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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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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作者：＇英＇ 李德·哈特
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无论是战火波及的区域、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国家、生命财产的损失等，没有其他的战争堪与比拟。其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更是全面而深远，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省思。
在汗牛充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著作中，李德哈特的这本书无疑是其中最具通盘关照的权威作品之一。作者凭藉着个人的军事经历、丰富的资料文件、当事人的访谈记录，集22年之功才完成这部巨著。本书对历时6年的二战中大小战役均有翔实的叙述，铺陈详尽。此外，作者更对此段历史作冷静、客观的分析与思考。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本书能使读者鉴往知今，历史的真实在今天依然有警醒意义。
正文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原为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塔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为英国史学界权威阿诺德·托因比，主要编写人员均为英美著名学者。战时编共十一卷，按专题编写：《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1939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1942…1946年的远东》，《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和《1945…1950年的中东》。
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及当年国际政坛上的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立论皆有根据。丛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叙述了战争期间、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全书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是各军政机关、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必备参考书。
这套丛书的中译本自1978年起由我社组织翻译陆续出版，到1990年出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45…1995年），我社特以精装本形重印全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1995年4月
第一卷 1939年3月的世界
本卷规划
作为《国际事务概览》丛书中战时（1939…1945年）历史的导言，本卷旨在将1939年3月呈现在虎视眈眈的侵略国眼中的国际图景的概貌和特征作一粗略的描述。
选择1939年3月作为目前这次纵览全球的日期，乃是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1939年3月14日夜间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一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其正式开始则是同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1939年3月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研究国际事务者从这个转折点环顾四周，是会得到教益的。但如仅限于此，既不瞻前，又不顾后，则纵然有此有利的立足点，也仍然会产生错觉。因为，从较长远的前景来看，选定任何一个标志着战争爆发的准确日期这样方便的做法似乎是必要的，但却会人为地歪曲历史真相。实际上，世界是逐步地滑进第二次大战的，这一可悲的过程绵延了足足十年以上。这个终于蔓延到整个世界的慢性折磨过程，实际上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满洲的战争行为，而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才达到顶点；因为，这场战争截至这一天止，当时的七大强国虽已有六个成为交战国，但在美利坚合众国也被卷入之前，还没有成为一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大战。
本卷拟论述1939年3月的世界概况，将分为篇幅不等的如下三编。首先按政治角度而后按经济角度所考察的当时的国际局势，构成了本卷的第一编和第二编的内容。第三编是简短的结论，总结了当时不稳固的和已在动摇中的均势以及作为这种形势的表征的意识形态论战。
政治概览（第一编）又按侵略国立场所划分的地理路线再分成几章。首先论述一些世界大国，它们的利益和领地分布得那么广泛，以至落进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范围。英国、美国和苏联确实都是因为遭受侵略，迫不得已才终于参战的。当它们起而应战时，英国自治领全都决定间英国共命运，只有一个除外；同时，若干泛美联盟的拉丁美洲成员国也表现了同美国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意志。但在1939年3月，这些国家还没有一个处于第一线；而且，甚至在战火已在远东燃烧了八年之久又复在欧洲点燃之后，这两个国际冲突的战场在美国参战以前也还没有彼此连成一片。在1939年3月的国际角逐场上，仍然还是两股各不相涉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旋涡——一个是日本制造的，一个是德国制造的——本卷将用各别的两章分述其经过。在每一章里，对于正处于遭受袭击危险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将按其危险程度由轻而重次第加以叙述，先从位于区域性侵略者行动范围外缘的国家开始，然后再谈那些发现自己已处于侵略者（心理上的、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火力射程内的国家，每一章结束时则分别描述侵略国自己的情况。
