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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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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时代，笔者就看过于天放写的《牢门脱险记》。
1967年5月3日凌晨，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于天放，在省博物馆地下室被秘密看押10天后，割腕自杀。
李桂林老人说，我是1968年2月9号晚上抓进去的，1970年2月15号放出来，关在省公安厅拘留所，正儿八经的监号。每个监号8平方米，我那个监号最多时关10个人。我头一天晚上进去，见个人面熟，仔细看叫人哭笑不得，竟是省公安厅长魏子民。可连省委第二书记李范五、副省长陈雷都抓起来了，公安厅长算什么呀？开头不放风，不让说话，不许躺着，只能坐着，还不能靠墙，说不定什么时候造反派就把谁带走了。回来后鼻青脸肿的，直不起腰的，剃了鬼头的，有的就没了，不知弄哪去了。陈雷、李敏、张瑞麟等人都在那儿，陈雷关个8年抗战，李敏关4年，张瑞麟跟陈雷差不多，我两年多算少的。不叫名字，叫号，我是81号，陈雷20号，李敏21号，张瑞麟是多少号来着？瞧这脑袋，刚才还在嘴边呢。
张瑞麟当年是有号的。前面说过，南满1军士兵是编号的，从参军那天就有号没名了。东满、吉东、北满没有编号，这回也有了。
赵明山老人说，编号好哇，当年保密，“文化大革命”也保密了，有的就这么躲过去了。俺没躲过去。堡子里有人知道俺跟队伍走了几年，问俺是不是当胡子去了，俺说俺是当红军打日本子去了。造反派说你糊弄谁，南方才有红军，东北哪来的红军？俺说那时抗联就叫红军，俺参加的是杨靖宇领导的正儿八经的共产党的红军、抗联。造反派说你在哪儿当的抗联，俺说在老秃顶子，在长白山。他们说那是山林警察，是汉奸，打！就把俺吊起来打，俺这左胳膊到现在也不能往上弯，洗脸用一只手。俺一个老农民，倒没什么可开除、能“橹杆子”（撤职）的，可这手残废了，还怎么干活，一家人还怎么吃饭哪？
单立志老人说，造反派说我是假党员，我说我这党员要是假的，我这辈子就没什么真的了。他们说你填表了吗？我说现在入党要写申请书、填志愿书，我们那时没这事。又问你参加“在家礼”，还拜把子了吧？我说这个是真的，告诉他们怎么回事儿。要想把抗联弄明白，再说清“为什么”，真不大容易，好在是亲历者、过来人。结果一解释就成了“态度问题”，抗拒从严，罪加一等了。
老人说，那时大小是个干部，就是“走资派”了。抗联呢？一个“胡子”，一个“苏修特务”，几乎人人有份。许多人还是“日本特务”、“朝鲜特务”、“国民党特务”，双料、三料、四料特务。抗联是给苏联搞过情报，是苏联特务，可我们搞的是日本鬼子的情报，那时苏联是帮助中国抗战的呀！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呀！那时离“苏修”还有二十来年，挨得上吗？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
张瑞麟当年齿骨被子弹打碎，一只胳膊骨折，“文化大革命”中一条腿又残废了。
老人吃力地张口道，我这辈子别的都没啥，就嘴上这伤太缺德了，说话不得劲，满口牙就剩右上边一个食牙了。喝小米粥最好了，树皮汤、野菜汤也挺好，干的用舌头团巴团巴就进去了。吃大饼子，用手掰开捏碎放嘴里，喝口水咽下去。那时粮食最多的是煮包米粒子，大家伙儿嚼得那个香呀，我得用石头、枪把子把它捣烂糊了。解放后好了，别人吃干的，给我做稀的，面条、疙瘩汤什么的。这是特殊化了，可也不是好吃好喝的特殊化呀，一大堆罪名中，就有了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卢连峰老人说，1946年春天，四平那边跟国民党打得炮火连天，这边在哈尔滨阿什河街一栋三层楼里，办“抗联研究班”，“研究”抗联的“叛徒”、“特务”、“汉奸”。我老婆也给弄去了。门口站双岗，裤腰带没收了，盛饭时还得一手提着裤子。葛万才被吊在电扇钩子上打。他参加抗联后，鬼子把他老爹抓去，身上绑块石头沉江了，日本投降后听说了，精神就不大好，再这么一“研究”，疯了。有个马云峰，还有个姓张的，说他俩要杀王明贵，绑下楼去，正碰见王明贵上楼，一问一听，王明贵说哪有这事呀？这才放了。轮到我了，说我在通河叛变了，我说没有。他们说那么多人叛变了，你为什么不叛变？我说照这么说，你们是不是也叛变了？有人上来要绑我，我抄起把凳子，说谁敢上我就打死谁。我跑去省政府找冯仲云，说不干了，回家种地去。他安慰我，说这事不能耍态度，有人不了解抗联，问什么，讲什么，配合组织讲明白就行了。又说我的老丈母娘在通河被斗争了，他已经打过电话了，没事了。唉，那时林彪就整抗联，到了“文化大革命”整得更狠了。
有老人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说东北从来就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承认抗联。北京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我去看了，有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抗联。抗联抗战14年哪！我们给中央反映情况，有抗联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又不承认抗联了，就日本鬼子始终承认我们，打我们。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未被触及的。
张瑞麟老人说，12支队打肇源城，抓住日本参事官的是新兵程化亭，十五岁的小孩。他跟鬼子摔跤，可勇敢了，“文化大革命”时被整死了。
李桂林老人说，我那个表兄刘清峰，说打日本鬼子还打出罪了，憋气窝火死了。
李敏老人说，张英华，梧桐河模范学校音乐教师，那年十八岁，漂亮、活泼、大方，说话像唱歌似的，是我们这些小丫头、小小子的偶像。“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宣传队，唱歌、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后来跟汤原县委书记李春满结婚，生个女儿送人了，下落不明。李春满牺牲后，跟张兰生结婚，生个儿子死了。1940年在铁力密营被俘，日本投降后出狱，跟个农民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这回孩子都活下来了，她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她是个老革命啊，一天福也没享着啊。
