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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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迁出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人，从比亚威斯托克迁出八千零五十三人，从北布科维纳迁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一人，从比萨拉比亚迁出九万三千五百四十八人。如果在这些数字之外，再加上按照德国估计根据协定从波罗的海国家迁回的德意志人为十二万人，则蒙受希特勒之害的东方德意志族人共计约四十万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在进犯苏联的前夜，为他这一行动作辩解的广播中谈到，迁移的德意志人数字是五十万人，并把他们描绘成1939年8月23日德苏协定的受害者。
　　我自己曾经要求签订的这个条约的后果……的确非常严重，特别是对于住在有关国家的德意志人。远远超过五十万德意志男女，他们都是小农、手艺人、工人，几乎一夜之间就被逼离开他们原来的家园，为了逃避一个新政权，这个政权一开始就以无限的苦难并迟早要把他们灭绝来威胁他们。……成千的德意志人不见了。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更不用说他们的下落了。这一切我都保持沉默，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
　　对这份辩解的评语是“罪犯辩解，欲盖弥彰”。
　　第三编　法国崩溃以前的西欧
　　第一章　丹麦：德国入侵以前的政治情况
　　战争爆发时，丹麦的情况在好些重要方面都与挪威不同。丹麦没有天然的屏障来抵挡德国，它已同德国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它深刻意识到，万一遭到它南面那个邻邦的进攻时，不能指望西方国家的帮助。1937年春天，艾登就已对丹麦首相托尔瓦尔德·斯陶宁和外交大臣彼得·蒙克说过这样的话。因此，在评价战争初期丹麦对德国的态度及其总的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事实，尤其要考虑英国的警告对丹麦领导人必然产生的影响。他们知道丹麦将是孤立的。丘吉尔在1940年初的声明，进一步证实了英国的态度。他在伦敦同斯堪的纳维亚记者谈话时，对丹麦人说：
　　我不能责怪丹麦。别的国家至少还有一条沟堑，可以隔着沟堑与老虎相抗；而丹麦靠德国实在太近了，简直没法帮助它。总之，我不愿给丹麦任何保证。……丹麦与德国订有条约——可是我不怀疑，一旦时机适宜，德国人将毫不踌躇地侵犯丹麦。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虽然一直是密切的，可是丹麦也不能指望从北面的一些邻邦得到军事上的援助。1937年3月在隆德举行的会议上，瑞典曾提议缔结一项共同防务协定，把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但被斯陶宁拒绝了，理由是丹麦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事实是，丹麦不能流露出它在害怕。
　　1939年8月底，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的外交部长同意，万一发生大的战事，四国将保持中立。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时，它们正式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在9月3日英、法成为德国的交战国时，它们再次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四个国家与冰岛于1938年5月27日缔结的中立条约内规定的条款将生效。
　　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首相斯陶宁是个“善良的丹麦人”；外交大臣蒙克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两个人都极不适合在严重的国际危机中领导国家。斯陶宁于9月初曾劝说反对党在咨询的基础上与政府合作，但未成功。