经济概览（第二编）集中论述各大国；这一编毋庸象论述政治全貌那样从世界地图上去一一细分章节，便可绘出一幅明晰的画面。这个方法较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国又一国地去逐个观察，似乎更能提供一个既清楚而又有立体感的图象。
阿诺德·托因比 1951年3月 本书主要引文均已获得许可，参考的著述于第一次提到时一律在脚注中详细注明书名、作者和出版者等。
第一编 政治概览
第一章 世界大国
在1939年3月15日那个时候，世界上最感觉不到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地区是西半球，而西半球最高枕无忧的国家之一便是美国。当时，美国仍旧保持着相对的安全，但实际上这种安全已远非美国大多数公民所想象的那么真实了。美国全国上下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是在1940年夏天。那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已将全部欧洲大陆资源掌握在手中的第三帝国，在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毫无准备的美国之间，整个欧洲只有英国还站在火线上进行战斗。
可是，在1939年的春天，美国人民还没有看清楚，由于人类技术在征服空间和时间方面新近加速取得的进展，从地缘政治上说，大西洋这时正在急剧缩小到只有从前英吉利海峡那么宽，而西边的非洲凸出部分和东边的巴西凸出部分之间的达喀尔海峡，也缩小到只有多佛海峡那么大的距离了。但那时美国人的感情和政策还依然受着往事的支配，虽然这些事情与美国这时实际所处的国际情势已经有一部分或全部不相关涉了。
过去最强大的影响也许是这一事实：美国活着一代的百分之九以上的白种居民，以及全部美国白人的祖先（最早也不过上溯到十代或十二代），都是在某一特定时机，毅然离开了欧洲先人的故土，横渡大西洋，为的是要在美洲这一边开始一种新生活，摆脱欧洲遗传下来的不愉快环境；此种在个人家庭背景方面的划时代的新起点，是所有美国人共有的一种经历或传统，不论其欧洲原籍为何地，亦不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踏上美洲海岸是在何年何月。一种寻求“福地”的希望是吸引他们到美洲来的磁石，这块“福地”有汪洋大海同他们业已设法逃离的欧洲“旷野”相隔绝；一段说来，他们当初所期望的已充分实现了，而且还有过之。随着北美大陆的逐步开发和逐个海岸的开发，它所藏自然资源之丰富业已获得证实，并超出了第一批移民和早期拓荒者的梦想。与此同时，这个年轻的美洲国家看来也实现了它的政治目的，成功地开拓、发展和享受这份新发现的财富而不受“旧世界”权力政治的干扰。美国脱离英国而取得独立，接着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南、北美洲各地的政权又告消失，以及美国的实力稳步增长，终于能同欧洲一些最大的强国平起平坐，这些显然是构成华盛顿不卷入欧洲纷争的理想得以实现的几个相继阶段。这段历史使美国人更加懂得的是国家的福利和特权，而不是国家的力量和责任，因而他们在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认为是自己所挣得的权利即对一种特别有利的局面的控制毕竟还靠不住时，就感到十分恼火了。
在此种激怒之下，美国人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强烈否认这一说法，即美国的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世俗的世界历史长河发生了某种深刻变化的结果。因此，他们不愿意把这一不受欢迎的经历视为一个他们无力驱除的持久事实的证据，或者视为提出了一个必须在长期政策上作出某种急剧改变才能应付的持续挑战。威尔逊总统首先赞同作出此种改变，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却遭到了国人的否定，他们不愿意美国成为一个多半是由美国的灵感促成的国际新机构的成员国。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认识到，作出这一决定，他们并不能因此斩断欧洲自1914年就突如其来地投在他们周围的那绺新的乱麻，与此相反，倒是注定了他们的国家要在不到二十年后的又一场更加可怕的全面战争中担当起一个主要的角色。
当时许多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果真会有此种可能，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人却深信他们参加的那一场他们才摆脱不久的大战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和不明智的，导致参战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是真的而且是唯一的——无疑是出于公愤。两次大战期间在美国舆论讲坛上讨论的各种原因中，德国军国主义在那个交错益密的世界所起的明显影响并不怎样突出——毫无疑问，部分是由于德国是战败国，一时还无足轻重，部分也可能是由于承认了这样一个原因，那就无异于背弃了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所急于要造成的那种请况。持有此类见解的美国人坚称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威尔逊总统的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欧洲（指协约国，主要指英国）的外交手腕——美国人历来认为在斗智方面美国一向处于劣势；以及美国制造商和银行家的不爱国的自私自利，他们投机取巧地支援并资助协约国，通过院外活动，诱使政府参战，以确保他们的债务人赢得胜利，从而保全他们的私人财富。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经过这么一番改编所得出的结论便是：美国人民是因受骗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防止不再重演这一页可悲的历史的措施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的。
