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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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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经济秩序的基础，将是在欧洲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共同体，在德国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集中计划将取代无组织的自由主义，而在欧洲各地，通过创设充足的信贷，将保证有高度的就业水平。
国际分工将尽可能予以鼓励。德国和东南欧国家在两次大战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显示出这样一种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而在新欧洲扩大了的地区内，这些好处甚至将更大。丰克于1940年9月在维也纳国家博览会上说，如果每个国家为了要生产从钮扣到火车头这一切东西，因而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建立重工业，并且只能靠关税、补助金和限制进口来维持这种重工业，那末这就是在经济上精神错乱。为了代替这种方式，欧洲各国之间应当发展专业分工，以有利于全体。然而，没有一个德国作家或演说人曾明白他说过，实现这种专业分工应采取什么方法。显然，他们曾设想到按照在德国已经确立的方针，由政府管制工业，同时还提出一项建议，认为已经承担起许多重要的准备工作的国际卡特尔可以予以扩充和加强，并置于某一中央权力的监督之下。他们承认整个大陆的分工问题不同于一个国家的分工问题，并且表明，为了整体的利益，可能有必要放弃仅仅有利于一国的工业。还有一点虽未公开表明，言外之意却是，遇到德国和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可能发生利害冲突时，德国的愿望应得到优惠的处理。
就我们可以见到的情况来说，对德国以外的欧洲各地所作的设想，其倾向无论如何是朝着部分非工业化发展。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缺乏粮食和饲料，增加农业生产是合乎需要的，但是鉴于欧洲农业总的说来不如工业那样有利可图，因此德国人大概宁可让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去从事农业。在东南欧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策将继续下去，但是这个地区将放弃其军备及辅助工业（诸如机械和机车），因为对这类产品是没有需要的。有一个作家把南斯拉夫的纺织工业也说成是“从欧洲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甚至在西欧，虽然全面的非工业化当然根本办不到，但是他们也设想出某些改变。丹麦将来应减少养牛和乳类生产，增加谷类和饲料的产量；挪威应致力于在农业上自给自足；甚至法国将来也应被看做主要是一个农业经济单位和主要粮食的输出国。
欧洲经济的改组工作，将借助于德国与各成员国之间缔结的长期协定。这些协定保证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向各成员国提供一个可靠的出口市场。在这些协定的基础上，将有可能调整有关国家的出口结构，使之符合于大德意志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需要，这些协定对于农业国家将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在这方面需要制订长期的规划。随着经济关系的范围逐步扩大，参加国所获得的利益也将日见增加。
新欧洲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也将借助于消除兑换率波动的弊病。这些弊病如果听其存在，将会减损上述那些长期协定的价值。欧洲的货币将不再象以往那样同黄金联系起来，它们的价值将由国家管理的经济体系予以规定。“我们决不奉行一种会使我们依赖黄金的通货政策，因为我们不能使自己受到一种我们无法决定其价值的交换媒介的约束。”经过一个预备性的调整时期以后，成员国之间的交易将在固定兑换率的基础上进行。要维持这些兑换率，自然取决于在成员国中按照德国战前采取的方针建立起严格的物价管制和监督来。至于贸易帐目的结算，德国在1933年以来建立的双边协定的制度，到时候将为一种多边贸易制度所取代。按照这种制度，所有的欧洲国家将通过设在柏林的一个中央票据交换所，用德国马克来结算其贸易帐目。兰德弗里德（经济部的国务秘书）在1940年9月科隆交易会开幕时说，德国正致力于恢复旧日的多边票据交换制度，以柏林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并尽量减少贸易壁垒。“至今仍使欧洲各国彼此分隔开的国际间对出口和外贸所作的种种限制，必须迅速予以废除。”
新欧洲同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讨论的问题。国际分工，结合农业和矿业生产的发展，将使欧洲摆脱对世界其他各地提供的必需品的依赖。同外界进行的贸易的实际数额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尤其是新欧洲的确切的幅员和新欧洲境内所需要的生活水平。德国人始终没有清楚他说明，新欧洲究竟将包括哪些地区，但是在1940年，设想的范围大体上似乎包括全部欧洲大陆，从大西洋沿岸直到苏联边境，可能还包括地中海地区，甚至整个非洲大陆。据一个作家说，人们日益认识到，德国和意大利所要改造的欧洲，包括整个非洲，欧洲有了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中心和一个复兴的地中海地区以后，必须同非洲在政治上联合成一个大陆。有些人还建议，德国同意大利、俄国和日本之间最终应结成一种伙伴关系，以便控制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整个广袤的地区。
