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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人幽灵-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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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医学，同科学的其它分支一样，对那些类似最近被否定了的错误学说的见解持有特别审慎的态度。医学经过许多年的奋斗才摆脱了活力学说，活力说认为生物体内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生命力”，所以医学一直攻击哪怕并不很清楚的略为相似的东西。同样，目的论（teleology）作为一种幼稚的和错误的思想寻求复活的途径是应当拒绝的，但是不少人从大学的一年级的哲学教科书里以为目的论的错误在于根据它的目的或者目标去解释某些事物。这种告诫如果是说明将来的情况不会影响到现在是正确的。如果说，现在为将来制订的计划不能影响当前的过程，也不能通过它们去影响未来的情形则是错误的。当前的计划可以是印刷烤蛋糕的配方，也可以是储存在鸟蛋里面的DNA中的信息。生物学方面的功能性解释并不意味着将来对现在的影响，只是一个生殖和选择很长的周期的。鸟的胚胎在卵中发育出翼的雏形，因为早先没有这种翼的雏形的祖先没有后代。成年的鸟生下蛋来，其中的胚胎发育出翼的雏形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从这个角度来看，鸟的翼的雏形是为将来准备的，是由它过去的历史造成的。根据一种性状的功能作出进化论解释，并不意味着进化涉及任何有意识的、主动的计划，或者有目的的导向，这种顾虑就使它难以利用进化科学主流中的全部成果。虽然是为了避免倒退，然而相反，却落后了。
医学教育
医学教育也同样为了避免过去的错误而处于困境。目前的窘境来源于过去已经解决的问题。
本世纪之初，卡内基基金会向阿伯拉罕&；#183；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提供了一项医学教育的研究资助。跨国旅行之后，他报告了一种有害的学徒系统的医学教育方式。医生，不论是好的医生还是不好的医生，都能带助手，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助手学到一点医学知识。医生的正规科学训练是零星的，甚至基本的解剖和生理学知识都不完备。弗莱克斯纳的报告在1910年发表之后，奠定了新认可的医学教育标准，需要医学校给未来的医生进行基础科学教育。
在这方面讲，现在的医学校已经远远超过了弗莱克斯纳的希望，而且做过了头，事实上，他如果看到现在医学院的课程表不知道会说什么。现在的医学生不仅接触到基础科学知识，他们还被淹没在各个学科教师研究的最新进展之中。每个医学院的课程会议上都会有一场学生时间的争夺战。微生物学教师要更多的实习时间，解剖学教师也要，病理学教师认为不可能在40个小时里讲完应当讲的材料，药理学教师说至少要增加 30％的课时才能把重要的新药讲完。流行病学教师，生物化学教师，生理学教师，精神病学教师和神经科学教师都要更多的时间，而学生也必需跟上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他们还需要学习足够的统计学和科学方法学才能够阅读科研文献，在进病房之前，还得学会怎样同病人交谈，怎样进行体格检查，怎样写病历，怎样抽血，怎样做培养，怎样做腰椎穿刺，怎样做涂片，测量眼压，检查尿和血，还有……需要了解的知识，需要学习的技能铺天盖地而来，这一切都要塞进医学院的前两年课程中去。
学这么多是可能的么？不可能。为什么会提出这种不切实际、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一方面是教师们希望我们的医生什么都懂。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人对这件事负责。委员会排课表的时候，每一个基础学科都在争取更多的课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总的课表。每周30节课以上的情形已经是常事，下课之后，学生还要回去读教科书和笔记。
你也许认为学生的投诉应该能引起减轻学习负担的改革，但是这几十年来学生反复提出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技术进步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个技术是复印机。学生自己不到教室去，雇人在课堂上做笔记，然后每人收到一份复印的拷贝。留在家里读笔记，不再在各个教室奔忙。这已经成为新的生存策略。当教室里只看到20个学生来上课，而注册的学生名单是200人时，教授们勃然大怒，然后教学大纲的改革开始了。在医学院院长的主持下，提出新的要求：精减一批教材，砍掉一些课时，改进教学方法，这个改革如果成功，将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上述这些努力能给达尔文医学留出空间，除非没有进化医学系提出设置这个课程，或者没有学科主持人懂得并愿意开这门课。既需要医学院院长们的重视，也需要有时间让院长们在课程中安排进化论排进课程之后，这不仅会使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疾病，一还能使医学教材中太过于专断的论述得到圆满的解释。达尔文医学可以使医学教育中混乱的课时竞争得到理智的调整。
