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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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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似乎应该看得清楚的事情，后来却并没有看得那么清楚，即共产党人所抱的民族团结的动机，可能在一接到通知的刹那间就变成截然相反的态度，而在他们的追随者看来，他们新近在民族美德方面所赢得的证明却依然是无懈可击的。
在此期间，共产党取得了多方面的好处。作为取得胜利的选举联盟的成员，它增加了它的议席，可是它拒绝参加政府，而在事实上扮演了一个更象是在野党而不象是执政党的角色。它不用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可以为自己树立这样的声誉，它是人民阵线联盟中唯一忠于过去向选民作出承诺的成员。特别是，它可以加强它在工会中的地位，以准备夺取今后的胜利。实际上，它既可以利用法国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对立的深刻的社会裂痕，又可以同它的全国社团在一起利用群众的民族主义精神而垄断法国的革命传统。
在这方面，共产党和工会运动的独特的关系对于它是很有好处的。法国老的工会运动传统坚持工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工会的任务与政治职责是不相容的。这就是法国总工会的理论，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时，共产党的工会活动分子就从总工会分裂出去，组成了单一总工会。1936年3月，总工会和单一总工会合并时，从理论上说，法国总工会的论点取得了优势，但不能真正设想共产党工会运动的习惯和个人联系就会消失，即便共产党人中间有这样的意图也不可能。当昂布鲁瓦兹·克鲁瓦扎担任了众议员而又不顾别人的抗议继续担任冶金工会总书记时，内部破坏者的面目就看得很清楚了。
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随着未经锻炼的工人涌入工会和罢工热情的高涨而增加，及至新的会员逐渐退出，对罢工的信心也慢慢地消失，共产党的影响便随之下降。但是在法国总工会内部有了共产党人以后，他们就可能经常对总工会老会员的权威提出疑问。尤为重要的是，共产党人保持了一个来源，可以从工人阶级中稳步地吸收人员去充实党的较高级干部队伍。至于社会党则几乎不再有这样的来源了，它尊重总工会的老原则，它和工会没有组织联系。它的领导人，如果不是出身于中产阶级，通常也是工人的儿子，是靠奖学金培养成才的。
共产党声称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而且是现实的代表，这种说法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在巴黎地区，与此相应，它不仅以民族主义为掩护来向工人宣传阶级斗争的学说，并通过它对中上层阶级的影响，加强了自1848年开始的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阶级的疏远。对资产阶级中的那些强硬分子来说，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借口，说他们从来都是把工会运动当作必须与之战斗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还认为他们的阶级就代表全民族。在1935年5月的市议会选举中，共产党人在大城市取得的胜利就立即影响到中产阶级对同年5月2日签订的法苏条约的看法，并损害了最初由巴尔图（1934年10月9日被暗杀）发动的运动。即主张法国的外交政策不必考虑苏联的国内的政冶体制，正如不必考虑意大利的政治体制一样。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关于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难以分别对待的论点至少也是可以讨论的。最出色的为慕尼黑辩护的文章是蒂埃里·莫尔尼埃写的那一篇，虽然刊载该文的只是一份销路很小的《战斗》杂志，当时却引起了不少的评沦。这篇文章之所以更值得注意，乃是由于它的作者终于承认对希特勒有加以阻拦的必要，并且在法国被占领时期，他摒弃了他先前的导师夏尔·莫拉斯所主张的政策。作者在1938年11月写道，任何战争的结局都只能是法国的失败。因为战争的胜利者要么是德国，要么就是苏联。他心中所想的无疑就是说，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外国对法国的公开统治，而苏联的胜利则意味着间接的外国统治，其统治方法是通过法国国内的一个少数派，以工会作为工具来控制工业，又以一个政党为手段来控制国家。
