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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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政府由于盟国未能进行干涉，必将遭到猛烈的抨击。达拉第告诉国民议会说，法国将参加盟国的远征军，张伯伦在11日已宣布即将派远征军去芬兰，这样，达拉第就得以使这场辩论延期到芬…苏谈判见分晓后再进行。可是，在3月13日，即芬兰投降的第二天，达拉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以赖伐尔为首的、非难他的参议院，赖伐尔自从四年前实际上弃政从商以来，第一次预兆不祥地行动起来了。芬兰防务的土崩瓦解，再度猛烈地掀起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战略上的争论，即究竟应把德国还是俄国当作主要的敌人。达拉第看到自己这时要对付的是政治花招而不是真正的舆论动向，就敏锐地坚持，一切质询，无论是芬兰问题，或是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均应在当时当地提出，不得休会，以免他的政敌借机集聚力量。随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激进社会党几乎占绝对多数的势力，表现在参议院以二百三十六票对零票宣布信任政府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强烈要求它更有力地进行战争。不过，也有六十票弃权，这暗示了相当程度的无言的不信任。
　　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参议院3月13日投票以后，总理将会着手在内阁中进行一些更动，这些更动至少足以使他不再兼挑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重担，让他能腾出身来倾全力于总的政策指导。人们认为，倘若先前有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法国在芬兰的严重外交失败可能避免，而在法国这时面临的新局面中，任命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比以往更有必要。人们可能期望的另一个变化，是任命一个情报部长：人们普遍批评检查制度在执行中的专横顽固，尤其在对待报界方面，尽管不久以前总理曾亲自过问此事，保证有政治评论的自由，但是他长期来迟迟不任命一个能由议会召去质询的部长，却进一步激怒了这些人民的代表。此外，人们还责备他在12日的国民议会会议上避而不向议员们坦白说明芬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责备他从而实际上用欺诈的手段使有关芬兰问题的辩论休会。在他们看来，他在拒绝了国民议会要求进行辩论的建议之后，却同意在参议院展开辩论，这对他们不啻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
　　因此，当国民议会在3月19日开会时，达拉第所面临的乃是一个愤怒的会场。经过一次连续（没有间断）将近十二个小时的秘密会议（一直开到20日凌晨），激进党的一项表示信任政府的决议以二百三十九票对一票通过，但是有三百票弃权，其中包括社会党集团、弗朗丹的所谓“中央党”（左翼共和党）的全部议员以及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的大约四分之一的议员。这一次的警告可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按照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两位议长的劝告，达拉第在当天即3月20日向共和国总统递交了他本人及其内阁的辞呈。
　　谁来接替达拉第当政府首脑，这一点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保罗·雷诺在报界的朋友们一直在领导这场运动，要求以更大的“劲头”来领导战争，这批才子们好久以来一直戏称他为“太子”。雷诺同出身于外省的达拉第迥然不同，“没有什么能深深地打动他，正象没有什么能打动那些生在巴黎的人一样”。他的头脑生来就灵活，又在“工艺学校”受过严格的理性主义训练，他坚信只要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精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凡是能够按照逻辑解决的事，就也能够在物质和社会的领域内得到解决。