临床意义
现在还有不少进化论观点的临床意义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已经有不少立刻可以改变病人和医生对疾病的看法。现在让我们先听一次前达尔文主义（Pre－Darwinian），然后再听一位达尔文主义医生同病人谈论痛风的情形。
“痛风使我们的大拇指发炎，对吗？医生，痛风是怎样引起的？”
“痛风是尿酸结晶在关节液中引起的。我认为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几颗砂粒样的结晶就能使关节疼痛。”
“那么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你又没有呢？”
“有些人的血尿酸水平比较高，也许是遗传和食物两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造成的。”
“那么身体的设计为什么不能更好一些？应当有某个系统能把尿酸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但是，我们现在还很难期待我们的身体是完美的，是吗？”
这时，我们的前达尔文主义医生闪避搪塞问题，认为这种“为什么”的问题没有必要认真地对待。他不知道近因解释和进化史原因解释的区别，他对于疾病的进化史方面的历史根源的重要性和合理性讲不出什么道理来。
达尔文主义医生给病人另外一种答复，比较针对着他的提问。
“你的问题很好。已经发现人类的尿酸水平比别的灵长类动物高很多，而这种高水平的尿酸是与人类的寿命比较长相关的。寿命的比较长的物种有着较高的尿酸水平。似乎尿酸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氧化的危害，氧化是衰老的原因之一。所以自然选择可能在我们的祖先中选择那些尿酸水平高的，哪怕有些人后来患了痛风，因为较高的尿酸对我们人类这种活得寿命比较长的动物特别有用。”
“所以说高水平尿酸抗衰老？”
“基本上是这样，这样理解多半是正确的。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肯定尿酸很高的人活得特别长。任何人都不愿意大拇指这样痛下去，所以我们将要把你的尿酸水平降到正常范围使痛风得到控制。”
“我懂得这个道理了，谢谢医生。”
这不是唯一的例子。达尔文主义的立场已经能对处理许多医学问题有所帮助，例如链球菌咽炎（strep throat）：
“这是链球菌咽炎，因此你应该用些青霉素，打7天针。”达尔文主义医生说。
“这样便能使我的病好得快些，对吗？”病人用嘶哑的声音说。
“可能好得快些，还会减少发生风湿性心脏病之类的可能性，因为患链球菌咽炎时，体内要制造免疫物质攻击细菌。”
“为什么我们身体不会制造一种更好的免疫物质，只攻击细菌不会伤害我的心脏呢？”
“因为链球菌在我们人类身上进化了上百万年，它的诡计就是模仿人类的细胞的蛋白结构。所以我们制造出来攻击链球菌的抗体也会攻击我们自己的组织。我们与链球菌的竞赛，是无法取胜的，因为链球菌的进化比我们快得多。链球菌每小时便有了新的一代，而我们要20年。幸好我们还能用抗生素杀死它。你要为了自己也要为了别人在病情好转之后继续用一段药，因为否则便有可能帮助那些能够在短期接触抗生素之后继续生存的链球菌，而这些抗药性变种的链球菌会使大家都要遇到麻烦。”
“哦，我懂得我为什么要把这瓶药吃完了。OK！”
或者再看一个心脏病发作过的病人：
“医生，如果我的高脂固醇是基因引起的，那么改变我的食物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基因在我们过去进化成人类的正常环境中本来是无害的。如果你每天要花6—8小时走路去寻找食物，而且大多数食物是淀粉和野外猎取的兽肉，你是不会患心脏病的。”
“但是恰好就是我不应当吃的食物是我最喜欢吃的，这又怎么办呢？不能吃油炸薯条、冰淇淋、乳酪和牛排？你们当医生的就是要把一切好吃的东西都夺走。”
“我们现在打电话就能找来过去在非洲大草原上非常短缺，但是不能缺少的必要的食物。那时，我们的祖先找到了一点盐、糖或者脂肪，就要尽可能地多吃一些，但是现在我们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装在卖杂货的车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吃的脂肪比我们的祖先多两倍以上，也吃了更多的盐和糖。你是对的，这是一个存心使人不愉快的恶作剧，我们需要的正是我们不喜欢的。吃一种健康的食物，在现代条件下是不容易的，我们要用脑子和意志去抵抗我们原始的欲望。”
”对了，我虽然仍然不愿意放弃我喜欢的食物，但是至少我懂得这个道理了。”
还有另外的上百个例子：对感冒或腹泄病人的忠告，解释衰老。妊娠呕吐的意义，变态反应可能存在的用处。虽然还有许多医学问题还有待于从进化史的角度予以阐明，达尔文医学已经能在临床上发生作用了。
必需注意防止误解。同其他人一样，医生和病人常常把真理延伸得太远。已有不计其数的新闻记者打电话来问：“你是说发热时我们不应当吃阿斯匹林，对吗？”错了，医学的临床原则应当来自临床研究，不是从学说中引伸的。因为我们知道发热可以是有用处的，就拒绝用阿斯匹林是错误的，不去治疗那些妊娠呕吐、变态反应和焦虑等等的不愉快的症状也是错误的。每种情况都需要单独予以研究，每一个病例都要分别具体对待。进化史的研究，尽管提示这些治疗是不必要的，或者有害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研究利害相权的得失。
