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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的五百次回眸-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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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之下，我吃了一一惊。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但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向任何一家报刊投过稿。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没有人负责向我解释。时间一长，我就把它忘了。但许久之后军邮车上高原的时候，（由于道路封山，邮车很长时间才上来一趟）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黄色封面的采访本。我才得以确认那篇诗确是我的作品，这个本就是稿费了。我用那个本记了许多有关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知识。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对我说，你的那首诗啊，里面充满了鲜血和死亡的意识，真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所写。
我恍然大悟说，噢！原来我的那首诗是你给我投到报社去的啊！
他说，不是我。
他这才告诉我，是军报的一位记者到阿里高原采访。高原反应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毫不留情地击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记者很忠于职守，就在高原的这仅有的一天里，挣扎着看了一些单位的黑板报，摘了一些作品带回去，我的小诗也在其中。回去以后，别人的都没选中，只发了我的那一篇……
我不知道自己随手涂抹的句子还有这样的经历，但幼时妈妈的教育使我绝不大惊小怪。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喜悦，总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会再有第二个记者匆匆下山，不会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诗……
那大概是一九七一年的事吧。
我继续专心地学习医学知识，一点也没有因此想投稿搞创作什么的。
当了几年兵，我回家探亲。我的父亲很郑重地同我谈到了那首诗，说他很高兴。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愿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还是没想到写作，只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在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
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一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进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
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的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锲入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t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机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那一瞬我苦恼之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的医生之意），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
我为一个二十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
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铁磁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严寒：使掉出的肠管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膨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战士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会笑话我的，他们把生生死死看得像蚕蜕皮一样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很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的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楞着，像一种干燥的翅果。
那个小兵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土层中，该有一小块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
一九八○年我转业到北京，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
对一个三十岁的女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但是，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揣了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强烈地撞击着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感觉陌生。
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的父亲有一天对我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你为什么不写呢？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但我除了爱看小说以外，从未经过正规的文学训练。