　　丹麦议会于9月1日开会，就作出种种安排，保证国防力量足以捍卫国家中立的问题，听取汇报。采取的措施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主要只是短期征集一年或二年期限的新兵。参谋总部在战前要求的加强防御工事的措施从未着手，封锁道路、炸毁桥梁等准备工作也未进行。实际上，丹麦的一个军事评论家米凯尔森上校说得不无道理，他说丹麦在1940年4月9日的命运，乃是“往日的疏忽大意和缺乏坚强意志的结果。……丹麦人自哄自地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情，换句话说，他们有这个政府是自作自受。”1945年，在调查造成德国于4月9日占领丹麦事件的法庭上，蒙克供称，当时的兵力足以捍卫丹麦的中立。一旦遭到公然进犯，增加兵力也不会有效地改善丹麦的境况。不过，还是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12月间，议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与国防大臣阿尔辛·安德森商讨军事措施，并使他与四个主要政党的代表保持接触。然而，战后的调查证明，这位大臣并不总是把三军参谋长向他提出的增加国防力量的要求通知该委员会，这些要求于1939年4月开始提出，随着丹麦处境的日益危险而越发迫切。这些要求从来没有得到过同意，可是陆军部于1939年9月6日发布的命令也没有被撤销。这道命令说，“一旦丹麦领土遭到直接进攻，而进攻的敌意是明显无疑的，那就必须以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进行抵抗，而无需再下达任何命令，但一面应适当注意当时的情况。”
　　9月4日，丹麦初次尝到近处发生战事的滋味。一架英国飞机在埃斯堡扔了一枚炸弹。9月底，“文迪阿”号被德国击沉。这两件事都没有怎样使人担忧，10月3日，首相要全国放心，说“没有发愁的理由。丹麦的中立得到了承认，我们同所有强国都友好相处。”不过，他也承认，将要日益感到战争的影响。尤其是供应的情况，除非保证经常有物资运到，否则只能维持一段有限的时间。因此，不仅从战略和军事观点，而且从供应观点来看，丹麦也是软弱的。所以，9月19日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哥本哈根会晤，重申斯堪的纳维亚的中立，并强调他们有权保持传统的贸易关系，包括同各交战国的贸易关系，以确保供应。
　　直至1940年4月9日，同所有交战国的这些关系继续保持得相当令人满意。固然，英国的煤停止进口了，不得不进口劣质的德国煤来代替，而丹麦向英国的出口，由于德国的威胁，也在10月间全部停顿了。不过，到10月底，这些出口又有所恢复，虽然能够看到，某些出口已经转向了德国。丹麦从英国的进口也有下降的趋势，部分是由于德国的压力，而大半则由于海上的战斗所造成的。事实上，丹麦在1939年秋季已与德国达成谅解，认为向英国正常的农产品出口应当继续下去，以保证丹麦可从英国进口主要的商品，但是丹麦政府对于上述所有这些事情仅限于官样文章地提提抗议，每当丹麦有船在交战国的战斗中遭到损失，不论是德国还是西方国家造成的，丹麦在提出抗议时总是唯恐对待两者的态度有所轩轾。丹麦甚至参加奥斯陆公约国家、意大利和日本，共同抗议英国的一项决定：没收一切从德国运出的货物，而不问载货船只的国别。丹麦竭力抚慰德国而不去刺激德国，妄想盟国会体谅它的困难处境和全然无依无靠的情况。
　　1939年10月，丹麦不得不表明它对俄芬冲突的态度。虽然它和芬兰没有共同的边界，因而它对芬兰的命运关心的程度不能与挪威和瑞典相提并论，可是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共同关注着这场冲突。丹麦参加了通过外交途径来帮助芬兰的努力，但也参加了10月18日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在这次会上芬兰总统被告知，万一他的国家遭到俄国进攻，则不能指望从其斯堪的纳维亚邻国得到军事援助。当瑞典和挪威的志愿兵开始参加芬兰军队时，丹麦的青年也参加了，虽然数目较少。还有相当数量的丹麦青年志愿到芬兰工作，以把芬兰青年替换下来去参军。
　　1939年余下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继续对丹麦进行威胁，直至那年年底丹麦对德国的要求已顺从到这样地步，使德国无需预计会遇到任何认真的抵抗。1940年元旦，丹麦首相在一篇广播演说中具体表明了他的政府的失败主义态度，这篇演说后来以“Hvadkan　det
　　nyde”（有何用处？）而著称。可是，它在全国造成了混乱，并且招致议会在几个星期以后进行了一些反击。它也使丹麦人更感到“通敌的意识”，虽然，可叹的是，这只有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人们对共产党人由于俄德同盟而亲德的态度备感愤慨，以致解除了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职务。对于丹麦纳粹党员和其他地下纳粹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在日德兰南部），没有采取措施加以禁止，而议会中的纳粹党议员如弗里茨·克卢森和丹麦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代表延斯·莫勒博士这类人，则公开地进行亲德活动。
