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8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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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惟曹王皋数遣使间道贡献。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皋治邮驿，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

　　当时，南方的藩镇各自封锁边境，据守一方，只有曹王李皋几次派遣使者抄小路向朝廷进献贡物。李希烈进攻逼迫汴州、郑州，江淮道路断绝，朝廷的贡物都从宣、饶、荆、襄各州取道武关。李皋修治驿站，平整道路，此后，使者往来通行无阻。

　　＇9＇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疏，其略曰：“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又曰：“顷者窃闻舆议，颇究群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又曰：“虑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

　　＇9＇德宗向陆贽询问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陆贽认为，往日导致变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相通。劝说德宗接触下情，听从谏诤。于是他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认为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在于详细察明众人的心志，若是众人甚为希图的，陛下先去施行它，众人甚为憎恶的，陛下先去除掉它。陛下所希图和憎恶的与天下人相同，而天下人不肯归向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一般说来，治与乱的根本，与人心密切相关，何况正当变故发生、人心动摇时，处于危贻疑虑、人心向背的关头！人心归向，那就会万事振兴；人心离异，那就会万事倾危。陛下怎么能不审察众人的心志，与他们同好同恶，使民众向往归附，以安定国家呢！这一点就是当前所最为急切的啊。”陆贽又说：“不久前臣私下听取大家的议论，对大家的心志也颇做了些研究。发现地方上担心的是朝内朝外的意图违背，百官又担心君臣沟通的途径阻隔。地方上的意图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圣听。上面的恩泽很少向下面流布，下面的实情被阻塞不能使上面闻知。真实的事情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情不一定真实，上下在此际阻隔不通，真假在此间混杂糅合，聚集的怨苦之声噪杂而起，腾起的毁谤之辞乱作一团，要想毫无猜疑阻隔，那是可能的吗？”他又说：“汇集起天下人的智慧以助于自己的聪明，顺从天下人的心志以施行政教律令，就会君臣同心，有谁会不听从命令！远近的人们都归心朝廷，有谁会去发动叛乱！”他又说：“有的计虑看似愚昧而接近道理，有的事情本来切要而看似迂阔。”

　　疏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诘问。贽又上疏，其略曰：“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仲尼以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心说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又曰：“陛下愤习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临，以严法制断，流弊自久，浚恒太深。远者惊疑而阻命逃死之祸作，近者畏慑而偷容避罪之态生。君臣意乖，下下情隔，君务致理，而下防诛夷，臣将纳忠，又上虑欺诞，故睿诚不布于群物，物情不达于睿聪。臣于往年曾任御史，获奉朝谒，仅欲半年，陛下严邃高居，未尝降旨临问，群臣局趋退，亦不列事奏陈。轩陛之间，且未相谕，宇宙之广，何由自通！虽复例对使臣，别延宰辅，既殊师锡，且异公言。未行者则戒以枢密勿论，已行者又谓之遂事不谏，渐生拘碍，动涉猜嫌，由是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至于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章疏奏上十天，德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不再询问什么。陆贽再次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能够得人，得人的关键在于洞见人情。所以仲尼认为人情是圣王之田，意思是说人情乃是治理之道产生的基础。”他又说：“在《易经》中，乾在下而坤在上叫作泰，坤在下而乾在上叫作否，损上而益下叫作益，损下而益上叫作损。一般地说，天在下面而地处在上面，在位置上是乖谬的了，但反而把它叫做泰，是因为上下相交的原故。君主在上面而臣属处在下面，在义理上是通顺的，但反而把它叫做否，是因为上下不能相交的原故。君主约束自己而对人们宽宏大度，人们必定会喜欢，因而事奉君主了，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益吗！君主蔑视人们反而让自己恣肆无忌，人们必定要怨责，因而背叛君主，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损吗！”他又说：“船就是君之道，水就是人之情。船顺乎水之道才能浮起，违背了水之道就会沉没。君主掌握了人们的意愿才能地位巩固，不能把握人们的意愿就会处境危险。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居于众人之上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之心，而不敢使天下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他又说：“陛下愤恨藩镇跋扈，习以成俗，妨害治道，便以削平强藩为己任，以明察一切的威严照临四方，以严密的法网控制裁断万事。然而，弊端相沿已久，陛下深求恒久之心过重。因此疏远的人，惊怖疑虑、抗阻命令、逃脱死亡的祸患兴起；亲近的人，畏葸慑伏、偷合苟容、躲避罪责的情态发生。君臣之意乖违，上下之情阻隔，君主务求政治修明，但臣下却防备遭受诛杀；臣下将要交付忠心，君主却又顾虑会有欺妄。所以皇上的诚意不能播散于万众，万众之情也不能传达到皇帝的耳中。我在往年曾经担任御史，得以侍奉朝见，仅将近半年，而陛下威严莫测，高高在上，不曾降旨征求意见，群臣畏缩不安，快步避退，也不肯条列诸事奏陈。在朝堂上，君臣之间尚且不能相互晓示，宇宙如此广袤，又如何能够自行通达！虽然陛下仍按惯例与待制的使臣谈话，还另外延请宰相议事，但是这既与众人参与之义不同，又与公开进言有别。对尚未实行的事情，臣下以莫论机要为戒；对已实行的事情，臣下又说不必讽谏已成之事，渐渐地生出了顾忌，动不动就涉及猜疑。由此，人们各自隐瞒真情，以讲话为忌讳，以至于在变乱将起时，万民同忧，只有陛下安然而无所察觉，还在说太平将会到来。陛下如能以如今所见到的来验证以往所听说的，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得在哪里，失在哪里，那么，事情的通达与阻塞便全都清楚了，人心的真伪便全都知道了。”