我决定先系统地学习。恰巧这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招收自学生，不必到校听课，只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参加考试，取得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我开始了偷偷的学习。为什么要偷偷地呢？我总觉得一个医生要学着写小说，是件不正当的事情。你想啊，医生是和人的性命打交道的职业，谁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手里？虽说我在上班看病的时候，绝对全神贯注，但我仍为自己的自学感到惭愧。
人们知道了我的自学，仍然找我看病，我真的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好医生。但是病人们说，毕大夫，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有了医学大专的文凭了吗？这是图的什么呢？
我无法回答。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的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以毕业论文“优”的成绩结束了自学。
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了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
日光灯管发出嘶嘶的叫声，四周一派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在不到一周内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写了大约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获得了几十次的文学奖。
我写了高原严酷的军旅生活，也写了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我的笔触有时涉及女性微妙的心理，有时也探讨经济领域眼花缭乱的现象……我是一个写作题材比较宽泛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心绪比较放松。我总想，自己原本是一个医生，因为有话要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也是很神圣的。
我后来又读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现在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专业作家。之所以暂时的不当医生了，主要还是为了对病人负责。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无论自己多么在意，有时也难免分神。影响了写作不要紧，耽误了病人就糟了。告别医院的那一天，我心里好忧伤，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
医生和作家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
我的父亲已经仙逝。他的眼睛在天上注视着我，更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遁的庄严感。
为了西部那座美仑美奂的雪山，为了我的父母段殷的期望，我将努力写作，直到我无法胜任这一神圣的工作时为止。
走出白衣
我在做了许多年医生之后，再当作家，心里就有了一点别样的感受。
我学医不是自愿的。在那个非常的时代里，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我16岁多一点的年纪去当兵，这首先就把职业圈定在一个狭小的框子里了。女兵，不是当通讯兵，就是卫生兵，你别无选择。在这两者之间，我喜欢通讯兵，觉得比较痛快。至于医务兵，我觉得一天和病
人打交道，看到的都是愁眉苦脸的人，多么晦气啊。
当兵的最大特征，就是根本不用你选择。我被分配了当卫生员，睡在我身旁一个非常想当卫生员的女孩，却当了通讯兵。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能把自己不愿意干的事干好。我不知道这算是优点还是缺点，大概缺点的成分多一些。反正我不喜欢医务，还是咬着牙，很认真地学习医学知识，并且渐渐地干一行爱一行了。
我一直做到了内科主治医师，而且可以很负责地说，我是一个好医生。不但态度好，医术也好。
但是，我在某一晚上，突然写起小说来了。一般怪异的事都发生在早上，但我的确是从晚上开始的。那天我值班，正好没有病人。我就在堆着听诊器和血压计的桌子上，铺开了一张纸，写下了一篇作品的名字。那是我的处女作。
在很长一段时问内，我都是两条腿走路，一边给人看病，一边写小说。这把自己搞得很苦，常常是下了夜班，在额头上抹点清凉油，开始构思另一个世界。
时间一长，我发现这不是久远之计。倒不是怕我的小说写得受影响，而是感到对不起病人。你想啊，医学和文学都是需要全神贯注地操作的事，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魂飞千里，双眼婆娑，近在眼前的事件反而朦朦胧胧。这是艺术规律所制约，任何人无法逃避的。但医生
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行当，生命是多么脆弱的器皿，哪能容得你朦朦胧胧！
我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我已经做了20多年的医务工作，就是一块石头，也捂出感情来了。更不消说，医生是一种多么稳定多么令人镇挣的职业。就是用最世俗的眼光来看，当医生也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出路之一。据说东欧剧变之后，唯一不失业并且收入直线上升的行当，就是医生了。
毫无疑问，我捧的是一只金饭碗。这只饭碗是那样的自私，不允许你心骛八方。因为它的职业道德是严酷的，面对病人，你只能殚精竭虑。
去写作吗？
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说过：你如果是想发财，就到北京的大栅栏拣钱去，千万不要写作。把用来写作的时间拿来在繁华闹市拥挤处睃巡，不用多久，必能拾得一个大钱包，所得比稿费要丰厚得多了。
老师又说，你如果是想出名，就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扫街去。只要天天扫，用不了半年，一定会有人来采访你，给你照相，登报。那名声远比你用同样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作，要来得迅捷和有把握。
老师还说，作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古今中外，因文字而罹难的人不计其数……
老师最后说，作家的成功率极低。据美国学者研究，自然投稿的命中率在万分之三左右。即使你侥幸发表了，古往今来的先哲们的大作，也如一座座对峙的山峰，在高处闪烁着银色的光辉，使你永远不可企及……
身披圣洁的白衣，我沉思良久。
我从事的是医学，我喜爱的是文学。
医生和文学，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然而它们彼此之间，却是这样的不相容啊。