　　1940年1月19日，丹麦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这是斯陶宁的元旦广播的结果。决议说：“如果我们受到攻击，不管攻击我们的是谁，我们都要使用手中的防御手段。”可是，后来并没有采取行动来执行这项决议，也没有作过进一步的防御准备。
　　德国可能对丹麦采取行动，最早得到消息的是丹麦海军司令部。1月8日，丹麦驻柏林海军武官寇尔森上校向国内告急，说德国“将向丹麦施加压力”，迫使丹麦允许德国在北日德兰修建空军基地。但丹麦海军部并不把这个消息看作为进攻的预兆，因此就没有把这个消息转告参谋总部或外交部，不过国防大臣似乎得到过通知。2月13日，寇尔森上校再度发出警告，但是这次也未给蒙克知道，而且事实上仍是置之不理。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时倒确实是在研究入侵丹麦和挪威的问题。
　　到2月底，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外交大臣在哥本哈根会晤，决定要求德国政府签订一项协定，以保护中立国到英国的航运。德国人同瑞典人定下了会谈的确切日期，但到时间临近时，他们未作解释就取消了会晤。丹麦人则从未得到德国外交部的答复。在德国人取消与瑞典人会晤的同时，确凿有据地流传着德国调动军队和把船只集中在施维讷谬德附近的消息，丹麦驻柏林公使馆得到了十分确切的情报，证明人们担心德国正在发动的攻击可能针对着丹麦是有道理的。这使丹麦驻柏林公使馆馆员发出了一系列的私人信件、电话通讯和电报警告，其中大多数是由赫卢夫·萨黑公使发出的，最早的一封信是从1940年4月1日开始，使人遗憾的是，这封信竟被蒙克的一个部下毁掉了。对于这封信，蒙克根本没有采取行动，但是4月4日，他同首相和国王讨论了驻柏林公使馆发来的进一步消息。4月5日，又在内阁会议上作了报告；但是内阁拒绝采取外交大臣提议的任何预防措施，认为萨黑的报告尚未确切到足以有理由这样做。在建议采取的这些措施中，有把防守部队的某些成员重征入伍和组织联合政府等几项。按照丹麦政府的要求，外交部的奥托·卡尔·莫赫尔司长与瑞典和挪威两国公使进行了接触，以弄清他们政府的看法。他们各自向他保证，本国政府认为从柏林来的消息言过其实。可是，瑞典公使汉密尔顿男爵的这个说法，与他的使馆在同一天通知丹麦海军当局德国即将对丹麦采取军事行动这件事，两者之间不一致得离奇。
　　丹麦人并没有就这些传闻同柏林的外交部交涉，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丹麦前任外交大臣埃里克·斯卡韦尼乌斯坚信，他能从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伦特…芬克口中套出真话。但是冯·伦特…芬克那时对所提到的进攻似乎毫不知情。4月5日、6日、7日，从萨黑处接到更多的消息。萨黑的情报并没有唤起丹麦当局采取任何行动，只是阿克塞尔亲王因另外有事必须到柏林，不顾萨黑的忧虑，趁机拜会了戈林（但他是无法从戈林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的）。可是丹麦驻柏林公使馆的两个高级官员却自行决定，要引起公众注意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把两个知名而又受到信任的丹麦记者亚科布·克罗尼卡和黑尔格·克努森召到使馆，要求这两个记者向各自的报馆发出“令人焦虑的急电”。于是，在4月5日、7日、8日的《国民日报》和4月6日、8日的《贝林时报》上，出现了震动人心的文章。《国民日报》在第一版上以头号通栏标题登出了它的记者报道的要点。但是，这些警告已经为时过晚，已收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了。
　　4月8日星期一清晨，冯·伦特…芬克通知莫赫尔，英国在挪威领海布雷。这个消息，连同看到德国军舰沿着丹麦海岸北驶和据报德国军队从伦茨堡开向丹麦边境的事，在当天上午一起及时报告了内阁。但《国民日报》报馆的又一次警告，说亚科布·克罗尼卡认为德国可能“在两小时以内”采取“行动”，却没有被提到。参谋总部提出要把军队更朝边界调动的要求被置之不理，但是得到了国王的同意，使所有的军队进入战争状态（hφjesteAlarmberedskab）。
