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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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并入德国。当在俄国占领的土地上举行选举，以及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国民议会表决把这两个地区并入苏联时，波兰流亡政府又发表声明，声言保留波兰的权利。法英政府没有和波兰政府联合起来抗议1921年被波兰勒索去的土地回到苏联手中；但是它们同意支持波兰政府的主张，即1939年10月8日德国的命令不能取消波兰国家对其西部各省的权利。1940年4月17日，英、法和波兰政府在伦敦和巴黎发表宣言，呼吁“世界上有良心的人正式并公开地抗议德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波兰占领区的行为”，宣言除了指出他们对人和对财产犯下的罪行以外，强调德国违反1907年的第四次海牙国际公约，当战争还在德国和三个盟国间进行时，德国就把波兰共和国的领土并入德帝国的版图。
　　在新政权成立之前，已采取一些初步的步骤，在波兰国外重建波兰军队。驻巴黎的波兰大使卢卡谢维奇9月25日发出命令，号召所有侨居法国或路过法国的适龄的波兰男公民服兵役。两个星期以后，听说住在比利时的波兰侨民即将前往法国参军，在10月底前，侨居英国的波兰公民也要应召去法国服兵役。西科尔斯基在10月初宣称，重建波兰军队是其政府的首要任务，他将要在加拿大安排一次征兵运动。1940年1月4日，西科尔斯基和达拉第就在法国重建波兰军队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组织几个波兰师（包括炮兵和摩托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队，由西科尔斯基指挥，在盟军中享有一定的地位。2月中旬又签订了一项法波补充协议，规定重建波兰空军。
　　同时，1939年11月25日西科尔斯基在伦敦进行正式访问时，就波兰军舰与英国海军合作问题与英国政府缔结协定。三艘驱逐舰（波兰的小规模海军中最新式的军舰）在8月底战争开始以前奉派到英国海域；潜水艇“奥泽尔”号在冒险从塔林脱逃以后，于10月14日也到了英国。到1940年5月初，可使用的波兰海军人员超过了逃出的舰艇的需要，英国给了一艘驱逐舰供波兰军官和水兵使用。
　　1940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法国濒于沦陷，波兰流亡政府从昂热迁到伦敦。拉奇基耶维奇总统于6月20日到达英国。他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到达时英王前去迎接。根据西科尔斯基和丘吉尔达成的一项协议，把数千名波兰士兵由英国军舰运至英国，使波兰军队能再次重建。这一次是在英国土地上重建军队，继续投入对德战斗。
　　第二章　波罗的海国家
　　德国人在侵犯波兰以后，立即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在其利益范围内的土地上对波兰采取行动，这一利益范围，按照1939年8月23日苏德协定附属秘密议定书的规定，一旦作领土和政治的调整时将划归苏联。采取这一行动的必要性，莫斯科虽然承认，但是最初是犹豫的。它甚至承认自己对德国迅速得手感到震惊。可是，到了9月中旬，莫斯科终于下了决心，9月17日，红军越过苏联边界进入波兰。
　　一天后，塔斯社的一条新闻谈到波兰的潜艇在当地“统治集团帮助下”——这是一句不祥的话——进入波罗的海国家港口避难。还说有一艘潜艇，由于爱沙尼亚当局的疏忽，在塔林失踪。因此，苏联将根据德军在波兰的进展来决定自己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行动速度。
　　秘密议定书规定，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将作为划分苏德在波罗的海地区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正如舒伦堡的伙伴希尔格所说，彼得大帝血战二十年想夺取的地方，大笔一挥就到了苏联手中。议定书还规定，关于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问题，将根据以后政局的发展来决定。这样，立陶宛就将纳入德国范围。然而，议定书明白地承认立陶宛对维尔纽斯地区的权利。
　　当苏联政府开始行动的时候，德国是准备遵守这些规定的，但正如上文所述，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后，认为从它的观点看来，关于立陶宛的规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苏联重新考虑的内容，在9月25日斯大林接见舒伦堡时有所透露，他在谈话中说到，假如德国同意，并“慨然予以支持”的话，他将对波罗的海国家立刻采取行动。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建议把立陶宛从德国范围划入苏联范围，作为报答，他拟将波兰境内的分界线改划，把德国控制的地区扩展到通称的寇松线。对此德国表示同意。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边界和友好条约新的秘密议定书，其中对8月23日的议定书作了适当修改。