前面说过，冯仲云是被活活打死的。
连冯仲云这样的好人也不放过，那个年代怎么啦？！
曾经审讯过于天放的日本战犯中西正植，在供词中说：“我尊敬为正义而舍生的于天放将军。”
提起“追星”，今人就会想到追歌星、影星。而在抗战胜利后的东北，于天放、冯仲云和他们的战友，所到之处那些着了魔似的涌向他们的人们，追逐的则是我们的民族之星、抗战英雄，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英雄是一个民族的光荣、骄傲和巨大的精神财富。而当英雄被视如粪土时，就知道在那个肯定是疯了的年代，我们失落的还有远比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更可怕的东西。
作事认着叫他左了，不能叫他右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样的话都不会陌生。而这句话是1936年7月6日前，5军一位师长就经常挂在嘴边的。联想到东北反“民生团”杀了多少人，以及关内的打“AB团”、“肃托”等等，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是不是多少就有点儿眉目了？
“幸存者寥若晨星”——从当年的文件到后来的抗联著述，都难得少了这句话。
十年浩劫后，就更寥寥了。
抗联退到苏联后，陈雷几次回国执行任务。每次归来，在迎接的战友中一眼见到李敏，恋爱中的一对青年，心头就一阵疾跳：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20号”陈雷，是1966年8月26日被抓走的，先“牛棚”，后拘留所。不久，李敏就成了“21号”。偶尔得知彼此都在那儿，夫妻俩心头一阵狂跳：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同样8平方米的女监号，睁眼都是“犯人”，闭眼全是抗联。当年6军最小的女兵，就闭着眼睛在脑子里“过电影”，一个个历历在目，音犹在耳，可像她这样的幸存者还剩几个？《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露营之歌》、《列宁诞生歌》等旋律，就在耳畔响起。编一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的念头，就是这时萌生的。反正待着也没事干。专案组的人见她写的不是“交代材料”，都给没收了，她就在心里唱、记。
老人说，刚关进来时真受不了，心头特别堵得慌。说抗联是“胡子”、“特务”、“叛徒”，我就跟他们辩论。我对专案组的人讲：抗联14年抗战中犯过错误，我们这些人在后来的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你要说抗战打鬼子也错了，那天底下就没有对的事情了。
从黑龙江、北京到广东，从省军级到农民，天南地北，笔者采访到的老人像“串供”了似的，几乎都说了这样的话。
老人们都说，那时候能挺过来，就是坚信抗战打鬼子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迟早有拨乱反正的那一天。
那么于天放呢？这位“遇事沉静”，越狱从计划到实施都周密得滴水不漏的人，九死一生逃出鬼子的秘密监狱，这回为什么要选择自杀（用那时的话讲，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呢？
十六“过苏联”
第53章 “阶级祖国”
“武装保卫苏联”
苏联我们好朋友，
无产专政，工农当主人，
帮助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
各帝国主义，领导狗国民党，
还有“满洲国”一齐来进攻；
工农青年起来反对进攻苏联。
五年计划，
大大的成功，
六小时一日工，五天算一礼拜，
吃穿不犯愁，到处有俱乐部，
医院和学校，不要你花钱，
工农青年武装起来保护我们的祖国。
帝国主义者，
虽然发疯狂，
有我们全世界工农群众保护，
外有红军，英勇呱呱叫，
最后胜利，全世界大同，
工农青年武装起来拥护我们的苏联。
有老人说，那时像这首《拥护苏联歌》的歌挺多，唱着这样的歌，觉得苏联就像天堂似的。那时搞政治教育，有人张口闭口都是苏联，从游击队时期就有“苏联之友”，专门宣传、介绍苏联。1军独立师是1933年“九一八”两周年成立的，应该说这时就有了1军，可正式成立却是1934年的11月7日，因为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7周年。那时特别重视、在意苏联，苏联是“阶级祖国”呀！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共产党还没有武装，满洲省委即提出“武装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北方会议后，更是将其视为东北党和武装的首要的第一等的任务。
1932年7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决议》中说：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绝对不是宣传的口号，而是如何切实执行的中心任务，是满洲党工作日程的第一页，是一切实际工作行动中心。
而四天前，满洲省委代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另一种错误的观念，根本不了解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而希望苏联的红军打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在支部同志有这种观念）！
1936年（无月日），《关于珠、汤中心县委及三、六军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之说明》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在老赵的报告中，还有主张苏联出兵及与苏联关系问题，我感觉太不相（像）话，所以，我在草案上没写上去，可以口头报告。
