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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菟邓�1940年1月曾同内阁这样说过）。可是，甚至墨索里尼也认识到，意大利介入战争的时间，越迟越好。它必须要打的仗，越短越好。它能抓紧越多的时间来武装自己，它的介入能使局势发生变化和使战争结束的机会就越多。介入，只有站在德国的一边，这不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政策上的完全改变，而且也太危险了；因为，假如在西线继续进行围城战，而英法两国却不做任何事来帮助意大利，那么它就要落到波兰那样的下场。事实上，畏惧德国的心理，在墨索里尼的考虑中显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即使如此，这位最不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仍然继续不很认真地考虑着在地中海或巴尔干进行一场“并行”的战争，就象1937年11月间当英法忙于同意大利交战时，希特勒提议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
　　苏联入侵波兰，使意大利的处境更加复杂。在官方的鼓励下，作了一些努力（例如在博塔伊的《法西斯评论》中），把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看作几种殊途同归的思想体系，或是把苏维埃主义叫做“斯拉夫式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法西斯的统治集团，一旦同公众的舆论协调一致以后，就坚决地倾向于反共。此外，俄国进军东欧，威胁了意大利在多瑙河和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而德国采取的对策，则可能证明是把毛病越医越糟。一个持久的德苏协约，将不会有助于使德意轴心在德国得人心，相反，却可能贬低这个轴心在纳粹党眼中的价值，结果会使意大利再度成为欧洲的“单干户”。
　　其他一些更加出于个人的考虑，也对墨索里尼的心理起了影响。他过去经常鼓励意大利人铤而走险，1937年9月，他在五月广场曾向德国的民众保证，法西斯主义将同其盟友并肩进军，战斗到底，他在不久以前还引用过但丁在蔑视那些罚入地狱的人们时所说的话，认为这些人由于摒弃了采取行动的机会而“被上帝也被他的敌人所憎恶”，然而这时却被迫断然拒绝介入，袖手旁观，让希特勒去独力作战，这样，自己究竟算在扮演什么角色呢？使他更加痛苦的是，他不久就发现，尽管希特勒几次作了声明，德国人仍在指责意大利背信弃义地背弃盟友，而且还不是第一次叛离了。齐亚诺描述，墨索里尼被德国人取得的胜利深深地震动了，对德国时而不满，时而怀疑，他渴望自己在东南方进行冒险；他一会儿准备宣布中立，一会儿又准备同希特勒讨论介入的事。齐亚诺说，墨索里尼的特点是，每逢他觉得自己面临僵局，或者需要在两种祸害中作出选择时，他就要发泄一通好战的情绪，不过，甚至在这种场合，齐亚诺可能也有些言过其实。齐亚诺自称，他曾希望发生一场长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意大利将隔几年再介入，也许站在盟国的一边介入，以反对德国和俄国，这使人们有时得到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之所以在《日记》中记下上述内容，是由于他希望，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他已早有准备，好用这些内容来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并取悦于人。
　　在宣告不交战的时候，是非常强调以下各点的：强调意大利的行动自由；强调它决心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强调在对德国承担的义务方面是问心无愧的；强调它为防止战争和在公正地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和约所作的努力；以及强调它在稳定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局势方面所起的影响。墨索里尼在9月23日向波伦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讲话时，宣称意大利将武装自己，准备应付任何挑战，并将支持任何恢复和平的努力；宣称与此同时他的同胞必须沉默、警惕、勤勉，并要克制，不要在船的航向问题上与领航员纠缠。虽然，他在9月30日向热那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发表的一篇“非正式”讲话中，反复地谈到意大利在地中海“受监禁”的情况和战争的可能性，然而他坚决主张，意大利需要经过长期的准备才能打仗。
