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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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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祁致中之死，到赵尚志被永远开除党籍，因率队过界被开除党籍、撤销6军军长职务，又被赵尚志重新任命为6军军长的戴鸿宾，都是起了作用的，而且是举足轻重的。
同年2月16日，《×××（笔者隐去姓名）给金策同志的信》中说：
戴鸿宾同志，他在六军负责时期是敌视党，在党内开展反“左”倾关门主义斗争中，他抱定“你们是算你珠河党的陈账”，我不参加你们的漩涡的打算，这狡猾而粗率的无原则的思想，完全失去了列宁主义者的应有态度，这次赵尚志公开计划杀害党的干部，破坏党的组织，瓦解抗日联军的阴谋的时候，我们戴同志是不是沉睡着呢？当然没有沉睡，相反的他由××回来就知道的清楚，他是不是作斗争了呢？是没有的，他是与赵尚志同流合污，附合这种反党的阴谋计划，仍抱着“作（坐）山看虎斗，不参加斗争漩涡主义”，戴同志单独领导队伍活动很久，为什么不积极找党的组织关系呢？当然他不想找组织的，这次西来，他见绍宾的当时，他惋惜自己的不幸说：“我本抱定宗旨不参加这斗争漩涡，现在我见着你（指绍宾同志）又把我卷入这个旋涡。”
在珠汤联席会上，我们几乎只看到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的人在那儿争论，汤原中心县委和6军的人好像集体失语。或许是受了老军长夏云杰的传染，在争论更加激烈的省委扩大会上，好像也没听到戴鸿宾的什么声音。我们看到的这个“半拉子”出身的军长的智勇才华，是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闪光。或许天性如此，不善争论。或许自觉马列水平不行，参与不了。其实以他的聪慧，更可能的是清醒地就想置身事外。敌人那么强大，抗联就这么些人，最需要的就是团结了。值得地、不值得地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感情，对谁有利？可看看两边的角色、架势，他站到哪边也解决不了问题，站到中间也当不了和事佬，有人好像还乐此不疲，就尽量躲得远些，别被卷进那旋涡里吧。
无论如何，戴鸿宾也算得一种代表人物了。
但是，这次不行了，身不由己，结果一下子就把赵尚志的党籍弄没了，而且“永远”。
而他自己呢？
同年6月3日，《金策给张寿海У男拧分行吹溃�
我和冯同志重新讨论十二支队的干部问题的结果，由戴鸿宾同志为十二支队的支队长，由许亨植为十二支队的政委，同时仍为三路军总参谋长之职。这样的话军政上都能领导十二队的工作，我和冯总政委共同决定许亨植同志担负政委工作，比别的政委职权不同，并不是军事负责人有最后决定权，而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
有老人说，12支队打下丰乐镇，在宋站被敌包围，突围后转移时，戴鸿宾带好多钱和金子开小差了。这事大伙都知道。听说他在沈阳郊区什么地方“迷”起来了。“八一五”光复，他去找冯仲云，说我没投降，也没暴露。冯仲云挺生气，说你带钱和金子逃跑，什么影响？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戴鸿宾说我知道错了，金子没动，我带来了，都交给组织。冯仲云这人心善哪，那时又缺干部，让他去军政大学学习，重新参加革命了。
当时和后来，都说戴鸿宾开小差是动摇，这是没错的。而他看多了党内斗争，又被卷了进去，是不是也有点儿寒心？敌人本来就那么强大，自己人再这么折腾，还有什么指望？
这回正好有了钱，找个地方“迷”起来，娶妻生子过日子吧。
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我虽再三关说，但是尚志之许多事实在戴鸿宾同志之证明下，在下级已有广泛深刻之认识和了解。
因此，到底还是不能通过恢复尚志党籍之提案。
由戴鸿宾带那么多钱和金子潜逃，联想到他在“说明”（冯仲云所说“鸿宾同志之证明”）中说的“绝对无有贪图私利求荣辉的思想”，“以上所说的种种问题，完全是实，并无一点自造和自添，这是我将来向党负责任，不但现在而且永久负责”，是不是就有点儿可疑了？
虽然离开东北近一年半，但戴鸿宾对北满上层人事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他说他在赵尚志身边有许多言不由衷处，那么在离开赵尚志后呢？
尚连生的供词
