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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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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要政治任务是为游击队筹措金钱和给养，破坏工业生产，以及发行秘密报刊。起初，皮埃蒙特第四军的遗产，就是金钱和武器两者的主要来源，瑞士的朋友也提供了一些金钱。有些工业家也以食品和鞋袜来帮助游击队。米兰和其他地方的法尔克大钢铁厂是由德国人供给原料并严加控制的，该厂的恩里科·法尔克同工人一起密谋，把生产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一些厂主也有这样做的。米兰和都灵所有较大的工厂的工人，都善于利用某种好象有理的经济借口展开短期的静坐罢工。鉴于德国最高统帅部越来越依靠意大利北部的工业生产，这种破坏活动就很重要了。1943年12月和1944年3月在米兰以及1944年6月在都灵，也发生历时较长的罢工，当时菲亚特厂的工人就这样成功地使当局未能把菲亚特工厂迁往德国。罢工当然是严格禁止的，罢工者总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可是意大利北部这些工人如此团结一致，以致德国军事当局不敢采取行动，唯恐达不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总把尽可能多的劳工送往德国，因为在那里比较容易施行高压手段。
为了表达抵抗运动的愿望，意大利人很快就办起了丰富多采的地下刊物，某些杰出的作家和记者全向这些刊物投稿。印刷机和工作人员常常真的被发现了，或者差点被发现，可是迅速便安排好转移。在这方面，象抵抗运动的所有其他工作那样，一个人遭到逮捅，立刻就有另一个人顶替。所有的政党这时都尽可能按期发行它们的报纸，某些游击中心也出版自己的报纸。地下刊物还传播德国人和新法西斯分子想要查禁的消息。在北部，恩佐·博埃里就是收集和散发消息的人士之一。1943年11月初，在那不勒斯成立了一个团体叫做“意大利抵抗组织”，后来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在意大利南部的盟国军队和北部的抵抗运动之间逐步设法建立越来越多的联络线，这方面的中心人物就是雷蒙多·克拉韦里。
1944年5月间，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权向游击队提出“最后建议”，要他们投降以求得宽恕。它还威胁说，此后凡发现携带武器者将立即予以枪毙。这项“建议”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这时候大势已定，不过在盟军于1944年6月4日进入罗马时，中部和北部的战斗几乎还没有连接起来。在外面世界上，这件事因盟军攻入法国而立即无声无息了，可是在意大利，把德军赶出罗马的心理影响却是深远的。凯塞林在6月17日的一项命令中强调指出，“意大利战区，特别是意大利中部，”情况日益恶化，德占区和意大利解放区之间的鸿沟已不再是象深渊那样张着大口了。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觉得，新成立的博诺米政府比巴多里奥政府更可以信任。米兰的领袖们要求应该派卡多纳将军来协调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军事工作。这位将军在1943年12月和1944年1月间已经秘密访问过米兰的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8月间，他又被空投到他们那里去，接过了协调战斗的游击队这项极其复杂的任务，这些游击队从这时起已改称“自由义勇军”。盟军已经大规模地向他们提供武器——帕里后来写道：“武器象下雨般地从天而降”——而从新法西斯队伍中开小差过来的人以及各处的一些成功的小规模战斗，亦复不少，足以促成显著的变化。有趣的是，帕多瓦大学已经成为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威尼西亚的活动中心，该校提供了它的化学研究所所制造的炸药。
