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风云人物正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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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主曹睿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由太傅钟繇保举，重新启用了骠骑大将军司马懿。闲位于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的司马懿被官复原职，加为平西都督，诏令起南阳诸路军马，西赴长安抵御蜀军。司马懿复职后采取了两项军事措施。

一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调集南阳军马，兼程南下，就近平息新城孟达的叛变。其时曹睿御驾长安亲征，孟达自料司马懿南下新城须奏请圣旨，往复在一月之间，因而不听劝告，即时起兵，希望在司马懿到达之前占据城池，进入深险之地。但司马懿一闻兵变当即起兵，八日到达新城，在几位曹将的内应下攻破其城，斩杀了孟达。诸葛亮十分痛惜地感叹：　“孟达若死，中原不易得也。”（第九十四回）

二是荐举右将军张郃为前部先锋，自领二十万大军随后，径取祁山蜀军兵连汉中的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司马懿对张郃分析说：　“吾与汝径取街亭，望阳平关不远矣。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彼若回动，吾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若不归时，吾却将诸处小路，尽皆垒断。俱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亮必被吾擒矣。”（第九十五回）诸葛亮料到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也深知街亭地位的重要，遂派参军马谡与上将王平率二万五千精兵前往谨守。又派大将高翔率兵万人去街亭附近列柳城驻军，以为街亭救应；最后干脆加派前部先锋魏延领本部兵马去街亭之后屯扎，以保万无一失。但马谡到街亭后弃却要路，占山为寨，被司马懿四面合围，断绝汲水之道，蜀军不战自乱，难以相救，最后失了街亭。

街亭失陷，中断了陇西与汉中的联络主道，若司马懿再凭险据断几处小路，三十万蜀兵将处在无后方作战的境地，这与诸葛亮取大路进兵的万全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因而诸葛亮一再认为：　“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当他闻听街亭已失之讯后跌足长叹：　“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急忙作全军退归的部署：　一让关兴、张苞率兵自武功山小路鼓噪而行，以为疑兵，待大军退尽便投阳平关；二让张翼引军修理剑阁旧路；三让全军暗暗收拾行装，以备启程；四派心腹之人分报天水等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并于冀县搬取姜维老母入蜀；五令马岱、姜维先伏于山谷中，为大军断后；六令已出箕谷作进军疑兵的赵云、邓芝徐徐撤军。安排好各路人马后，诸葛亮自率五千兵去西城（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搬运粮草。当司马懿率十五万大军蜂拥而来时，他不得已以“空城计”退敌（第九十五回）。

诸葛亮首出祁山，曾在陇右取得了巨大的战果；街亭失守后又凭借自己精明高超的用兵技巧，基本上做到了全师而退，这都是极不容易的。然而，除招降姜维一事外，得到的战果均弃于一旦。正像他退兵汉中后对侍中费祎自责所言：　“得而复失，与不得同”，“兵败师还，不曾夺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维，于魏何损？”（第九十六回）他在作战中“伐谋”、“伐交”、“伐兵”、“攻城”四法并用，实施过诈败计、疑兵计、伏兵计、擒纵计、诳敌计、反间计、坑堑计、空城计，大显聪明才智，费尽万般心思，终究无功而返。这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一，兵法云：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蜀军自汉中进攻关中，自然是以攻取长安为作战目标，当时魏国准备不足，主将无谋，如果借鉴西汉时“明修姜维像

栈道，暗度陈仓”之策，在大军绕道祁山进军、吸引魏军主力的同时，派精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定能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即便不能全克长安，亦能两路牵制魏军，一鼓夺取关中西境。诸葛亮以稳妥进兵为由，否定了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致使用兵战略上没有制胜的奇兵。连司马懿也不无遗憾地说：　“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第九十五回）这不能不是其用兵上的一个失误。

