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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王树声-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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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空；为的就是希望闻听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为的也是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而王树声却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须要完成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当王树声通过电波，听到了他梦想的一切后，他沉浸在无比激动、无比幸福中。他和战士们抱作一团，流下了滚烫的眼泪。
正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王树声，以自己和广大指战员们剿匪的丰硕战果，向开国大典，呈上了一件最可宝贵的厚礼！
第十四章办军械开新局公仆本色美1949年5 月。武汉解放。
上树声率部和兄弟部队一道进驻江城。街道两旁挤满了热烈欢迎的群众。胜利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王树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第二司令员。
接着他又请缨挂帅，再次奔向鄂豫皖边的大别山剿匪战场。
1950年，王树声又被任命力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武汉是一个情况非常复杂的大城市。王树声体会到，随着革命的胜利展开，他和出生人死的部下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一些部下骄傲自满，开始讲究享受，入则洋房，出则坐车。
王树声召集部下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然后再谈一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可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王树声说：“毛主席的讲话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武汉，咱们引人注目得很，切记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
王树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刚迸武汉，王树声还是湖北省军区第二司令员。一天，夫人杨炬说他许多部下私下议论王树声很亏，资格那么老，功劳又那么大，至少也应该当司令员。
王树声严肃地对杨炬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我身边也不知多少战友都光荣牺牲了。他们为的是什么？我王树声何德何能侥幸活下来而且还享着福。每想到这，我就觉得欠了战友们很多很多。现在，如果我们计较名利，怎对得起牺牲的战友们。杨炬，以后咱们开始了在大城市的生活，千万不能忘了本，千万要过好名位关、亲属关和享乐关这三道关。”
武汉曾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巢穴，许多反动官僚和大富豪在武汉建了豪华公馆和别墅。渡江战役一打响，这些反动官僚和富豪闻风而逃。解放军进驻武汉，全部接管。
部下们为王树声找了一处豪华公馆，王树声说：“我住不惯这样的房子。”
后来，在武昌街头找了一幢中等水平的小楼房，王树声才把家庭搬了进去。
由于经常出去视察工作，王树声找了一辆很普通的军用吉普，每一次去部队，部下都没能意识到是首长来了，等下了车，才发现不是一般的人。
组织上出于他的工作需要的考虑，把他的车予以调换，但也只是一辆很陈旧的轿车。
王树声一家按照国家规定，伙食可以“实报实销”，照理说，王树声完全可以把生活改善得很好。一次，部下到他那儿汇报工作，发现王树声饭菜很平常：一碟酸豇豆角而已。部下问其原因，王树声说：“国家刚建立，又抗美援朝，经济上很困难，我觉得吃酸豇豆就已很不错了。”部下深受感动。
王树声做了湖北军区司令员的消息传到家乡，家乡父老乡亲都惊喜地说：“咱们村可出了一个大官啦！”
尤其是同王树声沾亲带故的人更是沾沾自喜。不少人鼓动王树声亲叔伯侄儿去武汉，都说：“树声做了那么大官儿，你去找他，他还能亏待你？”
又有人说：“喂，你去找他，总不至于让你当勤务兵吧。”
更有人说：“将来做官可别把俺们这些老土给忘了。”
王树声的亲叔伯侄儿也乐不可支，就收拾收拾行李，来武汉找王树声。
王树声说：“你大老远来看我，我很高兴。但可不能有非分之想。你想，我现在是湖北军区司令员，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我把你提个官做做，别人会怎么说？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还有，就拿咱们村来说，在革命中，有多少人牺牲，他们的家属不仍在农村吗！我把你提个官做做，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吗？能对得起烈士的家属吗？再说在农村有什么不好，说实在的，我还真想咱那村，在农村劳动对革命也是贡献呀。”
一席话说得侄儿心悦诚服，颇感羞愧，吃罢饭就要回家。
王树声说：“大老远的来看你叔，怎么说走就走呢，好歹住几天，看看武汉。”
侄儿依言住了几天，总是感觉不自在，一会儿说地还没锄草，一会儿又说孩子不听话，再一会儿又说家庭还有很多东西没清理。