公共政策方面的含义
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一次，道德伦理的原则是不能从生物学的事实来推导的。例如，关于衰老和死亡不可能避免的知识对于我们应当把多少医疗资金花在年龄很大的老人的身上是没有指导意义的。然而，这些事实对于我们制订什么样的奋斗目标是有所帮助的。当前，美国医疗保健费用的危机来自几个方面：新的基金机制，新的技术，经济状况的波动，还有社会价值观念对医疗质量的责难日益强烈等等。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局面之下，不可能有人人都满意的一种方案，由于政治原因，也不大可能贯彻一种比较可行的政策。
在不妄求提出解决方案的前提之下，我们看到这场争论中的一些人甚至在什么是疾病这点上都没有一致的看法。他们知道疾病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疾病的来源以及能够预防或缓解到什么程度，有差别很大的看法。有人谴责不好的基因，另一些人强调大量疾病是因为人类的癖好，尤其是不良的食物和滥用药物。最近有一篇权威性论文说美国有70％以上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可以避免的。这篇论文极力主张加强预防，因为预防能大大减少医疗费用，在经济上十分合算。从历史上看，这种方法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杰出的医生和研究人员一再呼吁预防而不是治疗。现在预防医学领域已经提供了若干帮助，特别是涉及公共事务方面的问题，不过人们仍然没有从他们的医生的那里得到可靠的怎样健康生活的忠告。根据达尔文医学的原理用新的方法组织起来的医疗保健系统有可能提出把大部分具体资源实实在在地用于保持健康。
对个人和对哲理上的意义
对我们说来，同健康一样重要的事情是不多的。“你好吗？”这句普通的问候语，说明了我们是多么关心我们的健康。这句话仍然没有充分说明健康的重要性。当这个人失去了一切之后说，“我的身体还好”。一个人失去了健康，一切都没有了价值。我们大家都要求懂得患病的原因，保持和改善身体的健康。
过去，在没有有效的治疗之前，医生对疾病提出预后判断，指出希望在，还有设法解释为什么生病，当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严重的疾病总是可怕的，人们要求知道为什么。在多神论的时代，这种解释比较简单，一个神制造疾病，另一个神治疗它，到了人们打算只要一个上帝的时代，解释疾病和原罪的关系就比较困难了。历代的神父都在思考这个神学上的难题，一个好的上帝为什么要让好人生病？
达尔文医学不能代替神父解答这个问题。它不能把疾病说成是上帝的安排。人们的疾病并不反映人们的原罪。达尔文医学只能让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某些疾病的侵害。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待医学，使疾病失去神学的意义但是得到了科学意义。疾病不是随意发生的，也不是恶的报应，它最终源于过去的自然选择。这里有一个悻论，即给我们带来益处的能力也常常给我们带来疾病。自身免疫是我们强大的攻击入侵的病原能力的代价，癌症是组织能够自我修复的代价。绝经可能保护着我们已有的孩子身上的基因的利益。甚至衰老和死亡也都不是偶然的安排，而是自然选择不屈不挠地塑造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基因能够最大限度地传递下去而作出的一种妥协。在这些矛盾统一的冲突之中，我们可能得到一种从容的****，至少能够理解到杜勃赞斯基所说的进化论的意义。
毕竟，如果不从进化史的角度去观察，医学里面没有可以讲得通的道理。
外篇 以科幻抒写信仰
以科幻抒写信仰
—访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
（全文版）
吴 岩
吴岩：王先生您好。首先让我代表北京师范大学负责科幻文学教学的同志们向您表示问候。正如您已经知道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已经继英美等国家之后，独立开发了自己的科幻文学方向，今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也已经结束。
几年来，高等学校对科幻文学领域越来越有兴趣，去年还专门召开了“科幻与后现代”“想象力创造力与科幻”研讨会。作为国内90年代中期以后的领衔科幻作家，您一直是我们期望访问的对象。这种访问不但为我们未来研究您的创作道路、研究中国科幻文学的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也为许多科幻读者、您作品的爱好者提供一种近距离观察您的好机会。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您是如何走上科幻道路的？您在从事科幻文学创作之前，到底在干些什么？
王晋康：****之前我是高中66届，文理皆优，本以为当个科学家是囊中取物，但****斩断了这条路。值得提及的是：我是“地主出身”，如今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这个名词意味着什么，1958年，在初小升高小时（那时有初小升高小的升学考试，但一般不严），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放到“备取生”榜中。我至今还能回忆起站在录取榜下的耻辱感！我决定不再上学，班主任冯老师（她头年刚被定为右派对象，侥幸过关）喊我去，泪水盈盈地说：“上吧，你以后就会明白老师的心。”前几天冯老师来我家做客，我还谈到这事，对她由衷感激。我的作品中深深打着青少年生活的印记，比如：风格倾向于苍凉，常常郁郁不平，社会责任感太强，充满殉道者的激情，对科学心结的渲泻等等。
