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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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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他对意大利军队在战争中所有“丢脸的”行为，特别是意大利“军官团”和在东线的阿尔卑斯团及其他团队的作战表现，大发雷霆。
在这方面，纳粹党的其他人士也抱有同希特勒一样的看法。表面上，纳粹党还是坚持德意联盟不能“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它是以“法西斯革命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甚至在1943年9月停战协定签定以后，德国所采取的方针还是，不应因为“罗马一小撮财阀政客犯下的罪行”而责备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人民。可是，希姆莱由于他本人不象博尔曼那样是制订纳粹党这方面政策的人，不大担心意大利法西斯的垮台对纳粹党士气的影响，所以他对意大利人的缺点倾向于采取一种远为严厉的看法。1943年10月4日，他在波森向党卫队将领们讲话时曾经指出，意大利人中只有墨索里尼是“伟大的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他坚决认为，德国人一定“要明白”，意大利人的软弱在于“他们的血统和他们这个人种”。如果意大利是一个同德国“骨肉相连”的邻邦的话，“那么，要是它保持强大，事态将会大好”。可是，事实证明它始终萎靡不振，“能维持现状也就不坏了，非常之好了”。
这种见解并不完全是由于1943年9月意大利的垮台，这一点可以从居住在德国本土和占领区内并在那里工作的意大利人所受的待遇上很清楚地看出来。在保护国内，意大利人受到的待遇，象意大利总领事于1942年2月有理由向齐亚诺抱怨的那样，“即便不比捷克斯洛伐克人差些”，至少“的确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在其他占领区内，移民计划所带来的大批驱逐外国人的行动，也没有把他们列为例外。事实上，意大利人始终就没有被看作在种族上是同德国这个主宰民族平等的。他们一般不准同德国人通婚。三国公约签订才三个月，纳粹党就向德国境内各级党部发出秘密通知，提醒他们，这项禁令已经通过了。
在德国人和他们的另一个主要盟友日本人之间，广泛的合作就自然条件而言是不可能的，看来合作主要限于根据1941年3月5日希特勒发布的“第24号基本命令”互相交换技术情报。甚至连里宾特洛甫在三国公约签订后特别重视的经济合作协定，也直到1943年1月20日才付诸实施，而且鉴于盟国控制住这两个轴心国“领域”之间的海运路线，这个协定主要也还是一纸空文。可是，德国的宣传机构却迅速提出了可以用来实现更为积极的合作的种种方法。它还大肆宣传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42年1月签订的军事协定，欢呼它确保了“兵力的适当配置，以便为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作战计划做好准备”。它还强调日本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和德意两国陆军在非洲的行动这两者之间的联合作战意义，企图暗示轴心国正在采取一种“内线和外线”的战略，即由德国和意大利在陆上负责“内线”作战，而由日本在海上利用其“外线的有利条件”。然而，就连最乐观的德国发言人也不得不认识到，这种合作至多也将是偶然的。为了充实德…日联盟的内容，他们便侧重于德日文化方面的合作，由德国海军上将弗尔斯特主持的德日协会的分会在德国许多大城市里成立起来。对德日文化委员会的种种活动，也给以广泛的宣传。这个委员会是根据1938年的德日文化协定组成的，由外交部文化政策司的西克斯教授负责。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尽管德国报刊和宣传机构对东方这个新盟国的英雄事绩给予热烈的赞扬，但是有些人显然感到，在对德国负起的“北欧人的”使命写了和说了那么一大套以后，现在又同日本联合起来去攻打它的欧洲姊妹国家，这就德国说来是很不合适的。1942年1月1日，《巴塞罗那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阿尔瓦尔·范内斯的很长的文章，指责德国人“背叛了白种人”并“犯下了雅利安人的变节行为”，因为他们“为欧洲未来最大的威胁……‘黄祸’效劳出力”。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原来已经不安的情绪变本加厉。