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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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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问题就扑面而来：怎么会是这样子，这篇报告是谁写的？经过集体研究、讨论了吗？力主如此这般的又是谁？
首先值得怀疑的，应该是被笔者隐去姓名的发表了“意见书”的人。
像苏联方面矢口否认“邀请”一事，人们立刻会想到捎“口信”的陈绍宾一样，怎么赵尚志走了个把月，就来了“意见书”？是巧合，还是早有预谋？
笔者这样说，不能不感到痛苦和不安，但我必须尽力说明白。因为即便我不这样说，读者也会这样想。
像周保中一样，×××不能不为北满党内部的和与吉东党的分歧，乃至分裂，感到忧虑。而在确认了“吉特信”、“中代信”的来路后，就更不能容忍赵尚志反对“中央路线”的行为。实际上，这也是后来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谁也背负不起反对“中央路线”的责任，共产党员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无论×××与赵尚志有没有、有多少个人恩怨，他都是站在北满党、乃至吉东党的全局立场上，思考并动作的。他和赵尚志一样，都是有着坚强的党性和极强的个性的人。正像有的作品说的那样，“他的内心里，还极可能充满了强烈的党性意识，巨大的勇气、使命感和豪情”。
周保中是在苏联的比肯得知王明、康生已经回国的，他应该是最早得获这个消息的抗联人。“意见书”是在周保中归来后个把月发表的。就是说，这个消息传到北满，应该还需要相当时日。而从刘海涛到朱新阳，北满派去苏联的人一去无踪影，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眼睁睁地看着北满党跟着赵尚志的反“中央路线”走下去，他不想让赵尚志就这么走下去。中央代表团会帮助、教育赵尚志，这对他是一种保护、爱护。否则，这个撞上南墙也不回头的人，迟早要倒大霉。
×××应在不希望赵尚志回国之列，因为北满党的思想统一还需时日，这时赵尚志回来，可能又是一场地震。待这边都归到“中央路线”上了，那边赵尚志也被中央代表改造得差不多了，再回来齐心协力打鬼子。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是这样理解，是不是能够接近历史？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被解除省委书记，“意见书”后因“反倾向”不力，又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冯仲云，后来也被赵尚志怀疑为“奸细”。而无论他说了并白纸黑字留下多少关于“反倾向”的话，读者已经明了他应排除在外。
还有就是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了。他一直是×××和“意见书”的支持者。前面说过，在解除了冯仲云宣传部长职务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他做了东北党和抗联罕见的长篇报告，认为“尚志同志确是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之主要负责者”。但是，说他是暗算赵尚志的人，不但没有证据，而且在北满党和联军中，也不是那种能够驾控局面的强势人物。
当我们只能在这些重要人物中一个个地排除时，是不是有人早在那儿偷着乐得笑掉大牙了？
有老人说，有误杀的，有没有误放的？有没有从一开始就假装好人，混进党和抗联队伍的？那时别说祖宗三代，就是昨天没了，今天回来了，他干什么去了，你都没法查。地方关系没了，连吃饭都得打着吃，你能上哪儿查，怎么查？抗联好多蹊跷事都是这么来的。这是没法子的事。日本投降时拼命销毁档案、文件，它是销毁战争罪证，也是保存实力，保护那些潜伏的特务、奸细。那时小鬼子不服气，说20年后再回来。
有老人说：这件事如果有朝一日能搞清楚，说不定会让人大吃一惊。
第56章 “永远”有多远
重返战场
《苏联援助中国东北抗日游击队内幕》的作者戈尔布诺夫，说他见到了一份文件，1939年5月30日，第2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科涅夫、政委比留科夫，在伯力与赵尚志会面的谈话记录。“从会议记录不难看出，双方都相当客气。集团军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列申少校也出席了会见”。
