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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之母子君臣-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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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奥援就是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此人是翁同譞的同年，刑部司官出身，由主事到郎中，历时二十二年之久，官运是蹭蹬极了，但却历练成了一位律学名家。大概从清朝开国以来，刑部的书办不但不敢欺侮司官，而且心悦诚服的，只有薛允升一个人。
到了同治十二年，薛允升方始外放为江西饶州府，自此一帆风顺，升道员、擢监司、署漕督，光绪六年内召为刑部侍郎，在礼、兵、工三部转来转去，转到光绪十九年，终于升为刑部尚书。其后因为他的侄子薛济勾结刑部司官，说合官司，连累乃叔，降三级调用，做了一年的宗人府府丞，告老回到西安。
等赵舒翘一出事，刑部尚书开缺，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召薛允升复起，补了他外甥的遗缺，而同时也就要办外甥的罪。他说过一句话：“赵某人如果斩决，是无天理！”因此，赵家的亲属戚友，都认为薛允升一定会保住赵舒翘的一条命，而况依律本就没有死法。
无奈洋人的话，比圣旨还重要，李鸿章根据英国参赞所传达的意见，急电西安。
由军机处传出风声之后，西安城内的士绅攘臂而起，做了一个“公禀”，具名的三百余人之多。除夕黎明，送到军机处，军机章京不敢收受，僵持到中午，并无朝旨，以为不要紧了，方始各散。
大年初一无事，初二召见军机，为的是商议初三宣布第四次惩办祸首的上谕，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十一点钟，犹无结论。
其时西安城里最热闹的鼓楼附近，已经人山人海，群情汹汹，有的要罢市，有的要劫法场，有的主张要挟，如果慈禧太后杀了赵舒翘，就请她回京城去。
然而以巡抚衙门为行宫的慈禧太后，毕竟与军机大臣作成了决定，赵舒翘不能免于一死，赐令自尽。英年同科，但不烦睿忧，从十二月二十五被看管那天起，就昼夜哭泣，反复不断所说的一句话是：“庆王不该不替我分辩！”这样到了年初一深夜，哭声忽停，家人还忙着过年，没工夫理他。到第二天一早，也就是行宫议罪未定之际，发现他已经气绝了。
自裁的方法闻所未闻，是以污泥塞口，气闭而绝。
年初三，已死未死祸首十一人均定死罪的上谕，终于发布，而就在这一天，早就奉命监视庄王载勋自尽的户部侍郎署理左都御史葛宝华，一早到了蒲州。因为他是钦差的身分，所以到了载勋所住的“行台”，驿官照例放炮致敬。
载勋还高卧未起，惊醒了骂人：“无缘无故放什么炮？”
“钦差葛大人到了！”听差告诉他。
“莫非是为我的事而来的？”载勋瞿然而起。
听差骗他，说是钦差过境，特来拜访。见了面，照规矩先请圣安，然后叙话。载勋殷殷问起行在的情形，葛宝华略略敷衍了几句，随即起身告辞，转往蒲州府衙门。
蒲州知府惠格，首县永济知县项则龄，早就在待命了。葛宝华已看好了一处地方，行台后面有座久无香火的古庙，下令在那里作为载勋毕命之地。
于是项则龄亲自带人到古庙去布置，惠格则带领亲兵在行台周围警戒弹压。一切就绪，葛宝华到达古庙，派项则龄去传载勋来听宣上谕。
载勋倒也很气概，换上全套亲王的公服，大踏步走了来，一见葛宝华，用手摸着颈后问道：“要我的脑袋？”
葛宝华不答，只高声喊道：“有旨！”
听得这一声，载勋及在场的官员吏役，一齐下跪，静听钦差宣读上谕。
上谕是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所发：“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
赐死亦是恩典，照例应该谢恩。不过，载勋却想不起这套仪注了，站起身来，涨红了脸说：“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亦活不长了！钦差，跟我家里人还可以见个面吧？”
一言未毕，庙门外哭声震天，一个旗装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踉跄奔来，这就是载勋的侧福晋与他的独子溥纲。
母子俩扑进门槛，抱住载勋的腿，哭得越凶，载勋亦是泪流满面，一把拉起溥纲，呜咽着说道：“你总要报效国家，咱们大清朝的江山，万万不能送给洋人！”
溥纲只是哀哀痛哭，也不知他听进去了没有？她那母亲更是失了常度，扑倒在地打了个滚，便即昏厥。当然，这不会影响载勋的“终生大事”，一面有人抬走了他的侧福晋，一面有人引着他到了后面的一间空屋。
屋子是特意锁上的，开锁推门望进去，空宕宕地只有中间有张踏脚凳，上方由梁上垂下来簇新的一条白绸带，显得异常刺目。
“王爷请！”葛宝华低着头，摆一摆手，作个肃客的姿态。
“钦差办事真周到，真爽快！”载勋拱拱手说：“来生再见了！”
※ ※ ※毓贤本来发配新疆，走到兰州，有朝旨追来，就地正法，派按察使何福堃监斩。藩司李廷萧本是由山西调来的，此时署护陕甘总督的关防，心里在想，监斩应该派他而竟派了何福堃，必是因为他在山西承毓贤之命杀了许多西洋教士之故，看起来迟早不免！于是，跟英年一样，大年初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是吞金屑自杀的。