王树声乐呵呵地说：“还说想做官，连个家庭都离不开还能做官吗？看你这么难受，好吧，我也不留你了。不过，得带点东西回去。”
王树声把一些旧衣物以及平时用得着的药材等左一包右一包包了许多包，然后捆在一个大包里，反复嘱咐侄子这一包给这家，那一包给那家。又怕侄子忘了，干脆写上条。每一张条都体现了王树声对家乡父老的一片诚挚之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内开展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武汉地区也不例外。
一天，杨炬回来说她所在单位有很多年轻护士都报名要上朝鲜战场，弄得她心里痒痒的。
王树声说：“人民的爱国热情是真高。白天我上街转了一下，发现很多人在给抗美援朝捐款。我也走过去，一个不大的孩子说：”叔叔，你捐款吗？‘我摸了摸身上，没装钱！嘿，那孩子马上把眉毛一皱说：“真落后’。”
夫妻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951年10月，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军费支出浩大，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增产节约运动中，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同时也揭发出不少国家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原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他们都是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全国胜利后的和平环境中，他们为了满足个人极端腐化的生活享受，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公然贪污救灾款、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工资、飞机场建筑款，堕落成为贪污罪犯和吸毒犯，被执行枪决。
11月30日，毛泽东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12月。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称“三反”运动雷厉风行地开始了。接着，工商界又开展了“五反”运动。
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展起来之后，王树声时时要求自己，看自己有没有问题。他把他原来的生活管理员现已调新工作的严双喜接了回来，请他帮助自己查查，这些方面有没有问题。
严双喜不假思索他说：“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王树声说，“你怎么知道？”
严双喜说：“你的军装不穿烂，不准我领新的，伙食上你死定一个标准，不允许我超越。要说有问题，就是我没少吃你剩下的豆渣和腌菜。”
说至此，严双喜忍俊不禁。王树声也微露了下笑容，旋即打断严双喜：“谁要你说这些？我是问你我有没有贪污、浪费什么？”
“没有，绝对没有！”严双喜斩钉截铁地说，“我手头都记有帐，不信你自己查。”
王树声说：“当然，贪污没有，浪费总可能有。你再给我想想，我到底浪费了什么？”
严双喜绞尽脑汁，就是想不出来。
但是，王树声却把当时组织上对高级干部的特殊照顾，诸如分发手表、皮大衣等，当作以艰苦为荣的思想不够，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危害性认讽不够这样的政治高度，在大小会上一再作诚恳检查和自我批评。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南方的老根据地进行访问，王树声是访问团鄂豫皖分团的副团长。
家乡的人听说工树声回乡探望，惊喜地奔走相告。男女老少都跑出来看他们朝思暮想的“英雄”现在是一副什么模样。
毛笔字较好的人洋洋洒洒地写着标语，欢迎中央访问团。
骄阳似火，人们戴着草帽翘首以待。
王树声来了，身着普通夏装。人群欢声雷动。
一位长辈走过来说：“是国伢子吗？”
王树声己有许多年没听到别人唤他乳名了。现在一听，倍感亲切，马上搀扶着这位老大爷说：“是我啊。”
老大爷流着泪说：“还能看到你回来，我死也能闭眼睛了。”
王树声早年的几个伙伴这时也走过来，亲切地说：“老五，可算把你给盼回来了。”
王树声说：“你们好，全家好。”
在欢欢喜喜的众乡亲的簇拥下，王树声真有说不尽的话。他走湾串户，给军属、烈属，给老赤卫队员，给一切“有功之臣”。亲自送上慰问信，亲自戴上金光闪闪的纪念章。
一位天真可爱的小男孩拉着王树声的手说：“爷爷，人人都说你是英雄，‘英雄’是什么呀？”
王树声将他抱起，亲了下说：“爷爷可不是英雄，看他们才是英雄呢！”
王树声说着朝四周乡亲指了指。
众乡亲纷纷地说：“你才是咱们村出的大英雄。”
王树声说：“要说英雄，我真愧不敢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们和为创建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你们，才真正是当之元愧的英雄。”
通过对家乡的慰问，乡亲们更理解了王树声。有很多人说：“当了这么大的官，还看不到一点官样。难得！”
1953年，党内出现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
1953年6 月至8 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评和纠正离开总路线的错误倾向。然而，高岗企图扭转会议的方向，借纠正实际工作的缺点错误之机，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党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