随着盟军从罗马向北推进，佛罗伦萨的气氛也变得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抵抗运动的各团体都是很坚强的，其中主要的又是行动党和共产党。德国党卫队和他们的新法西斯政权走狗，再加上从罗马被赶出来的同伙，越来越残酷地追捕爱国人士。7月30日，德国人下令居民从安诺河沿河一带的房屋撤出。8月3…4日夜里，他们炸毁了河上的桥梁。可是，游击队已经从郊外开始渗入市区，在盟军逼近时，激烈的巷战开始了。一星期后，8月11日，佛罗伦萨解放了。然而，此后不久，盟国军队却在斯培西亚…里米尼或称哥特防线前面人困马乏地被挡住了好几个月。
那年秋初，在皮埃蒙特西北部瑞士边境上的奥索拉地区，游击队演出了一出英雄诗剧。这个地区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部分因为米兰的全部水力都是从这里发源的，所以这里是控制米兰工业生产的要地。游击队在周围的山区里实力强大。1944年9月初，有几支队伍，包括莫斯卡泰利率领的“加里博迪”支队和迪·迪奥率领的天主教民主党的托斯地区支队，冲下山来一举攻进了多莫多索拉，赶走了德国人和新法西斯政权分子，在奥索拉盆地建立了一个小型共和国达六周之久。虽然盟军一度曾考虑采取这种军事行动，但是这时他们和卡多纳却不赞成这样子了。这是浪漫色彩的意大利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采取这种做法的那些人是要效法1849年马志尼的榜样，建立一个哪怕是暂时的象征性政权，以表现他们自己的民族愿望而不受盟国政策的约束。奥索拉那些爱国者非常缺乏武器，如果他们得不到增援，敌人肯定又会回来把他们赶走。事实上，敌人在10月的下半个月就是这样做了。
实际的情况是，尽管盟军对武器的供应在夏初很慷慨，但从8月初起，英国空军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对华沙的爱国者供应武器上，于是奥索拉的战斗就为此付出了代价。11月13日，亚历山大将军的一项命令，使意大利游击队更为沉痛地感到失望，他提出游击队应该分散回家，等到明年春天再活动，因为这时无法有效地使用游击队。卡多纳的态度一直非常客观，他后来指出，虽然冬季自然而然地促使那些可以回家的人都遵照亚历山大的指示行事，但是一些左派政党的愤慨却是很强烈的，也是有理由的。不仅共产党人，全体游击队也都觉得盟军司令部不信任他们，这一点倒不是完全不真实的。卡多纳同意隆哥的看法，认为军事领导人的态度必须始终是积极的，绝对不能这样消极。
由于来自瑞士的财政接济中断，游击队的经费问题在1944年夏初变得严重起来。一开始，阿尔弗雷多·皮佐尼就被推选为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因为他没有任何党派关系。6月间，他终于安排好由两家大银行——意大利商业银行和意大利信托银行——贷款给米兰的一些爱国企业，例如法尔克、爱迪生和皮雷利，再由这些企业把钱转给皮佐尼。可是需要的东西一直在增加。8月间，法国解放以后，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比较容易展开活动了。11月14日，帕里、皮佐尼和其他两个代表到达巴里郊外的莫诺波利与盟军当局进行磋商后，继续前往罗马，拜会意大利临时政府的成员。这样，在人心非常沮丧的时刻，仍然能够作出几项重要的决定。盟军当局答应向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提供经费，这显然是宁愿借此进行控制，而不愿把控制权交给博诺米和他的同僚。同时，在1944年12月7日，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承认了财政援助的必然结果，即承认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意大利北部负责对敌斗争事宜的权力机构，也是在盟军部队到达前负责一切行政工作的权力机构。博诺米内阁批准了承认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意大利能够“自由决定其自身命运”（1944年12月20日）以前为临时政府。
在1944…1945年那个漫长的冬季中，意大利军事行动一直停滞不前，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4月10日，盟国军队终于开始行动了。后来，在4月19日，波伦亚的人民奋起反抗德军，发生了残酷的巷战。4月21日，盟军占领了这个要害据点。在此期间，著名的游击队英雄博尔德里尼和他的部下已经解放了弗利和腊万纳。从这时起，纳粹…法西斯方面就不过是个总崩溃的问题了，因为德国人和新法西斯政权分子都竭尽所能地在互相拆台。至于墨索里尼4月25日逃跑未遂及其后果，上文已经叙述过了。