毓贤从起解之时，便已有病，听说定了死罪，更是神智恍惚，奄奄一息，所以正月初四绑上法场，不似载勋那样死得生气勃勃。不过，一死之后，却传出两副自挽的对联，一副是：“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另一副是：“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有人说，这两副自挽联，文字虽浅，但怨而不怒，其鸣也哀，不似毓贤的为人，而气息仅属之际，亦未必能从容构思，应该是幕友所捉刀。
※ ※ ※给洋人的照会，说得明明白白，正月初三降旨，初六处决。英年自尽，载勋赐死，毓贤处斩，都有电报到京，但赵舒翘却无下文。
初六那天，各国公使派人到贤良寺探问动静的，络绎不绝，李鸿章口头上答复：“遵旨处分，决无差错。”而心里却是不怎么宁帖，到得上灯时分，沉不住气了，发了个电报到西安，催问究竟。
电报到西安，已在深夜，值班军机章京译好了送到在“满城”的荣禄公馆。听差接下，送入卧室，荣禄只问了一个事由，便即翻身向里。他就在等这么一个电报，因为他亦深知决不能失信于洋人，但慈禧太后犹有保全赵舒翘之意，不便固请。如今有了这一道赵舒翘的“催命符”，次日面奏，有词可借，他可以睡得着了。
于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降旨赐赵舒翘自尽，派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限下午五点钟复命。
岑春煊很机警，知道西安百姓对此事颇为不平，而赵舒翘在本乡本土，亲戚故旧很多，消息泄漏，一拥而至，即无麻烦，亦多纷扰。因而只带几名随从，骑着马到了赵家，进了大门，方始说破，是来宣旨。
上谕是初三就下来的，赵舒翘早就知道了，原定初六惩办，而又迟了一日，在他看，更是慈禧太后有意加恩，不与他人同样办理的确证。因此，跪着听完上谕，赵舒翘问道：“还有后旨没有？”
“没有！”
“一定有的。”赵舒翘极有把握地说。
岑春煊不便跟他争，也不便逼得太紧，只说：“展公，奉旨酉刻复命。”
“我知道，我知道！不到中午就有后旨了。”
向来召见军机，至迟上午十一点钟，“承旨”、“述旨”，差不多皆已妥帖。如有特赦的“后旨”，一定也是交代军机，“刀下留人”，迟不得半点，当然即时便有章京来送信，所以赵舒翘有那样乐观之语。
岑春煊无话可说，只能在厅上坐等。赵家派了人到军机处去打听信息，中午回报，军机大臣已有两位回府了，并无特赦的后旨。
“老爷，”赵夫人泪眼汪汪地说，“洋人逼着不肯饶，太后也教没法子！我们夫妇一场，一起死好了！一定再没有什么圣旨了。”
赵舒翘只是皱着眉，一脸困惑的表情。见此光景，赵太太便取了一个金戒指，用剪刀剪成一丝一丝，拿个碟子盛了，另外倒一杯茶，一起捧到丈夫面前。
赵舒翘紧闭着嘴不作声，好半天才拈了一撮，用茶吞下肚去，往软榻上一躺。这时室内虽只赵夫人一个人，室外却已围满了子媳家人，一个个眼中噙泪，默默注视。赵舒翘先是瞑目如死，不久，哼了一声，翻身坐了起来。
“太太，”他说：“趁我还有一口气，我交代交代后事。”
于是子孙一齐入室，跪在地上，听他的遗嘱。赵舒翘的壮硕是有名的，又当悲愤之时，嗓音更大，从他服官如何清正勤慎说起，滔滔不绝。讲了有个把钟头，亲戚来了。亲戚已经到得不少，岑春煊不放进来，及至越来越多，阻不胜阻，放进一个，其余的接踵而至，很快地挤满了上房。
“这都是刚子良害我的！”赵舒翘向亲友说道：“我的命送在他手里，冤枉不冤枉？九十三岁的老娘，还要遭这么一件惨事，我真是死不瞑目！”说罢放声大哭。
哭声响得在大厅上的岑春煊都听见了。先当是赵舒翘毕命，家人举哀，赶紧往里奔去，到得垂花门，才知道是赵舒翘自己的哭声，中气十足，怎么样也不能想象他是将死之人。
看看复命的时刻将到，岑春煊不免烦躁，将赵府上一个管事的帐房找了来，沉着脸说道：“这是拖不过去的事！到底怎么样，请你进去问一声，如果不愿遵旨，索性明说，我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不愿遵旨”就是抗旨，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赵家帐房赶紧答说：“请岑大人不要误会，决不敢不遵旨。不过，岑大人明鉴，这件事实在很为难，已经吞了金屑了，只为敝东翁体气一向很强，一时还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是力量不够！你们要另外想法子啊！”
“另外想什么法子呢？”
“嘿！”岑春煊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一个人想活也许很难，要死还不容易吗？大烟、砒霜，那样不能致命？”
“那，那就服大烟吧！”
不知是分量不够，还是赵舒翘的秉赋过人，竟能抵抗烟毒？吞下两个烟泡，依然毫无影响。这时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到了，见此光景，便向岑春煊说道：“云翁，展如的情形你都看见了，罪非必死，情亦可矜，似乎也可以复命了。”
“复命？”岑春煊大声问说：“人还没有死，我怎么复命？”
薛允升默然。他原是一种含蓄的请托，希望岑春煊将赵舒翘吞金、服鸦片皆不能死的凄惨情形，据实奏闻，然后由朝廷据以跟洋人交涉，或许看在“人道”二字头上，可望贷赵一死。谁知岑春煊毫不理会，答得这样决绝，以薛允升的地位，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了。