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在脑子里盘旋着文字的翅膀时，依旧给病人看病。这是对生命的大不敬。
或者放弃文学。
文学日趋冷漠与寂静。随着世界的多元化，以往附丽在文学上的种种花环，凋谢枯萎。文学日渐露出它的真面目，象退潮时的礁石一样，暗淡而坚硬，千疮百孔又铮铮铁骨。
我躬身自问：毕淑敏，你为什么要写？
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一我热爱。
爱因斯坦说过：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又是一个黑色的夜晚，我做出决定——告别白衣。那一夜，泪水潸然而下，好像诀别久恋的情人。
我是把自己扔到荒岛上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告别医院弥漫着来苏水气味的清冷空气，告别病人信任祈求和仰视的目光，告别我的听诊器、手术刀和心电图仪……
这种转移的实质，是告别了我遨游多年的一种井然有序的生存方式……
重新开始是一种挑战，它使你像小学生一样充满好奇。激发起学习与探索的勇气。
我大概是一个念念不忘旧情的人。在我写作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写到医院，会不可摆脱地用一个医生的眼光审视世界。
说不上这是好，还是不好。只能说习惯成自然了。
而且我心中一直存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假如有一天我写不出东西来了，我一定不硬写。我将义无返顾地告别文坛，穿起白衣。
只是那时我一定不能马上给病人开处方，哪怕他患的是一个最普通的病症。我一定要重新学习医学知识，重新复习药物的作用。三天不摸手生，看病可不是一件儿戏的事情。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单是治一个感冒，每年就冒出多少新药啊。让我再重新开始。
但我相信自己还是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
医学是我的童子功。
暴雨筛
南方的女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她说，我35岁的时候，考上了一所夜大学。每天下班后，要穿越五条街道去读书。一天傍晚，台风突然来了，暴雨像牛仔的皮带一样宽，翻卷着抽打天地。老师还会不会上课呢？我拿不准。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打探不到确实的消息。考虑了片刻，我穿上雨衣，又撑开一把伞，双重保险，冲出屋门。风雨中，伞立刻被劈开，成了几块碎布。雨衣阴险地背叛了我，涨鼓如帆，拼命要裹挟我去云中。我只有扔了雨衣，连滚带爬。渺无人迹的城市中，我惊惶地想到，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傻？也许今天根本就不上课。
我迟疑了片刻，但咬紧牙，继续向前。好不容易到了学校，贴身的衣服已像海带一般冷硬，牙齿像上了发条似的打颤。没想到看门的老人说，从老师到学生，除了你，没有一个人来！
那一瞬，我非常绝望。不单是极端的辛苦化为泡沫，更有无穷的委屈和沮丧。
老人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进他的小屋歇口气。喝着他沏的热茶，我心灰意懒。伴着窗外瀑布般的水龙，老人缓缓地说，你以后会有大出息。我说，我是一个大傻瓜啊。
他说，所有学生里，只有你一个人来上学了。看，暴雨是一个筛子。胆小的，思前想后的，都被它筛了下去，留下了最有胆量和最不怕吃苦的人。
那一瞬，好似空中打了一个闪电，我的心被照得雪亮。也许我不是三千学生当中最聪明的，但今晚的暴雨，让我知道了，我是三千学生中最有胆量和毅力的人。
从那以后，我就多了自信。你晓得，天地万物都会齐来帮助一个自信的人。所以，我就一步步地有了今天的成功。
我说，那位老人，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导师之一啊。
千年一愿
如果说有什么瞬间，能令全地球的人类，都仰望天穹，惊讶宇宙的浩淼和人类的孤独，能令全地球的人类，都俯瞰大地，思索自身的价值和人性的真诚，千年交接，该是具备这种庄严品格的时辰。
第一次听人议论下个世纪的话题，在我6岁时候。伯伯指着近旁几个孩子说，共产主义我是看不到了，你们有希望。我们跳着脚问，共产主义什么时候来啊？伯伯说，下个世纪差不多了吧？
于是他帮助在场的所有孩子计算了一番，到2000年，各是多少岁。我牢牢记下了自己需要等待的年数，觉得那是一个无比漫长的期限。
伯伯的话，和生命和信仰有关。他已然去世，死在了这个世纪的尾巴上。我呢，假如没有意外，比如心脏病突发或是大地震罹难什么的，哪怕是得了癌症，依现今的医疗技术，也可支撑我一年半载，蹒跚挪入21世纪。
千年之末，有一种大江东去的决绝。人这种生存短暂的生物，常常会迷茫和惆怅。千年之初，有一种万物更新的召唤。人这种爱好幻想的生物，常常会期待和眺望。千年彷佛一把巨大的魔桨，渡我们渺小的生命之舟在辽阔的时空穿梭，给你苍茫和顿悟。
单纯的祈祷和愿望，是美丽而软弱的泡沫。如果没有圣洁的情感和智慧，没有超拔的思想和意志的支撑，必然被时间的利齿嚼成渣滓。
千年一刻，屏气静默。我们将会聆听到以往所有在这颗星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生灵——所有的草，所有的树，所有的岩石，所有的先人……对我们的谆谆告诫——热爱你手中的生命，热爱你居住的地球。
在新的世纪，自我确切地会经历什么事件，现在拿不准。有一点可以很肯定——我的生命会在将来这100年当中的某个时刻，嘎然终止。活到22世纪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时间长度一确定，就有了一种紧迫感。愿望对于我，就像一个积蓄有限的穷人进了商场，要妥加盘算，以一当十。还要考虑计划的可实践性，不似年轻时的一厢情愿。比如早先我很想当一名女飞行员，但在目前中国，大约没人肯招收中年以上的妇女学习驾机。再说自打知道了小肯尼迪坠海的惨案，也使我这一梦想缩了水。我还很想到世界各地旅游，比如到非洲的部落里住上三两个月，潜伏在高原，观察野象吃草……种种的限制特别是黄金储备羞涩，甚至让我不敢当着人把这一愿望大声说出来。
考虑再三，许下一个不大不小的期待。祝福在新的世纪，开一间属于自己的诊所。它坐落在市郊，不要太偏僻，免得病人寻找起来太费周折。不要太繁华，它是朴素和宁静的。房屋要很坚固，不必很新，也不可太旧，总之要给人一种信任感和支撑的力度。周围要有常青的树，既使是冬天，也让眼光可以触摸绿色。
诊所的内墙，刷成米色。之所以不用通常的白色，是因为白色虽很洁净，但有过分严谨的肃穆，沁出凉凉的漠然。粉色虽更温暖，却轻了些，稀释了应有的庄重和安祥。米色是宜人和舒缓的，彷佛香喷喷的麦粉扬起的雾尘，彷佛春天的黎明迷漫的岚气，彷佛母亲的目光掺入薄薄的泪滴，彷佛雪白的桦树皮浮动在秋的暮霭……
诊所的空气，要有松针般的清新味道。我反感充斥浓烈的药气，它时刻给人一种陌生和惊惧的暗示。也不要水果和蜂蜜混合的那种讨好的味道，会使人飞快地联想到超市和快餐店。我喜爱那种在闪电和风雨之后，森林焕然一新的气息，它让人肺廓喷张，心脉搏发。
我会有一些熟识的病人，我将在漫长的岁月中和他们结下生死同盟。我了解他们疾病的起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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