赵尚志、张寿海А⒑钇舾盏热巳衔咂呤卤洳皇谴笫卤洌账沾笳交蚴澜绱笳讲攀谴笫卤洹Ｓ腥巳衔罢馐鞘愕挠仪慊嶂饕宓墓鄣悖Ω貌坏骱偷乃嗲宄龅场保荒甓嗪蠡贡慌牢霸诒甭衬谏⒉甲哦运樟推秸哂泻Φ乃枷牍鄣恪薄�
1938年7月，林彪在延安抗大演讲《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中说：
华北在形势上是处在日寇对苏作战的侧后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这对于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时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关于苏联对于中国革命、抗战的作用、意义，关内关外的共产党人的认识，在宏观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加上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东北党和抗联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差异就出来了。在延安可以随意谈论“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没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东北就成了问题，“应该不调和的肃清出党”。
其实，这样说的也不一定不那样想——世上有些话，原本是只能烂在肚子里的。
七七事变爆发，固然使已经抗战六年的东北共产党人愤怒，同时也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战斗热情益发高涨。“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爆发后，抗联官兵心头振奋不已，小日本子作死，这下子算是活到头了。又着急，苏联红军怎么还没打过来呀？
就像流亡东北的朝鲜爱国者，从“九一八”事变中也能看到希望一样，如果日本再进攻苏联，日苏战争爆发，那就更加国多力量大，大家一齐动手把日本鬼子灭了，这不是一种挺正常的心理吗？
可在有的人的意识里，全世界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使苏联不受到伤害，怎么能希望日苏开战，把祸水引向“阶级祖国”呀？
方未艾老人说，1934年他在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时，认识个姓王的南方人，“中东路事件”期间，曾为苏联红军搞过东北军的情报。这个人说，作为党员，他必须执行党的指示；可作为中国人，他心里实在不好受，甚至想自杀。
1934年初，由7军前身饶河工农义勇队改编的东北国民救国军1旅特务营，在攻打虎林县虎头镇时，营长金文亨和2连长朴英根负重伤。立即套上马爬犁，越过冰雪覆盖的乌苏里江，将两人送到对岸的伊曼城，请苏联医生救治。
那时管越境去苏联叫“过苏联”，这是边境居民“背背”背出来的语言。义勇军抗战失败后，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人都“过苏联”了，然后转道从新疆回国。对于这个除了自己的祖国外，应该是最熟悉的国度，他们在感情上可能格格不入，但他们知道苏联是日本的敌人。而从游击队到抗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过苏联”，则是奔“阶级祖国”去的。
不知道出现在中国战场上的苏式飞机、大炮，是不是要钱的，而且还掌握在国民党军队手里，那也是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近水楼台应该先得月的东北抗联，苏联是否援助了什么武器装备？笔者看到的资料从无提及，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有。而从游击队始，凡是“过苏联”的武装人员，越境后一律缴械，能回来的一般会发还武器。“诺门罕事件”后，还会配发几枚日式手榴弹。抗联退到苏联后，派回国内为苏联执行侦察任务的小部队，还装备了电台。这算是援助武器装备了？
周保中、赵一曼、陈荣久、李延平等人，都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抗联陆续派往苏联学习的官兵，无论毕业后被王明、康生派去了哪里，苏联党都为中国党和军队培养了许多人才。而因地理关系受益最大的，是与“阶级祖国”一江之隔的7军。从军长到士兵，重伤重病，就“过江东”。7军人数不算多，幸存者在2路军中却是多的，这也是个因素。
苏联对抗联的帮助、支援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应该说还是精神上。
一些老人说，抗联打鬼子，那是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宁死不当亡国奴。但是，有了苏联就不一样了。都是共产党，信一个主义，苏联一定会帮助咱们，苏联又那么强大，一定能打败小日本。在支撑抗联抗战到底的理想、信念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山林队和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跟咱们的区别之一，就是不明白、看不到这一层，容易动摇。
王钧老人说，1939年夏天后打的大仗、小仗，口号就是支援诺门罕。我们打讷河县城，一个重要原因是车站上堆积许多军用物资，都是运往诺门罕前线的。当时那边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了，我们不知道。知不知道也得打呀！
抗联每消灭一个鬼子，就少一个魔鬼进关，对苏联的意义也是一样。——虽然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而是将其精锐南下调往太平洋战场了。
1931年11月14日，即“九一八”事变56天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声明不干涉满洲问题。