　　大多数意大利人都以极其宽慰的心情接受了不交战的方针，并十分希望能够立刻得到繁荣和持久的和平。可是，政治形势却使墨索里尼有些担心。不久以前的紧急情况，尤其是部分的动员，已使一般民众中普遍流露出惊恐和不满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只是暂时很剧烈，同时，对于法西斯党内的亲德派别，仍然需要加以约束，遏制其强行加快介入战争的步伐。据说，法西斯党的书记阿基莱·斯塔拉切、陆军部副大臣阿尔贝尔托·帕里亚尼将军、大众文化部大臣迪诺·阿尔菲耶里，在9月3日或9月3日以后不久，确实企图迫使这位领袖反对齐亚诺。因此，在秋天，当墨索里尼象以往一样痛斥漫骂“反法西斯主义的犹太的、共济会的、媚外的残余”时，却把政府的控制稍微放松了一些，同时也准备好，一俟发生紧急情况，就重新再加紧控制。
　　10月31日的“换防”，是意大利内阁在1935年1月以后第一次普遍的改组，使即将离任的大臣中有六人蝉联原职，即：齐亚诺（外交）；保罗·塔翁·迪·雷韦尔（财政）；多梅尼科·卡瓦尼亚里（海军）；迪诺·格朗迪（司法）；朱泽培·博塔伊（教育）。其他的人中间，帕里亚尼将军和空军副大臣朱泽培·瓦莱将军，由乌巴尔多·索杜将军和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将军接替；阿尔菲耶里（大众文化）由阿莱桑德罗·帕沃利尼接替；费利切·瓜尔尼埃里（外贸和通货）由拉法埃洛·里卡迪接替。从1931年以来就担任党的书记的斯塔拉切，调任法西斯民团参谋长，民团这时正在编入正规军（改编的确切日期是1940年3月）。继任他的埃托雷·穆蒂——一个由于勋章而不是由于才智而引人瞩目的飞行员——是受到齐亚诺保护和资助的人之一，齐亚诺本想通过他来间接地控制党，但是这个希望不久就落了空。在冬季的时候，党的统治集团内有了许多新的任命，再加行政上的变动，把党更严密地置于执行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党员的人数在1939年10月为二百六十三万三千五百十四人，从1932年以来，几乎全部是从各个青年团体中吸收的，在1939年12月间，扩大向退役军人和参加过阜姆战役的军人开放，据报道，到次年3月底为止，已有七十四万多人申请入党。
　　内阁改组以后，允许有稍微多一点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反犹的法律执行得比较宽大，报纸上开始比较全面和更客观地报道国际形势和国内困难的消息，虽然还没有达到把优先采用德国方面的材料一反而为优先采用盟国的材料。评论外交事务的文章仍然罕见，而且语调是克制的，只是偶尔有几篇授意写的文章，以对意大利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内容为主题。
　　墨索里尼曾对他的陆军部和空军部的副大臣表示不满，因为这两人谄媚地向他作出许多保证，结果却办不到，他改组了总司令部，留任巴多里奥元帅为参谋总长，把帕里亚尼的权力分给索杜将军和鲁道弗·格拉齐亚尼元帅，由索杜担任副大臣，格拉齐亚尼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一搭配后来证明是最不协调的。仿佛要弥补失去的时间似的，在9月底以前，就拨给三军一笔一百七十四亿七千六百万里拉的款项。10月间，把在危机时期征召服役的四个年度的士兵复员了两个年度，从12月1日起，又批推了第三个年度的士兵的假期，使实际入伍的人数减少到八十六万六千人；但是，与此同时，陆军却补充了没有军衔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并继续推行它的那项有迫切需要的炮兵计划。海军有许多潜水艇和“伊姆佩罗”号主力舰下水，并且能够在意大利参战以前再造好两艘主力舰——“维托里奥·威尼托”号将于1940年4月建成，“利特里奥”号于5月建成。制订了计划，要使飞机生产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又非常优先地考虑了巩固北方边界（勃伦纳山口和东北方通往德国的各个隘口也不例外），构筑“利特里奥的阿尔卑斯壁垒”。
