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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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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使日本能任意向南方扩展势力，而在那里同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
里宾特洛甫在同莫洛托夫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时，曾建议缔结一项条约，包含三项条款。根据条约，苏联将宣布同意三国公约的目标，愿意在政治上同德、意、日三国进行合作。这四个国家须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不得参加对四国中的任何一国怀有敌意的国家集团。有关四国的势力范围，或者说“有关四国在领土愿望方面的焦点”，将写入拟议中的公开协定的各项附属秘密议定书中。
11月26日，即在莫洛托夫返回莫斯科后十天，苏联对德国的建议作了这样的答复，只要苏联的某些条件能够被对方接受，苏联政府对里宾特洛甫拟订的四国公约草案将表示同意。苏联的条件包括：德国军队从芬兰撤出，苏联与保加利亚签订一项互助条约，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建立一个陆军和海军基地。在中东，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朝着波斯湾的总方向，应被承认为苏联的领土愿望的中心。在远东，日本须放弃在萨哈林岛北部的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
这一答复说明，俄国人的主要兴趣是在巴尔干地区，而这个地区希特勒是坚决不让俄国人插手的。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不一样，他对同苏联签订协定的结果从来不怀希望，也不特别渴望同苏联签订协定。他不信任斯大林，认为那位苏联领袖将伺机撕毁任何协定，对德国进行袭击。希特勒决心先发制人；12月18日，他下达了“巴巴罗萨行动”第21号指令。1941年1月17日，正当莫洛托夫为他11月26日的去函一直未获答复而感到奇怪时，他接到通知，说他所提的问题需要经过德、意、日三国讨论，德国希望不久将恢复德苏之间的谈判。这不过是一种搪塞。因此，在三国公约签署还不满三个月的时间内，从日本人的观点来说，公约的一个主要的未来利益已经消失了。可是，日本人还没有警觉到这一点。
不过，松冈马上就意识到，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对日本大大不利。苏联政府在签订条约方面漫天讨价；要日本放弃在萨哈林岛的采矿特许权，显然还想收回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一部分，并且还想要满洲国牺牲其利益来调整边界。这使东京确实太难堪了，看来谈判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1940年11月15日，塔斯社否认一家外国报纸的报道，说苏联与日本已就它们在亚洲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协议，以及苏联已同意不再继续给中国援助。
三国公约也不能促使蒋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松冈曾经向蒋委员长公开呼吁，敦促他接受这些条件并同三国公约签署国站在一起。这位日本外相还曾派遣两名代表赴香港同重庆方面进行接触。据木户在战后的证词说，开始，这件事似乎很有希望，可是，最后，谈判仍归失败。在柏林，里宾特洛甫于1940年11月间尽其所能帮助他的盟邦日本，他对中国大使说，要是中国不抓住里宾特洛甫称之为它的最后机会的话，那么，日本将同汪精卫正式签订条约，德意两国接着将承认汪的政府。反之，如果中国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德国将为这些条件作保证。
至于这些条件的内容是什么，一直没有透露过，但是，显而易见，蒋是无法接受这些条件的。再说，日本的政策又表现出它一贯自相矛盾的特征。阿部与汪精卫在南京谈判的结果是，10月10日，日本和汪精卫政府签订了一份草约。11月初，一位满洲国特使来到南京，8日，对日本…满洲国…中国三国宣言草案达成一致意见。11月13日，日本同汪签订的条约及其附属文件在东京获得御前会议的正式批准。不过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决定要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争取与蒋达成协议，以使重庆和南京两个政府合为一体。结果，一事无成。于是，日汪条约及其附属议定书和文件于11月27日经日本枢密院批准后，11月30日在南京正式签署。