　　上乃遣中使谕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为堤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归过于朕以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事祗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非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成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已，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又曰：“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又曰：“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又曰：“昔赵武呐呐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而为汉元辅，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洲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是则人君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上颇采用其言。

　　于是，德宗派遣中使告诉陆贽说：“朕的本性很喜欢推心置腹，也能够接受谏诤。朕认为君臣是一个整体，因而对臣下全然不加提防。由于朕以真诚待人，不起疑心，多次被邪恶诈伪的人所欺惑。如今所导致的祸害，在朕想来，也没有别的，这失误反在于以真心待人了。再者，谏官议论事情，很少有人能够讲得谨慎周密，照例都是自行夸示炫耀，把过错推到朕身而使自己获取名声。朕从即位以来，看过的上奏对答、议论诸事的很多，大致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朕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了。果真有特殊的才能，对朕来说，哪里会舍不得提拔他们？朕看到由过去到现在，事情只是这样，因此最近以来，朕较少依次咨询大家的意见，也并不是说朕已厌倦受采纳大家的意见，你应该深切了解这个意思。”陆势认为，君主统辖臣下，应当以诚心和信用为根本。即使进谏的人言辞与态度庸俗拙劣，皇上也应当宽容，以便广开进言之路。如果以威严震慑臣下，以辩论折服臣下，那么，臣下怎么敢于畅所欲言？陆贽再次上疏，大略是说：“天子的法则，与上天的法则相同。上天不会因为地上有恶劣的树木便停止万物生长，皇上不应该因为时常碰到小人便废弃听取和采纳意见。”他又说：“只有诚心与信用，一旦失去便无法弥补。一不诚心，人心便难以保持；一旦不守信用，所说的话便难以让人实行。陛下所说失误在于以诚心和信用待人，因而导致了祸害的话，我私下里认为这话是讲得过份了。”他又说：“用智谋驾驭臣下，人们便会欺诈，将猜疑显示给臣下，人们便会得过且过。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会随从着实行什么；上面给予什么，下面就会回报什么。如果自己不能做到完全诚心，反而指望别人做到完全诚心，大家必然会以懈怠的态度来应付，并不听从这一要求。以前无诚心，而说以后会有诚心，大家必然会怀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由此可知，诚心和信用的法则，是不能一时离开自身的。希望陛下谨慎地恪守这一法则，并且较之以往更认真地实行这一法则。后悔恐怕是不对的吧！”他又说：“我听说仲虺赞扬成汤时，不是称许他没有过错，而是称许他改正过错；尹吉甫歌诵周宣王时，不是赞美他没有缺失，而是赞美他能够弥补缺失。可见，古圣贤的意思非常明白，他们只以能够改正过错为贤能，而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各自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必然会有过错，由上智到下愚，都不能避免。明智的人能够改正过错而移心向善，愚蠢的人耻于改正过错的而因循前非。移心向善，人的德行便会日日更新；因循前非，人的坏处就会越积越多。”他又说：“谏官建言不够周密而又自行夸耀，实在是不够忠厚，但这对于圣上的道德本来也没有损害。如果陛下能够采纳规谏而不拒绝，那么，事情传出去，正足以为陛下增加光彩；如果陛下拒绝规谏而不肯采纳，又怎么能够禁止事情不传出去？”他又说：“夸大的言辞，没有效验，不必采用；质实的话语，说在理上，不必拒绝。言辞笨拙，但见效迅速，不一定是愚昧的；说话甜美，重于财利，不一定是聪明的。这些结论都是经过对实际事物的考察和对最终结果的思索的，它们的用处也没有别的，只是为了善这个目的。”他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所见上奏对答、议论诸事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话，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看出人心所向，必然会有可行的，也会有令人可畏的，恐怕不应该一律轻视侮慢而不肯深省并采纳它们。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的话，我却以为，陛下虽然能够问得人家无话可说，却不能问得人家无理可说，能够使人口服，却不能使人心服。”他又说：“作臣下的人，没有不希望尽忠的；作君主的人，没有不寻求朝政修明的。但是，臣下常常苦恼君主不能使朝政修明，君主常常苦恼臣下不能尽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上下两情不沟通的原故。下情没有不希望传达给君主的，上情没有不希图使臣下知晓的。但是，臣下总是苦于难以将下情传达到上面，君主总是苦于下面难知上情，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有九种弊端不能消除的原故。所谓九种弊端，君主占了六种，臣下占了三种：好胜于人，耻于闻过，驰骋辩才，炫耀聪明，厉行威严，刚愎自用，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端；谄媚阿谀，瞻前顾后，畏葸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端。君主好胜于人，必然以巧言献媚之辞为甘美；君主耻于闻过，必然以直言劝谏为忌讳。既然如此，下面的诌媚阿谀之徒便会顺承旨意，忠诚真实的话便难以听到了。君主驰骋辩才，必然会在人未讲完就剿绝其说，以便用言语将人折服；君主炫耀聪明，必然主观臆测，以诈谋来猜度别人。既然如此，下面的瞻前顾后之辈便自然会见机行事，于是磋琢磨朝政得失的言辞便难以说尽了。君主厉行威严，必然不能贬抑自己的情志去待人接物；君主刚愎自用，必然不能让自己承担过失而接受人们的规劝。既然如此，下面的畏葸怯懦之流便要逃避罪责，于是真情合理的言论便难以申说了。一般说来，由于地域的广大，生灵的众多，宫廷的重迭幽深，地位高下的限制阻隔，自众贤人以上，得以一见皇上威仪的人，超过亿万人之中难有一个；就得以见到皇帝的人而言，得以与皇帝直接讲话谈论的人，又是千万人之中难有一个；而有幸得以与皇帝直接接触的人，还有九种弊端居于其间，上情与下情所能沟通的是太少了。上情不能与下面沟通，臣下便会迷惑；下情不能与上面沟通，君主便会猜疑。君主猜疑，便不能接受臣下的诚心；臣下迷惑，便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臣下的诚心不被接受，便会以悖逆的行为来对付君主；君主的命令未被服从，便会把刑罚施加给臣下。臣下悖逆，君主用刑，除了失败，还能怎样！所以，变乱多而治世少，自古以来，便是这样。”他又说：“过去赵武说话迟钝，但却成了晋国的贤臣；绛侯灌婴质朴而说话迟钝，但却作了汉家的宰相。如此说来，口有辩才的人行事，有时不一定可信，拙于言辞的人说理，有时未必就没道理。难以知人，这是为帝尧、帝舜所担忧的，怎么可以用君臣间的一答一问，便说是穷尽了知人的本领了呢！用这种办法来考察天下的人情，肯定大多不能符合实际，用这种办法去轻慢天下之士，必定会有遗漏的人才。”他又说：“进谏的人为数很多，表明我能够与臣下和睦相处；进谏的人进言直切，显示我能够包容群言；进谏的人狂言诬罔，说明我能够宽恕别人；进谏的人泄露真情，彰示我能够从谏如流。这便是君主与进谏人相互补益的途径。进谏的人会有得到封爵赏赐的好处，君主也会有达到政治修明、国家安定的好处；进谏的人会博得诤言劝谏的名声，君主也会赢得采纳众议的名声。即使这样，进谏之人仍然会有失于中肯的地方，而君主却是无不尽善尽美。君主惟恐正直的言论还不够殷切，天下事还没有全部听到，能够如此，君主采纳规谏的德行便光大了。”德宗对陆贽的建言颇有采纳。

