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王树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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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人不满地说：“你说华北某处不好，你能找一个比它更好的吗？”

“能！”那位副部长斩钉截铁地说：“有一个地方，是理想的靶场基地。

它有如下几个便利：第一，射程远，可达百余公里。这里顺带说一句，随着武器的不断改进，八九公里的射程是满足不了要求的；第二，该址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安全上尽可放心；第三，该址的一侧紧靠着铁路，距车站甚近，交通非常方便。所以，我主张靶场应选择在这个地方。“

王树声听后，微微点了点头说：“刚才听大家的说法，我心里有了底。

我想暂时先不确定下来，先坐飞机把两个地方都看看再说。“

散了会，王树声如实把开会经过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自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中央分配他主抓军委工作。彭德怀办事雷厉风行、粗中有细，而且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大跃进”中，他对浮夸风非常反感，亲自做实验，揭露时弊，从而导致后来庐山会议受到批判。

王树声很崇敬彭德怀。遇有重大问题，总请示汇报。彭德怀也非常欣赏王树声，欣赏他那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平易近人的风格；欣赏他对工作兢兢业业的务实精神。两人既是领导与下级的关系，又是亲密合作、互相支持的战友、同志关系。

当下，两人坐飞机，对两地作了空中视察，反复比较，最后决定支持后者的意见。异议者心中略为不快。可当靶场正式投入使用后，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试射，而且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异议者心悦诚服，承认这个场址比华北的那个要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总军械部又要修建一个高射炮靶场。苏联专家指定的地点是在边疆某地。王树声又召集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苏联专家的建议。因为边陲某处人烟稀少，场址广阔，很适合做高射炮靶场。

王树声也觉得这个靶址不错，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便派人前往专门进行实地勘察，得回的报告说做靶场可以，可就是要拆一个很大的庙宇，征求当地群众意见，从地方领导到群众都不赞同。

王树声知道这一情况，觉得拆除庙宇不是一件小事，它牵扯到宗教信仰的保护问题，允许宗教信仰的问题，也牵涉到尊重少数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树声请示彭德怀，也谈了自己的感受。彭德怀也说不行。

于是，王树声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另择新址。苏联专家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亲自前往给以疏导，他说苏联专家所择的场址很不错，但很抱歉的是由于特殊情况不能不挪个场址。

苏联专家不解地说：“为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就重新换一个高射炮靶场，这在我们苏联真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人非圣人。王树声在负责总军械部时，有时也出了错，但他对属于自己的责任从不推诱。

一次，总军械部打算修建一个炮弹装配厂。这个厂从地址选择到内部设计，都是苏联专家一手包办的，准备建在某地山区。

无论从军事机密，还是从地形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应该把厂址建在山窝里，但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却是在平地。我方的当事人对此提出了异议。

苏联专家这一段时期的建议屡屡被否决，很是不快，固执己见，并通过最高层定下了设计方案，不允许再更改。

我经办人员接过这设计方案，在千分之一的地图上看，原设计者与异议者的意见出入，好像不大，再说不按苏联专家意见来，搞不好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想至此，经办人员就按图施工了。

一落实到现场，糟糕！厂房虽依山而建，却敞露在平地。后果难以挽回！

这一天，彭德怀和王树声以及几个副部长前来厂址视察。彭德怀一见工厂，就动了肝火：“谁负责的？这是谁负责的？为什么把厂偏偏建在平坝，靠山不进山？”

主管的某副部长，满脸窘色地说：“是我没尽到职责，当初只从地图上看问题不大……”

王树声马上接过话说：“不！要说责任，主要在我。我是部长，没有调查，工作不细致。彭总要批评就批评我吧！”

王树声这种勇于为部下承担责任的美德，使部属们深为折服。

通过这次“教训”，王树声和大家共同总结经验，觉得做什么事都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尤其修建弹药仓库，地方要隐蔽，运输要方便。

以后，王树声派专人指导、监督各地建筑弹药仓库时，都反复叮咛，工作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王树声深深地感到：人要自强，要自力更生，搞出一番名堂，不能单纯依赖别人。他联想到总军械部设计上事事指望苏联专家，长此以往，不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吗？

后来，王树声还发现苏联专家所提供的军械设计图纸，相当一部分颇为陈旧，不少甚至还是三十年代的水平；他们自己先进的东两却舍不得拿出来。

王树声把这些情况向上面反映，在我方力争下，苏方迫不得已供应了我们一些较先进的样品和资料。

但当这些样品和资料到来后，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原料依赖进口，代价十分高昂。

因此王树声召集干部开会，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方讨论，国内要生产原材料，不再从国外进口，首先必须要足够的科技人才。没有科技人才，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一位干部说：“我们现在科技人才太缺乏。要知道生产科技人才可不像生产大炮那么容易。”