会议内容是讨论赵尚志提出的建议，包括如何进入伪满洲国、今后怎样开展工作及保持与苏联的联系。同时，苏方建议赵尚志首先与活动在松花江流域的旧部建立关系、组成联军、设立强大的司令部、整肃队伍、开除那些革命意志薄弱的成员。由于日本间谍给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必须成立反谍处。
赵尚志队伍的任务是逐步巩固和壮大伪满洲国的游击队伍，为此，必须对日本警备部队发动若干大规模突袭，以鼓励队员士气。
苏方非常看重赵尚志丰富的游击斗争经验，承诺今后继续保持联系，并就会上讨论到的所有问题，给予全方位的帮助。
赵尚志的所有请求都得到了满足。会面的最后，他再度被告知：“我们认为，您是伪满洲国游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我们将通过您就所有问题下达指令。与此同时，我们还将与活跃在中苏边境的其他游击队保持联系。”
苏方对赵尚志的指示是：“您本人不必亲自指挥袭击。不要忘记，您是整个游击运动的总指挥，而不是一支游击队的队长。您应该领导破坏敌军整个体系的斗争，而不是个别的部队或是小分队。”
赵尚志是6月底率队回国的。动身前一天，一位苏军中校来送行，对官兵讲话，说苏联支援中国的抗战，祝愿你们取得胜利。又说赵尚志是东北抗联的总司令，大家要尊重他、爱护他、保护他。
过界点，苏联这边是个叫拉滨的小村庄附近，对岸是萝北县的太平沟，荒山野岭，人烟稀少。星空下的黑龙江，一艘苏军炮艇划过江面，把百余人的队伍顺利送抵西岸，在东岸准备掩护强渡的苏军，各式火力也就一声未吭。
差10天左右就是一年半，“过苏联”时冰封雪裹，归来时一江激流，夏意正盛。倘是冯仲云，定会触景生情一番，而赵尚志留下的文字不多。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他周身都灌满了激动，那颗久抑的心是怎样地怦怦跳动。
上岸后，这支清一色鬼子装束、装备的队伍，即向西南方向疾走。第二天上午进入佛山县南部，看到10来个赶着马驮子的伪警察。这些伪警察挺懂事，枪一响一动未动，也就毫发无损。一问都是乌拉嘎金矿的，问什么答什么，赵尚志当即决定攻打金矿。
乌拉嘎金矿是北满重要金矿之一，管事的当然是鬼子，有30多人的伪警察队。晚上，部队摸到金矿大院，首先解决哨兵，占领要点，枪声中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队长和几个亲信很顽固，被击毙，战斗很快结束。
除枪弹外，一座金矿的各种缴获，自然不会少。又在矿工食堂的大棚子里召开群众大会，陈雷、于保合和赵尚志先后讲话。得知这个声音洪亮的小个子，就是鼎鼎大名的赵尚志，当即有20多个工人要求上队。
在赵尚志指挥的难以计数的大小战斗中，这归国第一仗的乌拉嘎之战，实在算不得什么，却成了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祁致中之死
赵尚志率领的这支除司令部外，编为1个教导队、2个中队的部队，百余人中有3军的、6军的、7军的、11军的，可能还有其他军的，是由陆续过界的队伍合编的。眼下，这支部队不属于东北抗联3个路军的任何一路，比较准确的应该是路军之上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及直属队。我们这样说可能有人不同意——留待后叙。
除总司令外，干部任命是归国前一天由赵尚志宣布的。戴鸿宾为参谋长兼教导队长，祁致中为副官长兼1中队长，于保合为组织科长兼电台台长，刘凤阳为2中队长。
于保合老人在回忆录《风雪松山客》（笔者见到的是尚未出版的铅印本）中说，打乌拉嘎金矿前，祁致中就跟他的老部下叨叨咕咕的，说赵尚志让他当副官是不信任他。打下乌拉嘎后还跟我叨咕，我说你不要这么想，咱们都是干革命。攻打乌拉嘎，赵尚志命令戴鸿宾带人攻打西院，打响后又命令祁致中带人攻打东院。祁致中说我过去指挥别人，这会让我“送死”，我不干。赵尚志对传令兵大喊，让副官长快攻上去，祁致中仍是拒绝执行命令，赵尚志指挥队伍冲了上去。后来，祁致中总对他的老部下说，赵尚志叫我上去，我没上去，犯了错误，赵尚志要害我，我没好啦，怎么办？这话也跟我讲过，还问我赵总司令能不能处分我？我说都是革命同志，犯错误能改就好。这些情况不断有人反映上来，支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李在德老人说：