12月31日，李维诺夫向为就任外相正在归国途中的日本驻法国大使芳泽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10月14日，苏联允许日军在中东路苏联管辖段进行军运。
1935年3月14日，“满洲国”在海参崴和伯力设立“领事馆”。
3月23日，正式签订关于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价格，获得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上队、没上队的，在乡下种地、打仗，哪知道这些事呀，上级领导可能知道，起码满洲省委应该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对于李维诺夫那个主动示好的提议，日本把苏联晾了10个多月，才轻慢地予以拒绝。1937年初，苏联再次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绝了。而早在1933年末，关东军即开始拟定《对苏作战纲领》，1938年又制定了《八号作战计划方案》。设想1943年对苏开战的计划方案，分为甲、乙两案。甲案是在东部东宁、虎林一线正面发起总攻，北部黑河一线正面同时采取攻势，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占领苏联滨海地区。乙案则是东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尔一线正面，歼灭后贝加尔湖苏军主力，占领贝加尔湖以东重要地区。1941年6月开始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是旨在北进苏联的一次集结、预演。
东边日本虎视眈眈，西边德国蠢蠢欲动，苏联必须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窘境。“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程度不同的都在调整对日、对华政策，苏联在远东采取的是当时被称做“和平外交”的退缩策略。但它并不是一味退缩、忍让，而是明了什么时候该伸出去握手，什么时候就得抡起拳头。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之战，苏联红军将关东军胖揍一顿，然后再安抚一番。像优待俘虏，帮助寻找鬼子的尸体，连空袭苏军后方机场被打死的飞行员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够煞费苦心了。
而抗联官兵几乎只能在切身经历的痛苦中，感受到这种微妙的苏日关系。
李文彬率部起义，被编为5军警卫旅，当时最危急也最棘手的，是200多随军家眷无法安置。敌人一心要灭了这支新军，如果家眷被追杀，遭遇不测，后果可想而知。柴世荣等人给周保中写信，认为“最完全办法”是送去苏联，苏联不接收，就“硬送”。周保中先后给赵尚志、张寿海А⒎胫胃招葱牛扒蟀镏Ｕ等疤乇鸫筇址ァ保腥说酱ケ啤⒐橥停�3军、6后方也一样吃紧，柴世荣等人只能徒呼：“警卫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军、6军过界的500骑兵，像当初过界的义勇军一样，被苏联送去新疆了。日伪曾要求将过界的义勇军引渡给“满洲国”，被苏联拒绝了。
关于苏联与抗联的关系，对苏日关系而言，应该是个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日伪与苏联在这方面有无交涉，如何交涉的，结果如何，笔者没有见到有关资料。而从历史的实践看，苏联是既想帮助抗联，又不能刺激日本，破坏东方的“和平外交”。这就需要寻求、把握一个“度”，而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像把过界的义勇军、抗联送去新疆，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平衡点，对双方都有所交代了，实际有利的当然是日本。
有老人说，对抗联来说，最有利的是在苏联建密营，特别是我们被逼进山林之后，光给提供个场地也行。咱们把后勤人员、伤员、老弱病残都弄那边去，战斗部队在这边利手利脚地打仗，游击几个月、半年，过去休整一段时间。这样苏联当然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你是“阶级祖国”呀！
苏联拒绝抗联的老弱病残“过苏联”，大约始于1936年。像柴世荣等人说的“硬送”，前面说过，根本行不通。因为这是苏联的既定政策，你硬不过人家。
1939年“诺门罕事件”后，苏联的政策、态度变化了——连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都从“笆篱子”放出来，重返战场了。
两次伯力会议
1939年夏，根据金策的指示，冯仲云派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过界，谋求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探询赵尚志的下落。此时诺门罕战事正酣，远东军对抗联热情起来。9月冯仲云首先越境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11月周保中也到了。
3路军西征到西荒后，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系就断了。满洲省委撤销后群龙无首，王明、康生回国后各自为战，各省委、路军之间的协调、配合，一直是各方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北满与吉东之间，从地域到历史，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而在1938年后的严峻局势下，东北党和抗联也迫切需要研讨、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并尽可能地统一动作。
作为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赴苏是希望得到苏联协助，在其境内召开一次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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