在较小的地区内，彻底的自给自足意味着对生活水平将加上某些限制。欧洲大陆——苏联不算在内——没有其他国家的供应也能生存下去，可是这意味着要失去某些东西：咖啡、茶叶和可可将不得不放弃，而烟草则只能满足正常需要量的百分之五十。短时期内，缺少脂肪将成为严重的问题，但到时候通过增加油料作物的种植，应可弥补不足之数，饲料的缺乏大概会减少能够饲养的牲畜数目，棉花的消费量将不得不减少三分之二，丝绸的消费量则不得不减少一半，而黄麻则是无法获致的。从长远来看，最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缺少诸如铜、铝、锡、镍和锌这类金属。
然而，德国并不打算改变成一种绝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丰克将其主张概括如下：
这不是要么自给自足要么出口的问题，而是自给自足并且出口的问题，对于这个词儿，要求有正确的理解。我们认为，卖掉我们的品质优良的工业产品，去换取世界市场上的原料，这是重要的。可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点保留意见。我们必须留神使所有这些商品在欧洲经济区内部有充分的供应，从而使这个地区在经济上独立于其他地区。因此，我们必须保证它的经济自由。这主要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采取定额配给来限制石油产品的消费量，我们将来就无需从海外市场上进口一吨石油。但是如果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开汽车，如果我们可以生产多少汽车就生产多少，那末也没有什么好阻挡我们从世界市场上进口这份额外的石油，因为万一需要，我们可以把消费量减少到我们自己能够生产的数量。这在诸如咖啡、茶叶、可可等等这类商品的消费上更为确切。我们必须提防，以免万一有需要时，大德意志经济区在自己本来能够生产的物资方面，竟然变得依赖它无法控制的势力和权力。
乍看起来，德国改组欧洲经济的计划，即使从一个非德国人的观点来看，似乎也有某些优点。答应给予那些在新秩序下合作的欧洲国家的好处，听起来颇为动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自由主义未能提供一种办法来战胜萧条并取得合理的就业水平，所以采用某种形式的国家管制和计划，乃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之间对于可能进行合作的兴趣增加了。在库登霍韦…卡莱吉伯爵于1923年创立泛欧同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岁月里，曾经有过一系列旨在促进欧洲经济合作的会议和计划，其中包括所谓白里安和范·齐兰德计划，以及设立一个欧洲同盟调查委员会在国际联盟范围内进行工作。乍看起来，新秩序似乎是在欧洲大陆内实现国际合作的又一次尝试，这一次是由德国和意大利发起的。
可是，经过较为仔细的考虑后，情况似乎就颇为不同了。一个联合的欧洲可能会从成员国的合作中得到好处，但是现在主要的好处都保留给德国自己了。丰克说，“未来的和平时期的经济必须保证给予大德意志最大的经济安定，并保证给予德国国民最大的商品消费量，以提高全国的福利水平。欧洲的经济必须适应于实现这一目的。”对于那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那些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海外贸易的国家，前景是暗淡的，因为德国人直言不讳他说过，这些国家必须对其经济结构进行彻底的改变。那些纯粹依靠农业和矿业的国家，境况则不一样。根据答应缔结的长期协定，在一段时期内稳妥可靠地提供给它们广阔的德国市场，将使它们摆脱掉由于海外更为有力的竞争而感到的忧虑。但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里东南欧事态的发展来判断，境况不会是全然有利的，尽管德国人自称德国在那个地区的贸易政策是成功的。固然德国为它从东南欧输入的农产品付了很高的价格，但是，有关国家也被迫为它们从德国输入的商品付出高价，而且根据同德国谈妥的清算协定，这些国家不能转到别处去购买。从长远来看，将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东南欧农业区内人口过剩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新秩序却提不出一项解决的办法。
在欧洲境外，新秩序对德国以前的贸易伙伴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据丰克和德国其他作家与演讲人说，新欧洲完全准备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不过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这样做。英国和美国对世界贸易的垄断必须予以打破，新欧洲拒绝再向“欧洲以外的任何团体强加给它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屈服”。欧洲愿意同个别国家进行贸易，但是将拒绝同任何一些联合起来的国家进行磋商。丰克说，“在同南美国家进行贸易时，我们不需要北美做中间人。德国要么在同主权国家自由缔约的基础上同南美各国进行贸易，要么干脆不同南美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德国人的欧洲将拒绝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除非后者作为一个单独的单位。倘有需要，新欧洲将能够不同外界贸易而存在下去，可是其他国家由于需要工业品，将被迫寻求同欧洲建立贸易关系。