欧洲战胜国的战后政策又使美国大失所望，这也加强了美国人的这种决心。战争期间，这些国家为了瓜分战利品，既不征得美国同意，也确实没有正式通知美国，便互相订立秘密条约，战后又不废弃这些所订的条款；它们不肯裁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它们不肯偿还所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尽管它们确实偿还了所欠美国私人金融家的债款）。
战事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外交事务方面的最近历史及其未来的政策展开了这一辩论，而且接着又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引起了激烈冲突。一个到头来证明确实是对美国生死攸关的国际问题，却被转化到国内事务的角度上去了，这就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并没有怎样动摇美国人民不忧外患的传统安全感，也没有怎样约束他们由此而产生的一种传统倾向性，即他们处理外交事务——如果还是外交的话——只是作为国内方面的一种过时而复杂的政治游戏的得分多少而已。当时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与国会多数派的共和觉人之间的个人争吵，是参议院拒绝批准包括国联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的直接原因。在这场争吵的背后，是总统与参议院之间的长期对抗，其根源在于美国宪法缺乏对分别授予两者的权力进行协调的规定。在1939年，此种生命力较之个人生命更长并且不受个人特性支配的“制约与平衡”的宪法结构，是在当时日本与中国之间已在进行不宣之战以及在纳粹德国与英法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参议院就旨在捍卫美国利益的立法问题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所主要考虑的依据之一。1939年，国会决心通过在华盛顿的立法机构尽可能确保美国不再卷入战争，虽然在这个首要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下，他们与总统取得一致意见，不希望采取可能使力量对比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的副作用的行动。但在参议员的心目中，又深怕因急于要制订某种法令——即便是为了要达到这些目标而制订——而增强总统的特权，从而扩大他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的范围，以致背离这些目标，造成混乱。
外交事务冲击国内政治的另一点是一些“归化的”美国人集团所具有的感情上的关涉。他们抚今追昔，在逍遥自在的距离以外，对他们的原籍国家以及故土乡亲的命运都不胜系念。其中有的集团捏有大量选票，这对精于计算的美国政党却是关系重大的。他们支持一些欧洲国家的事业，但并不会积极支持到赞成由美国代它们去积极干预，因为那在政治上并不现实，而且作为半美国化的美籍人士来说，在许多情况下这确是同他们的倾向相违背的。但他们确曾有力地促进了故国的事业，并为此而反对任何主张站在他们故国的欧洲敌人方面进行干预，因而在警惕地捍卫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传统政策方面起到了颇有成效的守望犬的作用。诚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最前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的院外活动集团，这时已失去了他们原先拥有的影响。爱尔兰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是因为出现了爱尔兰共和国，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它实质上体现了爱尔兰民族的合法愿望；德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部分原因是由于时间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他们的同化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部分原因则是他们中间最近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但吵吵嚷嚷的代表纳粹思想的少数派，这些人由于大事宣传而自趋失败。另一方面，过去主要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担当的那种往英国狮子脸上抹黑的角色，这时已开始由一部分犹太裔美国人接了过去，这一类角色在美国政界中是不大会有空缺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危机不断增长的十年中，美国国内事务还因第三种情况而中断了它的外交政策：1929年秋的“华尔街大跌价”使美国人民陷于国内经济危机，千百万美国公民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和愁苦之中，无暇他顾。在不景气尚未开始消除之前，罗斯福政府为战胜不景气而以“新政”名义所采取的措施便成了国内激烈政治论争的主题——所采取的措施与若干西欧国家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内所经历的相比拟，也无异于是一场小型的社会革命。正值国际事务战场上发生有关国家命运的严重事件时，美国人民却全神贯注于有争议的国内问题上。但这似乎也不足为怪，因为回想到1936…1939年这几个严峻的年头，那时法国人民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所面临的处境都更为危险，可是他们也同样全神贯注于那场赞成或反对人民阵线的国内施政纲领的斗争。1939年3月，美国国内政治对国际领域产生的另一点影响，是人们预期罗斯福政府将于1940年任期届满，下届政府——不论是微弱多数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会把它的对外政策引注一个新的航向。