与此同时，意大利北部正处于骚动中。游击队已经制定计划，准备接管各大城市并防止德国人破坏交通（象在佛罗伦萨发生过的那样）和工厂。1945年3月间，米兰的罢工增多了。4月初，游击队控制了米兰…都灵公路（主要的汽车路）。4月10日，共产党发出最后的指示——第十六号——号召准备“群众起义”。4月23日，热那亚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部队起来攻击德国人，后者被迫于4月25日投降。也在4月23日，米兰的铁路工人实行罢工。4月24日凌晨，共产党、行动党和社会党（在米兰，社会党是很强大的）的一个“起义委员会”发出命令，在大街和工厂公开进行抵抗。4月25日在试图同墨索里尼谈判的时候，布雷达公司和皮雷利公司的一些厂里全发生了战斗。4月25…26日夜间，游击队占领了无线电台。隆哥向卡多纳汇报了情况。4月27日清晨，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接管了权力。在都灵，工人于4月25日开始占领工厂，他们同德国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德国人大都夺路逃出市区。民族解放委员会于4月28日接管了该市。这样，在盟国军队到达以前，意大利北部的重要城市基本上已经全部落入爱国者手里——有时候，例如在都灵，伤亡惨重。接着，盟国当局就着手匆匆接管一切权力，其急促情况往往暴露出来，很不策略。事实上，他们对游击队的不信任，给意大利解放的气氛投下了阴影。
除了全面不信任的气氛外，意大利人还同法国人为了向来讲法语的奥斯塔地区发生了一场冲突。从1943年底开始，那里对纳粹和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一直是由埃米尔·夏努领导的，他在1944年5月间被新法西斯分子折磨死了。那年冬季，主张脱离意大利并入法国的宣传，开始从奥斯塔地区的一些教士中散布出来。1945年4月28日，当地的游击队赶走了敌军，可是次日晚间，法国的巡逻队越过了边境。这时，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奥斯塔人全部情绪激昂，其中奥斯塔人最希望的也许是自治。5月5日，盟国军政府和美国军队接管了奥斯塔地区。
最后，必须记载一下的是，除了在与盟军正式作战中阵亡的意大利士兵外，抵抗运动付出的代价至少是：有两万人被击毙（或者被折磨死），有四万人受伤和失踪。往往还出现整个村庄被毁灭的情况，这是从1943年9月18日皮埃蒙特的博维斯村开始的。同时，还有被押送出境和受党卫队严刑拷打的事件。有许多资料记载了德军当局把死尸吊在沿街的所有树上，以宣扬他们的恐怖统治。也许，最声名狼藉的大规模屠杀，是1944年3月发生在罗马的阿德亚廷河畔的——当时从被捕的人中随便挑出了三百三十个人加以杀害，因为有人在拉塞拉路扔了一枚炸弹，炸死了三十二名德国士兵。在全国的牺牲中，也许代价最大的是丧失了一些能干的——确实是才气横溢的——年轻领袖，象加利姆贝尔蒂、贝尔特拉米、莱奥波多·加斯帕罗托、库列尔以及无数其他人士，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将为这些人才的损失而深感惋惜。
第四编 法国
第一章 维希法国
1940年5月和6月间法军溃败以后，法国于6月22日同德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又于24日同意大利缔结了停战协定。法国处于混乱状态中，法国人民，用莱翁·勃鲁姆的话来说，“在这个打击下惊慌失措，呆若木鸡……丧魂落魄，寸步难行；事实上，他们在麻木和绝望中在地上躺倒了”。法国国内显然已不可能进一步抵抗下去了。全国各地都承认了6月16日贝当元帅组成的政府的权力；作为一个沉痛的但又无可避免的事实，停战协定也被接受了。