党中央注意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及时纠正了他们影响下产生的一些不正确干扰，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会后，高岗休假，到华东、中南进行游说。
高岗到武汉见了王树声，诡秘地说我们的党分为根据地的党和白区的党。现在白区的党掌了权，这样的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
王树声对高岗公然地把党分裂开很气愤。他深深地知道，张国焘曾经分裂党造成极坏的后果。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害得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指战员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挨饿受冻，吃尽苦头。许多优秀的战士或饿死，或病死，或累死，或被国民党军队杀害，教训是何等的惨重！分裂党好比将一个好人分掉四肢，这还能成完人吗？
王树声明确反对高岗这种“两党论”、“军党论”的错误观点。
1954年2 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人发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接着，全党进行了揭发批判。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党籍，撤销他们的职务，胜利结束了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
1955年9 月27日，王树声终生难忘的日子到了。这一天，他与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勋们一道，接受了国家的授衔。王树声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和“八一”、“独立自由”、“解放”一级勋章。
周恩来同志亲手将勋章戴在王树声那墨蓝色将军礼服上。
王树声真是心潮激荡、思绪万千。
他想起了拿着土铳、鸟枪、大刀、长矛的黄麻起义；他想起了攻打新集时的坑道爆破；他想起了商潢战役中对汤恩伯所部的歼灭性打击；他想起了刘湘“六路围攻”的被粉碎，也想起了强渡嘉陵江；他想起了过雪山草地的艰苦，更想起了指挥西路军的悲壮；他想起了神话般的“飞兵”渡黄河，也想起中原突围受困鄂西北：他想起随刘邓再进中原，也想起剿残匪收兵回武汉……
这金光闪闪的军功章是王树声出生入死建立丰功伟业的见证，也是给他的一个最崇高的荣誉。
1953年9 月，《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宣传口号，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井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一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革命并举的路线。
接着，全国开展了努力发展生产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
王树声看到他的部下一个个调走投入生产第一线，心里确实羡慕得很。
作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既要抓部队的建设，又要对地方武装进行指导。但在他内心深处，他更希望能直接投入生产前线，作一个冲锋的尖兵。
正当王树声幻想着、希冀着的时候，总军械部一位副部长，也是王树声早年的老部下，专程从北京来到武汉。
战友相见，分外亲热。
王树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这趟武汉之行是不是给我报喜来了？”
“还真让你给猜中了，我这回是来喝你的喜酒的。”
王树声说：“别卖关子了，否则喜酒是喝不成的。”
总军械部副部长说：“彭老总亲自点将，要调你去中央担任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了！”
王树声惊喜交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真得感谢彭老总的关心。这工作既是后勤，又是科技，太合我心意了。”
是啊，自闹革命起，王树声对枪炮这些玩意就有着浓厚的兴趣，做梦都在钻研枪炮的结构。王树声把玩着驳壳枪，不由得想：这东西太神奇，虽然不大，但打出的子弹的速度却是飞快。开始闹革命，枪支非常缺，这些东西是命根子哟！怎么办？王树声和一些能工巧匠反复琢磨，自己来制造。他们造了一些外形酷似驳壳枪，但却只能打一发子弹的“撇把子。”虽是这样，比没有枪强，比大刀、长矛这些冷兵器强。如果再用红绸子一包背起来，吓得土豪劣绅，还真以为是“盒子炮”呢！
记得1926年，王树声提出打击他的舅父“麻城北方一只虎”丁枕鱼。他带领农友们冲进丁家大院，开仓分粮，丁枕鱼说王树声不像个外甥。王树声把绸包的“撇把子”“啪”地朝桌子上一放，丁枕鱼魂飞魄散，脸都吓得变成土色。
随着黄麻起义，红军越战越强，不时从国民党的手中缴来各式各样的新式武器。王树声开了眼界，非要弄懂内部的结构不可。他常把枪支摆弄一番，然后拆开，看里面究竟有什么“巧机关”。真弄不懂时，他就间一些出名的能工巧匠，甚至有时还间俘虏兵。因此，王树声肚中关于武器的学问也在一点一滴地日积月累。
王树声不仅喜欢弄清武器的原理，他又非常爱武器，非常小心地保管武器。作为指挥员，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他经常检查或抽查下属的武器，看枪支是否有灰尘，看枪支上是否亮。他对战士们进行严格要求，经常要他们闭起眼睛擦、卸、装，直到他觉得满意为止。如果哪位做得不合规范，他就手把手地教，真是“循循善诱”，直到那个战士完全弄明白为止。