由于这种指责来自一个早已被认为在政治上（即使不是在军事上）和新秩序共命运的国家，这就使德国宣传部显然特别为难。它连忙在它的国外主要宣传刊物《信号》上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进行答复，说“欧洲团结”的事业早在1870年和1914年使用有色人种的军队来攻打德国时就已经被出卖了。这件事在德国外交部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外交部于1942年3月派该部新闻司的乌拉赫亲王到罗马去，就这个问题向齐亚诺的秘书达耶塔进行试探。与此同时，德国的公众也开始对德日联盟是否恰当这一问题普遍感到怀疑，因此1942年6月5日博尔曼不得不向纳粹党发出了一项特别通知，要求全党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制止有关“黄祸”的进一步议论，他把这种议论说成是相当于“叛国罪”。但是，这种怀疑显然继续存在，甚至在最高阶层里也不例外，而希特勒本人则对日本人当时正取得的惊人的进展也开始不安起来。据戈培尔说，希特勒对“白种人在东亚遭到的惨重损失”“深深地”感到遗憾，有时还“忧虑地”问自己，“白种人最终是否能对具有巨大潜力的东方人民保持他们的优越地位”。
德国与其他轴心国伙伴和卫星国家之间的关系，同它与意大利的关系比较起来，甚至更为全面地受到希特勒本人的控制。严格他说，西班牙既不是盟国也不是卫星国，尽管佛朗哥很早就向元首和墨索里尼表示过忠诚，可是就西班牙而言，自从1940年底它退出“费利克斯战役”以后，希特勒显然已经不再把它当作轴心国事业中一个得力的正式伙伴了。他得出结论，西班牙“只有在战争的结局已定时，才会出来支持一方”。然而，他认识到，“至少在表面上”同西班牙“保持友好关系”对德国是有利的，由于他看清楚“西班牙的立场极为可疑”，甚至到1944年1月那么晚的时候，他都不敢采取任何“可能会促使西班牙加入敌人阵营的措施”。另一方面，他也不阻止德国报刊对西班牙的态度进行越来越直率的批评，特别是在1943年底蓝色师从东线应召回国以后。德国新闻界态度的这种改变，其更加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强调西班牙渴望合作建立新秩序的，是报刊上的撰稿人，而不是德国官方的发言人。原先，每当一支西班牙“志愿兵”分遣队到达东线时，或者每当志愿兵频频赴德国作宣传性访问时，他们总是十分显著地加以报道，甚至象1942年4月西班牙与德国之间的国标足球比赛这类体育活动，也被急切地用来作为西班牙同轴心国“团结”的证据。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提到西班牙同轴心国的关系时，则谨慎得多，只把西班牙的态度说成是“非交战国”，或是“强调”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有“特殊情感的中立”。
在卫星国中，希特勒认为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之同德国“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其意义和意大利并不一样。可是，拿罗马尼亚来说，他个人同扬·安东尼斯库元帅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比同墨索里尼的关系还要密切。事实上，他向墨索里尼承认，他“十分尊重”那位罗马尼亚元帅，虽然他“对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并不信任”。安东尼斯库元帅是希特勒遇到困难时曾经请教过军事问题的唯一外国人，也是在元首大本营中敢同希特勒毫无拘束地直率谈话的唯一客人。他还受到特殊的礼遇，希特勒从来没有给予其他卫星国领导人这样的款待。1941年6月，他事先便获悉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当他于1942年2月访问希特勒时，纳粹党报以头版新闻报道了他的访问，而对当时也在德国的吉斯林，却只给以简短的、不十分显著的报道。在这次访问时，希特勒亲自授给安东尼斯库金质鹰徽大十字勋章。6月里，他成为第一个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外国将领。