他这种本质上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爱好当众发挥其出色的雄辩口才的习惯，使他的同伴们目眩神迷，也吸引住了其他的“工艺学校的人”，但是在一些不是那么聪明机智的人看来，雷诺却只不过是镁光照明弹发出的一道寒光罢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人们通常对他是羡慕而不是喜欢，甚至也不是尊敬，连那些最最拥护他的人，往往也是从他同自己事业的关系来考虑怎样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或者决定法国命运的人。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雷诺早就在其中察觉出逻辑上的缺点，并且立刻臆测到其可悲的后果。
　　雷诺原先是代表他在下阿尔卑斯的故乡的议员，这时是巴黎布尔斯选区的代表。他在1935年12月底由于反对霍尔…赖伐尔计划和拥护集体安全的政策而脱离了弗朗丹的左翼共和党以后，到这时已有好些时候保持着自由身分，去潜心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和在国民议会中充当戴高乐军事理论的代言人。由于这些原因，他既受到左翼，尤其是保罗·富尔领导下的和平主义派别的怀疑，又（同芒代尔一起）由于反对慕尼黑协定的立场，而受到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的怀疑，这种立场自然而然也引起了激进社会党及其主席达拉第的不快。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他很可能在挑选部长人选时，单单根据他们的能力，根据他们是否已经受过考验忠于他，或者估计会忠于他，来决定取舍。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宁可沿用党派政治的惯常做法（他在这方面丝毫不内行），并且企图象达拉第在1934年那样，把内阁组成得象是议会的一个缩影。他能够组成内阁，要大大感谢莱翁·勃鲁姆的宽宏大量，后者本人虽然不愿担任职务以免激怒右翼，可是却让六个追随者参加内阁（有三人担任部长），并且答应在国民议会中给予全力支持。至于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雷诺只给了它一个海军部副部长的职位。
　　批评达拉第的人们先前曾要求成立一个小型的、紧密团结的战时内阁，这个内阁通过经常举行会议，至少应能象一个工作过度的总理——他兼任两个部长，有脱离内阁和国民议会的倾向——同样迅速地作出决定。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雷诺在提出他的新班子时（他急欲尽可能讨好很多方面，把人数从十八名扩充到三十五名），宣布其中有八人将作为战时核心内阁每周开会三次，此外，各部之间的经济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为了响应进一步的要求，应有更大的洞察力来处理外交事务，新总理决定把这个部长职位留给他自己兼任；与此同时，又说服德·蒙齐留任市政工程部长。最后，达拉第本人也未经多少劝说就留任国防部长。
　　人们看到，雷诺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这份内阁名单时，神态紧张而不自然，一反常态，在过去，他在那里经常是骄横自负，盛气凌人的。他这时六十二岁，第一次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出现。他的简洁练达的内阁声明，能言善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得力于高乃依，而不是得力于国民议会所喜欢的那种更热情、更有个人特色、更流畅奔放的文体。雷诺说，法国进行的是总体战。敌人“从苏联的背叛中得到了帮助”，正在把斗争推向一切能够料想得到的方面，在打击的同时，还伴之以可憎的恶魔般的破坏。因此，法国也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战胜就挽救了一切，而屈服就失去了一切。在结束演说时，他说，他的政府的目的，是“激励、集中、指导法国的全部精力于战争并获得胜利；镇压一切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叛国行为”。他说，法国人将由于知道有“本国和帝国的巨大资源”而获得勇气；他们将坚定地密切注意他们的“令人钦佩的盟国”；他们的思想将“念念于法国的永恒的天才”。议会很不耐烦地听取了这个声明。