“也罢！”薛允升站起身来对赵家的人说：“服砒吧！”说完，掉头向外走去，不理岑春煊。
砒霜不比鸦片那样方便，等弄来已晚上八点钟了。岑春煊在窗外监视着等赵舒翘服了下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开始呻吟了。这是毒性发作的初步，岑春煊不必再看，仍回大厅坐等。
这时首府西安府知府胡延，得知巡抚至今不能复命，亦不愿接受赵家款待，一直枵腹坐等的消息，赶紧派人备了食盒来“办差”，岑春煊吃得一饱，问左右从人：“怎么样了？”
“还没有咽气，只说胸口难过，要人替他揉。”
“大概也快了！”胡延说道：“赵公身体太好，平时大家都羡慕，不想今天反受了身体好的累了。”
岑春煊不答他的话，看一看表说：“九点钟！”
复命的时限早就过了，岑春煊对赵家没有决绝的处置，深表不满。但以巡抚之尊，亦无法打什么官腔，发什么脾气，因为赵家上下都不理他，人来人往皆以仇视的眼光相看，若不知趣，很可能会吃眼前亏，唯有忍着一口气，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形，胡延当然不愿多作逗留，当他起身告辞时，岑春煊突然一把拉住他说：“胡老哥，你不忙走，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胡延无奈，站住脚说：“请大人吩咐！”
“赵家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岑春煊放低了声音说，“钦限是酉刻，如今过了四个钟头了，到十一点子时，就是明天正月初八的日子了，复命迟几个钟头，犹有可说，迟一天，公事上就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胡延心想，要人性命的事，自己就有主意也不能出，免得一则造孽，二则结怨。因而很快地答说：“大人何不请幕友来商量？”
“来不及了！而且也不便张扬。”岑春煊说：“我拜托贵府，回去以后马上找司狱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人死而无痕迹的好法子？问清楚了以后，赶紧派人来告诉我。”
“是！”胡延答说：“我派司狱来，请大人当面问他。”
“不！”岑春煊说：“你一定要问明白，如果他没办法，来亦无用。”
“是了！我让司狱去问狱卒，问清楚了，让他当面来回禀大人。”
“好！叫他穿便衣来。”
胡延答应着走了。而岑春煊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十点多钟，在赵家门外看守的抚署亲军，领进来一个穿便衣的瘦小中年人，向岑春煊行了礼，说是胡延派来的，自报履历：“西安府司狱燕金台，河南陕州人，监生出身。”
“胡知府跟你说了没有？”
“说过了。”
“你有法子没有？”岑春煊问。
“有是有个法子，不过只听人这么说，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道灵不灵……。”
“你不必表白！”岑春煊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你只说这是个什么法子好了。”
“这个法子叫‘开加官’……。”
法子很简单，一说就明白。燕金台的话刚完，自鸣钟噹噹地敲了起来。
“十一点，是子时了！”岑春煊大声吩咐：“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了回来报告，赵舒翘依然未死，又哭又嚷，妻儿陪着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局？
“这可不能再拖了！把赵家管事的人，请一个出来。”
来接头的仍是那位帐房。岑春煊这一次的话很容易说，但也很厉害，他说他虽奉旨监视赵舒翘自尽，但也仅止于赵舒翘咽气之后看一看而已，决没有逼人去死的道理。如今已交正月初八子时，无法再等，只有据实复命，请他转告赵家。
所谓“据实复命”，无非奏报赵舒翘应死而不死，既然“赐令自尽”办不到，那就只有“赐死”，换句话说，是由朝廷派人来杀赵舒翘！这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家属亦可能因此而获罪。赵家帐房识得其中的轻重，转而请教岑春煊，如何才可以使赵舒翘毕命？
“没法子！”岑春煊指着燕金台说：“西安府的司狱老爷在这里，你自己跟他请教！”
岑春煊这一手很不漂亮，燕金台深为不悦，但碍着他的官大，只好公开了“开加官”的方法。赵家帐房回进去细说缘由，赵夫人垂泪点头。可是，谁来动手，却又成了极大难题。
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燕金台，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赵舒翘的大儿子出来下跪，恳求“成全”，燕金台方始很勉强地答应下来。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复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 ※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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