赵尚志和总司令部十几个人，在梧桐河上游李把头碓营等人来开会，也是等戴鸿宾的报告，结果等来了陈绍宾，差点儿打了起来。
刘凤阳带人“过苏联”，送去缴获的测绘器材后，又被派去绥宾活动，相机成立绥宾游击团，碰上陈绍宾的队伍，被缴械。刘凤阳等人徒手过界去苏联，苏联远东军电告赵尚志，要他防备陈绍宾。
陈绍宾带的40多人，从东边对李把头碓营形成了半月形包围。李在德和李敏，这对从梧桐河模范学校出来的小姐妹，这工夫一个在赵尚志这边，一个在陈绍宾这边。这工夫如果有人沉不住气开一枪，接下来可就不是擦枪走火了。
李敏老人说，缴刘凤阳械，他们就几个人，也没想到陈绍宾会动手呀。刘凤阳那支枪让我拿着，我心里寻思这是刘队长的枪呀，我怎么能拿刘队长的枪呀？不好意思。刘凤阳瞪我一眼，气呼呼地说：多好的枪呀！拿着，打日本子！打日本子好办，瞄准了往死里打，可这奸细怎么对付呀？我们小兵知道个啥呀？真的假的，对了错了，那不就是领导一句话吗？寻思起来也真挺后怕的。
李在德老人说，那时到处都是“讨伐队”，我们经常转移，又不能走得太远，开会的人来了找不见怎么办呀？陈绍宾带人来了，赵尚志非要去见他不可。你想想，一个“口信”把他弄去苏联，这口气都憋了快两年了，好歹有这么个机会，他能不去当面问问陈绍宾吗？那天他要是去了，八成就打起来了。我们坚决不同意，他寻思一会儿，让陈雷、于保合和我去见陈绍宾。我是从6军出来的，老人都认识，于保合也在6军待过，认识些人，陈雷是地方干部上队的，跟陈绍宾没有任何恩怨。赵尚志又让我们带些狍子肉和半袋白面，假装什么不知道，去慰问他们。
陈雷老人说，我们先自我介绍一番，陈绍宾说赵司令的人，欢迎，欢迎。这个人瞅着跟你嘻嘻哈哈的，很精明。听他客套一阵子，我说赵司令挺想你的，请你去司令部见个面。他说我们是去找张总指挥，不知道赵司令在这儿，今天天晚了，不过去了。于保合也跟他这样说，他也不去。那我们就回去吧，陈绍宾立刻面露凶相，周围的枪口都对准了我们。我说陈师长，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都是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不能革命打革命！又对着周围的那些人大声喊道：我们是奉赵司令的命令来慰问你们的，不是来打仗的。我使劲拍着胸脯喊：要打就往这儿打吧！我们有思想准备，这工夫也真豁出去了。这么一喊，还真起了作用，一个杜指导员命令战士们把枪放下。那架势也是胆突突的，心里没底，害怕革命打革命呀。陈绍宾铁青着脸，不知道心里合计什么。“过苏联”后，我见个叫车庭兴的战士，他说我们走后，陈绍宾派他和个姓阎的战士，去梧桐河向敌人报告赵尚志的去向。他俩一合计，怎么能干这种事呀？也不敢回部队了，就“过苏联”了。
李在德老人说，剑拔弩张要动手时，有人喊打死赵尚志，要我们交出赵尚志。有的问为什么杀死祁致中，还要杀金策、张寿海А⒎胫僭啤３吕住⒂诒：细墙馐停辛担何夷茏髦ぃ仪锥陨兄舅狄苯鸩摺⒄攀俸＇、冯仲云。看到他，我挺奇怪，他不是和刘凤阳在一起吗？怎么跑这来了？那时我们对这个人不了解，唯一有点儿印象的，是派刘凤阳“过苏联”送缴获测量队的东西，他主动要求去，挺积极的。
有篇《绍宾等人给冯、高主任的报告》，写作时间“一九三九年”后有个问号，似难确定。笔者判断这个年份没错，具体时间应在上述时间之前。
由陈绍宾和周云峰（3师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0年被俘叛变，外号“周大屁股”）“同启”的这篇报告，说：
赵尚志同志现无组织关系，并未改左的路线，近又变本加厉，恶匆匆（狠狠）的屠杀反日的将士，过火的执行反日战士无条件的拆编，拉扯有组织的党军，威胁了北满高级布尔塞维（克）的省党，决非草芥亦非皮毛。我们如果采取退守政策，忍坐以待亡，引颈受刑，恐被缴后不免屠杀领袖、拆编队员。如果水落石出，我们葬送于反动派别手里，是否沉冤海底，有口难分，为组织所痛恨，为革命人士所笑骂。退守者灭亡之道，就不如采取前进策略为上。
下令三、六军有系统的队员马上归队服务，若（如）果拉拢赵尚志不归者，以叛徒看待。
报告近1/3篇幅，是“尚连声同志”的“供词”：
我们得到尚连声（生）秘密的报告赵的阴谋黑幕的供词，现已揭露了。尚连生同志说：我往昔不知赵的问题，被他欺骗在怀，今听绍宾言之不谬，特献忠诚于党军，出脱赵的迷魂阵。供词如下：
我参加老赵的会议旁听，出席者座中有卢（阳春）副官，有保和等。赵说阳春同志过去受了绍滨的欺骗，归他拉拢，你知绍滨和日本接头数次，并受江东布哈林派的领导，今后再不要和他接头了。其次张寿海А⒎胫僭啤⒅鼙Ｖ小⑿晃亩⑺ɡ睿┗玫冉圆渭油新宕幕勺ǚ炊源蛉毡咀拥恼陨兄尽Ｏ治迤呔恕⑺木ㄍ兜械闹挥蟹肴菏俸＇，我一定逮捕割头。给尚连生的任务，说你到冯云处说有中代表中（原文如此——笔者）由草地过来请冯云同志接头，把他欺骗来，千万不要提赵尚志的口号，这就是你的成绩。尚某到此后，见冯夏（云）同志表现要自动去和赵接头，并要求尚连生过江带信寄给高裕民，并把他所带任务完全破露了，就是回赵处，因我工作错误，不问而杀。我尚某本是青年有志救国，临死只得说革命万（岁），清泪滴沥，非常惨痛。今闻听师长谈话方才猛醒，敬献忠诚，并希指点迷踪。