尽管雷诺提到“苏联的背叛”，但是他吸收社会党党员入阁一事仍然受到了右翼的指责，说他又在走回人民阵线的老路：为了报复，右翼就联合大多数激进社会党党员，指控雷诺串通勃鲁姆推翻了达拉第（顺便提一下，达拉第同意参加新内阁的事，他自己一派的人事先并不知情）。对于这种“预先制造好的危机”的说法，勃鲁姆以雄辩的言词愤怒地予以驳斥，可是他的话虽然驳倒了对方的论点，却丝毫未能使那些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平息怒气。事实是，随着抗议的信件从各个选区纷至沓来——在这些信中（尤其在农村选区的来信中），激进党领袖的个人威望仍然很高——国民议会正在开始后悔它迁怒于达拉第的做法不对：事实上，对于芬兰的瓦解，法国国内当时的反应根本不象巴黎报界的夸大宣传和一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小集团曾经设想的那样混乱。事情变得很清楚，雷诺内阁只有达拉第支持，才能维持下去，但也不会维持得更久。至少，右翼人士的悔恨，流露了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愤怒心情之几乎轻浮的冲动：他们先前的批评，实质上是反对法国未能做到向苏俄宣战。
　　在答辩时，雷诺为他的内阁的规模（激进党进行批评的主要目标）辩护，提到了今后要求内阁处理的工作是繁重的。他宣布将继续执行前任的政策，努力使法国人少牺牲（这时有些人鼓掌）；他作出保证，要在法、英阵营内，把那些使两国的经济，也许甚至还有财政分割开来的障碍一个一个地排除掉，希望其他国家有可能聚集在这个合作核心的周围。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有必要使这些国家看到一幅新欧洲的美景，而不仅仅是恢复战争以前的原状。
　　在投信任票时，新政府以二百六十八票赞成、一百五十六票反对和一百十一票弃权（共和联盟和激进社会党）获得通过：这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一票多数。雷诺立刻召集内阁会议，要求全体阁员，尤其是十名激进社会党阁员表明立场。这批人退出了会场，达拉第（在内阁投票时，他由于出席参议院欢迎他的仪式而未在场）极力主张他们全体辞职。但是肖当、康平希、克耶、拉穆勒指出，这样做将意味着同社会党决裂，到下次选举时将造成灾难；于是他们决定留任，但在两星期内阐明立场。雷诺得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坚持干下去；在国民议会下次于4月2日开会以前，他还有整整九天的时间可以活动。
　　在议会中得到的这次险胜，此刻必须在外交领域内取得更加引人瞩目的成就来加以巩固。雷诺的第一个行动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是恢复张伯伦的计划（1939年12月被法国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搁置了起来），这个计划要求法、英两国政府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说明任何一方不得单独议和；二是采用赞扬、鼓励的办法，来恢复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从9月以来一直极力主张的计划，在挪威领海内敷设水雷，以制止其继续被德国船只滥用。因此，应雷诺的要求，最高作战会议于1940年3月28日在伦敦开会。雷诺并不向英国首相讳言，对他个人来说，完成这些任务以使法国的反对党哑口无言，是何等的重要；他得以对这第一个步骤深为满意地回到了巴黎。最高作战会议已决定正式对运送铁矿砂的航线布雷，并使法、英军队作好准备，假使德国进行回击，就占领纳尔维克；会议发表的公报以一篇联合声明作结束，大意是两个盟国均不得单独谋和或签订和约，声明中包含有一个协议，规定对于德国可能直接或通过第三者向它们提出的任何和平建议，都要预先经过共同讨论，在此基础上来执行对安全的“明确保证”，以对付一个战败的德国，声明中还保证在战后继续维持这个同盟，使之成为重建欧洲的核心。这样，雷诺由于此时已使英、法之间的关系除了12月间单纯在财政金融上的团结以外，又进而在政治上得到了加强，因此就能实现3月22日他在国民议会中演说时所作的预言。这一切在他回国后都作了充分的宣传。
　　不幸的是，雷诺虽然由于掌握了总的战争形势而得以深深地打动最高作战会议这样一个机构，但是他在着手对原有的各项计划的制订者展开批评以前，却没有花功夫去详尽了解这些计划的细节，因此，当他要求这些人拿出更大的劲头时，甘末林就不厌其烦地大谈其细节问题，而达拉第则报之以愠怒或嘲讽。事实上，雷诺从一开始就下决心要以魏刚来代替甘末林，但是如果不同达拉第争吵并从而失去激进社会党的选票，他就无法作出这一更动；因为达拉第支持甘末林，并且决意不放弃他由于担任国防部长而在内阁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内阁实际上有两个首领，其中那个挂名的首领虽然总的说来在大多数问题上是做得正确的，但是却未能使同僚们对他的诚意或对他的见识和判断的正确可靠产生任何的信任。