赵尚志感到问题严重，决定召开支委会。他是书记，我是副书记，他怕他在场大家不好发言，让我主持会议，他先不参加会议。他也没说明他的意见，就是让支委们讨论、发表意见。
参加支委会的，有戴鸿宾、陈雷、于保合、刘凤阳、韩相根和我，韩相根是机枪手。我简单介绍一下党员汇报的祁致中的问题，戴鸿宾首先发言。他说祁致中早就跟赵总司令闹矛盾，反对赵尚志，在苏联时常和赵尚志争得面红耳赤，现在又抗拒命令，散布这些言论，这个人挺危险，不能留着。
当时大家都感到不安，对祁致中心中没底，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讨论结果，一是他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分裂革命队伍；二是可能杀害赵尚志，然后占山为王，或者投降日寇；三是经过教育，回心转意。大家都觉得第三种可能性很小，对他没信心。
这时谢文东已经投降、叛变了，宋一夫早就投降、叛变了。那时叛徒多呀，把人弄得心神不定，最怕出叛徒了。祁致中是山林队出身，那时那人或多或少，都觉得胡子出身的人不大可靠，反复无常。可杀掉他缺乏证据，等到有了证据那又晚了，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许多人都是这么处死的，环境逼的。像7军军长景乐亭，就是这样。我提议是不是把他送去苏联。马上有人反对，说怎么送？他能去吗？半道跑了呢？
我向赵尚志汇报，大家的基本意见是处死，我的意见是送苏联。赵尚志跟戴鸿宾意见一致，说这个人反复无常，搞阴谋，很危险，不能留。
最后，支委会一致决定，处死祁致中，开除他的党籍。
参加了支委会的陈雷老人的回忆，也基本如此。在《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中，也说“戴鸿宾积极主张将祁致中处死，以正军法”，“大家一致同意戴鸿宾的意见”。
下面是1940年2月22日，《戴鸿宾关于赵尚志倾向问题向省委的说明》中的“关于祁致中问题的详细说明”：
我们在一起被押时期，尚志和致中同志有口角斗争。斗争的内容：三军和独立师关系和独立师的发展，独立师对省委的关系和总部的领导问题。×（为缺损字——笔者）期斗争中，没有得到好的解决。原因是尚志同志认为独立师的发展，没有赵尚志正确领导，决不会得到发展的。致中同志认为不是那样，固然三军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独立师有了好的影响，对独立师有部分的帮助，不是独立师发展完全依靠三军。致中说三军在尚志直接领导之下，并不是发展怎么样不得了的程度。在这意见当中，双方有了抵触，在两个人英雄心理之下，更进一步保留着很多的称（成）见。尚志同志对（认为）致中同志实（始）终是胡子，而不过是挂着反日招牌，为自荣耀和发财，谁知你这些年给家邮多少大洋呢，利用反日名义，不挑片子，发展你个人的私利。致中同志否认这一点，致中说我以前是胡子不价（假），自从一九三四年谢文东在土龙山起事后，我就上（往）反日道路上转变，你恳（肯）定说我是胡子，我也太曲点啦。最后长期斗争的结果，由于致中同志理论不过尚志同志，勉强表面上接受他的意见，不是真正的从心里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在三八年秋季时期，致中同志在疑（议）谈中提出一个错误意见，胡子的游击战术也能赶上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当时尚志和我给他一个批评，对他说明我党的游击战术，绝不是根（跟）胡子学习的。最后致中同志承认他的错误，说我们批评很正确的。不价致中同志在某种时期，还有部分的土匪思想反应，这是他的很少缺点，还有不服人思想，认为自己是很大的创造家。另外，我认为致中同志有很多的特长，他对共产事业是相当信仰的，在政治上相当进步。过苏联后的致中与东北的致中各方面大不相同，有了很多的进步。读了我们的很多文件，可能做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民族英雄。自三九年五月时期，苏联与我们三个上课，有一天晚间致中同志向尚志同志问，我过去以往工作到（底）是不是胡子呢？尚志同志对他的回答：你过去以往工作完全是胡子的行为，决定没有什么说的。最后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用污骂的行为回答，尚志说他自己是东北党代表，我站在党代表的智（资）格开除你党籍。回东北不允许致中同志带手枪，叫他当队员。同时又说，你不要想回东北当大官当十一军军长去。这种情况之下，我和尚志同志恳切的要求一件事情，对于致中同志他将来工作分配上我不提，对于他党籍开除问题，不要这样盲目的决定，一个共产党员党籍是他的政治生命，开除与不开除回东北解决。如果就开除，使他在政治前途上失望。我的意见党籍先不要开除，还须要与致中同志留改正错误的时机，如果将来再不改，党对他怎样处分我没有意见。我这一提意尚志同志允许啦，可是他还提出在党的纪律一定要处罚，规定一个时期留党察看，叫致中同志写恢（悔）过书。