又一个怕回去被杀头的人。只是尚连生与戴鸿宾又大不同，他是具体接受了赵尚志的“秘密任务”，专门谋害冯仲云的。虽然“所带任务完全破露了”，可经他这么一搅和，“赵尚志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罪名，就更加板上钉钉了。
尚连生，生卒年、籍贯不详，有资料说1937年8月任中共绥宾区委宣传委员。“供词”一番后，这个可疑的角色，在陈绍宾任支队长的9支队当秘书，还有说是宣传科长。证据确凿、没有疑问的，是这小子1940年10月叛变投敌，致使讷河县委被破坏，党员、救国会员180余人被捕，县委书记任子奎和小孔等人被害。
问题在于“供词”之前，这个十分可疑的角色，是不是就是潜伏在赵尚志身边的奸细、特务？
陈雷老人说，后来冯仲云告诉我：我们上了尚连生的当，他1937年被捕过，当时就叛变了。
我问有证据吗？老人说，我只是听冯仲云这么说，这个人说话，肯定有谱。
一些老人说，那时日本鬼子怀疑个人，可以到处调查、取证，平时可以培训、派遣特务、奸细，可以利用叛徒，它有系统的特务机关，还有各种各样的敌伪组织。咱们有什么呀？特别是1938年后，怀疑一个人，相信一个人，通常都是出事了，才能恍然大悟，大吃一惊。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知情人都在。可一场“文化大革命”，别说冯仲云们了，连省市县的一些党史工作人员也跟着受牵连：你们这不是为叛徒、特务、胡子歌功颂德吗？
永远开除党籍
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满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中说：
北满省第十次常委会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巩固党的本营，以铁的党的纪律一致通过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并号召北满全党同志，无情的开展反对赵尚志的反党反革命的行为和企图，反对他极端忌妒主义的英雄——赵尚志的斗争。
正在苏联参加第一次伯力会议的赵尚志，不知道自己的党籍已经永远地没了——他是近两个月后才知道的，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
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作革命斗争已将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队伍里清洗出去，那将是同使我受到宣布死刑一样，我万分的向党请求党的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领导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
5月31日，已经是2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再一次向省委请求”：
以前由冯同志转去的请求书我希望党组织应予检查和解决，我请求检查后迅速改变以前的决议，并通知吉东党组织和我，这是我急切盼望的，并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
6月20日，《金策给赵尚志的答复信》中说：
北满党大多数同志重新讨论决定：只取消“永远”的字样而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他不可能减轻的，现在金策同志代表北满党通知尚志同志希知照。
《中共北满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尚志“屡次受过党内处分”。在赵尚志三十四岁的人生中，无论受过多少什么样的处分，比较巴彦游击队失败后那次同样是错误的开除党籍，同样强烈地希望、请求恢复党籍，有两点不同。一是那次开除与恢复更像一笔糊涂账，赵尚志“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那是个初始的幼稚的朦胧的时期，正值贯彻北方会议路线，巴彦游击队失败了，而执行中央路线是不可能失败的，就牛头马嘴地硬往路线上对。这一次，无论开除、还是要求恢复党籍的理由，都是明晰的、具体的。二是那次赵尚志拒绝承认、检查错误，公然找省委领导理论，言辞激烈，一年多后满洲省委准备恢复他的党籍了，仍然不依不饶似的不满意。而这次，显然冷静、理智、成熟多了。
