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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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友邦”的国家，居然同俄国修好，感到失望。不管欧洲的局势怎样变化，日本反对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仍然不变。军部预料日本将成为各方施展“诱惑和阴谋”的对象；但是它将不予理会，坚决执行其对华政策。
　　军部的声明，用意显然在表明军事当局反对德国的建议，要日本效法德国，也同苏联缔结一个类似的协定。日本的报刊也驳斥了任何这样的想法。反对英国的宣传鼓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摆摆样子，但苏联却被普遍认为是日本最最危险的敌人，日本这时事实上正在同苏联交战。日本的报刊甚至发表了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国的亲日的政敌）的一篇文章，文章建议，既然德国已失信于日本，而英法两国也为苏联所出卖，因此这受害的三方可以达成协议，并可以共同向蒋介石呼吁与日本媾和。住在天津的长期受苦的英国侨民，看到德国侨民被日本哨兵打耳光，看到先前一直飘扬在德国汽车上的“万”字旗顿时被拔掉，莫不称快。
　　德苏协定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是使平沼内阁倒台。这是由于平沼曾劝说天皇赞成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对抗苏联。德苏协定使这项政策变得毫无意义，平沼政府不得不承担责任。因此，平沼内阁于8月28日辞职，组织新政府的任务委托给阿部信行大将。阿部是一个退役的将领，以前服役时间不长，在政界的经历就更短了。实际上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之所以被选为首相，是因为别人弄不清他究竟属于日本寡头统治集团中的亲轴心派还是反轴心派。阿部大将暂时还兼任外相，并以畑大将任陆相，吉田海军大将任海相。
　　阿部政府是一个军阀官僚政府，其中没有各主要政党的代表。正如《泰晤士报》记者所说（1939年8月30日），它是“一个看守内阁”。日本人对之并不热情，事实也证明，在1937…1941年间所有那些短命的日本政府中，它是最最软弱无能的。然而，这个政府的被任命，却是日本外交政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8月28日，阿部告诉木户侯爵，天皇已训示他竭力执行与英美合作的政策；从下述篇幅中可以看出，他也试图这样做。奥特亲身体验到，德苏协定缔结以后，德日关系明显地冷谈下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初夏。东京方面的亲轴心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奥特在1939年10月报告说，日本政府一直在把外务省和陆军省中一些知名的同情德国的官员调往国外任职，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在欧洲，白鸟于9月初被从罗马召回，大岛在下一个月也被召回，尽管德国曾作出努力，想要他留任驻柏林的使节。
　　8月31日，阿部大将发表了一篇广播声明，声称他的内阁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执行日本对华“始终不渝的政策”。政府同外国交往时，将奉行独立的方针。日本将同那些愿意同它合作的人合作，也将“坚定不移地反抗那些阻挠它完成使命的人”。政府将集中力量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和加强国防。
　　日本决定奉行“独立”的政策，是出于别无选择的余地。它实际上完全陷于孤立，既被它的反共产国际的伙伴所抛弃，同苏联的关系又濒于战争的边缘，而在天津问题上则同英法两国发生了争执。这时爆发了欧洲战争。9月4日，在内阁会议后，阿部大将发表了下述声明：“面临刚爆发的欧洲战争，日本无意卷入。它将集中力量处理中国事件。”我们将可看到，他之所以小心地避而不用“中立”一词，是暗示日本的“不卷入”态度是以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受干涉为条件的。政府的这一决定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他们不想再打一场新的战争，而且他们因受到德国的侮辱，这时仍然痛心疾首。