《中国、日本基本关系条约》共有九条。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中日双方互相尊重主权并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条规定，在恢复和平之后，日本将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第四条）。但是，为了共同防御共产主义，日本需在华北和内蒙古驻扎军队（第三条）。同时，还容许日本军舰在中国的水域内活动（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按照两国应当相辅相成、互通有无和照顾对方需要的原则，双方实行“密切的经济合作”。这一条特别适用于华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矿物资源，但是也适用于“其他地区为国防所需要的特殊资源”。在华北、内蒙古和长江下游地区，在商业方面实行“特别密切的合作”。第七条规定，日本同意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以换取日本人在整个中国境内的贸易自由和居住自由的权利。具体细则将由随后的一些协定来决定（第八条），这项基本条约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该条约所附的一份议定书规定，南京政府应同意日本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加强与重庆战斗的措施。日本答应在战事结束后两年之内，按照第三条的规定，完成撤退军队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名为“谅解条件”的文件，说明日本答应把在中国境内属于日本军管的财政机构和工矿企业移交给南京政府。
这些安排都是公诸于世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秘密附件，一个是双方互换的照会，另一个是汪致阿部的一封信。第一个秘密附件规定：“为了促进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确保东亚的和平，采取外交行动必须基于互相赞同的原则，对其他第三国采取的任何措施，不得与这一原则相违背。”汪事先已经同意，将对驻扎在“防共地区”的日本军队提供一切方便。
第二个秘密附件规定，为日本军舰在长江和华南沿海活动提供种种方便。为了“维持和保证中国海的航线安全”，中日两国将“在华南沿海一些指定的岛屿以及与之有关的地点”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两国还将“亲密合作”以开发厦门、海南岛和附近其他岛屿上“为国防所需要的资源”。
按照秘密照会，汪将承认（日本扶植的）内蒙政府管辖的范围为自治区，并给予华北政务委员会（其前身是华北临时政府）和日本在上海扶植的那个行政机构以广泛的权力。特别是在同日本打交道方面。最后，汪在致阿部的密信中答应全力与日本合作来搞垮重庆政府。
这些条款将使日本享有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霸权。这些条款似乎证明了，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激进派战胜了温和派，甚至连其中一些知名的主和人士也抛弃了同重庆和解的一切希望。要是条件能更宽一些，其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滇缅公路虽然自10月17日起又重新开放，但是蒋却感觉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困窘。10月18日，他对美国大使说，自由中国已濒于经济崩溃，而中国的共产党人正在利用重庆的困境来扩大他们的势力，他们有可能直接从莫斯科获得援助，自滇缅公路封锁以来，莫斯科一直没有向国民政府输送物资。蒋请求美国提供一笔巨额贷款和提供飞机，如果可能的话，还提供志愿空军人员。接着，他又向伦敦和华盛顿提出建议，发表一个三国声明，反对日本的新秩序，并签订中英同盟条约，他希望美国无论如何同意这样做。蒋的目的是要对付三国公约；可是，在那个时期，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还不能考虑这样做，唯一的具体收获是美英两国答应再给中国贷款。但是，这已使蒋大为振奋，他公开地向日本挑战。合法的中国政府在12月30日发表的外交部声明中，谴责汪精卫为“头号卖国贼”，不承认汪同日本缔结的条约，告诫第三方面不要承认汪政权，并重申中国政府决心继续作战，直到取得胜利。