　　不过，内阁之外的情况却证明了雷诺最初的估计是正确的。虽然在挪威领海内的航道上布雷以后，德国人紧跟着就侵入了丹麦和挪威（4月8…9日），但是已经决定由英国方面，尤其是英国海军予以反击，4月13日获悉，英国军舰已强渡纳尔维克峡湾，这时控制了那个港口。法国方面认为，西方的战线又可免于开辟，战争仍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法国人的生命正在被保全下来，同时由于没有进行陆战不需供应大量军备，故而重整军备的工作直到那时为止也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不曾中断。4月4日，激进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的执行委员会已批准了雷诺的政策，而在纳尔维克传来了消息（报道得比实际的情况更乐观）以后，雷诺在这一群反对党中间所得到的成功，又于16日、17日、18日在参议院和19日在国民议会的秘密会议上重复了几次。雷诺已经成功地投身进去；这时，他又在努力利用挪威做他后盾重新团结法兰西民族，正如先前达拉第曾经努力利用芬兰为他自己起到同样的作用一样，他准备提供同样多的人力和物资，把这一仗打赢。
　　但是，事情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由于一开始时对于是否要冒着风险去侵犯中立国家的权利或者采取任何其他的进攻行动犹豫不决，这就等于宣告盟国将在斯堪的纳维亚失败，正如它们在芬兰已经失败了一样。对挪威领海内航道上布雷的事延误了过久，而对德国人必然会产生的反应也未充分准备好如何予以回击。当盟国终于发觉到德国的目标有多么大时，它们就暂时放弃了夺取并守住纳尔维克的企图，而赞成在特隆赫姆采取规模更大的行动计划。到了月底，这个企图也不得不放弃。随着盟国军队开始从挪威撤退，英国议会和公众舆论长期以来隐而不露的不安心情，先是表现在投不信任票上，后来，在5月10日荷兰和比利时遭受入侵的消息传来后，又表现在完全抛弃了张伯伦内阁。在同一天，法国也因内阁危机而处在痛苦之中。上一天晚间，雷诺曾向阁僚们提议解除甘末林的法国陆军总司令和盟国陆军最高统帅的职务，达拉第拒不同意，于是雷诺就向共和国总统提出他的政府辞职。经过决定，这件事应保守秘密至新政府组成，到10日，在听到德国行动的消息后，雷诺撤回了辞呈，并暂时打消了更换甘末林的念头。因此，当战争终于打到西线时，正在领导法国的那个人却是一个远不能孚众望的总理，他对自己内阁的阁员不怎么信任，同时也不能得到他们——尤其是他的国防部长——的信任；而正在指挥法国武装部队的人则是一个穷于应付、军费支绌的最高统帅，他的防务计划在新闻记者中是无人不知的，最重要的是，法国进行抵抗的斗志，正在被萎靡消沉、冷嘲热讽、自欺自哄的反对党逐渐地消磨掉，这批人认为，似将来临的这场灾难，看来并不象是一次极其艰苦的考验，而象是一种解脱自己和履行诺言的方法。
　　第五章（下篇）　法国的覆灭
　　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侵入了低地国家，于是盟军总司令部准备已久的进兵比利时的计划就付诸实施。这一天法国政治舞台上也发生了变化。雷诺抓住这个机会改组了他的政府。他采用这种方法来代替辞职和组织一个新内阁，就避免了必须谋求议会对这次变动的批准：议会已表现出要拒绝批准——这种做法在法国战败以后达到顶点。社会党对于政府罗致了右翼政党的党员是有些不满的，但是任命路易·马兰和伊巴内加雷为国务部长，却使雷诺得以在5月10日晚间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这是一个聚首一堂的时刻。”可是，这样开始的一种政治倾向，后来却发展得大大地超过了雷诺当时的预料。
　　德军的主要攻势出人意料地在默兹河展开。5月13日，德军在三处渡过了该河，15日，当荷兰军队宣布投降时，法国第九集团军的残部全面撤退。到16日，德国的装甲纵队几乎已推进到拉昂；在瓦兹河以南，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土崩瓦解，巴黎门户洞开，无可防御德国坦克的进攻。巴黎的卫戊司令埃兰将军极力主张政府撤离该城，但是雷诺的决心阻止了这项建议被采纳。可是外交部却开始在烧毁机密档案，外交部的院子里升起了不祥的烟柱，这自然是不会振奋巴黎人的士气的。