　　从政治观点来看，欧洲战事的爆发，起初被认为是对日本的一大宽慰。日本希望，无论英国还是法国，这时都不能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任何有效的干涉。此外，事态不久就变得很明显，苏联一心想把它在东欧的一份战利品捞到手，无心在远东恋战，因此在9月16日商定了诺门坎的停战。但是随后并没有达成里宾特洛甫所希望的全面的俄日协定。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对德国提出的为此进行调停的建议很冷淡。大岛和白鸟却渴望这件事能成功，但是他们在日本的影响已经明显地下降了。继任大岛驻节柏林的是来栖三郎，据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小心谨慎的人。1940年2月，当那个在“里宾特洛甫官署”中负责远东事务的海因里希·施塔默尔即将同德国红十字会会长科堡公爵担负着友好亲善的使命前往日本时，来栖警告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克诺尔说，施塔默尔和公爵还是不要同大岛和白鸟过分接近为妙，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他也劝德国不要侵犯荷兰和比利时，而是应当尽快把欧洲的战事结束。他暗示，日本也许愿意调停，以便实行停战，届时德国也可为中日冲突进行调停。来栖声称，他和有田是介于大岛…白鸟集团与亲英派之间的中间人物。来栖暗示，想要日本同苏联和解，眼前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这一番话使里宾特洛甫听了很伤脑筋。使他更为恼火的是，两个轴心国在对日政策上一时不能协调起来。墨索里尼对苏联进军波兰，对波兰的彼瓜分以及接着发生的芬兰战事，感到心烦意乱。他派往东京的大使奥里蒂一直劝日本人避免与苏联缔结任何同盟，而谋求与美国修好。德国向罗马提出了抗议，结果奥里蒂被召回。
　　可是，俄国人虽然准备和平解决满洲国与外蒙古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同日本之间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没有迹象要放弃对重庆的中国合法政府在外交上的支持，从而使日本人大失所望。因此，直到1940年夏天，希特勒同苏联的真真假假的同盟，继续受到东京的敌视，而走“中间道路”的阿部和米内两届内阁，则在全神贯注企图解决一直没完没了的“中国事件”时，逐渐把欧洲的战事看作一种障碍，因为它束缚了德国对付苏联的手脚，又使日本在抵制美国时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经济上，欧洲的战事为日本制造了新的伤脑筋的问题。1936年时，日本军事首领曾制定了一个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和一个为作战目的而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五年计划。这两个计划于1937年起执行，日本的膨胀的预算开支大部分都用在这上面；用于中国事件的只是一小部分。在同一年，即1937年，满洲国开始执行工业发展五年计划，以把这个傀儡国家建成一个“大陆上的战争基地”。这个十分艰巨的三管齐下的规划，正在大量地消耗掉日本的资源，使它不能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夺取其对手不得已而放弃的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此外，为日本和满洲国的发展计划而大量进口原料和建筑材料，正在造成日本对外贸易的严重逆差，耗尽它的外汇储备。为了缓和这些危险的倾向，日本政府曾努力加强德国、日本和满洲国三方的贸易关系，由德国用其对日贸易的顺差，来支付它进口的满洲大豆。1936年4月底，根据上述原则，缔结了满…德贸易协定，最初为期一年。该协定于1937年延期，1938年9月经过修改后再度延期。1937年，随后又在1939年，德国的奥托·沃尔夫商行一再向满洲国提供信用贷款，用以购买德国的机器。结果是德日满之间的贸易大大发展了。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或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或是显然希望得到私人利益，纷纷准备促进同日本的这种金融上和经济上的合作。
　　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展。日本尽管自1930年以来在工业技术上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仍然要从欧洲和美国获取新的工艺知识和某些类型的生产资料，尤其是机床，在这些方面，尽管日本官方对本国的制造商进行了鼓励，但是还远远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日本进口的机器主要来自美国、德国和英国。美国是主要的供应者，并有继续获得进展的趋势，因为德国和英国已专注于自身的军备生产。不过德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供应来源，特别在生产合成燃料的专门设备方面。日本要在本土和满洲生产合成燃油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能否获得成功，要取决于德国在技术指导和设备方面给予的帮助。