　　＇10＇李怀光顿兵不进，数上表暴扬卢杞等罪恶；众论喧腾，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贬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怀光又言其罪，上亦为杀之。

　　＇10＇李怀光屯兵途中，不肯前进，屡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群臣议论喧腾，也归罪于卢杞等人。德宗出于不得已，十二月，壬戌（十九日），贬贞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官翟文秀是德宗所信任的人，李怀光又弹劾他的罪过，德宗也为此把他杀了。

　　＇11＇乙丑，以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贽上奏，辞以“初到奉天，扈从将吏例加两阶，今翰林独迁官。夫行罚先贵近而后卑远，则令不犯；行赏先卑远而后贵近，则功不遗。望先录大劳，次遍群品，则臣亦不敢独辞。”上不许。

　　＇11＇乙丑（二十二日），德宗任命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陆贽上奏推辞说：“刚到奉天，跟随皇上出走的将士们，照例应该加进两阶，而现在却只有翰林升官。一般说来，实行惩罚应该先从地位显贵和亲近的人们开始，然后再对地位卑下和疏远人们的实行，这样，所下的命令便不会遭到冒犯；实行奖赏，应该先从地位卑下和疏远的人们开始，然后再对地位显贵的亲近的人们实行，这样，所记的功劳便不会漏略不全。希望能够先铨录有大功劳的人，再遍及百官各品级，如此，则我也不敢独自推辞对我本人的封赏。”德宗没有许可。

　　＇12＇上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厚赂以官爵；悦等皆密归款，而犹未敢绝朱滔，各称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将军王郅说悦曰：“日者八郎有急，滔与赵王不敢爱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围。今太尉三兄受命关中，滔欲与回纥共往助之，愿八郎治兵，与滔渡河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