就政治方面而言，希特勒对安东尼斯库的这种偏爱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大大加强了后者同匈牙利人的对抗。显然，这并没有使希特勒觉得遗憾，因为他象这个罗马尼亚元帅一样，也“看不起马扎尔人”。何况希特勒本人对霍尔蒂的感情始终就不是很真诚的。首先，那个匈牙利摄政未能全心全意地合作去“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这一直使希特勒感到恼火。其次，他对匈牙利人不愿全力支持东线的战事也非常不满，甚至在公开演说中也流露出这种不满的情绪，时常用不同的词句提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同他的合作。在演说中，他还倾向于把匈牙利人同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混在一起，而对罗马尼亚人则另眼相看。他认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由于对轴心国的忠诚，在领土方面都已获得了不少的好处——匈牙利根据维也纳议定书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又在对南斯拉夫发动进攻后得到了普雷克穆尔耶、巴奇卡和巴兰尼亚，罗马尼亚在对俄国发动进攻后收回了比萨拉比亚，并且并吞了外尼斯特里亚。在希特勒同墨索里尼的会谈中，他主张“轴心国的外长有责任心平气和他说服这两个国家”，使它们之间敌对的情绪不至于发展到“公开决裂”的地步。他还说，他本人已经告诉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如果他们双方不顾一切想要打仗，他决不会阻止，但是他们双方都会因此得不偿失的。”可是，暗地里，他显然已经向那个罗马尼亚元帅暗示，他往后会让那个元帅放手去对付匈牙利的。米哈依·安东尼斯库第一次到东普鲁士访问德国元首大本营后一个月，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1942年3月19日的攻击匈牙利人的演说，这不大可能是一个巧合。这篇演说一时使轴心国内部很有发生一场战争的危险。
至于保加利亚，希特勒似乎接受了这一事实：即保加利亚人民的亲俄情绪使他们不能参加这次进攻苏联的“十字军”。他同博里斯国王的关系一向并不错，即使不是真正友好的话，因为国王的“自然的”和“谦逊的”态度显然给希特勒和他的随从留下很好的印象。希特勒因为保加利亚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战役，所以给了它相当大的报酬，正如希特勒1941年5月4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从而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忠实的盟友付清了“历史的债务”。如果不是由于保加利亚同莫斯科保持外交关系的话，他无疑会给予它更多的报酬的。这意味着，提到保加利亚在新秩序中的作用时，德国宣传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德国和保加利亚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上，放在亲德派人士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正起着的作用上，而不放在可能牺牲苏联而作出的领土调整上。
至于芬兰，希特勒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它同盟国方面的一个主要国家（指美国）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且象中立国的记者指出的那样，芬兰同德国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定，只是由于对一个共同敌人开展斗争而必须进行切实可行的合作。虽然如此，根据作者写本文时（1953年）业已掌握的证据来看，希特勒的确非常重视北方的这个盟邦。在1941年12月11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他在赞扬各卫星国时特别提到了芬兰，并在1942年6月专程去芬兰进行访问。
就德国同各卫星国的关系而言，军事合作或许并不那么突出（有时候的确非常脆弱），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倒是希特勒所采取的两个步骤：第一，“保护”轴心国内的日耳曼人，第二，在德国试图“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时，保证使这些国家同德国合作。关于日耳曼人的问题，德国的政策是：坚持这些日耳曼人可以享有自己的法人团体，有权成立自己的地方政府，制订法律以维护他们的日耳曼民族精神，参加武装党卫队和德国其他军事组织，以及一般说来，同德国当局保持它可能要求他们保持的那种关系。例如，斯洛伐克是1939年“战争爆发时手持武器参加德国方面作战”的第一个卫星国。在那里，德国侨民团体的领袖弗朗茨·卡马辛便同里宾特洛甫经常保持联系，里宾特洛甫就用他作为非正式的德国专员。卡马辛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过程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他对于自己是德国特务一事也从不隐瞒。