共产党在1936…1939年的实力还有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正当国内所有其他政党都分为和平主义者和主张对抗纳粹者两个营垒时，只有共产党人是统一的，不过他们不是统一于和平主义或和平主义者所谓的“好战主义”，他们是统一于不惜冒任何风险保卫和支持苏联政策。从当时来说，甚至从1934年开始，这一政策就意味着与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结成共同战线，只是并不含有如莱翁·勃鲁姆等人所认为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意义，即要反对德国首先必须同英国联合。1938年10月5日，除了一个右翼众议员凯里利斯以外，只有共产党人在慕尼黑问题上投票反对政府。社会党人为了保持他们的团结，在表决时弃权。因此，“好战主义者”认为借重共产党的帮助，把工人阶级动员起来进行战争是理所当然的。很少人曾考虑到，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是可能改变其态度的，正如以后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共产党在宣战以后几个星期内就变成一个主张和平的党，从而使那些过去四年来习惯于把社会解放事业和反抗希特勒看成是一件事的人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
因此，在1939年3月，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些传统政党还在为表面上已于二十年前结束了的巨大民族牺牲付出代价，无论是右翼或左翼，都由于一再遭到失败而深感沮丧，它们之一再失败则又由于在思想上无力更新。右翼和左翼都有一些新颖和基本上是年青的团体，对外国左右两极的吸引力作出了反应，它们似乎是不可调和地相对立的，然而又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1914年颇为自信的法国的政党之间的尖锐分裂并没有背上和外国结合的包袱。
在述及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和外交政策问题之前，必须先谈一谈法国事务的另一方面，这方面的事情在战争期间是至关重要的。上面已经谈到过，法国舆论越来越重视法国的海外帝国及其也在增长的贸易；同时又谈到过，一方面是殖民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法国本土的人口固定不变，几乎仍然可以维持粮食自给，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关于法国与其海外帝国的关系，以及政治解放应走的道路，法国仍然保留着与英国根本不同的观点。在法国人心目中，这种关系就体现在各殖民地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议会两院中的代表权（的确，这种代表权的授予是不郑重的和不现实的）。很少人注意到，自己具有非常发达的文化的一些人，如北非的穆斯林和安南人，在法国议会中却没有他们的代表。殖民地被认为是法国的外省，最终将被兼并列一个广袤更大的国家中去，正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讲德语的阿尔萨斯、讲意大利语的科西嘉和讲凯尔特语的布列塔尼被兼并一样。至于什么时候兼并和如何兼并这类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出过。对海外领土是按高度集权制统治的，并不鼓励它们发展自冶的政治生活。殖民地议员分属于法国本土的各政党。在法国的政治历史上，并没有自然产生自冶领概念的根据。听候巴黎指示的习惯是根据“单一而不可分的法国”的原则培育起来的。虽然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奇怪的是，在政治和制宪方面却很少变化。因此就没有准备会有那种局势，即需要海外领土作出与本国中央政府相反的独立判断的局势。不过一项新发展却被证明是颇具始料所不及的重要性。法国从法属西印度的黑人后裔中征募了一批殖民官员，派往法属两非和赤道非洲任职，其中一位埃布埃先生一直做到乍得省的省督。如果法国的政策要向纳粹德国看齐，这显然同他们这些人的地位是不相容的，而且他们是了解这一点的。