一位副部长说：“人才不是没有。我认为现在咱们部科技人才有不少，就是没有利用上。”

人人都很惊奇地望着他。

那位副部长说：“除了我们党内的科技人才之外，现在咱们部还有不少国民党留下的科技人才都还没有用上。”

此话一出，马上引起了轰动。一位同志说：“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国民党的残余可靠吗？能相信他们吗？”

但也有另外的同志说：“对人也不要一概而论，一筐子苹果也不能都说是烂的。我看国民党留下的不少专家人品都很不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专家，戴着老花眼镜，在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他摇头丧气地问我：”你说中国和美国打，美国有原子弹，中国能打赢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解放军无坚不摧，雪山草地都能征服，难道说还怕美国？’那老头是半信半疑。后来，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又碰到老专家，他仿佛年轻了十岁，一看见我就高兴地说：”奇迹呀，真是奇迹！‘我被搞糊涂了。他见我不理解，解释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尽是外国人欺负咱中国人。抗战虽说胜利了吧，美国、苏联也都参加了打日本，不能说是中国一个国的功劳。这抗美援朝才真让我开了眼界。’听见他这样说，我也激动起来。我说：”是啊，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你们说说，像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老专家，我们能不放心吗？”

王树声听着他们的议论，虽没明确表态，但他心里也倾向要大胆利用国民党留下的专家。

在此之后，他审慎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不少留用的国民党科技人员，其实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不错，他们曾受到时代、环境的局限，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过，但全国解放已六、七年，通过新旧对比和党的教育，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也在逐渐提高。在抗美援朝期间，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国民党丢失军械弹药的检查、装箱，基本上都能尽职尽责。

于是，在王树声支持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军械研究所。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以总军械部的科技人员为主，从外抽调了一批科技人员，又从留用的科技人员中择优录用了一部分。

军械研究所草创之初，设备简陋，人员还不能满足需求，可由于上下同心协力，成绩斐然，或改进，或创新，对我国军械工业，作出了可喜可贺的贡献。如国产与进口炮管的对比试验，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的进口炮管是一种新式武器，每分钟可打两百发，威力很大。但缺点也很多，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滚烫发红，不能再射击了，只有重换。因而，每门炮需要三个备用管。我军大量装备这种炮，需要炮管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制造炮管的原料全依赖进口，费用相当高。

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通过不断摸索，最后研究出了制造这种炮管的原材料。当把样品呈给苏联专家看时，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个能力。

分工经管此事的干部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拿国产的炮管与外国的炮管进行一场大“比武”，以分高低。

王树声同意这个建议，上报彭德怀批准。

高射炮靶场。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架起了两架大炮，两架大炮上两种炮管。彭德怀、王树声以及苏联专家等都在实地观看。

一声令下，大炮“嗵、嗵、嗵”发出了雷鸣。打到一万发时，进口的炮管不行了，中间红了，而国产的炮管仍然斗志昂扬，一直打到两万发，中间才红，经冷却之后，接着又能射击这一场国产与进口炮管大“比武”，终于以国产的胜利而告结束。全场一片欢腾。

彭德怀深为王树声及他的下属们，以国产材料试制炮管终于成功，将给国家节省大量外汇，又给我军提供更多的优质炮管而由衷地高兴！

不过，总军械部，主要负责全军武器装备供应，而军械工业的生产，则由国务院直属。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脱离，价格一变动，必然造成矛盾。

生产部门最初与总军械部配合还比较默契、后来出现了一些矛盾。

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军械使用部门向生产军械部门派驻军代表。

这个办法好是好，但在实际上执行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军代表由军械使用部门委派，他的职责是验收军械产品。验收过程中，自然而然要把握质量关。不讲质量的产品自然不过关。因此，生产军械的部门就抱怨军代表“偏心”；如果军代表不负责任地滥收，军械部门又不认这个帐，重者，可能要受纪律处分。

因此，军代表是“老鼠掉到风箱里——两头受气”，这个工作非常难做。

可舍弃军代表制度，又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当军代表制度实行后，有很多军代表来向王树声诉苦。王树声都仔细地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使他们心悦诚服。