　　下午，冯·伦特…芬克提出了一个他称为“私人的”、非正式的建议。他拜会了蒙克，并要求，鉴于英国布雷造成的严重局势，如果丹麦由于英国行动的结果而受到“影响”，它应“表示谅解”。蒙克拒绝把此事提交其政府，因为他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丹麦的中立要受到侵犯，但如果受到任何侵犯，丹麦肯定将予以反击。甚至可能发生额外征兵的问题。德国公使警告蒙克说，这样做将是最最不幸的，并很可能为柏林方面误解。于是就为冯·伦特…芬克与斯陶宁安排在第二天进行一次会晤。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外国使节的例会上，法国公使正式通知了布雷的事，但英国公使未接到要他发表声明的指示。蒙克要求他们转告法国和英国政府，丹麦政府对侵犯挪威中立的事深为关切。他说，“盟国的行动已大大地危及挪威和瑞典的局势，而丹麦本身现在似乎较少受到直接威胁。”所有的公使显然都与蒙克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丹麦不致立刻有危险。
　　4月8日傍晚，冯·伦特…芬克催促蒙克答复当天上午向他提出的“问题”。蒙克和莫赫尔都记不起他曾提过什么问题。原来是，德国公使曾提出，英国布雷的后果，可能把丹麦卷进去，希望丹麦对此有正式的答复；他也希望再度得到保证，丹麦不会进一步征兵。于是蒙克立刻为此草拟了一个声明，用电话通知冯·伦特…芬克。他向这位公使保证，一旦遇到任何困难，丹麦政府将“本着历来解决丹麦与德国之间的复杂问题时同样的友好精神，努力予以消除。”
　　当天深晚，莫赫尔发现萨黑又有一份报告发到部里等着他，报告指出，从施维钠谬德出发的德国舰队可能开往纳尔维克，并警告丹麦政府没有理由乐观。德国对挪威的行动是否对德国有利，德国人自己会决定，不管丹麦政府怎样想法。蒙克和莫赫尔认为这封电报没有特别重要之处，因而未采取行动，尽管这封电报还有附言，说瑞典驻柏林公使推断，德国的计划是“完全或局部占领丹麦和挪威”。
　　4月9日凌晨4时，冯·伦特…芬克要求在二十分钟之内同丹麦外交大臣在他的家中会面。蒙克报告了首相，斯陶宁又通知了防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冯·伦特…芬克递给德国政府一份照会，宣告德军正在越过边界，在沿岸若干地点登陆。他敦促对方不准丹麦军队抵抗，说这样做只能造成流血，他要求对方立即答复表明丹麦的态度，威胁说德国战斗机马上就要飞到哥本哈根准备攻击。外交大臣抗议这种侵犯丹麦中立的行为，并要求有时间向国王和首相报告。这一点得到了德国公使的让步，但是他强调事情非常紧急。
　　与此同时，陆军部和海军部已得到报告，说入侵已经开始，并已在哥本哈根本身有登陆情况。凌晨5时刚过，斯陶宁、蒙克和国防大臣暨三军参谋长觐见了国王。他们一致认为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尽管普里奥尔将军（陆军参谋长）极力主张应当继续抵抗下去。可是其余在场的人争论说，这样做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丹麦政府仍然需要与德国政府达成和平解决，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条件就不那么有利了。会议在清晨6时结束，国王同意作出停止抵抗的决定。于是通知冯·伦特…芬克，说已下令防守军队停止战斗。边境的守军曾英勇地进行抵抗，损失了许多人。
　　在这次会议后，大臣们又碰了一次头，决定在下午召开议会，并邀请反对党参加政府。这个邀请被接受了。
　　第二章　挪威：德国入侵以前的政治情况
　　1939年时，除了瑞典之外，挪威是欧洲唯一的从1814年以来享有持续的和平，即享有四个世代多的和平的国家。因此，当战争在1939年爆发时，挪威对自身的防卫毫无准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挪威政府奉行的政策旨在把用于国防的费用和人力控制在最低限度，因为挪威爱好和平的传统具有一种真正的道德上的标准。政府和人民都幻想世界正逐渐变得更加太平，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日益过时。他们幻想，国际间争端的和平解决，已经很好地得到条约的保证，而国际联盟这个国际性的组织也已经成立，它将进一步保证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间的纠纷。因此，在挪威人的心目中，战争的危险即使没有完全消除，也是大大地减少了。不过，对于推行一种能提供更有效的国防的政策，在挪威也不是没有支持者。有两个私人团体，挪威防务协会（NorgesForsvarsforening）和挪威海防协会（Foreningen　for　NorgesSjφforsvar）就做了大量工作，传播有关防务的知识，唤起民众对此关心；可是它们的会员人数很少。可以说，所有的政党对挪威国防的削弱都负有责任，这是由1927年和1933年的两项立法所造成的，后一项立法的条款并且是在不顾军方激烈而断然反对的情况下执行的。不过，在确定哪一方面应负多少责任时，必须记住，从1927年起，工党就是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它的影响是任何执政的政府所不能忽视的。