在回国途中尚志同志分配致中同志担任总司令部付（副）官责任，当时致中同志提出意见不愿意担任付（副）官责任，愿作队员工作。这一提意当时，被尚志同志很严厉的污骂一场，说你不要添美，还想做你过去的美梦不行。在这个纠纷中，致中同志痛哭一场，我在当中担当调解，最后致中同志勉强的担任付（副）官责任。
过界后（回东北），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一切的态度，完全是污骂行为，使致中同志非常难过。在我们解决乌拉嘎河金沟那天早晨，我们卡敌人全鞍马十七匹，经尚志同志分配骑，不发给致中同志马匹。我向尚志同志提意，可以分配他马，原因他是一个幼稚同志，还有我们带来的一般队员群众对致中同志还有好的影响，同时苏联对他还有信用，这样对待他，对颜面上太过不去。我这提意尚志同志始终否认我的提意，在过午后，我又向尚志同志二次提意，应该发给致中同志一匹马。二次提意后，勉强发给一匹不良的马，走几里后致中同志被落马二次，致中当我痛哭一场。致中同志说我永远也没有骑过这样的马，也没有背过大枪。他同时说尚志同志拿我当敌人看，我这几年的革命工作，虽×（缺损字）成绩，也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悲痛结果。在这种情况×（缺损字），我向致中同志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劝他不要悲痛，忍耐一个时期，我们很快就能见着党，关于你的问题能求得解决。到午后黄昏时期，准备军事行动，致中同志冒险队的先锋，在前防（方）领导缴械，已经解决敌人的第一堡垒，得到完全胜利。在这当中致中同志说过去三军司令部少年连队员尚久兴同志打致中同志二匣子并没命中，打到衣服上啦。致中同志当时发生一个错误，他向尚志同志交枪，尚志同志当时给他一个污骂，我步（布）置队到上边解决了第二个堡垒。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准备退出金沟以前，分配致中同志步（布）置金沟工人抗（扛）面的工作，命令是一百五十人抗（扛）三百袋子面。在他执行当中，他曾经有二次要求工人抗（扛）二袋子抗不动，尚志同志不允许。最后致中同志允许工人每人抗（扛）一袋子面工人剩一百人，这是致中同志一个错误。退出金沟后，第三天，尚志同志站总司令的智（资）格，召集模范战士会议，庆祝军事胜利，叫模范战士随意便发表意见，讨论胜利中缺点和优点。致中同志想发表意见，尚志同志对他回答，这个会场没有你说话的必要。同时又说你对这军事行动，罪大恶的祁致中，当场下令解（除）致中同志的武装。第四天又召集党会议，致中同志的问题，在党讨论最后的决议，开除致中同志党籍，他以后工作问题，会场并未决定。最后尚志同志参加会议，党的会议左右之下，他坚决主张（将）致中同志处死枪决，他致中最大的阴谋家，赶早处死，一勉（以免）后患。在这无斗争能力的党会议，结果跟着他意×（缺损字）跑啦，立刻将致中同志处死。
最后戴鸿宾谈到“我与尚志同志斗争不够”的原因：
对祁致中事件发生时期，我那时期的立场有心坚决斗争，那一些下级党同志都是拥护赵尚志，不能拥护我的意见，我想如果要做坚强斗争，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当时在这怕死条件之下，避免了斗争。尚志同志对我怀着许多诚（成）见，主要的是在东（北）三、六军的纠纷问题和在一起被押交换意见当中对我抱着不满的情绪，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结果，是我过界后，在意见之下转移，不反对他任何主张。另外我向他三次提意，我代（带）兵，愿做别种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对我的生存问题，才有了保障。当然对这些问题，我极大的错误，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怕死，眼看着别的同志被处死，维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作斗争，这是革命者最大可耻的错误责任。这一错误希望党给我批评，帮我改正。关（于）我与尚志同志一年多经过事件就此结束。