　　欧洲的战事，加上日德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冷淡，严重地限制了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1939年7月28日，在柏林草签了一项新的德日贸易协定。这个协定要等到10月1日正式签署生效，但是日本政府在9月8日宣告，鉴于欧洲的战事，这个协定正式签署和执行的时间必须推迟。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维尔不久就大发牢骚说，日本正在“顺从地遵行”英国的海运贸易管制措施，并且不提出严重抗议就接受了英国的禁运货物表。他说，日本也没有协助德国从中国或从荷属东印度获得原料。
　　1940年3月2日，奥特极力主张柏林在经济方面向日本作出一些让步。但是经济政策司的副司长克洛迪乌斯在8日答复说，德国无法这样做。即使德国放宽了付款或提供信用贷款的条件，也没有货物可以交付。他还说，里宾特洛甫认为没有必要给予日本任何经济上的优惠，因为过去的经验表明，日本一向是来而不往的。
　　阿部内阁公开宣称的要致力于处理中国事件的政策，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日本前几届内阁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是这场不宣而战的仗仍然拖了下去。欧洲的战事却激起了日本各阶层的希望，欲将这场令人厌烦的对华战争了结掉。各个沙文主义集团希望日本能从这场战争中脱出身来，以便顺着欧洲事件的演变过程，朝最方便和最有利的方向放手进行新的冒险。比较稳健和谨慎的人则认为，只要同中国的冲突继续下去，就没有希望真正地改善日本同各民主国家，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
　　因此，普遍同意需要同中国媾和，但是，对于取得怎样的和平和用什么方法来取得和平，却有明显的意见分歧。在媾和的条件上，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些人满足于日本在内蒙和华北确立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另一些人却希望把这种统治扩大到全中国。前者是从日本对付苏联的战略地位来考虑的；他们还希望，如果日本撤出华南和华中，并把那里的重要水道向各国的航运和贸易重新开放，英美可能对东亚新秩序采取比较友善的态度。较为激进的一派则希望保留并扩大日本人在所有被占领的中国地区已经建立的对交通和贸易的垄断；同时，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同民主国家发生冲突，这一派还反对日本从华南的作战基地——包括海南岛——撤军。日本驻中国的陆军，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驻在那里的海军，均持后一种观点，因为他们从出卖许可证和通行证给中国人和外国人而拥有既得利益，也因为日本军队及其随军的文职人员通过经济上的垄断而获得了利益。
　　日本政界和军界领袖大多在内心里已逐渐认识到，只有蒋介石将军本人，才是值得与之媾和的人，因为，即使签订一个仅能满足日本最低要求的和约，也只有他具备足够的力量可使中国人接受。所以，尽管日本人对于使重庆政权垮台和由日本扶持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议论纷纷，但是迄今还迟迟没有采取过这样的步骤。他们在华北和华中建立的地方政权，起用了一些资格虽老然而庸庸碌碌的食客，倘若同重庆的问题解决了，这些人是很容易被一脚踢开的。
　　汪精卫及其党羽的变节，是国民党队伍的第一次分裂。他们被接到了上海，并在日本的武力保护下安置在那里。1939年8月，他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自命为“正统国民党”。他们的和平宣传特别着重争取住在上海租界内以及住在香港和南洋的金融界和商界有影响的华人。倘若他们此举成功，他们的行动将朝着实现日本的希望迈进一大步，但是他们取得的进展是有限的。