单立志老人说，第一次伯力会议后，赵尚志到我们2路军当副总指挥。1940年夏，总部派我们几个人送赵尚志去苏联，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这个人一点儿架子没有，一路上跟我们唠嗑，有说有笑的。问我哪年参加革命，多大年纪，家在哪儿，有什么人。他说你都二十九岁了，赶走日本子，得赶紧娶个媳妇了。我听着不好意思，大家都笑，他也乐呵呵的。那时我们都觉得他心情挺好。后来再想，可能吗？
在第一封“请求书”里，赵尚志说：
开除赵尚志的根据，现在还没有见到决议全文，据个人所了解到的是：1。根据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前我在东北所犯的错误。2。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所犯的错误。（3。是否曾有怀疑赵尚志是奸细，或认为是叛徒，我不知道，所以不能加以具体辩护。）
就是说，除了主要是蹲“洋笆篱子”、未能打鬼子的近一年半，在东北都犯了错误——这自然也是没错的。
（我的祖辈在抗战中是没犯过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抗没战。）
前面说过，第一次伯力会议形成3个文件，即《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和《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
从题目中已不难看出，吉东、北满之间的党内斗争问题和北满党内问题，这回终于算是终结了，这实在是可喜可贺、令人欣慰的事，可具体到赵尚志呢？
前者说1936年至1937年间，北满党执行的路线是“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制出反党的路线的决议案”，“左倾关门主义继续发展”，“派别斗争分裂党”。中者在党的头等任务、斗争策略上，则放弃了“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中的一些提法，认为“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绝不可依照机械公式照旧说积蓄力量的空话”，承认“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把伪满汉奸走狗作用模糊过去的右倾观点”。“在将归屯未归屯的农村，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来决定领导农民群众反归屯斗争，同时准备被迫归屯以后的秘密组织工作，游击队在有军事重要意义上，可以有胜利把握的去袭击有守备的集团部落”。长期以来，困扰北满党和北满党与吉东党的矛盾、分歧、争论，主要的不就是“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的这几处硬伤引发的吗？这不是赞同了赵尚志一直坚持的意见吗？那么前者的观点还能成立吗？可后者的“个人估计”，肯定赵尚志“在革命斗争中有坚强性，有过艰苦工作和重大意义的斗争成绩”，但是他有“为党所不容许的”重大弱点，“带有急躁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性”，“带有许多诡辩论的思想观点”，“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和狭小的猜忌心理”。“自1936年珠汤联会以后，赵尚志同志不自觉地走向使群众运动与党内斗争问题的派别倾向。1937年7月扩大会议前，及其以后发展了派别斗争和分裂党，在党的政治路线上执行表现了左倾机会主义，有脱离群众，脱离党的严重倾向。实质上在斗争条件改变下，易走到取消主义方向去。反对‘王康信’及‘中代信’、‘吉特补充信’。对反对奸细问题欠确实性，更易助长奸细来破坏党，尚志同志应受布尔什维克党铁的纪律处分，以至讨论他的党籍问题。”
实践证明你反对对了，可你还得戴着那顶帽子——赵尚志能服气吗？
可他在文件上签字了。
关于“2。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错误”，他在“请求书”中写道：