由于松冈未能促使重庆同意他的和平建议，无疑他早已预料到重庆方面要这样答复，因而也不当它一回事。可是，一个更大的挫折在等着他。12月5日，塔斯社报道说，日本曾向苏联政府保证，它与南京签订的条约中的反共条款不是针对苏联的，这项条约并不妨碍日本欲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愿望。塔斯社的消息说，斯麦塔宁已经作了答复，关于同中国的关系，苏联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在这一声明之后，中苏贸易协定于1940年12月和1941年1月相继签订，并且还建成了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乌兰乌德通往外蒙古乌兰巴托的汽车公路。从此，物资可以从乌兰巴托用骆驼运到自由中国。1月15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告诉美国副国务卿说，苏联政府打算向蒋介石提供更多的军火，就他所知，莫斯科与东京之间的谈判没有新的进展。
这意味着三国公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松冈确信不疑地预言会得到的那种主要利益，即同苏联进行一笔政治交易，包括促使苏联停止向重庆提供援助。使日本更为沮丧的是，万一苏日发生冲突，德国可以援引三国公约的第五条以及它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不来援助日本。总之，除非苏联向日本保证中立，日本既无能力向中国增派军队来消灭蒋，又无能力响应德国的倡议，对东南亚的英国属地发动猛攻。
在1940年9月三国公约签署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曾邀请松冈日后访问柏林。12月19日，奥特汇报说，松冈曾经提到此事。松冈强调必须打开同苏联谈判的僵局，并表示希望访问柏林、罗马和莫斯科。12月24日，奥特又向他发出邀请，松冈宣称他将向内阁和军部申请必需的许可，以便访问欧洲，不过，他要等到大岛抵达柏林，递交国书之后，再进行此事。大岛是再度被任命为日本驻柏林大使，接替来栖。1941年2月3日，东京的一次联络会议同意松冈的申请；但是会议着重指出，松冈出访的重点是莫斯科，希望能签订一个苏日条约。访问柏林和罗马是次要的；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对他的美国同僚说，访问柏林和罗马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松冈于1941年3月23日抵达莫斯科后，在同美国大使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仍然保持原来的主张。他说，日本只希望结束同中国的冲突，毫无意图要去占领太平洋地区英国、荷兰或美国的任何领土。
3月24日，松冈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次讨论。按松冈自己说，一开始他就给这两位苏联领导人上了一堂日本式的“道义共产主义”课；他声称，“道义共产主义”是反对盎格鲁撤克逊人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共同敌人。作了这一开场白后，他就开始认真地谈论苏日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但是他发现俄国人只愿意讨论一个中立条约，而不提他所期望的那个范围更广泛的互不侵犯条约，甚至对签订中立条约，还要漫天讨价。因此，他决定将这一问题留到他访问柏林和罗马回来后再解决。
松冈于3月26日到达柏林，在随后三天中他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然后，他去罗马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回到柏林后，在4月4日和5日两天，又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一步商谈。从纳粹的观点来说，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服日本对新加坡立即进行袭击。他们已向大岛提起过这事，但是后来听到大岛暗示说必须先同苏联签订条约以及同中国媾和之后，才能采取任何这类行动，于是他们大为失望。里宾特洛甫对松冈说，德国从来不想邀请苏联成为三国公约的一个正式伙伴，甚至连缔结一个单独的联盟条约的谈判工作，这时也暂时搁置起来了。里宾特洛甫告诉松冈说，这是因为苏联对于缔结这个条约所提出的条件是德国不能接受的。里宾特洛甫说，总的说来，苏德关系还是正常的，但是并不友好，两国关系将来如何演变，难以断定。如果苏联要在欧洲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德国就打倒它。德国已经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准备随时应付这种突然事变。苏联如进攻日本，德国将立即援助日本。希特勒本人曾对松冈说（3月27日），美国和英国正在设法说服苏联，要它干预德国。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不过，他如察觉到有这种危机，他将立即采取行动。他已集结了一百五十个师的兵力，严阵以待。希特勒认为，德国已在苏联西部边境部署了这样强大的兵力，日本如向南挺进攻打英国的属地，谅苏联也不敢对日本进行干预。