　　斯大林在9月25日接见舒伦堡时，谈到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但未提到芬兰，自然，芬兰问题是一件更为棘手的事。而一旦准备就绪，苏联的行动便节节进展，当10月5日轮到芬兰时，第一阶段已接近结束。
　　莫斯科的第一个目标是诱使波罗的海三国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为它提供新的海军基地、陆军基地和飞机场。莫斯科已分别在9月28日、10月5日、10月10日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签订了这类条约。
　　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卡尔·瑟尔泰曾两次访问莫斯科。第一次，他带着商业部的一个高级官员于9月22日动身，表面上是去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并参观农业展览馆。9月26日，他一回国便提出报告，说苏联政府要求缔结一项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俄国将在帕尔迪斯基港取得一个海军基地——原来曾要求在塔林建立基地——并在爱沙尼亚的一些岛屿上建造飞机场。如果爱沙尼亚政府拒绝缔约，正如莫洛托夫警告瑟尔泰那样，苏联将“通过其他方式”迫使爱沙尼亚答应这些要求。9月27日，瑟尔泰再次动身去莫斯科。
　　当塔林方面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苏联飞机已在爱沙尼亚上空大飞特飞，苏联军队沿着苏爱边境集结的谣言甚嚣尘上。爱沙尼亚政府考虑到自己已面临立即遭受进攻的威胁，于是指示瑟尔泰在原则上接受缔约的建议，但必须设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建立的军事基地，只有当缔约的双方中有一方卷入战争时才能使用。原来同第三方面缔结过互不侵犯条约而承担的义务，在双方执行拟议订立的这个条约时应不予考虑。
　　这项条约于9月28日缔结，那天正是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署新的俄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的日子。苏联…爱沙尼亚条约中有一条措词很明确：双方的主权、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得因实施本条约而受到破坏。然而在其他方面，瑟尔泰无力执行指示。条约的条文是否逐条经过认真讨论也值得怀疑，因为里宾特洛甫的访问一定忙坏了苏联的高级官员。
　　条约规定，万一遭到欧洲一个大国侵略或以侵略相威胁时，双方保证互相支援。苏联应以“优惠条件”向爱沙尼亚军队提供作战物资。萨烈马岛、希乌马岛、帕尔迪斯基港的海军基地和飞机场应以“合理价格租给”苏联使用。根据防务需要，苏联有权在这些地方驻扎人数受到严格限制的部队。一项秘密议定书规定，“为了预防和不使缔约双方产生卷入当前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任何企图”，授权苏联于“战争期间”在基地和机场保持二万五千名军队。议定书还规定，在帕尔迪斯基基地建造期间，苏联海军可以使用塔林港口，为期两年。
　　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规定把两国的贸易额增加三倍。
　　接着轮到了拉脱维亚。10月1日，拉脱维亚政府接到邀请，要它派代表赴莫斯科进行“磋商”。第二天，外交部长威廉斯·门特斯就到了那里。10月5日，他和苏联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
　　这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参加了谈判。在两次会谈中——总共只花了四个半小时——他们解释了所建议的条款以及为什么他们必须坚持其要求的理由，而门特斯则试图要对方作出某些让步。在第一次会谈后，他已毫不怀疑，这些建议的实质只能被看作“象是对付保护国的”。
　　条约规定，拉脱维亚将把利耶帕亚和温次匹尔斯的海空军基地出租给苏联。此外，同意苏联有权在温次匹尔斯与皮特拉格斯之间建立一个基地，以保护伊尔别海峡。这样，里加湾的入口就处于苏联控制之下。根据一项秘密议定书，在整个战争期间，允许苏联政府在这些基地驻扎的军队，人数固定为三万。其他条文与苏联…爱沙尼亚条约完全相同。例如：万一遭到欧洲任何一个大国的侵略或以侵略相威胁时，双方有保证互相支援的义务；并明确保证，不得干预对方的主权或其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