　　这就是工党在1935年3月上台时的情形。首相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是赞成和平主义的，而外交大臣哈夫丹·科特教授和国防大臣弗雷德里克·蒙森则是道道地地的和平主义者。反对科特的人担心，他是一个学者，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不切实际，但是后来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科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例如在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中，他非常不情愿以任何方式使挪威承担义务，虽然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可被说成是不履行国际联盟盟约规定的义务。根据这种外交政策，挪威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第一个（结果也是唯一的国家）批准与英国在1938年12月订立的海军条约，这个条约被看作是普遍同意限制海军军备的一种准备。
　　在挪威同其斯堪的纳维亚邻国的关系上。科特的政策为一种极端审慎和拒绝同它们讨论军事问题的立场所支配。他的理由是军事上的合作将导致挪威防御力量的加强，而在科特看来，这就等于重整军备，他对此坚决反对。因此，难怪在开战以前不久，希特勒问挪威是否感到受威胁，并表示要同挪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科特认为（挪威议会也有同样看法）这样一个条约在平时固然没有必要，在战时也没有价值，而且，它还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以为挪威比其他国家对德国更友好。这将是挪威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他们虽然渴望继续置身于战争之外，可是内心却向着盟国。挪威政府之所以拒绝英、法两国于1939年初要求挪威组织“和平阵线”的某些非正式建议，正与这种想保持中立的愿望相一致。挪威议会议长C·J·汉布罗认为，这样的保证不值得想望，他的理由是，“单从一个方面得到保证的中立，一旦发生情况，就不再成为中立了”。
　　于是，直到1939年夏天，挪威政府在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下，对所有的外国一直保持着正确的态度。挪威已使自己免除了按照国际联盟盟约规定的参加制裁的义务，它置身于一切欧洲国家集团之外，但是它同斯堪的纳维亚邻国在军事之外的其他领域订有合作的计划。挪威的工党政府主要是和平主义的，但是有迹象表明，这个党正在分裂，因为有些党员认识到，德国事态的演变可能威胁挪威的民主制度。不幸的是，还没有等到这种感觉能够具体变成有效的行动，挪威就遭受了战祸。挪威人奉行反对防卫的政策为时已经过久，从而无法迅速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在资产阶级政党中，仍对德国有些同情，对德国的想法有些欣赏，有几家右翼的报纸正在发表这类观点。同时，多年来的忽视所造成的后果，也不能一下子弥补过来。防务全然不足，甚至没有统一的指挥。防务计划由一个以文官为首的国防部掌管。固然，国防委员会在1934年就已成立，但是直到1937年方始召集会议，到1939年9月1日才再度开会。民防的情况是可怜的。措施仅限于消极的防空，例如建造一些避弹所等。除了奥斯陆、卑尔根和四五个较大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均无积极的防空设施。战后挪威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当时的政府对挪威防务不足所应负的责任，据报告，科特、尼加德斯沃尔德和国防大臣都有责任。整个政府也逃脱不了责任，因为它有议会中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这大批的议员并不是因为政府的国防政策软弱才支持政府，而是无视其国防政策软弱而仍然支持政府的。
　　就供应情况来说，采取的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