根据1940年7月21日的斯洛伐克立宪法令，在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将由一个国务秘书处来代表。1940年5月，据宣布，他们是一个自治团体，除斯洛伐克政府征收的各种赋税外，有权征收自己的赋税（Volkssteuer）。在克罗地亚，根据1941年6月21日的克罗地亚国家法和同年10月随后公布的一些法令，德国侨民团体也获得了自治团体的各种权利，其结果是：（1）他们的领袖布拉尼米尔·阿尔特加耶尔博士成了国家行政长官，在日耳曼族人的所有内部事务方面拥有最高权力；（2）日耳曼族人的文官都宣誓既效忠于希特勒又效忠于德国占领下的克罗地亚的首领帕韦利奇；（3）日耳曼族人可以按照纳粹党的仪式悬挂德国国旗，唱德国歌曲，穿制服和行纳粹党的敬礼。在罗马尼亚，德国侨民团体的地位，是在1940年8月30日签订维也纳议定书时由里宾特洛甫和罗马尼亚外长马诺伊列斯库签署的一项特别议定书规定的。后来，这项议定书又由一个协定和一项法令加以补充。前者是1940年10月6日由安东尼斯库与侨民领袖安德烈亚斯·施密特签订的，后者则是同年11月21日使侨民团体成为自治团体，并授权给它颁布自己法规的一项法令。象在克罗地亚一样，侨民团体的成员被迫既向当地政府（所谓“罗马尼亚军团国”）宣誓效忠，又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在匈牙利，侨民团体的地位也是由维也纳议定书签订时签署的一项特别议定书规定的。这项议定书赋予当地的德国人毫无阻碍地保留他们民族风俗的权利，并允许“匈牙利境内德国人民族同盟”在弗朗茨·巴施博士的领导下，有权决定哪些人可以被承认为侨民团体的成员。日耳曼人将有自己的德国学校，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将有适当的人数参加。可是，同其他卫星国家的日耳曼人享有的权利比较起来，匈牙利境内日耳曼人的权利仍然受到严密的限制。他们没有获得法人团体的地位，他们领袖的权力也不能同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侨民团体领袖的权力相比拟。地方当局禁止他们在国旗旁边悬挂“万”字旗。在匈牙利议会的辩论中，议员们常常流露出对日耳曼少数民族领袖们敌对的情绪，而在种族上属于日耳曼族的人们，大多数又都拒绝参加纳粹党控制的侨民团体。
象日耳曼人那样，犹太人也成为德国干涉卫星国内政的一种借口。1941年12月，外交部主管“德意志领土”司的副国务秘书路得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方面德国的计划究竟要求各卫星国参加到何种程度。根据路得的意见，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通过下列方法：
1。将居住在德国及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所有犹太人押送到东方去； 2。将占领区内已经丧失公民权的所有德国犹太人押送出去；3。将所有塞尔维亚犹太人押送出去； 4。将匈牙利政府移交给德国的所有犹太人押送出去；5。向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德国准备把居住在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押送到东方去；6。促使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政府制定类似纽伦堡法令的法律； 7。劝说欧洲其余各国政府颁布有关犹太人的法律；8。并象以前那样“自觉地”与盖世太保“合作”以执行这些措施。
有一时期，纳粹当局显然妄想起草一份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共同条约，要求防共协定的所有签字国予以签署，从而使他们的“彻底解决”计划对各卫星国都有约束力。可是，这项计划似乎遭到了反对，因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匈牙利都不愿意对这种多边的谅解承担任何义务。因此，德国最后决定对各卫星国分别施加压力，迫使它们一个个同德国签订双边协定，允许德国人把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押送出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还是拒绝听从德国人的号令。为了要澄清有关“彻底解决”建议的许多问题，纳粹于1942年1月20日召开了著名的“万湖会议”。在会上，海德里希发觉不得不指出，尽管“在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项问题已经不再有什么困难了”，尽管“罗马尼亚也已经委派了一名主管犹太人事务的专员”，在匈牙利“却仍有必要在不久的将来迫使该国政府接受一名关于犹太人问题的顾问”。但是，事实上，正象里宾特洛甫的特使费森迈尔于1943年4月和12月两次访问布达佩斯回来后不得不汇报的那样，外交上的任何威胁都没有能促使匈牙利人改变态度，事实上匈牙利押送犹太人出境的工作直到1944年3月德国人占领该国后才开始。