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当戴鸿宾写这些“说明”文字时，赵尚志已经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六十多年后，有老人告诉笔者，有个老刘交通，五十来岁，中溜个，大圆脸，挺壮实，跑交通到我们那儿，说祁致中让赵尚志杀了。我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呀？老刘交通说打乌拉嘎金矿前，赵尚志给了祁致中三个绝的（任务）。一个是乌拉嘎有60多鬼子、150多警察，得全部打死；二个是不能开枪，全用刺刀挑死；三个是抓200个小背，每人背两袋面。这三个任务怎么完成？结果跑了5个鬼子，就要杀人。祁致中说我就一个要求，给我“两毛五”（1颗子弹的价钱），让我死得痛快点儿。
1938年2月15日，《王效明给二宇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独立师天元部下之韩团长投降该镇，现被缴械。祁致中之事（祁过界被扣留），应速设适当办法，自彼去后，全部异常动摇，如无适当办法，将来恐成问题，祁某非完全了解之同志，应抚慰之而安其旧职。
按照支委会分析、讨论的三种可能性的第一种，如果祁致中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极大的可能性是回自己的老部队。自11军没了军长，从下江到西荒，就是北满洲省委称为“下江的勇士”的1师代师长、师长李景荫在那儿撑着，而他还要强力支撑着自己那病病歪歪的身子。许多事情祁致中能想象得到。在异国被羁押和重获自由的整整一年半里，11军应该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祁致中不就是因为这种可能性被处死的吗？
无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不把祁致中之死放到当时抗联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一个战士拿了老乡一双鞋被处死，那是执行纪律。要回家的“背小树”，除夕篝火晚会上抱枪打盹的“背小树”，这是惩治叛徒。准确地说是防止出叛徒的措施，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笔者早已提醒读者，不能用今人的目光看抗联，是因为采访中不断有老人这样提醒我。这个人想家了，或是流露出一种被视为动摇了的什么情绪，就危险了、紧张了。可即便开小差被抓回来，说他叛变，也没证据。怎么办？关起来审查，或是送上法庭，判他几年，“天大房子地大炕”，怎么关押？绑在树上，冬天冻死了，夏天喂蚊子了。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带着他们怎么转移？战斗随时可能打响，枪一响，就算被冤枉的，被这么一折腾，也可能逃跑。如果还有几个同党没被发现，这支部队就更凶险了，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景乐亭之死，与祁致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只是景乐亭被误杀后，又被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予以肯定，认为是对的。而祁致中被误杀的同时，也把赵尚志毁了。
后来“迷”起来的戴鸿宾
1940年2月10日，《姜信泰给黄玉清同志信》中说：
我们听老百姓说三军赵尚志归来把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是否确实？
1939年11月30日，《金策给张寿海У男拧分兴担�
最近据通河交通员报告，大界民众传言说是下江萝北县一带赵司令过来带领不少的队伍与日满军已数次抵触，战情非常猛烈，这是旧九月的消息。最近又说是赵司令和戴军长带来不少队伍在汤旺河嵯付岐一带行动云云。九月初兰生由叛徒黄仁秋传来的信里（这个信是韩大黑傻子转送来的）说，赵司令由苏联过到乌拉嘎河一带，将满军缴械不少等等。那么，乌拉嘎河究竟在何处呢？找不着这个地方。
此前的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当我在松江下游时，听到尚志同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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