王树声首先认为，军代表既不单纯站在生产者一方，也不单纯站在消费者一方。他应该既体现生产者利益，又体现消费者的利益。一句话，是体现国家的利益，体现党的利益。生产和消费是一对矛盾，它们相互离不开。没消费，生产无从进行：没生产，消费也无从谈起。但二者又有隔阂。军代表的任务就是排忧解难。作为中间调解人，消除生产军械部门和消费军械部门的隔阂。正因为如此，军代表的任务异常艰巨但也无尚光荣。军代表做得好，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都受益，做得不好，那就成为众矢之的。

怎样才能做好？这是军代表最为关心的问题。王树声告诫大家，做好军代表，要在工作中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要深入联系群众。王树声说，生产军械部门和消费军械部门的矛盾突出表现在质量和价格上。消费军械部门要求质量好，价格合理的军械，而现在的生产部门就是在这个方面达不到要求。所以，军代表现在任务就是搞清楚生产部门质量上不去、价格不合理的原因，然后进行改进，使其质量和价格符合要求。

军代表们一听，茅塞顿开，受益非浅。

经过调查，军代表发现生产军械部门价格之所以偏高，是因为成本高，而成本中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浪费。

按往常惯例，新生产的枪炮，都必须进行“高膛压”、“精密度”等多项试验，每支枪、每门炮要进行试验，打了不少弹药。如果总的加在一起，光试验耗费的弹药就成百上千万发。这样，必然增加了成本，价格降不下来，厂方的负担也不轻。

军代表认为经过大批量生产，工人的技术已相当精练；从过去的试验来看，绝大多数产品也符合要求。因此，可以改支支枪炮试验为抽查三分之一试验，而且还减少了某些不必要的试验项目。

于是军代表的办法广泛推广。生产厂方减轻了不少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成本自然降低，价格也变得合理起来。

再如，往日弹药箱的制作，规定很死板：凡有结疤的或厚薄不匀的木料，一律不得使用。这样一来，就有大量的材料被选掉了。军代表看了这些被选掉的木料，觉得可惜，忽发奇想，让专家们化验一下，看到底能不能用。化验的结果，证明某些结疤井无妨碍，还有的专家提出“补疤”的建议。于是军械部有关部门遂批准，视不同情况，选择结疤木料制作弹药箱的新规定。

于是，厂方一下提高了弹药箱木材用料率百分之一、二十，又降低了一笔可观的成本。

除此之外，军代表还发现军械生产部门价格高原因，部分由于在成本核算的方法上有毛病造成的。如重炮上配的大板斧，过去定价七、八元，买方一直认为太贵。结果，军代表请来了权威的成本会计，协助生产厂家进行精细核算，找出了漏洞。厂方马上作了改正，降低了大板斧的售价。消费者也就满意了。

总之，驻厂军代表们，在王树声为首的总军械部的领导、关怀和支持下，通过他们辛勤地、耐心地做群众工作，沟通了产、销间的联系，消除了误解，为我军装备现代化作了大量工作。

当然，改进、翻新武器需要科技，降低生产成本需要科技，储存、保养武器也需要科技。王树声不断扩充军械研究所，而军械研究所也不断地出成果，从而相得益彰。

在王树声当总军械部的负责人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耻下问。

闲暇之余，王树声主要就是读书、看报、听广播，偶尔上剧院听听京戏。

另外，王树声也喜欢在街上散步。他衣着朴素，经常同相遇的街坊老大爷、老大娘等打招呼。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他们在一块聊家常，谈感受。但街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普通人就是王树声大将。

王树声对自己是克勤克俭，生活朴素，但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来了，他总是盛情款待。他工资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帮助乡亲、部下。同时，为尽量减轻国家开支，他本可以报销的一些滋补药品费，也常自己负担了事。偶尔得了稿酬，也全部交了党费……

在王树声担任军械部部长之初，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幢住房，用具配备齐全，装饰比较考究。王树声谢绝了。他只要求盖成一般平房，不要单独的小院，警卫人员也是寥寥几人。屋内也只是寻常的家俱。墙壁也没有特殊的装饰，一幅“延安宝塔山”油画显得挺有精神。

五十年代末，全国“备战”，国家有关部门计划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别的不少老干部都修了，夫人杨炬为此也兴致很高。

正准备施工，王树声硬是不同意。

杨炬说：“别的首长家都修了，为什么我家不修？”

“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王树声笑着开导说，“国家现在这么困难，有一分钱也好。再说真的扔炸弹，也不能说专朝我王树声头上扔。真到扔的时候，我的街坊各单位，不也都修了，还能说不让我们避避吗？”

夫人只好让步。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王树声被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是在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之后，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此后经济建设中出现“左”倾冒进思想，出现了“大跃进”的浮夸风。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此后，彭德怀被排除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之外。