　　法西斯政府的经济政策比以往甚至更积极地致力于开发本国的资源和工业，诸如褐煤、铝、水力发电、造船、炼油、冶金、化学制品、人造纤维。未来的产钢计划每年要增加二百五十万吨至四百万吨，在战争爆发以后，这个数字又提高为约五百万吨；与此同时，又拨出了大宗款项（似乎要强调政府的和平意图），用于公共工程（由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共同参与），用于开垦荒地和一项范围有限的在西西里岛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用于在罗马建筑住房，用于举办墨索里尼切望举办的1942年展览会：而10月28日波梅齐亚新城的落成典礼，则标志了开垦蓬廷沼泽地的大功告成。
　　意大利政府在渴望建立起谷类、油料作物、肉类、木材、纤维素、棉花、橡胶、铜、石油、废钢和其他进口商品的供应时，完全改变了先前依靠限制进口来节约使用日益减少的外汇储备的政策。例如，意大利在战争的头六个月中就从美国进口了价值五千二百七十万美元的货物，几乎相当于1938年全年进口总值的六分之五。一面又作出努力去夺取英、法、德已撤出的巴尔干和拉丁美洲市场。意大利政府缔结了一系列协定，以增加意大利同法国、巴西、保加利亚、芬兰、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贸易。它同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订立了三边结算协定，并开始以美国棉花供应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按照意大利人的看法，纺织品出口最方便，但是，对方十分需要的却是工程材料、机器、船只和战争物资。同希腊所订的一项六亿里拉的飞机合同，只是因为意大利外贸与通货部坚持全部要以可流通的货币支付，而不同意部分以实物支付，才在最后一分钟告吹了。荷兰及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和巴尔干国家都在购买，或试图要购买意大利的船只和飞机，直到意军总司令部乃至一般的百姓都开始抱怨，说拨作出口的东西太多了。还有人建议，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支付意大利进口的货款，意大利的承包商应到出口这些货物的国家去承包公共工程。后来在1940年8月，果然同罗马尼亚签订了一项这种性质的协定。
　　运输也提供了盈利的机会。意大利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运中享有特权的地位，许多流落在西半球束手无策的旅行者，都是出了应急票价，坐意大利的班船被遣返回国的。货运的收入也赚到了可以自由流通的货币，尽管因为需要保留舱位供给意大利自己进口货物的缘故，这笔收入是有限的。1939年9月，意大利大陆航空公司（LATI）新开辟了到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航线，两个月后，又开辟了横渡南大西洋至里约热内卢的航线。意大利的铁路和港口，也由于中立国的船运从北方的各港口转移到地中海而得到了好处。
　　但是，尽管为意大利的商品索取了高价，尽管定出了许多办法来鼓励出口商人，乃至最后答应他们除津贴外另发百分之二十奖金，尽管从汇款中和从隐藏在国外的资金财产中竭尽所能地榨取了外汇，意大利银行的储备仍然从1939年1月1日的三十六亿三千四百万里拉减少到1940年3月31日的二十六亿零一百万里拉。当年的国际收支差额预计显然将有四十亿里拉的赤字，但是甚至在那时，仍然向国外定购了大宗货物。
　　在国内，意大利人起先吃到的苦头，主要是由于生活费用的上涨，而不是由于9月间实行的对消费品的不十分严格的限制，不是由于从2月份起实行的对咖啡和糖的定量供应，也不是由于真正的商品匮乏，除了新年期间缺煤以外。政府似乎在煞费苦心地平息不满的情绪。它不仅试图控制物价和镇压投机活动，而且扩大了对工人家属的社会福利津贴的范围，最后并下令增加工资，从3月起，从事农业、商业、工业的工人工资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从4月1日起，政府雇员的工资增加百分之十。政府的开支达到了空前的数目，预算从1930…1931年度起就从未平衡过。1939…1940年度，出现了将近六十亿里拉的赤字，1940…1941年度估计也有同样的赤字，常规预算以外的开支还不计在内，在1939…1940年度，这笔开支总数达二百亿里拉。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征收了资本税和非常不得人心的营业税，发行了面值一百六十亿里拉的五厘息的财政公债，并向意大利银行求援。总的经济景象是活动不稳定和紧张程度增加，意味深长的是，证券交易所的繁荣在1939年11月底达到了顶点，此后证券的价格就趋向于下跌。