另一方面，在法国的海外领土中，最初的反应是拒不承认战败。摩洛哥的诺盖将军、近东驻至总司令米特尔奥塞将军、叙利亚高级专员皮奥、吉布提的勒让蒂约姆、印度支那的贾德鲁将军和德古海军上将等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要继续战斗的决心。“法国出了什么事情”，《印度支那电讯报》问道，“使得贝当元帅主持的政府，在我们已经庄严地保证决不缔结这种性质的和约的时候，竟要求单独媾和？”“我们乐于接受这项和约吗？根本谈不上。今天，帝国可以拯救法国。”不过，这是一种非官方的反应；而各级官员却具有等级从属观念和服从事实上的政府的传统，他们经过短时期的犹豫不决后，所有主要的殖民地都同贝当站在一起了。同样，对于法国部队的军官来说，拒不接受停战协定似乎是违背了效忠祖国的誓言。因此，虽有些微不足道的反对，波尔多政府还是能够使整个法兰西帝国随同法国本土一起退出了战争。少数几个顽抗的人，如贾德鲁和勒让蒂约姆，都被撤了职，他们后来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法国政府作了必要的人事更动，在一批明确表示接受政府权力的总督统治下，可以深信殖民地的忠诚是可靠的。这些总督是：摩洛哥的诺盖将军、近乐的米特尔奥塞将军、叙利亚的富热尔将军、吉布提的热尔曼将军、突尼斯的埃斯特瓦海军上将、阿尔及利亚的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布瓦松、马达加斯加的凯拉、印度支那的德古海军上将，以及法属西印度的罗贝尔海军上将。
戴高乐在英国举起了继续抵抗的大旗，他本来可以依靠英国的军事援助在某些法国殖民地取得立足点。但是，英国政府亟盼不使他们同维希的关系恶化到开战的地步，并且在一项政策声明中明确地表示，英国只愿意用海军部队支持法国殖民地内持不同政见的运动。9月底，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对达喀尔发动的进攻被击退了。自由法国运动仅仅在非洲、大洋洲和印度争取到一些较小的殖民地，这些收获，同接受贝当权力的广大的法国本上和海外领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法国非占领区，新政府没有遇到抵抗就接过了控制权。6月28日，新政府迁到克勒蒙菲朗，然而，这个城市缺乏供政府各部使用的适当房屋，它们只得分散在附近的一些矿泉疗养地上。二十四小时的经验就足以说明这种局面是无法容忍的。另一个可能的去处是里昂，但是，政府不愿设在一个容易受到大量城市人口压力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人又都是忠于赫里欧的。维希拥有大量的旅馆房屋，可以安置政府的各个部门，所以是解决这个最大的实际困难的地方。7月1日，贝当和他的部长们迁到了这个城市。维希作为他们首都的时间，比他们原先预料的要长久得多，而维希的象征意义，也远远超出他们原先希望的或是担心的。自从6月16日成立以后，这个政府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动。赖伐尔最初拒绝就职，因为没有让他担任他想担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可是他不久就后悔自己不该一时赌气，于是参加政府当了内阁会议副主席和国务部长。波尔多市长，赖伐尔的党羽马尔凯，同时成为内政部长。
谁都知道贝当厌恶议会政治的支持者，所以新政府中虽然还容纳了几个这种人士，但也包括许多第三共和国的敌人。对当时政权的敌视往往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人竟然对法国的沦陷表示欢迎，因为它意味着民主共和国的结束，尽管并没有很多人象《瓦砾》一书的作者走得那么远。这位作者公然高兴他说，战败比胜利更为有利，因为战败就摧毁了一个“不光彩的议会制度”。一个法国军官的日记中表达了一种较为温和的反应：
当然，至少就目前而言，官兵们心里全都想到在法国建立独裁政治。我简直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曾对议会政治表示厌恶的士兵，他们都坚持认为众议员和他们的政策是唯一应对这场大灾难负责的。