可是，在改组欧洲的计划公布以前，德国在已经落入它控制下的国家里采取的行动，最为清楚地表明了拟议中的新秩序的真正性质。1940年夏天，海外国家和西欧国家可能还准备谛听德国人的导致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宏伟计划，可是奥地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却已经在德国的统治下受苦受难了。
第二章 欧洲经济管制的结构
在欧洲的战时经济结构中，德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德国连同并入它版图的土地，是最最强大的经济单位。不仅如此，至少在1940年后，确定轴心国统治下的全部欧洲生产因素的分配问题的，也只有德国所作的决定。执行这些决定所选择的方法，随着实施这些决定的地区以及当时的战争形势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论何时，最终目标却总是一样的，那就是，为德国，为德国的作战努力榨取最大的利益。
鉴于德国的地位既是新秩序的柱石，又是在它控制下的整个地区的中央政策的制订者，也鉴于选择了在欧洲其他地方贯彻德国意图的方法大半都是在德国本国使用的那些方法的扩充和修改，因此，在谈到德国企图在受它控制的国家内改造生产时采用的手法之前，必须对上述那些方法先作一番叙述。
自从纳粹党执政以后，尤其是1936年后，它始终推行着一种旨在使国家的经济为战争作好准备的政策。这样一种政策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所有部门实行全面的管制。为了促成这一点，纳粹党着手把劳动人口按照职业内容成立四大管理组织，每个组织根据“领袖”原则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这四个组织是：全国农业协会、工商业公会、德国劳工阵线和德国文化协会。全国农业协会包括所有的农场主、农场主的家属、农场工人，以及农产品的第一道加工者和经销者；工商业公会吸收了所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劳工阵线则由各行各业的雇员组成，而所有的作家、艺术家等，以及报社、剧院和诸如此类的其他团体，则属于德国文化协会。由于所有这些组织的构成都非常相似，我们只要叙述一个组织——工商业公会的情况，也就够了。
纳粹党人在取得政权和随后巩固政权时期，都曾不断寻求商人的合作，并曾强调指出后者从这样一种合作中会获得的好处。然而，好处决不只是单方面的，因为商界领袖愿意同政府合作一事，使经济管制工作大为简化，同时由于这些领袖们的知识、创造性和事业心全供政府使用，所以也提高了生产系统的效率。工业管制的整个基础就是建立在商人同政府合作的这种基石上的。
自发的工业组织在德国起源于十九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变得日益复杂。到1933年，德国的经济生活既在区域基础上又在业务基础上组织起来。区域单位是工商业公会和手工业公会，它们的职能是代表一个特定地区内所有工商业的共同利益。然而，更为重要的却是那些业务组织，因为所有从事于经济部门中的任何一项专门活动的人，都参加了这类组织。这个系统以七个全国性团体为首，分别代表工业、商业、银行业、保险业、公用事业、旅游业和手工业。这些全国性团体分成许多经济团体，它们又分成行业团体和行业小组。全国性团体中势力最大的是德国工业全国联合会，它于1919年由代表轻工业和代表重工业的两个全国性团体合并组成。矿业和制造业的所有独立的业务公会，都是全国联合会的会员。全国联合会为会员提供了许多服务项目，涉及经济政策、关税和进出口的问题，并对卡特尔的组成和发挥作用提供意见。
因此，在1933年德国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组织系统，而且可以不遇到多少困难就置于有效的国家管制之下。区域和业务组织的原有结构大都保存下来，但是作了某些更改。在这些更改中，首先是实行了“领袖”原则。商业组织中的高级职员过去一向是按正常的投票方法选举出来的，但是根据新的办法，各个全国性团体和公会的主管人员一概由经济部长任免，而较小团体的主管人员则由全国性团体或公会的主管人员任命。另外，还实行了一项规定：凡是企业家必须既是业务组织又是区域组织的成员，从而保证了国家经济生活的指导工作是“遵照着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理论上讲，政府只要发布命令，由那些自治的工业组织去执行就是了。但是实际上，经济管制的制度并不是运行得十分顺利的，因为卡特尔自身的利益往往同全国性团体和公会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
在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和以后的几年中，同生产管理有关的主要政府机构是：德国经济部、四年计划组织办公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战时经济与军备处，以及德国军备与军火生产部。
经济部是魏玛共和国的遗物，成立于1919年，到1933年权力有所扩大。它的职责包括对商业政策和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外汇管制等进行监督，并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充当德国政府的顾问。正如上文已经提过的那样，经济部长还负责任命——必要时还罢免——全国性团体和公会的主管人员。1934年8月任命的部长是耶尔马·沙赫特，他在1933年3月已被重行任命为德国银行总裁，1935年5月又被任命为战时经济全权代表，一身兼任三职。