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系，诸葛亮率全军绕道祁山而进，虽曾取得了辉煌战果，但陇右三郡并非关中之地。天水与长安的直线距离约六百五十多里，前者本属魏国防御薄弱的偏僻之地，占据了它，仅仅是在秦岭之北有了立脚的地盘，远形不成对长安的威胁。耗三十万兵力欲取长安，却为六百里外的立足之地鏖兵争夺，虽有连取三城之功、西击羌兵之胜，但远离目标的自我窃喜总让人感到有点迂腐。“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作战篇》）诸葛亮在陇右之地迁延日月，使魏国两次调兵至长安，终使战争目标的实现愈来愈远。

第三，诸葛亮取陇右大路进兵，自谓万全之策，但事实上却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敌将的无谋上，这种侥幸以求胜的策略实际是极危险的。“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诸葛亮认为街亭乃咽喉重地，干系非小，但却在与夏侯楙、曹真对峙时，一直没有任何防守措施；只有当与司马懿交手时才立刻惊慌，赶派数万军队前往守护，可惜看到守军布阵图后连纠正的机会也没有了。祁山大路进兵的成功似乎正决定于街亭一役，而街亭具有明显漏洞的保守战略又堂而皇之地在既定的军事布署之内，其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诸葛亮的祁山出兵策划，未使自己在作战部署上立于不败之地，而当己方的用兵弱点暴露出来并被敌方看破时，情况必然会立刻变得不可收拾。

第四，诸葛亮把兵败祁山的责任归之于自己用人不当，依军令状而斩杀了直接责任人马谡，并自贬三等，表示承担应有的责任，这历来被视作依法治众、不徇私情的样板。然而，“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势篇》）蜀军的祁山之败是作战部署中内含的结果，无法让某一部属承担战败责任。事实上，当司马懿看到了街亭的战略地位率十多万大军进攻时，数万蜀兵能守住的可能性并不大，诸葛亮自己也认为：　“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第九十五回）即便马谡面临大敌死守街亭，那蜀军后面东进关中、攻取长安的战争也会因为分兵过多、战线太长而难以进行，弃城退兵是迟早要实施的上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评价诸葛亮是“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当是极谨慎的言语。

以上探讨了孔明领导方法的十个方面，这些方面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的思想作风、个人性格和领导才能。从总体上看，孔明不失为三国时期精明强干的领导人。

上篇：《风云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　第二部分》

关羽迟早要误大事

关羽，字云长，河东解良（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人，幼年熟读《春秋》，曾在家乡杀了仗势欺人的豪强，于江湖上逃难五六年之久，黄巾起义时朝廷招募义兵，遂与刘备、张飞结为异姓兄弟，起兵响应。早期追随刘备，立有战功。十八路诸侯伐董卓时，他作为县令刘备手下的马弓手“温酒斩华雄”，在诸侯中崭露头角。刘备在徐州打起反曹旗帜，他驻守下邳，并保护刘备家小。曹操击败刘备夺取徐州后，他有条件地投降了曹操，为曹操斩杀袁绍大将颜良、文丑，解白马之围，威名大振。探知刘备下落后，他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又回到刘备身边，后随刘备投刘表，刘表死后退兵江夏。赤壁大战后他受命在华容道伏兵，因感昔日恩义，放走曹操。在刘备争夺荆襄时，他曾一人率兵攻取长沙，纳降黄忠与魏延。刘备、孔明相继入川后，他镇守荆、襄重地，被刘备封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后又被封为“五虎大将”之首。曹兵攻取荆州前，他奉命主动出击，连下魏城，并击败曹操援兵，活捉主将于禁，斩杀先锋大将庞德，一时威震华夏。后来，东吴吕蒙率兵偷袭荆州，与曹兵两面夹攻，荆襄尽失，关羽败走麦城，因孤城难守，他弃城入川时被吴将潘璋设计俘获，为孙权所杀。

关羽是刘备集团的骨干人物。他一生追随刘备，矢志不移，战功显赫。关羽在两方面深得人们的钦佩：　第一，为人深重义气；第二，作战勇冠三军。但作为领导人，他又存在严重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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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功自傲就会脱离群众

