就当团长了呀？后来知道，他上队前是儿童团长。
何畏，1922年生于宾县，八岁到方正县大罗勒密，给人放猪。1935年初参加儿童团，当团长。“讨伐队”来了，人们跑进山里，让他回村看看。鬼子军官和伪军官腰里的手枪，让他眼馋，那也没招呀。村头孤零零的一家院子里，架着十几支步枪，伪军在屋里睡觉，一个哨兵在门口抱枪打瞌睡。何畏立刻有了主意，回来跟农民自卫队长郑万昌一说，大家齐声说好，立即行动。自卫队藏在院外的高粱地里，何畏抱只老母鸡，从门口走过。那哨兵招手让他过去，何畏假装害怕，抱着老母鸡钻进高粱地，那伪军就追。除了老洋炮就是扎枪头子、大刀片的自卫队，就有了十几支步枪，“何团长”名声大噪。
何畏原名何永祥。李延禄听说这事后，摸着他的脑袋说：你这么勇敢，什么都不怕，就叫“何畏”吧。
比何畏大一岁的姜墨林，儿童团的团龄比何畏大三年。他是宁安县红土墙村人，主要任务是跑交通。敌人到处设卡，进趟城更难，有时连妇女梳在脑后的“疙瘩揪”（抓髻）都要扯开检查。姜墨林扮作个小要饭花子，拿张大饼边走边吃，信就藏在饼里，不检查拉倒，检查两口就吞下去了。他还“收编”个比他小四岁的顾全民，有时各自行动，有时相伴出发，破衣烂衫，拿根打狗棍。有时两人假装打架，一巴掌把鼻子拍出血，一个跑，一个追，无论敌人拦没拦得住，连哭带叫，又撕又打地也就混过去了。
姜墨林的交通跑得太出色了，敌人就盯上这个比同龄人矮半头又小一圈的孩子，他就不得不上队了。不到3个月学会1000多个字的姜墨林，在镜泊湖北边的杨胖子沟，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打死个鬼子。之后攻打延吉县双河镇，小队长姜墨林把十几个人分成四组，在齐裆深的雪中挖沟掏洞，战斗一打响就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举夺下东关炮台，第一个冲进镇子。
1936年12月，3军5师打下佛山县城，转移到乌云县小河沿屯时，有两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兵，掉进农民饮马用的冰眼里，脚冻坏了，被安置在当地老乡家养伤。没想到这家的主人袁明是个日本特务，那还有个好吗？严刑拷问，敌人一无所获。
乌云县参事官增田虎正郎和伪县长赵畏亲自审问，审讯室换成了高雅的客厅，留声机还播放着乐曲。
赵畏首先开口：你们两个小孩，在爹妈身边过好日子多好呀，抗什么日呀？
一个小兵道：我们的爹妈是中国人，你的爹妈是日本人吧？
另一个小兵说：当汉奸没有好下场，俺们在佛山把大汉奸王万良绑在灯杆上勒死了。
增田虎正郎赶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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