　　其实，德国人并不打算立刻向巴黎进军，而是把装甲纵队转向西北攻打亚眠，几乎全部包围了在北方的各支盟军。5月19日，甘末林尝试着第一次对战争的打法进行了干预，但是没有效果。他以总司令的身分采取行动，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军事上的惨败使雷诺能够作出人事上的变动，这是他当上内阁总理以来，一直想要着手做的。5月18日，雷诺再次改组了他的政府，终于把达拉第排挤出国防部，虽然作为一种安抚的手段，并且为了顺从激进社会党的要求，而把外交部给了达拉第。雷诺自己接管了国防部，接着就立刻要求甘末林辞职，并任命已从叙利亚召回的魏刚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先前在克列孟梭手下担任过秘书的芒代尔——他以继承了他上司的铁腕作风而具有声望——当了内政部长，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力量，又把贝当从西班牙召回，担任内阁副总理和雷诺的首席军事顾问。雷诺在要求这些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人物在这样危急时期中担任领导，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重振国民的士气。在这点上，效果是令人满意的。报纸上发表了赞歌，称颂贝当和魏刚的赫赫盛名。正如有一个刊物所说的，对于雷诺…芒代尔…魏刚…贝当这个阵容，人们报之以“突然的信任”。另一个重要的变动是解除了国防部和外交部秘书长的职务。外交部的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由法国驻梵蒂冈大使弗朗索瓦·夏尔…鲁接替，后者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年长的外交家，在政治上同右翼有关系。
　　当魏刚在5月20日上午9时接任指挥时，战局已经陷于绝望，他似乎已得出结论，早则在5月25日就必然战败。由于指挥换人而产生的延误，增加了盟国军队在战略上的混乱；而法、英两国军队之间的联络失灵，则加深了法国人中间日益滋长的疑心（魏刚也有这种疑心），以为他们的盟友正在打算在危难中丢下他们不顾。5月24日，雷诺被说服发电报给丘吉尔，要求英国方面忠于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其实，哪一些命令是上一级的指挥部发出的，哪一些不是它发出的，这一点根本无关紧要。因为，从一开始，形势的发展就总是远远超过了这些命令中所估计的情况，致使其中所作的指示几乎总是落后于形势，因而在指示还未发出之前，就已无法执行了。如果把通讯设备失灵这一点也考虑进去，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法国统帅失去了信任，为什么法国人认为，英国人是接到了伦敦的指示，故意拒不执行命令，以便在法国人可能遭遇到的任何情况下拯救英国军队。
　　比利时军队在5月27…28日投降后，加速了这场战事的无可避免的结束。英、法两国的分歧在报纸上一直未透露过，可是比利时的停战，却在法国掀起了一股痛斥利奥波德国王的怒潮。甚至拥护君主制度的《法国行动报》，也把这位国王的行动说成是“露骨的、公然的背叛”’并把文章的标题叫做“国王骑士及其犯下重罪的子民”。被困在比利时的英、法军队打算突围到南方，这个企图失败了，此时除了从海上退却外，已无路可逃。魏刚和他的将领们都不愿意向驻在比利时的法军下令，要他们到敦刻尔克上船。几天以来，英国人一直在为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制订计划，还必须指出，当他们在单方面进行准备时，法国人——按照魏刚的话——却在慌慌忙忙地临时设法应付局面。这些事实，再加上两国军队的实际分布情况，使得在撤退（从5月29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的开头几天内，从敦刻尔克撤出的英、法军队的人数相差悬殊。在5月31日于巴黎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雷诺和魏刚指出，二十二万英军中已有十五万多人撤出，而二十万法军中已撤出的只有一万五千人。这件事在当时很使法国怀恨在心，而仇视英国的法国宣传家们之所以能使敦刻尔克这个字眼在法国人耳中听起来同英国人听起来意义大不相同，这也是原因之一。到最后，法军有将近十四万人撤出，在这次行动中法国损失了两艘驱逐舰、五艘鱼雷艇和许多小船。随着敦刻尔克撤退，北方的战事结束了。在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内，比利时二十二个师、英国九个师和法国三十多个师，连同几乎全部的装备，在战斗中都被消灭了。法国军队剩下的是一条沿着松姆河和埃纳河延伸到马其诺防线西端的临时构筑、工事单薄的防线。
　　这些事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