在总军械部，王树声曾在彭德怀直接领导下作出巨大的成绩，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看见彭总蒙冤如此，王树声心中实是刺痛之极，但对党的忠诚，不容他有所异议。

不久，总军械部撤销，王树声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又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

为了方便王树声的工作，有关领导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

第一次，城建规划部门为他划定的地点，是西城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宇，并请王树声前往过目。

带路的人员指着护城河说：“你瞧，这地方景色怡人，将来这里盖起了新房，一可以欣赏美景，二给你钓鱼也提供了便利。”

王树声说：“好，确实难得。这古庙废弃不用了吗？”

带路的人员说：“这是某自治区驻京办事处。”

“不行，重新换个地方。”看到规划人员茫然的表情，王树声说，“这有悖于我们党的宗教政策。”

六十年代末，规划人员在东城又为王树声找到一个旧院落，很僻静。王树声感觉很满意。他问这从前谁在此居住，规划人员说是某民主党派总部所在地。

王树声一听，马上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

“早就被红卫兵撵走了！”规划人员说。

“那是胡闹，早晚还得请人家回来！”王树声坦然地说。

又过了很长时间，规划人员又为王树声在玉渊潭附近找了一个地方。此地环境幽静，风光如画，规划人员邀请王树声夫妇来看。王树声一看，喜形于色。忽然看到几间农舍，就问：“建房对住户有影响吗？”

规划人员说：“动员他们搬迁一下。”

王树声稍稍想了下，说：“算了，人家住得好好的，凭什么撵人家？”

就这样，王树声住房一直都没找好。他在那外墙简陋、内廊狭窄的寓所，住了十八年，直到他与世长辞。

王树声到军事科学院上任不久，由于距家较远，每逢中午都自己打饭吃。他和干部、职工一起排队买饭，自己洗碗筷，从不借别人之手。炊事员起初不知道他是王树声，后来知道了，很感动地说：“首长，你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有一次，王树声排队买饭，只见自己前边站着一个年青的战士，手里拿着一套饭盒。便笑着问：“带这么多饭盒，来客人哪？”

“我给首长打饭。”战士说。

“哪位首长？我怎么不认识呀？”

“我们刚从外地调来不久。”

第二天，年轻战士又提了饭盒去打饭，并有意站到了昨日跟自己搭话的老头儿身后。两人一见面，便寒暄起来。年轻战士乘机问：“老同志，你贵姓？”

“哦，我叫王树声。”

年轻战士一听，惊愕得背过脸一伸舌头。他回去对首长一说，首长也很不自在。此后，这位首长也亲自排队了。

1960年至1963年，王树声参加了徐向前元帅主持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再到长征，王树声或个人执笔，或与别人合作，再现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出国访问过。在1959年4　月至6　月，他参加军事友好代表团，随同团长彭德怀元帅访问了东欧、蒙古等七国。他接待过不少国家的贵宾，也接受了不少外国政府或个人馈赠他的大小札品，但他从不占为己有，都悉数上交。他新来的勤务员不清楚他的秉性，认为礼品是送给首长个人的，有几次拿到车上，都被王树声阻止了。

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王树声与天下父母一样，十分疼爱自己的骨肉；但王树声对孩子们从不娇生惯养，管教甚严。

王树声四十得子，有三男一女：长子鲁光，中原突围后出生于山东解放区；次子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建初，出生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始；小女季迟（文革中改名宇红），姗姗来迟于1955年。从这些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既有诗意，又有深刻的寓意；既体现了王树声夫妇个人活动与中国革命进程的联系，又表现了对下代的眷眷的爱和殷切的希望。

在王树声调到京城前后，孩子们陆续上了幼儿园和小学。这时王树声夫妇就给孩子们定些“规矩”：起初很小的时候，小手绢、小袜子都要自己洗；到了三、四年级，小衣服也要自己洗；进到中学以后，被单等也要自己洗。

爸爸妈妈要定期检查，决不许保姆和勤务员“代劳”。

这种对子女之爱，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培养子女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子女自强不息的精神，培养子女吃苦耐劳的品德，以及培养子女坚韧不拔的毅力。

孩子们起初上学的时候，上的是干部子弟学校。干部子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对孩子的培养显然是不利的。周总理看到这一点，指示将这些学校撤掉了，干部子弟的孩子都到附近的普通学校学习。王树声对此深表赞同。

王树声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普通学校，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在同学面前夸耀父母；不许打扮得与众不同；不许用小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