　　根据贸易协定，拉脱维亚与苏联的贸易额将增加两倍，莫斯科同意增加经过拉脱维亚各港口的苏联货运；拉脱维亚获得经过苏联领土运输货物的权利。
　　门特斯使对方作了某些小小的修改。原先，苏联政府曾要求有权利在里加保持一支警卫部队，并要求在拉脱维亚驻扎一支数目稍多的苏联军队。没有什么其他的让步。莫洛托夫坚持原来的要求，而门特斯则抗辩说，这项条约不应使拉脱维亚人看来似乎是强人所难，成为加在他们国家头上的枷锁，成为他们自由生存的一种威胁。这时，斯大林——据门特斯报告——正在记什么，涂涂画画，踱来踱去，时而又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和几张报纸。
　　立陶宛的情况有些特殊。它与苏联之间没有共同边界。它与波兰关系之坏是众所周知的。从1920年到1938年，两国之间不仅没有外交关系，甚至铁路交通也中断了。自1920年泽利戈夫斯基将军发动政变以来，维尔纽斯地区一直是两国之间的主要争端，苏联这时根据1939年8月23日俄德秘密议定书，声称这个地区属于其利益范围。1938年3月，在波兰军队立刻入侵的威胁下，立陶宛政府同意重新开放立陶宛波兰边界，并与华沙重建外交关系。另外，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不同，立陶宛与德国的关系一直不好。1939年3月，立陶宛屈服于德国最后通碟的压力，把梅梅尔地区（克来彼达）归还德国。此后，它也没有象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1939年5月31日所做的那样，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8日，苏联军队开进维尔纽斯。莫洛托夫就此事向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保证，在立陶宛国土上将不会发生军事行动。事实上，苏联政府此时已准备向德国要求，把立陶宛并入它自己的利益范围，这一要求已写进9月28日苏德协定附属议定书中。此项交易的一部分内容是：当苏联为了保护其利益“在立陶宛领土上采取特别措施”时，立陶宛西南部一条狭长地带，被规定为更正常的边界线而“划归”德国。
　　苏联政府的计划，正如莫洛托夫在10月3日立陶宛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到达莫斯科前几小时对舒伦堡所说的，是把维尔纽斯地区给立陶宛，同时暗示立陶宛必须把这条狭长地带割让给德国。这一建议引起了舒伦堡的警惕，他在10月3日向德国外交部报告时评论说：“这样，就使我们看起来象是抢夺立陶宛领土的‘强盗’，而苏联政府倒象是施主了。”第二天，他接到指示，要他要求莫洛托夫不要与立陶宛人谈判割让这块狭长地带的问题。但这一指示下达得太迟了。与此同时，莫洛托夫出于对德国的“忠诚”，已把此事同乌尔布希斯谈过，后者听了感到“惊愕和忧愁”，因为立陶宛许多知名人士的家就在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
　　斯大林要求德国人“暂”不坚持要立陶宛割让这块领土。既然这样，里宾特洛甫就要求莫斯科秘密交换信件，进一步肯定：“万一苏联派出军队进驻立陶宛”，将不占领这块领土；而且，苏德协定有关这一部分的实施日期，应由德国政府选定。关于这两点，莫洛托夫在10月8日致舒伦堡的信中作了肯定答复。
　　于是，维尔纽斯市及其周围地区，就根据莫洛托夫和乌尔布希斯10月10日签署的互助条约“转让”给了立陶宛。苏联军队在这一日期之前已从维尔纽斯撤走。10月28日，立陶宛军队开进了这个怀念已久的古城。当时流亡在外的波兰政府提出了抗议。对它来说，维尔纽斯依然是一个波兰城市，有着许多波兰民族的古迹和传统。至于建议把立陶宛领土转让给德国一事，德国驻考那斯公使告诉立陶宛政府，德国政府还来不及考虑到修改边界问题。
　　苏联…立陶宛条约使苏联有权在立陶宛保持一支不超过两万人的军队，军队驻防的具体地点没有规定。条约规定，在一旦遇到对立陶宛构成侵略威胁，或通过立陶宛领土对苏联构成侵略威胁时，双方再共同协商。这项条约的期限为十五年，不同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条约的期限为十年。在其他方面，这一条约和上述两个条约完全相同。同样，也包括一项商业协定，期望大幅度增加缔约双方之间的贸易额。
　　10月下半月，红军和俄国空军在这三个国家驻扎下来，从而对东普鲁士与芬兰湾之间波罗的海沿岸有效的陆、海军控制得到了保证。列宁格勒往南的通道，在十月革命以后曾一度受到尤登尼奇将军和别尔蒙特…阿瓦洛夫的白俄军队的威胁，这时排除了潜在的侵略。有谣言说，正在计划建造一道针对东普鲁士的“马其诺防线”——援引当时的术语。