　　从一开始，英、法两国政府就极其重视使意大利不参战，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诱使它走向真正的中立。张伯伦仍然希望（象他在9月13日写给不久以前担任驻伦敦大使的格朗迪伯爵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意大利人民、意大利国王和意大利教会发挥其影响。据说，有些年纪较轻的法国军事领袖曾要法国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碟，要求意大利宣布是站在盟国一边，还是使其舰队保持中立。可是，法国的内阁和总司令部的做法却不同。在1939年8月23日的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和达尔朗极力主张，必须使意大利保持绝对的中立，甘末林指出，在当年的那个时候，要对意大利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是不可能的。来自意大利的威胁，在盟国的战略上留下了痕迹，这种痕迹表现在下面几点上：决定不攻打西壁防线；欧战一开始时英国的航运暂时改道不走地中海；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区驻扎了十个法国师的兵力，在北非驻扎了十四个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却只分别驻扎了九个师和四个师。意大利的不交战，使得法国方面能把这些军队调走一些，但是意大利在1940年4月和5月间走向交战前的状态，以及盟国随之而需要保留一些军舰，尤其是用于地中海的驱逐舰，据说曾经起了作用，使英国决定不攻打特隆赫姆峡湾，也使盟国决定撤离纳尔维克。
　　盟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讨好意大利。英、法两国政府表示了欣赏墨索里尼为和平而作的努力，希望进一步合作；它们答应避免发生可能妨碍相互关系的事件；它们甚至宣称毫无意图要强迫他决定赞成这一方或那一方。它们提出，意大利可以扮演一个它乐意担任的角色，成为一个“伟大而友好的国家”，成为欧洲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成为一支在巴尔干与德、俄两国抗衡的力量，在那里，不经意大利的同意，盟国将决不动用魏刚的近东军团。盟国一面又在经济上予以诱导；它们在北非实行的一些反对意大利的措施（诸如征用汽车和限制使用银行存款），在齐亚诺于9月5日发出怨言以后，立刻就取消了。可是，在突尼斯、苏伊士、吉布提等问题上，却没有作出让步；是否要就这些问题举行谈判，完全由意大利来决定；这就难怪，对于盟国的这些友好的表示，意大利有这样的反应，即齐亚诺在同弗朗索瓦…蓬塞的谈话中，曾将其简洁地概括为：战胜就是最好的宣传。
　　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德国人除了要得到意大利的一些好感外，很少在它身上浪费时间或精力。固然，希特勒9月3日致墨索里尼的情一开头就以庄重的语调宣称，命运终于将把他们两个国家结合在一起；接着又感谢墨索里尼在过去给予的支持，并恳求他在将来继续给予支持。但是，象希特勒9月1日在德国国会演说和18日在但泽演说时给予这位意大利“领袖”的那种公开的恭维，只不过是表面应酬，而且在但泽演说时他提到德国作出重大牺牲放弃了对南方的领土要求，却又把这些恭维话的味道冲淡了。希特勒也从没有采纳墨索里尼的建议，公布9月1日的电报，否认有什么要求意大利支援的需要。
　　意大利在1939年8月使自己不受与德国结盟的约束这一行动，更加不受纳粹党人的欢迎，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意大利人已预先告诉英国人，德国人将要干什么，从而鼓励英国人最后承担义务与波兰结成同盟；而在纳粹党人的眼中，意大利的主要价值却是在外交上起一种平衡的作用，以产生与上述情况恰恰相反的效果。希特勒对他和墨索里尼的私交所存在的浪漫幻想仍未减少，对于轴心国的“遭受破坏”，他归罪于齐亚诺和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阿托利科，归罪于意大利的将领，归罪于萨伏依王室，他怀疑后者一直是意大利与英国通讯联络的渠道。至于意大利人民对轴心国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抱过幻想。希特勒对意大利的参战究竟重视到什么程度，有关的证据是零碎分散而又有点相互矛盾的。据雷德尔海军上将说（他本人极力赞成意大利参战），希特勒是希望意大利介入战争的，因为，既然德国在自己的造船计划尚未完成以前便进行了战争，而意大利的海军却拥有许多潜水艇，这就会特别有用。