他常说：“一定要爱护枪支，一定要检查好枪支。在这方面可丝毫不能马虎。要知道，你不爱它，它也不爱你，有时甚至便要了你的命。”（霸气 书库 ｜。。）
如今，王树声又要从事军械工作了。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日益提高，王树声觉得自己知识有限，不可能弄懂军械的方方面面。但他的工作是团结好干部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才干，努力地把军械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一个挑战，王树声豪情满怀，准备迎接这个挑战。
王树声全家从武汉搬到了北京。
总军械部是个新设的单位，人员来自五湖四海。由于人员关系不熟，工作初创雄艰。
总军械部群众中间有矛盾，领导班子也不够团结，都觉得自己一套是正确的，相互不买帐。彭德怀认为总军械部必须找一个资格老，又能团结群众的领导干部才能坐镇。因此他想起了王树声大将、把他从武汉给搬来了。
王树声走马上任，就找了几个副部长谈，他发现几个副部长都很有才干，也都有缺点，而且扯皮也较多。
王树声看到了这个症结后，首先从自身严格要求，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坚决克服自身的缺点。每一次开会检查，他首先都作自我批评。解决问题时候，他发扬民主作风，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进行讨论，献计献策，然后集恩广益，对正确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不适宜的建议，也不是简单地排除，而是耐心分析指出其中不足之处，从而令每个人都心情舒畅。
王树声来到总军械部。总军械部有很多他的部下。首长来了，部下们感觉很亲热。亲热归亲热，在工作上王树声同别人一样严格要求，决不厚此薄彼，而是一视同仁。如前述那位接他赴任的副部长，有人称其为“旅行家”，群众议论纷纷。王树声闻讯，就找来他进行谈心，谈心中他发现此同志工作很积极，爱抓基层工作，出差比较多，而自己部门的杂事相对管少了，同自己部门的同志交流也少了，从而引起群众的不满。
王树声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及时地给老部下指了出来。既肯定了他工作深入的一面，又指出了其照顾不够周全的一面。老部下心悦诚服，马上作了改进，并取得很大成绩，令群众刮目相看。周围人员也深受教益。
就是这样，王树声作为军械部主要负责人，在很短时间内，团结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使军械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新中国的军械工业，是个破烂摊子，它主要从蒋介石国民党的手中接过来。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前，能破坏的又把它加以破坏，武器装备上绝大部分又缴自日本侵略者以及蒋介石的“奉敬”，种类真是五花八门。当然，这个时期，苏联也曾给予了我国军械工业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何学习苏联上，认识却并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苏联专家水平高，苏联专家的建议都是合理的。
另一部分人认为苏联专家固然水平高，但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专家也有跌眼镜的时候。主张实事求是。
在王树声到总军械部之前，前一种人的思想占了上风。当时流行一句口头禅说：“有理无理三板子。”意思是在学习苏联、对待苏联专家建议诸事上，一旦与苏联专家相悖，不管你有理还是没理，都得挨上级三大板。
王树声来了之后，主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不能“打板子”。这同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
一次，总军械部决定修建一个靶场。苏联专家把它设计在华北某处。总军械部多数负责人都赞同这个意见。
王树声先没表态，他召集各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大多数负责人仍赞同苏联专家的意见。
但突然一个副部长站起来说：“我认为靶场建在华北那个地方不好。”
众人都惊奇地看着他。有的窃窃私语：“你看，连苏联专家的意见也不如他了。”“且看他怎么说。”
那位副部长缓缓地说，“我说华北某处不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从射程看，不过八九公里，太近，不理想；第二，从安全上来看，那地方周围村镇密布，工厂密布，一到上下班路上挤满了人，在如此短的射程之内，安全大成问题；第三，从交通上看，华北某处交通不畅，且水网密布，有很多交叉的排水沟，这些限制了靶场。”
副部长的话一停，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靶场就是八、九公里的射程也是够用了，要那长长的射程干吗？”
“苏联专家已提了建议，现在中途变卦，一方面在面子上对人家不好看，影响中苏友谊，另一方面又重新找地方，可谓劳民伤财。”
“交通不畅也可以使它变畅嘛。村镇密布，买东西也方便嘛！”
还有的人不满地说：“你说华北某处不好，你能找一个比它更好的吗？”
“能！”那位副部长斩钉截铁地说：“有一个地方，是理想的靶场基地。
它有如下几个便利：第一，射程远，可达百余公里。这里顺带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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