　　苏联的行动首先是根据战略考虑确定的。这与1939年夏天斯大林对英、法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而据丘吉尔回忆，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白俄政府在1920年也曾坚决认为，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基地对于保卫俄国首都是必要的。苏联在此事发生后不久，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庆祝11月革命节的集会上对武装部队的讲话中声称，俄国军队驻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是为了这些国家的安全，也是为了苏联的安全，而不是去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
　　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舒伦堡于1939年10月3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中，在谈到把立陶宛的那条狭长地带转让给德国一事时，建议这一行动应推迟到“苏联实际并吞了立陶宛之后……；关于立陶宛的安排，原先是根据这个主意作出的”。舒伦堡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把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的主意，是否就是苏联统治者当时的主要考虑，值得怀疑。看来，更可能的是他们考虑到军事方面。固然，莫洛托夫与门特斯谈判时提到了彼得大帝。但是，以其“惊人的军事知识和记忆数字的本领”而给门特斯留下印象的斯大林，考虑得更周到，话也说得更直言不讳。他在谈到英国“企图”把瑞典卷入战争时，就预言战争将是长期的，而且牵涉面甚广，尽管此时正是闪电战在波兰迅速得到成功的日子。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形势，他说：“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始终存在差别。”接下来，他的话变得更为清楚明确。他说，德国进攻波罗的海同家是可能的。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但是不能因此而有恃无恐。我们必须及时作好准备。谁要是无所准备，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此时苏联政府心目中的头等大事，看来是安全，而不是扩张。然而，由于考虑到与德国新建的友谊，苏联把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暂时解释为防备英国可能采取行动的对策，同时仍然强调尊重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讲话中说：“所有……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将实行苏维埃化的胡言乱语，只能有利于我们的共同敌人，有利于一切反苏的煽动者。”
　　可是，这种新的友谊并未驱散莫斯科的疑虑。德国向芬兰湾和波罗的海沿岸派出几艘海军舰艇以控制商船运输的计划，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根据与德国达成的谅解，这一地区划入苏联的利益范围，苏联在这里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此外，这一军事行动也可以认为是德国亲芬兰的表示。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把针对商船运输的战事——尽管这场战事是合乎需要的——限制在波罗的海瑞典海岸的一边。柏林答应照办。
　　因而，直到那时为止，波罗的海国家还没有明显的要被并入苏联的威胁。但是时代的症候是清楚明白的。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象老虎钳一样把波罗的海国家夹在中间。寄托于苏德协定而幸存的希望，就和这个协定本身一样虚幻。当这一时刻终于降临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头上时，它们在1939年5月31日与德国缔结的条约便全然失效。当苏联对它们提出要求时，它们没有从德国得到丝毫支援。至于立陶宛，德国作了一个软弱元力的表示。但是，波罗的海各国政府的代表必须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决定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立陶宛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谈起在莫斯科的经历时说）讨论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任何牵制和约束。只是在讨论快结束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现出有些不耐烦。拉脱维亚总理门特斯讲到他自己在莫斯科的会谈时说：“既没有草率从事，也没有威胁恫吓。”可是，除了签字，也别无选择。