刘备曾说关羽的特点是“矜于士而体恤卒”（见《三国志·蜀书》），在同僚面前傲气十足，目中无人，实在是关羽作为领导人的最大弱点。他自恃武艺高强，对谁也不服。关羽驻守荆州时，听说刘备在汉中招降了马超，又听说马超武艺过人，他竟让关平带信给刘备，要入川来与马超比试高低，孔明写信回答他：　“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第六十五回）关羽看信后自绰其髯大笑，说道：　“孔明知我心也。”并将书信在客人中传阅。看来，关羽的用心也并不是一定要入川比试，他只是要人们相信他的武艺在马超之上。他把孔明的书信让别人传阅，正是借孔明的信作为权威性评判，使别人在心中树立他武艺最高的信念。刘备夺取汉中后，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使者送来印绶，他竟然不接，对使者当面说：　“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第七十三回）其实，他看不起黄忠没有一点道理。他争夺长沙时，至多与黄忠打了个平手，只是由于长沙太守韩玄要误杀黄忠，魏延才杀了韩玄救黄忠来降。其实，关羽表示不甘与黄忠为伍，正是对自己当年未能战胜黄忠的一种心理补偿，至于由此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他是不考虑的。

关羽恃才傲物，说话不讲情面，使他与好多人的关系出现不和。刘备当了汉中王后，准备立嗣，派人赴荆州征求关羽的意见，关羽认为刘封非亲子，不能选立，并建议刘备派刘封驻守地处边远的上庸山城，将其调离成都，以绝后患。为此，刘封对他很不满，在他败走麦城时，刘封在上庸拒绝对他增援。刘封的行为绝不说明关羽对其预料正确，因为，第一，刘封始终没有背叛刘备，只是拒绝增援关羽；第二，刘备初收刘封为义子时，关羽就持反对态度，那时他对刘封并无一点了解，反对的理由只是收养义长子会造成以后立嗣麻烦。关羽这种傲慢态度也表现在对友国人事的态度上，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受孙权之托去成都索要荆州，刘备为了应付，即写下让关羽交割地盘的信，诸葛瑾持信到了荆州，关羽只是不认，且很不客气，弄得诸葛瑾满面羞惭而去。孙权为了抗击曹操，一度主动地与关羽拉关系，曾托媒人去荆州，求关羽将其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儿子，结姻亲关系。关羽一听勃然大怒说：　“吾虎女安能嫁犬子乎！”（第七十三回）几乎要将媒人斩首。关羽的态度激怒了孙权，使孙权下定了联合曹兵袭取荆州的决心。

关羽傲气十足的最大资本是自己的勇武，他不明白勇武只是对一般战将的起码要求，而对一个统帅人物的诸多条件中，勇力不是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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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统帅的用人之能

关羽在主动出击曹兵时，担心东吴吕蒙从后方渡江攻袭荆州，曾作了相应的部署。后来吕蒙采纳了陆逊的建议，他向孙权托病辞职，让没有名望的陆逊代己之任。陆逊一到任，就向关羽致书送礼，信中语词极其卑谨，一副讨好关羽的样子，关羽果然麻痹大意，撤走了荆州的大半防卫之兵，结果吕蒙乘机偷袭了荆州。这里，关羽因骄傲轻敌所致，未能识别陆逊的诈谋，吃了大亏。

关羽出兵攻曹前，原派傅士仁、糜芳为先锋，二人在寨中饮酒时，军中失火烧着火炮，打死本军多人，军器粮草尽被烧毁，关羽即令斩之，因众人求免，关羽令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锋印绶，并罚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临走又警告说：　“若吾得胜回来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罚！”（第七十三回）后来，吕蒙偷袭荆州，傅士仁、糜芳相继投降东吴。在傅、糜投敌事件上，关羽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第一，二人在失火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在他们受到处分、心中不服的情况下，派二人去守后方重城，他们是很难尽力配合的；第二，派二人去守后方，本应多加勉励，但他委派时却说是罚他们去守二城，这就使他们对守城工作失去了兴趣，丧失了诚心；第三，临走时作出警告，显得多此一举。在警告的内容中，他把自己的得胜与二人受罚联系起来，似乎自己得胜了二人反要受到处罚。这就不是鼓励二人对他前方作战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使二人产生消极对立情绪。