成立一个四年计划组织的意见，始于1935年秋季德国发生粮食危机的时期，但是直到1936年10月18日希特勒下令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总负责人时，才告实现。虽然这个组织的目标当时并未公布，但是后来知道，它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德国经济经得起危机的考验，并提供一种类似于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的经济事务最高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应能对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统一的领导，并且使它为战争作好准备。鉴于这项工作规模庞大，这个组织势必要同原有的机构，特别是同经济部发生冲突。在戈林就任这个职位后不久，他同沙赫特之间在应当执行的经济政策总方针上就发生了争论。这种争论到1937年11月以沙赫特辞去经济部长和战时经济全权代表的职务而告终。在沙赫特辞职以后，曾经作过一番努力试图消除由于同时存在两个职权大部分重叠的机构而自然产生的争执。戈林本人接管了经济部两个月，目的在于把四年计划组织的大部分职务合并进去，后者随后就只保留了一个小班子。据1938年2月新任命的经济部长和经济事务全权代表丰克说，这次改组的目的是，使“帝国元帅为他自己保留了在最最重要的决定性问题上指导和控制经济政策的大权，并发给我＇丰克＇相应的指示，但是这些指示的执行自然是操在经济部及其各个组织的手中”。尽管戈林在受审时曾经提到丰克对他的“无可非议的态度”，以区别于他同丰克的前任沙赫特的关系，可是对于经济计划责任的分工是否真的十分明确，似乎仍有一些疑问。
大战爆发前的那几年中，管理军备生产主要是军事当局的责任。1939年2月4日的命令把德国国防部改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于是国防部不复存在了。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下面，设了一个战时经济事务处，后来到1939年11月22日又改为战时经济与军备处，由托马斯将军主持。这个处的职权后来变得相当大，到1942年临近行政改组前的一段时期里，实际上负责了经济事务的军事方面。1942年，该处分成战时经济处和军备处，前者仍属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后者则改属军备与军火生产部。托马斯将军继续主持以前的战时经济与军备处所分成的这两个部门，因此在某些职务方面仍然隶属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而在其他一些职务方面则改属施佩尔领导。战时经济与军备处下面的最重要的机构，就是1942年改归施佩尔主持的部管辖的军备检查所。这些检查所按地区组织起来，遍及德国全部领土，后来还遍及占领下的全部欧洲。它们主管作战物资的生产、安排计划和订立合同。
在早期，对军备生产拥有一定权力的另一个人物就是战时经济全权代表。他的职责是协调各个民用经济部门，为战争作好准备。在沙赫特的领导下，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并组成过一个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有各个经济部门的代表，以及内政部、行政工作全权代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后来还有——而且是最最重要的——四年计划办公室的代表。可是在沙赫特辞职和丰克上任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职务便有名无实，真正的控制权掌握在四年计划组织总负责人的手里了。希特勒于1939年12月颁布了一道命令，正式变更了这种权限。
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促使行政机构进行多大的改组，因为建立这种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万一发生这类战争时，可以提供一种指导经济事务的工具。在1941…1942年的冬季以前，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改变。从那时起，德国人才开始对闪电战的最后胜利提出了疑问，并认为需要有某种较为集中和有效的组织，以便为进行一场长期战争提供足够数量的手段。1942年春天，出现了两个新人物。一个是图林根州行政长官弗里茨·绍克尔，他成了四年计划组织结构内的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另一个是阿尔贝特·施佩尔，他在弗里茨·托特死后奉命继任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以及托特生前所担任的各个职位。施佩尔所掌握的权力远比他的前任为大，因为当时对于这个职务的整个概念不同了。施佩尔说，“直到那个时候，希特勒都认为托特的主要活动是在建设方面，而这就是他要我接替托特的原因。……我一就职，立刻就看出，我的主要任务不是建设，而是强化军备。”然而，授予施佩尔的权力，仍然不足以使他对经济事务的军事部分进行全面的改组。一则，只有陆军的军备部门归他管辖，海军和空军的军备部门当时仍分别由不同的机构管辖。再则，经济部长仍然掌管着皮革和纺织品之类对武装部队极为重要的基本物资的生产。
1942年和1943年军事形势提出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在1943年秋季导致了行政方面的进一步改组，这一次改组较为大刀阔斧。已经不再能严格地区分施佩尔管辖下的经济事务的军事方面和丰克管辖下的民用方面了。必须给予这方面或是那方面以优先权。
战争的种种意外情况使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集中和统一战时经济的管制和组织，以便为了作战目的比以前更有效地使用德国人民的经济实力。将来，全部生产力和人力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广泛的范围内予以运用，以实现军备的增产。为此目的，德国的战时生产必须由一个机构根据统一的命令进行指挥。
为了推行这项政策，1943年9月2日公布了一项命令，授与施佩尔新的权力。根据这道命令，德国经济部长应负责制订总的经济政策，负责解决有关对外贸易的问题，负责供应居民消费品，以及负责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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