　　然而，直到1940年5月德国在西欧取得的胜利使苏联政府改变其政策以前，看来俄国满足于在要害地点保持军队和控制波罗的海国家的对外关系。苏联驻军的生活与当地居民完全隔绝。他们纪律严明，不干涉内政。立陶宛总统斯梅托纳和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两人都是强烈反共的，他们坚守自己的岗位。共产党的活动也没有得到鼓励。在这期间，三国得以和德国进行数额相当可观的贸易，从而取代了过去对西欧的出口。
　　在德国人方面，他们忠实履行了与俄国人达成的协定。尽管对苏联未来的计划忧心忡忡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们在威廉街偶尔也能找到一些愿意听他们诉苦的人，但他们的忧虑不得有损德国与克里姆林宫的友谊。在德苏这种关系上的一个痛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命运问题上，已达成了谅解。他们将同波兰苏联占领区的德意志人一样，“返回”德国。
　　这些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住了已有大约七百年之久。自从十八世纪初爱沙兰和利夫兰并入俄罗斯帝国以来，他们为沙皇政府提供了干练的军人、行政官员和外交官员。但他们仍同德国保持着联系。德国人把他们当作德国在东方势力的“堡垒”而同其夺取“东方空间”的雄心壮志联系在一起。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这些人在俄国当然不再起作用了，而在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随着领导阶层中非德意志血统的人士不断增加，这些德意志人也不再起作用了。二十年前进行的土改的结果，他们当中的大地主被剥夺了土地。其中有些人移居德国，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城市中的德意志人中产阶级，依然在工商业以及从事脑力劳动和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中保持重要的地位，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尤其如此。
　　波罗的海国家德意志人的离乡背井，这时符合纳粹政策的模式，而且是迫使其符合的，纳粹的政策是主张用这种迁移人口的办法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声称：“在我们的时代，在民族一体化和种族优越的思想已经获得胜利的今天，希望有可能简单地同化这个优等民族的成员，只是空想而已。”德国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立刻接到指示，要他们通知这些国家的政府，全体德意志族人民和德国侨民受到德国的特别保护，所在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必须运用一切手段为他们尽快返回德国提供便利。接运他们的船只已经派出。为了保护这一行动，海军舰艇已在但泽升火待命。
　　莫斯科对德国政府发动的这场“慌张”的移民运动感到吃惊，它觉得这将“危及”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可是柏林否认这一撤退举动与苏联采取的措施有任何关系。里宾特洛甫申辩说，撤退工作毫不“慌张”，而是“十分平静、井井有条”地进行的。他说，德国采取这一行动，并不是出于担心俄国人可能对德意志人有所举动，而是因为需要对占领区内荒废的田园、商店或车间补充人员，以及希望消除与莫斯科发生潜在冲突的因素，因为当地居民对这些德意志人的态度，有时含有敌意。莫洛托夫听了这一解释以后——据舒伦堡报告——显得“多少放了点心”。
　　按照德国政府与波罗的海三国谈判达成的协定，居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稍后还有居住在立陶宛的德意志人将被取消所在国的国籍，并应于1939年12月15日前离开其家园。他们可以随身带走属于个人的物品，但其他财产——公债和股票、不动产、商业资财、资本等等——则由一家专门设立的德国公司——移民信托股份公司接收，将来由这家公司偿还。到这时遣送的人数已超过十万。其中大多数重新定居在瓦尔塔地区，战后，这块地方重又划归波兰。
　　1940年初夏，正当德国征服西欧大陆之际，莫斯科突然改变其政策，决定把苏联的边界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南方的边界也同时推进到多瑙河口。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已置于战备体制之下。德国方面没有认真反对的表示。苏德条约依然在开花结果，但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