虽然法国将军的退休年龄定为六十八岁，但是在1924年达到退休年龄的却是一位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对法国军事政策最有影响的人物。此人就是贝当元帅。从法定意义上说来，他是可以不退休的，因为法国元帅没有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过他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于人民的支持，尽管霞飞、福煦和普恩加赉对他的局限性都作过严格的鉴定。虽然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都很清楚，胜利最终应归功于采取攻势的精神，如果没有一位首先从攻势方面着想的将军，如果没有准备勇往直前拼杀的军队，1918年夏季的机会就会丧失，也许是致命的，可是法国人民却忘不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时发动的攻势中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一个回到家里的普通士兵，记忆到的是陷在泥淖中或挂在铁丝网上的死去的千千万万伙伴，他们很难认识到，凡尔登是因索姆河之役而得保全的。死者的家属对此就更难认识了。一个将军命令士兵出击所犯的错误总比他命令士兵守在战壕里所犯的另一种错误更明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的几个月中．法国的伤亡最重，所受的打击最大，当时在运用攻势理论方面所犯的错误也最明显。贝当不仅是一位和攻势理论关系最少的法国将军，而且以坚定的人道主义制止了1917年的兵变，并且平息了士兵的怨恨。保罗·瓦莱里有一次是代表法国群众讲话的，他在欢迎贝当取得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席位时宣称，贝当具有最高的天才，能够看到他的大部分同事所看不到的真理——炮火能杀人。法国群众下的断语是，一位福煦式的将领可能赢得胜利，但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毁掉民族。贝当的特别健康和长寿不仅使他的影响得以延长到他的晚年——在他那种高龄也只有最非凡的天赋才能使他的思想充分接受新见解——而且还使他成为弗朗歇·德斯佩雷以外的唯一尚存的胜利的代表。弗朗歇·德斯佩雷是在遥远的前线赢得胜利的，其政治态度也使他远不及他的对手那样可以为共和派所接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每一个男子服兵役的期限有着延长至三年的趋势，防御论所得到的另一支持就来自法国人想扭转这一趋势的可以理解的愿望。这种支持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因为在服兵役期限正要减成一年的1929年，那时国家处在最繁荣时期，而全国人力的使用却已接近极限。军方的意见是反对缩短服兵役期限（实际上大部分新兵的期限是十个月）的，因为缩减后确实难以继续占有莱茵区。它同逐渐增长的经济萧条结合在一起，将会减少赞成接纳移民的压力。因此，既要在战斗中保全人的生命，又要缩短每个公民服兵役的期限，这两种联在一起的愿望得到了一位年逾古稀而又具有保守和防御本能的老军人的支持，这便使本属有关进攻性战略而设想的马奇诺防线变成了既没有赢得战争的手段也没有此种计划的借口。大家都相信在这条防线后面的法国是安全的，所以，为什么要对德国进行干预呢？为什么要到欧洲另一端去寻求盟国呢？为什么要在军队中整整服役一年呢？在1932年让·普雷沃已经告诚他的《战后法国史》的读者，“信任甲胄”可能再次给法国带来在克雷西和阿让库尔曾带来过的灾难。
减少征募现役军人的数目使职业军人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种情况本来预期可以促进以夏尔·戴高乐上校为其杰出代表的那种军事理论的，他的理论赞成建立一支高度机械化和装甲的打击力量。但是有些因素阻挠了这种想法。在左翼政党中，占领阵地的依然是饶勒斯的瑞士式民兵思想。戴高乐的理论似乎为建立一个政冶上强有力的军事阶层提供了新的机会。在工人阶级中，仍有极其强烈的反军国主义存在着。现役军人没有投票权。在人民阵线的集会上，直到1936年他们获胜执政为止，他们所唱的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就是向第十七团士兵致敬的歌，这个团的士兵在1907年种植葡萄的南方发生动乱期间被派去维持秩序时叛变了。
不只是左翼对共和国和军队之间在德雷福斯一案中的冲突记得很清楚。一般职业军官也因此在任何问题上力图避免同政府或公众舆论发生冲突。戴高乐于1932年在他的《剑刃》一书中赞扬了以纳尔逊为典型代表的在一定情况下抗拒命令的功绩，但此种看法并未为军界所广泛赞同。在1914年以前因将领们的辞职而确曾促使人们对军事准备方面的缺陷严加注意，但此等事已不再重演。戴高乐自己的智力活动经历，其效果并非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马克·布洛赫说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知识界的弱点之一是大学教师对“好学生”的偏爱，顾名思义好学生也就是不同老师唱反调的驯服学生。正如他所指出的，不仅在大学中是这样，在军队中也是这样。