如果我们看不到美国人作过的其他考虑所产生的影响，那末，如前所述，美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对外交事务所抱的态度似乎是自私的、肤浅的，甚至是轻率的。而那些其他考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比起我们业已论述的，在道义上却是比较令人钦佩的，尽管在政治上不是那么现实。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一样，能把现实的利己主义同真诚的理想主义结成一种混杂的动机，这在迷惑不解的外国观察家看来，如果确实不是伪善，那也必然是幼稚。种种激励着孤立主义运动的现实主义者一翼的动机——旨在“不抱偏见”——如果只有被迫而全部公开才能体现为行动，那是不会取得其确已取得的进展的。一种真正理想主义的舆论气候给它们提供了不公开宣布的机会。一般说来，那是由和平主义运动制造的，其中不仅有具有自由思潮的自由派（这一派人数虽少，其影响在比例上却很大），而且，总的说来，还集中了具有保守思想的教会势力。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极端保守的天主教会的和平主义分子，他们在1939…1941年间显得特别积极。
一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在美国悄悄地、不被人注意地进行着，以便取得有关国际事务的更多消息，并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友好相处，后来又重整军备，这就表明了一种潜在的严肃认真的意志。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还没有一个国家采取那么大量的坚持不懈的措施，来促使自己对本国边界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取得并保持密切和准确的了解。美国人民那时正在埋头于国际事务的研究，不只是在大学的各个系和各个专门研究机构，以及为民众提供在家讨论和听取消息的遍布于各地的组织，而且还（在1929年经济开始衰退以前）通过大规模的出国旅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是，在国外关键地点派驻报纸和电台记者，其中包括某些才能出众者。这些记者在国内公众中拥有广泛的热心的读者和听众。
这虽不是有计划的，却是为将来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作了有效的智力上的淮备，而且在美国对领土较狭小的西半球的姊妹共和国的政策上同时也采取了重要的新方针。
凡是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任何侵犯，美国将予以抵抗，这是美国门罗主义向欧洲各大国发出的警告。门罗主义是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事先并没有同受惠国协商；这不是西半球各独立国家之间所作的集体安排，既非为了它们要对付欧洲大国而谋求的共同安全，也不是为了它们之间的各自安全。门罗主义于1823年12月2日在华盛顿宣布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为了有争议的领土而发生的冲突方兴未艾，而且从门罗主义宣布的那一天起直到1939年春天的一百一十六年间，这种断断续续的冲突时有发生。最近一次，却并非是一次最小的殊死斗争，是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为占有大查科而进行的1932…1935年战争，说得更确切一些，门罗主义并不保证拉美各共和国免受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1826年，墨西哥政府同居住在墨西哥得克萨斯州的脱离主义者的美国移民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这离门罗主义的宣布还不到三年。墨西哥和美国终于在1846年交战，结果是美国征服并兼并了一块地大物博的拉丁美洲领土。拉丁美洲国家自它们独立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任何时候都还没有在它们自己之间有这么一块领土易手。门罗主义实际上确实为美国干涉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在遭受干涉的拉丁美洲国家看来，此种干涉无异于侵略。在美国，可能有人会说——在某些场合确实是这么说的——除非华盛顿政府断定有干涉的必要，以国际警察身分，为维持并恢复秩序而负起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责任，否则它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大国不得因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干涉拉美国家。因此，完全以墨西哥为牺牲品的征服阶段于1846年告终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干涉阶段。其间时或遭受干涉的就不止是墨西哥了，还有不少地峡和岛屿共和国。自1893年至1927年美国对拉丁美洲邻国普遍采取的政策，被美国的评论界轻蔑地说成是“金元外交”，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由于美国公民的私人利益面对加勒比海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的事件要比为了欧洲各国臣民的利益进行干涉的情况多得多。
美国的拉美政策的新转变始于1927年，那时及此后即开始有意放弃以干涉为后盾的金元外交，转而采取了一种新的“睦邻政策”。1939年3月15日前夕，即在1938年12月9日至27日的利马会议上，这一睦邻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其迅速取得的成功达到了高潮，这在本丛书其他各卷均有论述。政策的新转变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就使美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的气温有了显著的改变，这主要应归功于美国人民及其政府。断然放弃代表美国公民在拉美国家的私人利益的武装干涉，甚至连外交压力也放弃，这就迫使美国商业的投资在某些方面不得不蒙受严重损失，未来的利润也势必蒙受令人失望的削减。拉美各国政府使美国商业利益蒙受损害的若干措施是粗暴的、专断的，而且在美国舆论看来是不公正的。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能够为推行其睦邻政策而付出此项代价，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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