还在他出兵不久，身边的随军司马王甫曾建议说：　“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须得一人以总督荆州。”（第七十三回）关羽回答他已派潘濬守荆州，用不着担忧。王甫指出：　“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建议派为人忠诚廉直的赵累代替，关羽坚持说：　“吾素知潘濬为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吕蒙偷袭荆州后，孙权对潘濬官职未作变动，仍旧让他执掌州事。关羽自谓素知其人的潘濬，对关羽未起任何帮助作用。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关羽的识人不准；第二，他过分自信，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识人、用人是领导工作的重要内容，关羽在识人、用人上的一系列失误说明，他可以是一名优秀的战将，但不是一名优秀的统帅。

我们可以以孔明入川为界，把关羽的一生划分为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他在刘备、孔明的领导下作战，虽有个人性格方面的诸多毛病，但这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将；后一个时期，他镇守荆州，对荆州负全盘领导责任，这时，他刚而自矜、忽视人际关系的个人性格及识人、用人上的一系列失误等因素综合作用，终使他未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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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走单骑暴露出的性格弱点

关羽在离开曹营时，他能领到出关文凭但未领文凭，在这一小事上，关羽和曹操的性格被充分体现出来。

曹操在徐州击败刘备后，关羽曾有条件地投降了曹操，其中一个条件是：　如果知道刘备的下落，虽远必往。曹操自信只要自己感化到家，关羽日久必会放弃归刘之心，于是就答应了这个条件。关羽到曹营后，操给了他很高的待遇，生活上关怀备至，并送给他赤兔马，立功后又封给很高的爵位。后来关羽知道刘备在袁绍处，他封存了操所赠的除赤兔马之外的一切东西，留下告别书信，带原来随行人员出走。操知道关羽离去后，曾赶到城外送行，赐以路费、征袍离去。

这里，曹操所以不给关羽过关文凭，原因有二。一是操虽曾赠给关羽许多东西，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是操主动给予，关羽从未求过曹操。在从徐州回许都的路上，关羽和两位嫂嫂一共只得到一间房子，关羽在这时也未去求曹操给间房子，他让嫂嫂住进房内，自己在外面站了一晚上。曹操一味地赠与，而关羽从未要求过，这使作为丞相的曹操心理上感到极大的不平衡。未给关羽过关文凭，是想等他在这一关键事情上来求自己一次。出城送关羽，赠与路费和战袍，实是给关羽提供一次相求的机会，但关羽终未提出。

曹操未给过关文凭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希望关羽在路上受阻后能再回许都，或者来要过关文凭，或者继续留下。因为他料定关羽人单势孤，路上受阻后非回来相求不可。文凭只有在关羽相求时付与，才会有更高的人情价值；而且，自己正和袁绍作战，关羽又是去投袁绍，让关羽往返几次耽误路程，也好延缓他去袁绍处的时间，万一这期间战况急遽变化，关羽也许有新的去留动向。

关羽离开曹营时适逢曹操与袁绍军事对峙，双方关系极度紧张。因而沿路关卡甚紧，这点关羽是一定会想到的，但他为什么未向曹操讨要出关文凭，甚至在操出城相送、答应放走的情况下也不提出这一要求呢？原因有四：　第一，他秉性刚直，不喜欢折腰求人；第二，只要曹操勉强放行，那他什么要求也可以不斩颜良