第三章 党卫队与新秩序
如果我们不提党卫队在新秩序的筹划和组织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篇概括的研究就不是完整的，因为党卫队对那个议论很多的（即使是多少有些模糊的）政治概念的形成无疑起着极其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影响。的确，我们甚至可以说，希特勒的欧洲主要就是党卫队的帝国。元首本人特别赞赏地看待这一帝国，就因为它体现了那么许多他自己的思想和原则，可是象我们往后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一帝国也是占领区内民政和军政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常徒劳地尽力加以反抗的。由于这个原因，一般很难把德国大空间的历史同党卫队的历史和它的政策与活动分割开来。
党卫队的登场一点不是因为它在国家和纳粹党的结构内享有特别有利的地位，而是因为它在初期就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有好多年，党卫队一直独断独行，成了国中之国，象波森军区司令官佩策尔将军早在1939年11月就很有理由抱怨的那样。希特勒为了奖励党卫队“在1934年6月30日事件”中立下的功劳，不仅把它提升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结构内一个独立组织”的地位，而且还容许党卫队的官员象盖世太保的特工人员那样，实际上不受正常的德国司法机关的管辖。党卫队遇到可能的时候，总避免通过正规的国家和党的机构发挥作用。它从一开始就保有自己的情报体系，而且在很早时期这个情报体系就成了纳粹党和它的各个组织的唯一情报机关，后来还取代了正式的军事情报组织谍报局。其次，它还设立了自己的一些从事政治、思想和“社会学”研究工作的独立机构——其中包括由希姆莱担任主席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党卫队研究和训练协会”（遗传研究所）。
在各项活动中，党卫队具有一个有利条件（这是同希特勒的欧洲有关的许多其他机构所没有的），即在自己组织内享有协调的、有效的领导，因此，象时常发生的那样，如果它在工作中同国家和党的其他机构发生矛盾时，它对于自己的目的应是什么至少十分清楚。总的说来，就它乐于宣布的政策而言，它在说明自己的目标方面要比其他那些机构直率。党卫队看不起那些“计划制订人”，它的机关报《褐衫队》专爱拿那种人取笑；它对于那种建立在许多宣传人员所鼓吹的广泛基础上的新秩序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深信，在德国领导下经过改组后的欧洲的任何地区，首先考虑到的应是“血统、国土和种族”，尤其是种族，以及某一个党卫队发言人所谓的“武力全能这一概念”。因此，党卫队在这方面工作的重点在于德意志各族人民和日耳曼侨民，即希特勒保证要“收回”到德国来的那些国外的德意志人。
象在德国本土那样，党卫队在被占领的国家内也成了执行希姆莱这个德国警察总监所必须承担起的许多特别“保安任务”的主要工具。1939年10月7日，希特勒颁布命令，任命希姆莱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Reichskommissarfur die Festigung deutschen
Volkstums），根据这道命令，党卫队又取得了广泛的权力。这项任命（我们随后即将谈到）实际上给了这个党卫队头子无限的实权，使他可以在占领区内指定“居留”区，从而根据他认为种族上和人口统计上合适的情况调整欧洲的地图。结果，不仅是党卫队（由于它的警察权力）成了新秩序的保护人，它的头子希姆莱在某些方面也成了新秩序的缔造人，正象希姆莱自己的一群大空间计划制订者——施图卡尔特、贝斯特、赫恩等人——于1940年他四十岁生日时献给他的那卷关于党卫队地缘政治学的专论集中正式承认的那样。
1942年8月12日，希特勒颁布了一道法令，授与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全权处理纳粹党同丹麦、挪威、比利时和荷兰的所谓“日耳曼民族团体”的意识形态关系，从而大大扩张了党卫队在国际领域里的权力。起初，这种职权只涉及纳粹党同有日耳曼人的国家内亲纳粹的组织所保持的关系。可是后来，由于被占领区内的德国代表事先未同希姆莱商量，在涉及日耳曼人团体的事务上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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