　　欧洲的全面战事爆发，对中国有不利之处。中国政府本来希望日本将会卷入，但是日本却没有卷入。英法两国自此以后发现难以象先前那样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对中国进行援助，而美国的主要注意力则将比以往更加集中在欧洲的事务上。德苏协定的缔结也在重庆造成了一些不安，这种不安情绪更因德苏瓜分波兰而加剧了。倘若苏联同日本达成协议，中国会遭到象波兰那样的命运吗？或者，苏联是否要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让步，才肯继续支持和援助中国呢？日本人以及投靠他们的中国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联正打算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关头，苏联并没有采取这些行动。1939年秋季，莫斯科和重庆都否认了俄国在新疆和内蒙方面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报道。此外，俄国人还根据中苏贸易协定，增加了对中国的信用贷款。1940年1月18日，斯大林在答谢蒋介石祝贺他的六十寿辰时，希望中国能战胜“一切敌人”，这句话虽然有些含糊，可是东京方面听了很不受用。
　　俄华贸易主要沿着通过新疆的漫长道路进行，因此在数量上必然是有限的，但是，苏联的友好保证，是对重庆的一种鼓励，同时又使日本人和汪精卫正在制造的谰言不攻自破。俄国驻在重庆的军人暗示，尽管有诺门坎的停战协定，苏联与日本仍可能因为两国之间存在很多有争论的问题而重启战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日本向重庆提出的和议，在1939年间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
　　因此，日本政府乃乞灵于这样的计划，即以汪精卫为首，成立一个分庭抗礼的中国“国民政府”。1939年6月，汪精卫赴东京，平沼内阁保证给予支持。但在平沼下台以前，这件事没有明确的着落。1939年9月13日，阿部内阁发表了一个国策声明，其中特别谈到，“有鉴于蒋介石政权的势力日见衰微，考虑到中国新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将成立，本政府将积极帮助这个新政权成立，并将进一步努力，通过适当的和及时的措施，使中国事件得以完全解决”。
　　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在成立拟议中的新政权方面，存在严重的困难。首先，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反对在日本的保护下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汪精卫本人。它希望把日本的控制范围限制在以黄河为界的一片地区，并使这片地区脱离中国其余的地区而独立。汪是广东人，在北方华人中没有重要的追随者，而北京的日本当局则一直在努力说服从前的吴佩孚大帅东山再起，来领导“临时政府”。吴是一个武夫，他的名望一度很有号召力，但是他始终拒绝替日本人当傀儡。他在1940年2月去世，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希望落了空，同时也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华北的日本当局无可奈何地默认了汪政权。
　　而且，还有一个比华北日军当局的“地方主义”甚至更大的困难。这是由于日本政府与汪精卫“国民政府”之间将要商定的媾和条件的性质而产生的。这些媾和条件实际上是要作为引蒋介石上钩的诱饵。东京方面希望这位大元帅能设法接受这些条件，如果他仍然顽固不化，那末他的追随者中就将有许多人转变立场，使他势单力薄。东京政府的支那事务局局长柳川将军明白地表示了这一意图。1940年2月，他告诉日本国会说，一旦重庆政府或是要求议和，或是同意并入（汪的）新政权，或是愿意同新政权合作，日本同中国之间的和平就来临了。
　　但是，日本政府如果想要得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果，媾和的条件就必须有所节制。日本政府尤其需要认认真真地履行近卫亲王在1938年许下的诺言，中日经济合作将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这意味着，日本军队将不得不放弃它对中国的经济资源、工业和交通实行垄断管制的政策。阿部大将本人似乎是理解这一点的。在当临时首相之前，他曾经声称，日本的错误在于要求中国对它效忠，而不是要求中国进行“真诚的合作”；他还把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诡计多端的慷慨大方”，同日本对待中国的“度量狭窄、吝啬小气”作了对比。
　　汪精卫及其同伙，尤其是汤良礼和周佛海，在他们在上海办的报刊上，偶尔也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例如，汪在他办的《华中日报》1939年11月23日的社论中，断言日本单靠自己不能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断言日本在东亚确立其领导地位的前景，取决于它能否以英法同中国进行合作的那种精神来同中国合作。他还说，除了在蒙古的驻军外，日本军队应全部从中国撤走，中国的经济权利应保持完整独立。由于汪已死心塌地投靠了日本，他个人的意见对日本人起不了多大的影响，而人们却认为，他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怂恿才这样写，以间接地对驻华日军施加压力。意味深长的是，日军在上海的发言人对汪的文章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且清楚地表明，汪的要求超过了日本军方准备作出的让步。