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而听到了许多路线策略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我过份估计误会以为有奸细问题，至于对陈绍宾同志也曾发生很大的严重的误会。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及陈绍宾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
直到赵尚志牺牲前一个多月，他还在不舍不弃地寻找陈绍宾和戴鸿宾，欲与他们当面对质，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以他的性格，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痛苦和无奈？
“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无论赵尚志说这话时意没意识到，会不会面都是至关要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赵尚志怀疑周保中是奸细，源自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我过界就被关起来，你为什么来去自由？对冯仲云等人，则主要是因为看了省委一些“批赵”的文件。周保中前面说了，冯仲云则从得知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党籍那一刻起，就不遗余力地做工作，希望能够保留、恢复赵尚志的党籍。虽然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没能看到这一天，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哈尔滨道里区新城大街改名尚志大街，珠河县改称尚志县——前面已经说过了。而一位非党人士，能享得此等荣誉，在我党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太罕见了。
冯仲云也曾疑惑过。他派高禹民“过苏联”后，在萝北等候高禹民时，陈绍宾来了，告诉他赵尚志杀了祁致中，还说省委领导人是奸细。陈绍宾、周云峰那篇有“尚连生同志”“供词”的报告，也是写给冯仲云、高禹民的。空间的距离拉远了心的距离，听风就是雨，误解会让人越想越歪。冯仲云要去见赵尚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刚要动身，高禹民从苏联回来了，就“过苏联”了。可他和周保中在伯力见到了赵尚志，把话谈开了，就释疑了。
如果金策等人错过了那个时空，比如已经动身去下江了，没有见到戴鸿宾、陈绍宾。或者见到了他们，又在某个时空中，纯属偶然地见到了赵尚志。或者干脆让赵尚志像陈绍宾那样，无处不在，谁都能见，那会怎样？还是那句话：“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当面锣，对面鼓，敲呗。老战友了，有什么谈不开的？结果却是所有的巧合好像都串通好了，一概与赵尚志为敌。该见到的谁也没见到，不该相见的都走一块儿去了。似乎该见又似乎不该见的，还差点儿兵戎相见，到了也未能再见。
有老人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经浮出水面的尚连生，是不是早就叛变了？是不是还有比他更重要、更隐秘的角色？在东满，日本鬼子“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让你自相残杀。在东满干得那么漂亮、得意，在北满、吉东它就不宣传了，只是悄没声地制造矛盾、分裂，让你斗来斗去，它在那儿偷着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抗联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敌人的阴谋能够得逞，是不是多少利用了这种权力斗争？
关于前者，1940年11月27日，《赵尚志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明确写道：
（六）日寇有无可能派遣暗害分子或奸细分子混入东北游击队和党的上层，有没有不很明白的干部或群众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拨，而混乱了真假，掩盖了事实？辨别好坏发生困难？
关于后者，在当年的文件中，偶尔也会露下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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