提，避免欠人情账太多；第三，不提起过关文凭之事，若在路上遇阻，尚且可以设法搪塞蒙混；但若一提起此事，被曹操推托不给，在路上遇阻反而不好搪塞。因为他对请求后曹操是否会痛快付给并无多大把握。事实上，当第一关守将孔秀和第二关守将韩福分别向他索要过关文凭时，他正是以“因行期慌迫，不曾讨得”和“事冗不曾讨得”相搪塞的。如果请求后曹操明言不给，反倒会失去这些借口；第四，刘备是与曹为敌的，关羽投降时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降汉不降曹”，临走时不领曹操的文凭，正是要说明他不受曹操的管辖。事实上，当关羽到了黄河渡口，马上要走出曹操辖地时，他的胆子壮了起来，把守渡口的秦琪问他有无丞相曹操的过关公文，他回答：　“吾不受丞相节制，有甚公文！”（第二十七回）

看来，曹操对关羽沿路的动向是密切注意的，当关羽过了最后一道关隘，就要进入袁绍辖地，且得知刘备脱离袁绍前往汝南时，却有两个使者及张辽三人相继送来曹操的过关公文和命令，声言公文可以遍行各处。曹操为什么在关羽不需要公文时送来公文呢？原因有两条：　第一，他益发想向关羽送个人情。本来曹操想让关羽主动提出要求以提高公文的人情价值，但关羽硬是不提，最后反倒走掉，结果只好假装不知关羽已过完关隘，将公文降价相送。事实上，当追赶关羽的夏侯惇向张辽之前的两个使者询问曹操是否知道关羽沿路斩将之事时，使者回答不知，因为操不能让使者回答“知道”，如果回答了“知道”，那就等于说明知道关羽已过完关隘，公文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将公文降价相送，这是对他在关羽临走时未送文凭的一种人情上的弥补。在使者走后不久，张辽赶到，对追兵说：　“奉丞相钧旨：　因闻知云长斩关杀将，恐于路有阻，特差我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第二十八回）这就是说，即使知道关羽沿路斩将之事，还是宽大放行，这个人情可算做到家了。后来，关羽伏兵华容道拦截曹操，操对关羽求情被拒绝，他问关羽：　“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第五十回）这是操舍给关羽的一笔最大的人情债，以此终使关羽动心。第二，关羽曾斩杀过袁绍两大将，曹操幻想关羽因此若在袁绍一方受到胁迫或有其他变故时能再回自己一方，他给关羽以热忱的关心态度，不至于使关羽到时候因考虑面子问题而不愿返回，而他所补送的“遍行诸处”的公文也为关羽提供了这种方便。看来，曹操给关羽的公文也并不是一点实际意义也没有。

在过关文凭这一小事上，关羽和曹操都作了认真的考虑，他们的性格、处事为人被深刻地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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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樊城实乃天助

刘备夺得汉中后，曹操暗中策动孙权夹击荆州，关羽奉汉中王之命，于公元219年主动出击北伐。他攻取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直逼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守将曹仁连输几阵，曹操急派大将于禁、庞德前往救援。庞德出征前令人造一木棺，对亲友讲：　“今去樊城与关某决战，我若不能杀彼，必为彼所杀；即不为彼所杀，我亦当自杀。”（第七十四回）下定了死战的决心。

关羽与庞德在阵前交锋数日不决胜负，主帅于禁心怕庞德立下大功，暗中掣肘，移军于山口，令庞德屯兵于罾口川。时值八月秋天，关羽军队预备船筏，收拾水具，并向关平解释说：　“方今秋雨连绵，襄江之水必然泛涨；吾已差人堰住各处水口，待水发时，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罾口川之兵皆为鱼鳖矣。”（第七十四回）果然连日大雨不止，江水泛滥，平地水深丈余，庞德之军不及躲避，多被水淹，荆州兵将乘大船斩杀残敌，于禁投降，庞德被擒杀。

水　淹　七　军

于禁、庞德率北方精兵前来救援，与樊城之军相合，兵力上占有优势，之所以能稍战即败，全军覆没，是由统将用兵上的严重失误导致的。

第一，“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援兵一至，本当内外夹击，以求速胜，但于禁在与荆州兵交锋几日且并无失利的情况下，却令军队移屯于山后，摆开了久峙的架势，这种消极避战的思想和援兵的使命不大相符，也违背了用兵的基本原则。

第二，孙子曰：　“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