这并不是松冈所盼望的目标。松冈的主要目标一直是想同苏联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根据代表团成员加濑俊一所说），该条约将包含这样一项协议，即日本承认苏联在外蒙古和新疆的特殊地位，相应地苏联要承认日本在华北和内蒙古的特殊地位。松冈还想要苏联保证不再支持重庆。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能够购买属于苏联的那一半萨哈林岛；或者获得保证，由那个地区供应石油，为期十年，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方面愿意在五年之后放弃在那里的开采特许权。到此时为止，在同莫斯科进行会谈中，他未能为达到这些目标取得进展，他这才明白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决不肯为他出力对斯大林施加影响，因为他们不希望他同苏联缔结一个条约，他也明白了，四国联盟这一宏伟计划已被放弃。当松冈提出缔结苏日条约的问题时，里宾特洛甫就劝他不必进行了，“因为这或许完全不适合当前的形势”。里宾特洛甫又说，缔结苏日捕鱼协定和贸易协定还是可以的。可是，这并不合松冈的胃口；3月29日，他回答说，他不得不同莫斯科商讨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因为是他原来提出这个建议的。他还提到想购买萨哈林岛北部一事，同时又说他对此事不抱乐观。里宾特洛甫说，“对于这件事，只有采取纯然形式上的和表面化的处理方法，才是可取的”，至于萨哈林岛问题，也可以在日后进行解决。他的话题又转到苏德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他声称：
如果俄国人竟然推行一种愚蠢的政策，逼得德国动手的话，届时驻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他了解他们的心情）倘若不能参加对俄国的进攻，他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如果日本能够集中精力去攻打新加坡，这将是对共同事业的最大贡献。有了共同的胜利，可以说，上述的各种愿望＇即松冈所提出的＇就会象熟了的果子那样落入日本的怀抱。
这是里宾特洛甫就德苏战争即将发生能够有权作出的最露骨的暗示。3月5日，希特勒曾向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布一项有关与日本合作的指令，命令不准提到“巴巴罗萨行动”。18日，雷德尔海军上将劝希特勒向松冈透露这一行动计划，以促使他马上去进攻新加坡。但是，希特勒由于对任何日本人评价都不高，显然认为松冈也许会把这一行动计划泄露给莫斯科，作为谋取他所盼望的日苏条约的手段。当希特勒于4月4日又会见那位刚从罗马回来的日本外相时，他宣称，苏联不会受到攻击，只要它能保持友好，继续遵守同德国缔结的条约。对苏日条约的谈判，他还持默许态度。4月20日，希特勒告诉雷德尔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日本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并诱使它去进攻新加坡。
4月5日，松冈离开柏林，次晨当他抵达德苏两国势力范围的交界线时，他知道了德国进攻南斯拉夫的消息。他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高兴。据说，他曾声称，老天爷已经把日苏条约放进了他的衣兜。可是，对这件事，他毕竟有点过分乐观了。苏联政府无意帮助南斯拉夫，虽然在3月间，美国政府根据可靠的情报曾警告苏联政府说，希特勒打算进攻苏联，苏联政府却不相信。因此，当松冈于4月7日又回到莫斯科，同莫洛托夫再开始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他感到谈判仍然象先前一样难以开展。次日，他对美国大使斯坦哈特说，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之高，简直使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它是否真正想要缔结这样一个条约。他不能想象，如何能在“领土方面作重大让步”。俄国人显然要求日本割让萨哈林岛南部，但是松冈却不敢在这一点上让步，他如这样做，一定会受到国内狂风暴雨般的愤怒谴责。他对莫洛托夫说，他既不愿意又无权作这种让步。