然而，在其他时候，希特勒却会怀疑，甚至他的亲密伙伴墨索里尼也可能只打算同法国作战，而到了需要集中所有这些非常宝贵的潜水艇来对付英国的时候，他却可能单独缔结和约。希特勒也认识到，意大利不能应付一场长期的战争，如果它保持不交战的话，德国的资源反而可以消耗得少些；同时，要想意大利在德国发动西线攻势得胜以前就参战，未免期望过高，虽然，在西线战役的后期，意大利的帮助可能是有用的。不过，由于希特勒希望在1939年10月中或11月发动这次攻势，因此相隔的时间大概不会长久。同时，意大利已同意在毗连法国的边界上集结军队，派工人到德国，并在宣传工作上给予帮助。希特勒还指望利用意大利作为一支遏制南斯拉夫的力量，并将利用它对巴尔干的野心，一面煽动它反对盟国，一面阻挠盟国自己接近巴尔干诸国，而他自己却仍然能完全不受约束，何时想挫败意大利的这些野心，何时就可以这样做。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仿佛急于要充分利用剩余下来的玩弄花招的机会似的，在整个9月间一直企图召开一次由意大利主持的全体会议。法西斯党对国内和国外的宣传，反复建议用这种方法来结束这一场被称为无意义的斗争，并抢在西线战事发生之前采取行动。意大利并向英、法两国政府进行了更直接的接触，但是没有得到反应。墨索里尼并不灰心，他在21日以在《意大利人民报》发表社论的方式，答复了张伯伦在9月13日给格朗迪的信，建议在“合法的”国境线之内“重建”波兰（上一年他也曾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建议过大体相同的解决办法），并警告民主国家的领袖，对于正面攻击西壁防线，他们本国的同胞可能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9月23日向波伦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演说时论证说，盟国既然默许俄国侵略波兰，在道义上就没有理由继续同德国作战，而且，尽管英、法报纸上半官方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尽管德、苏瓜分了波兰，意大利在9月底仍然鼓吹妥协和解。
　　下一个提议来自德国方面。里宾特洛甫对于自己在9月的晚些时候第二次去莫斯科一事，一直对意大利人瞒得紧紧的，以致他们只是从报上才开始知道德…苏协定的条款；可是，他一回到柏林，就突然提议立即举行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谈或里宾特洛甫…齐亚诺会谈。墨索里尼认为派齐亚诺去比较不失面子。齐亚诺到柏林时，受到了对方，尤其是里宾特洛甫有些冷淡的、屈尊俯就的接待，里宾特洛甫这时正十分沉湎在对苏联的热情中。在他们于10月1日会谈时，希特勒详细地评论了军事形势。他大谈特谈德国势不可当，一定战胜，他暗示，马其诺防线并非坚不可摧。他对意大利不参战表示遗憾，希望它能介入，但是并不着急（据齐亚诺说）。他详细地讲了他同苏联和解的永久性和彼此因和解而获得的利益，详细地说明了他即将提出的“和平建议”，但是他既没有邀请意大利参与此事，也没有邀请它参与德、苏弃嫌修好的事。
　　可是，柏林方面在齐亚诺到达的当天向外国报界发表的公报，却象8月间已在萨尔斯堡所做过的那样，力图从轴心国的团结中获取政治资本。举行一次七国会议的谣言，在柏林也在罗马流传了一两天，劳合·乔治10月3日在英国下院提到此事时，也不无赞同之意，但接着英、法两国却预先通知意大利政府，希特勒的建议除非能符合盟国的作战宗旨，否则决无被接受的可能。总之，同意大利当初宣称自己决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时的劲头相比，在这个阶段中进行的所有这些和平试探，都是含糊的和半心半意的。
　　墨索里尼在这个时期的另一个计划，是由意大利组织和领导一个由中立国组成的经济和政治集团，其中包括巴尔干国家，也许还包括西班牙在内。早在9月初，就已发出暗示；到该月晚些时候，据悉德国方面对这个计划不会反对。希特勒于10月1日在柏林会见齐亚诺时，认为这个计划是对盟国宣传的一种反击而予以欢迎，接着又表示要意大利担任盟主，来领导濒临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所有巴尔干国家——这个定义如果是暗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不包括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之内的话，就标志着德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