这种心情无疑是普遍存在的；它也说明了何以不搞政变，却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尊重宪法，就可能使第三共和国结束。议会1940年的常会于7月6日正式闭幕，第二天，两院在维希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提出了一项修改宪法的建议。7月9日，参议院的二百三十名议员中有二百二十九票（拉斐特的后裔七十五岁的德尚布伦侯爵是唯一的反对者），众议院的三百九十八名议员中有三百九十五票表决赞成修改宪法。为了试图避免立即取消第三共和国，一群参议员，其中包括保罗…邦库尔，提出了那项托林修改法案，这项法案提出：在缔结和约以前，暂时中止实行1875年的宪法，授与贝当全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国家的秩序和生活，委托他在一个委员会的协助下起草一部新宪法，以便提交国民表决。这里还应该提一提一个奇怪的插曲：弗朗丹企图说服国民议会议长勒伯伦在议会召开前辞职。据弗朗丹说，他这样做是企图保全第三共和国。人们自然很想知道：个人野心和想要抢在赖伐尔前面的念头会不会同这种花招多少有点关系。无论如何，这一企图毫无结果，因为贝当正要依靠赖伐尔来争取众议院同意废除现行的宪法，赖伐尔的政治活动力，当时简直是无穷无尽的。勒伯伦评论赖伐尔说：“他真会笼络人！”莱翁·勃鲁姆则说：“这件事是他一手搞起来的。”赖伐尔的影响，从他在波尔多所采取的、阻止政府迁往北非的强有力的步骤中已经显露出来了。贝当尽管个人对赖伐尔相当反感，却始终不曾完全忘记是赖伐尔出了最大的力为他取得他的地位的。他说：“赖伐尔可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参众两院，或者至少是当时在维希的两院议员，于7月10日上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听取政府的意见。赖伐尔作为一项建议的发言人，提出授予贝当全权起草一部新宪法。他以贝当的名义提出保证说，两院将继续存在，因此议员们将继续支取薪金，直到新的议会建立起来为止，这样他就在反对托林修改法案，为他的建议赢得支持的努力中取得了相当成功。他还坚持主张新宪法应交由国民批准，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对这种批准规定一个期限，也没有规定国民批准的形式，这部宪法一经颁布将立即生效。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贝热里提出一份由一百名左右的议员签署的声明，宣称法国所能走的唯一道路是同其他拉丁国家，甚至同德国合作，建立起一种在性质上既是民族的又是社会的大陆新秩序。弗朗丹这时用一篇生动有力的演说，支持赖伐尔的制宪建议。当天下午，根据1875年的修改宪法条款，两院作为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在可能有的八百五十票中（1939年被排除出去的七十二名共产党人不算在内），有五百六十九票赞成贝当的建议，八十票反对。
贝当立即行使他新获得的制宪权力。他的首席顾问是阿利贝尔，一个观点流于极端、性格容易激动的法兰西行动党的律师。7月11日颁布的第一项制宪法令明显地避而不用共和国这个词，只宣布贝当就任了法国国家元首的职位。他以这一身分下令废除1875年2月25日那项制宪法令的第二条，即著名的瓦隆修正案，这一条为总统的选举作出了规定，因此实际上奠定了共和政体。也许这项法令的最意味深长的特征就在于它开头的一句话上——“我们，菲利普·贝当”——通过这句话，贝当权力的个人性质一清二楚地表明了出来。根据7月11日同时颁布的第二项制宪法令，贝当使自己在新议会组成之前拥有立法权力、拥有任命其他未作规定的一切军政职位的大权，以及国家元首的全部恰如其分的权力：实际上，他是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个职位的。这样，行政权便取得了全面的自主，它颁发的命令就是法律。根据第三项制宪法令，原来的参众两院一律休会，听候进一步的通知。法国在两天之内已经从议会制变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总统制的政体，这是多少不免令人回想起1850年和1852年间路易·拿破仑所实现的一种变化，当时，担心社会秩序崩溃的恐惧心理使法国投入了一个较早的社会救星的怀抱里。
新政府的新起点就是赋予贝当以个人权力；它的全部力量在于对这位元帅普遍怀有忠诚感。按照这个政权的逻辑，可望出现的唯一有效的立宪方面的发展，就是通过实行效忠宣誓这类措施来加强个人因素。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的政府，便自然而然产生了由谁继承贝当的问题。根据1940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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