按新方针改组军队也受到经济危机的阻挠，当希特勒在德国执政的头几年中，历届法国政府一直设法用通货紧缩和精简节约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危机。需要改革军备的军事理论是不容易被正在设法削减开支以平衡预算的政府所接受的。因此在法国政府于1934年4月17日声明停止裁军谈判，并宣称法国今后将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确保其安全后，却将其军备拨款从六亿法郎削减到四亿法郎。1934年（七十八岁高龄）任陆军部长的贝当表现出完全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为满足军队的需要而运用他的巨大权力。在继贝当之后担任陆军部长的莫兰将军任内，1935年拨款增至八亿法郎，最后又为1935年和1936年补充拨款十八亿八千五百万法郎。
然而直等到勃鲁姆政府上台后提出了以花费挽救经济萧条的主张，1936年9月7日才拨出一百四十亿法郎，此后又增加到三百一十亿法郎。但除了起步必然缓慢外，这些贷款的使用在初期又受到劳工冲突和严格执行四十小时工作周的牵制（四十小时工作周就需要铁道增加职工七万人）。当保罗·雷诺于1938年11月接管财政经济事务以后，前面讲过的活力解放才给重整军备以推动力。但即便有了那些拨款，军队的财政还是处于如此拮据的困境，以致必须节约其他基本开支，所以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应征入伍的士兵发现连军靴都没有，许多人只得穿着普通便鞋去参加他们的部队，此种经历对下一年的士气起了很不幸的影响。
最后，有待解决的军事问题的性质需要有使用三军的整体协调思想，换言之，就是要有一个国防总参谋部。虽然早自1932年起就创设了国防部长这样一个头街，而且任职这个部的部长经常使用这一头衔，同陆军部长经常使用他的头衔一样；从1938年年初起，甘末林将军虽然已取得了国防总参谋长的头衔，但国防组织从未实际存在过。这对空军特别不幸，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一直在衰退，虽然最后在1929年取得了与其他两个军种平等的地位，并成立了独立的空军部，但除了英勇的传统外，它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理论或传统。在1939年3月以前的五年中，在各个部长任内，先后有过三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到1929年，政府和总参谋部，象他们在历次危机中一样，都认识到法国空军脆弱得可怜。另一方面，海军却也许是法国所曾有过的最强大的晦军，不过使用这样一支海军，它的基地必须要有充分的保卫，或则法国的抵抗中心必须转移到海外去，但情况又并非如此。
1939年3月，法国舆论充其量只是作了防御战的打算。它由于害怕遭受使法国失去战斗力的伤亡而苦恼着。它由于一些人越来越怀疑法国军队的效能，另一些人又从贝当和魏刚所宣扬的法国军队无与伦比的说法中得到安慰，因而陷入分裂。它对马奇诺防线寄予幻想，以为这条防线从瑞士一直延伸到海边，可是实际上已完工的部分只是到比利时国境和法国边界接壤处为止。正当不可避免的战争阴霾笼罩天空时，贝当却在一篇长长的序文中向公众推荐肖维诺将军的《入侵还有可能吗？》一书，该书声称修建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速度将被证明较之它们的被炸毁更迅速。
军队的理论是以1936年8月12日刊行的《大部队战术运用操典》一书为依据的，该书是由乔治将军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它代替了由贝当编写的1921年版的《操典》。1936年的《操典》断言：
负责编写本操典的委员会并不低估（自1921年以来）在战斗和运输手段领域取得的进展的重要性，然而委员会认为，这个属于技术性质的进展并没有多大地改变它的前驱者在战术领域所确定的主要规则。因此它认识到，在胜利之后不久由刚刚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的杰出将领所客观地确立的理论体系应该继续成为我国大部队战术运用的根本法则。
这段文字在暴露自满情绪的同时大概也泄漏了同样程度的沮丧的忧虑心情。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知道，他们最早必须到1940年夏天才能得到所需要的坦克，得到飞机大概还要迟一些，要有经过训练而能使用这些军备的军队，那就更要推迟一些时间了。他们知道法国的防御工事尚未完成，军队尚未得到在德国一旦侵犯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时便能按计划迅速进军低地国家所必需的装备。
让·吉罗杜在1939年回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时写道：