我还下乡当过三年知青，上山（一个铁矿）当过两年矿工，又调回南阳当木模工，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交大，那是高中毕业12年后，我已年过三十。毕业后在石油系统当一名设计工程师。我是一个不错的工程师，是工厂修井机运载车的开拓者，但童年时的科学之梦却也就终结了。
吴岩：您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呢？真是“被10岁孩子逼的”吗？
王晋康：确实如此。大学后两年因严重失眠，不得不放松学业，遍览图书馆内所有文学杂志和名著，写过一些小说，也曾有人要拍成电视剧，但没有结果。不过，那两年的尝试对我文学水平的提高非常明显。
工作后，忙于专业，放弃了文学爱好。92年时，我45岁，儿子10岁，逼着我每晚讲故事，有时只得临时编一个故事给他。儿子很挑剔，对我的故事一般评价为“臭！”，只有一篇他认为很不错。后来我想，何不把它变成文字呢？就趁工厂放假写出来。写完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科幻专业杂志，所幸在一个报摊上找到了《科幻世界》的地址，寄了出去。就这么非常偶然地走上科幻之路。有次在四川见《科幻世界》社长杨潇忆起这些情况，杨说：有些事真的靠缘分。
当然，偶然中也有必然。我想让我走上这条路的必然因素有以下两个：青少年时深种心中的科学心结，尤其是对哲理思考的偏爱，还有大学时打下的文学功底。
吴岩： 您到底写过哪些主要作品，这些作品的发行量如何？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您是当前最著名的科幻作家之一呢？
王晋康：不能说“最著名”，说“90年代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家之一”我就很****了。我的作品以短篇为主，基本都登在《科幻世界》上。这是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科幻专业刊物，月发行量40万册，远远超过一般纯文学刊物，而读者人数恐怕至少还得乘上5；还有一些发表在《科幻大王》上，这个杂志起步晚，发行量几万册。也出过一些长篇和结集，销量一般，印数一般是一万册。在中国，长篇科幻（除了倪匡、黄易之类的大众性较强的作品。对这些作品是否科幻，仍然有人持不同意见）的读者毕竟还是一个小圈子。如何能拓展它，同时尽量不失去应有的品味，是我们正努力摸索的。我曾经蝉联了几届科幻奖项。
短篇小说包括：《生命之歌》、《养蜂人》、《失去它的日子》、《豹》、《美容陷阱》、《追杀》、《天火》、《替天行道》、《七重外壳》等近50篇。
长中篇小说有：《生死平衡》、《生命之歌》、《新人类三部曲》、《类人》、《死亡大奖》、《寻找中国龙》等近10部，有些是今年年底才能出来。
吴岩： 您对科幻的基本看法是什么？它的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您认为科幻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
王晋康：我对科幻持相当宽松的态度。只要能****读者的想象力和阅读时的愉悦感，就是好科幻。纯幻想小说、武侠科幻、推理科幻、唯美科幻也都可以归入。但我也同时认为，作为这个文学品种的骨架，或我称之为核心科幻的，应该是这样的作品：它能够传达科学本身的震撼力，使读者惊讶于科学之美，激发起他们探索科学的兴趣，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尽量向读者灌输一些科学概念。当然，科幻不负担科普功能，但如果能尽量兼顾就更好。
各种科幻品种没有高下之分，只要能打动读者就是好作品。
对科幻创作最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根据作品品种不同而大有分别，单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有：能够发现科学之美的敏锐目光，心态识见，能够组织机智情节和精巧结构的才气，语言能力，激情。
科幻创作是非常艰苦的活动，特别是在进行科幻构思和给文章搭架子时是最耗心力的。为了一个构思或架子，我可以睡在床上一天不动（我习惯于睡在床上进行最重要的构思），完成后就如脱力一般。
吴岩：科幻作品一旦出版，作者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文学作品是一种接受的欣赏过程，读者可以对作品做多元的解释，您期望读者完全按照您的想法理解您的作品吗？
王晋康：作品的被接受不可能是一元的。我曾在与读者见面时多次测试我的作品的被接受程度，结果发现差异很大，有些我认为不大好的却颇受欢迎，我认为好的却反响不大，而且有的读者认为是最棒的，有的人说最臭。所以我的态度是：按自己的意见去写，让别人评价去。
但如果过于不被理解，也会有点小情绪，比如我写的“可爱的机器犬”，那是一篇游戏之作，是因日本向韩国道歉却拒不向我国道歉之后给他们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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