　　驻华日军总司令是西尾大将，他的参谋长是先前在平沼内阁中担任陆相的板垣将军。另一个权势人物是影佐中将，他领导着驻南京日军的“特别课”，是当时南京傀儡政权的真正主子。1939年11月24日，据说东京政府曾派一个密使到南京见西尾和板垣，向他们传达了政府对于媾和条件的看法。在东京方面，陆相说明了即将采取的对华政策已于11月1日由支那事务局决定。18日，首相说，在中国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但是，此后在外表上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直到12月24日，阿部大将告诉新闻记者，汪精卫同日本政府的谈判这时已告完成，并再次说新的中国政权不久就将成立。1940年1月4日，驻华日军代表据称已带着他们的“基本媾和条件”到了东京。据说，日本内阁会议在第二天对此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将意见告诉了支那事务局，由该局在7日通过。1月8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提到先前在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3日对日本在中国的目标所作的解释，说汪精卫的目标“同日本的明显意图是完全一致的”，日本政府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成立和扩大拟议中的中国新政府”。但是虚弱的阿部内阁已在摇摇欲坠了。它在1940年1月15日倒台；新任首相是海军大将米内，他在1939年间曾坚决反对板垣的与轴心国结盟的政策。据说两个人因此而互不理睬。
　　与此同时，汪精卫的两个追随者陶希圣和高宗武背弃了他，于1月13日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他们在香港版《大公报》上公布了一个协定，说这个协定是汪精卫和影佐中将在1939年12月30日缔结的。他们还发表了汪同日本人来往信件的抄件，汪在信中要求从关税收入中提取四千万美元，把长江重新向各国航运开放。日本人对后一个要求表示反对。1月23日，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说，陶、高两人已把协定的影印本送到了重庆。两人说，汪把他同日本人达成的初步协定给他们看了以后，他们这才认清跟随汪是多么错误，于是就把协定书影印下来送到了重庆。协定条款规定，中国将承认满洲国和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日本将在两年内从华中和华南撤军，条件是新政权要对这些地区取得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内蒙和华北，日本将常驻军队；在内蒙将成立中日联合行政机构；华北将成为半自治区。海南岛将由日本永久占领，同时在全中国，日本人将在开发矿产、发展工业和经营交通方面拥有特权。
　　上述条款公布以后，在自由中国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汪和日本人显然都很为难。支持汪的人说，陶、高两人透露的胁定文本并不是最后的正式协定，只不过是日本人提出的初步要求；汪已经拒绝了这些要求，并已获得修改。但是，陶、高这两个以前支持过汪的人却断言，最后的协定除了在两项条款上稍有更改之外，和他们公布的那个协定完全相同。
　　不管这件事的真相如何，风声泄露以后，其后果是坚定了重庆政府不同日本媾和的决心，使许多动摇不定的中国人决意继续忠于合法的政府。汪在1月16日曾再度向那位大元帅呼吁，要求他在近卫声明的基础上同日本媾和。蒋介石在向全国军民发表的声明中作了答复，他痛斥汪是叛徒，声称同日本达成的这个协定要比1915年5月的二十一条“十倍地致人于死命”。
　　2月1日，米内海军大将告诉日本国会，处理中国事件的“基本政策”仍然不变，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将成立。新内阁的外相有田说了同样的话，他还说日本以及中国的新政权都无意消灭第三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2月2日，国会会议由于改进党领导人斋藤隆夫对军方在华政策展开了毫无隐讳的抨击而活跃起来。他的发言记录有些部分虽被禁止发表，但是泄露出来的内容已足以说明他的主张。他问道，中国事件还要持续多久，假定近卫所作的日本不强要中国割地赔款的诺言实现了，那么日本的流血牺牲和财富损失将得到什么报偿。他说，在欧洲，“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