我们所有的条约，不论是胜利的条约或者甚至是失败的条约，都是以自信的心情并怀着希望签订的。夷平我们天然国境线的1815年条约，我国大部分人接受时都松了一口气。1871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在法国引起的只是一个反响，即希望复仇。另一方面，标志我国最大胜利的条约，即凡尔赛和约，却被改变为保证“安全”的形式。我们谋求的不是几年安全的问题，不是为了有必要的时间去检修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而是要谋求永久的安全。我们需要的是千百年的安全，能安全地走向世界末日，走向最后审判的日子。
法国就是在此种疲惫不堪的困境下开始争取它的二十年休养生息，以待它的元气得以恢复。
为防范德国的报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问题是，在它的西翼，如果得不到美国作为后盾，至少也要取得英国的支持，在东翼则要得到大陆上的一个或几个盟国的支持，至于那些德国要争取它们行动起来威胁法国的南翼并切断它同海外领地的交通线的国家，法国至少也要争取这些国家严守中立。在二十年和平开始初期，法国人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管有相当大的分歧，但在总体上看来，还不至于显得不可调和。右翼所设想的是旧式的联盟，左翼则从集体安全考虑。根据法国在胜利后的欧洲大陆的地位看来，这两种体系好象是可以融合为一的。在1934年巴尔图当权的短暂期间，这两种体系似乎正在合并成一个大同盟，它至少会得到大多数日内瓦国家的消极支持的。
不过那时在法国人观点上的另一种分歧也变得逐渐明显了，即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右翼和左翼的和平主义者都梦想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法国，又富裕又显赫，不卷入国外的纠纷，永远保持中立；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识到，法国的富裕是潜在的，实际上是又弱又穷，还不具备享受此种幸福的任何条件，而法国所羡慕的那些中立国家的幸福，正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尚未退出国际政治舞台而才获得的；如果法国不接受历史传统上应负的责任，法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全都无从实现，法国的物质利益也得不到保护。除了全国大部分人在看法上有此种分歧外，正如上文所指出过的那样，共产党人还持有第三种观点，在他们看来，“约柜”是在莫斯科，不是在巴黎。
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发生此种两极分化的演变，首先是由于前面已说过的疲惫、沮丧和在国内事务上的分裂等现象，此外又日益感到法国军事力量的薄弱。但和平主义的增长也是由于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迭遭挫折和暧昧不明。当法英美三角同盟流产后，法国在深感失望之余发现英国的战后情绪是不可能结合成欧洲和平组织的，无论是按日内瓦议定书的方针（左翼的理想）或按大陆联盟的方针（右翼的理想），都不可能同英国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其结果就缔结了折衷的洛迦诺公约，从中得到好处的是德国，这在三十年代业已日趋明显。
当法国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些新国家或大为扩大了的国家的紧密关系都已在松懈时，洛迦诺公约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然而这还有其他的和十分重要的原因。法国的渴望安全并非出于俨然以领导者自居而非受人尊敬不可的态度。法国的稳定和自足的经济，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资本或市场吸引力上都不能为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的农民国家提供它们需要从一个大国获得的那种富有生气的推动力。这里产生的问题和法国同它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问题相类似。最后，法国在其盟国中所享有的文化上的威望也并不是象很多法国人所想象的那种性质了，当它的失效被发现后，便激起一阵辛酸和失望。不仅有关国家的讲法语或读法文的这一阶级正处在社会和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就是法国的文学艺术，从任何国家大多数居民的观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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