在这样情况下，松冈不得不勉强地放弃了同苏联缔结一个总的政治协定的希望，因为苏联政府或许并不希望有这样的协定。于是，他就转而谋求缔结一个范围较小的日苏条约，在条约中声明：两国互相友好；尊重彼此的领土；如果任何一方同第三国交战，另一方愿保持中立。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并放弃了他要日本割让萨哈林岛南部的要求；但是，他又象在上年同东乡谈判时那样，再度要求日本让出在萨哈林岛北部的石油和煤的开采特许权。松冈那时候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先前之所以要召回东乡，就是为了东乡建议要花这种代价的缘故。这时他本人也陷于同样尴尬的处境。他不能答应，于是，4月11日休会一天，他去列宁格勒访问，希望莫洛托夫经过深思熟虑后，或许会有所节制。但是，4月12日，他感到莫洛托夫仍然那样顽固。看来，谈判将告失败，因为松冈预定次日离开莫斯科，他决心宁可空手而归，却不能答应苏联的要求。可是，12日那天的晚些时候松冈去向斯大林辞行时，斯大林本人却又重新提起这个问题，同意不要求日本立即让出萨哈林岛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而松冈则答应，将说服本国政府在几个月之后作这种让步。他还给莫洛托夫一个书面保证，表示他愿意这样做，在这样的谅解基础上，日苏中立条约于4月13日正式签字。签字仪式之后，还举行了香槟酒会，斯大林并亲自到车站给松冈送行。当时，斯大林对松冈说：“日本和俄国之间既然解决了问题，日本可以整顿远东了；俄国和德国将经营欧洲，然后，大家再联合起来对付美国。”
中立条约规定，日本和苏联应保持和平与友好关系，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如果缔约一方同一个或几个第三国家交战，另一方保证在整个战争时期保待中立。该条约自签署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还附有一份边界声明。声明说，苏联同意尊重满洲国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也就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对苏联作了类似的保证。
缔结中立条约实际上是苏联外交的一次胜利，也是松冈的一次挫败。斯大林已得到日本的保证，万一希特勒进攻苏联，日本当保持中立，而他自己仍可自由地继续给重庆以外交上的支持。鉴于德苏战争即将爆发，松冈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缔结日苏条约的问题。这样，当希特勒发动进攻时，松冈就可以或是站在德国一边进行干预去打击苏联，或是要求苏联政府割让萨哈林岛北部和抛弃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作为日本保持中立的代价。
战后，苏联检察官在东京法庭上指控，松冈曾企图欺骗苏联，说他要缔结这项条约的目的，是希望苏联政府相信这个条约，将其驻在远东的军队调往欧洲，抵御德国的侵略，然后，日本将趁机占领一无防备的苏联远东地区。苏联检察官又说，可是事实上苏联政府并没有疏忽大意而撤走其远东地区的驻军。
固然，在德苏战争爆发之后，松冈不顾日苏订有中立条约，确曾敦促日本政府去进攻苏联。但是，在签订该条约的时候，他的动机或许并不象后来苏联起诉时所断言的那样居心叵测。下面这一事实最能令人信服他说明他的行为。虽然他相信，在英国迟早被打败之后，德苏终将发生冲突，但是他认为，不会马上就发生这种冲突。他相信希特勒对他说的话：德国不会进攻苏联，除非苏联政府本身有联合英国的迹象而引起德国进攻；尽管俄德之间在巴尔干问题上存在着芥蒂，他认为，斯大林不会采取任何这类行动。他已看出，斯大林是敌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亟欲避免冒犯希特勒。因此，当松冈不愿以接受苏联提出的无所不包的要求为代价来换取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时，他就急切想签订一个中立条约。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一个原因是他不想双手空空返回东京，另一个原因是他知道，不会由于希特勒向他作了口头保证，说什么要是苏联进攻日本，他就进攻苏联，日本人的疑虑就会减少了。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在当时的确等于是获得了一种保证，当日本向南挺进时，在背后不致受到苏联的袭击。
松冈第二次逗留在莫斯科的时候，再度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谈话，并告诉他说，德国人不会进攻苏联，除非苏联政府把提供德国的物资数量大大削减。在他看来，德国人故意散布进攻的谣言，其目的是为了吓唬俄国人，使他们继续提供物资。据木户在日记中记载，这是松冈的由衷之言。1941年6月6日，木户记道，近卫打电话给他说，大岛在伯希特斯加登见到了希特勒，并获悉德国已决定进攻苏联。听到这一消息后，近卫召开了一次联络会议进行讨论。会上，松冈宣称，不管大岛的报告怎么说，德苏之间和解的可能性占百分之六十，开战的可能性只占百分之四十。他坚持这种看法直到战争真正爆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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