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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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愿意听候阿尔及尔的帝国委员会调遣，可是他的倡议未被接受。诺盖在北非的法国总督中资历较深，本应接替达尔朗的官衔和职务，但是，他以前效忠维希，名声太臭，盟军攻入北非后，又迟疑多时才转而效忠新政权，所以盟国无法接受他。1942年12月25日，戴高乐从伦敦致电吉罗，要求举行一次会议，以建立一个单一的临时政权来统辖法国国境内外为解放而战斗的部队。吉罗回答说，现在还不是时候。12月27日，他任命自己为军事和民政总司令以接替达尔朗。伦敦和阿尔及尔之间的分裂显然同先前一样一成未变。
　　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决定要作一次努力以撮合吉罗和戴高乐。这是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开会的目的之一。他们电邀戴高乐到卡萨布兰卡去同吉罗会晤，遭到他直率的拒绝。在下一份电报中，英国首相说，他已竭尽所能解决戴高乐同美国之间的分歧，如果戴高乐不来卡萨布兰卡，那么英国政府将以撤销他在自由法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为继续支持该运动的条件。这一威胁使他来到了卡萨布兰卡。1943年1月24日，拍了一张戴高乐与吉罗当着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的面握手的照片。戴高乐在美英两国的强大压力下作了一个姿态，但是，他不想走得更远。自由法国的这位领袖返回伦敦，和他的大多数主要助手一起逗留在那里，而在达尔朗死后，北非过去的贝当分子全都接受吉罗作为他们的领袖。
　　1943年1月，维希政府前部长和当时驻阿根廷大使马塞尔·佩鲁通，在罗怕特·D·墨菲和美国国务院的建议下，被搞到北非出任阿尔及尔总督，自由法国对阿尔及尔政府的敌对态度就更强烈了。1月间还有一件事也扩大了吉罗与戴高乐之间的裂罅，那就是吉罗拘捕了几个戴高乐的拥护者，其中包括亨利·达斯蒂埃。法属北非当局对曾经参与盟军登陆准备工作的集团表示厌恶，这给自由法国的宣传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点，他们于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1943年2月27日，伦敦的法国民族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阐明同吉罗和解的基础。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恢复公民的各项自由权，重新采用共和体制和法律，以及成立一个由戴高乐与吉罗双方代表组成的新的民族委员会。
　　与此同时，吉罗已在逐渐离开他原来的立场了。他的政治信仰是属于右翼的，但是，他的经济顾问让·莫内极力主张必须作出一种民主姿态以使美国的舆论放心。莫内是从美国来到阿尔及尔的，他在美国一直设法同戴高乐派人士保持友好关系而又不投身于他们的事业。他说服吉罗于3月14日发表演说，宣布1940年6月22日以后维希颁布的法律不再生效，并将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吉罗后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谈民主政体的演说。种族法律都被废除了，虽然吉罗并不打算做到恢复《克雷米厄法令》的地步。与此同时，贾德鲁将军一直试图在戴高乐和吉罗之间进行调解。这时，吉罗发出函件，邀请戴高乐到阿尔及尔来，虽然显而易见，想让这两个将军并坐在驾驶员座位上的任何企图都可能是一种冒险的试验。对那些在1940年到1942年间效忠贝当的人说来，戴高乐无异于一个叛徒，而戴高乐派人士也对阿尔及尔的人极为怨恨，这从派到突尼斯去的科厄尼和勒克莱尔部下的自由法国分遣队拒绝同法属北非军队的代表一起参加胜利检阅式就表现出来了。自由法国的几支小部队从人数比它们大得多的北非部队中招募兵员一事，也引起了强烈的怨恨。
　　艾森豪威尔以军事安全为理由，曾反对3月底提出的戴高乐应访问北非的建议，但是，5且中旬盟军在突尼斯获胜以后，这项反对就被撤销了，戴高乐终于在1943年5月30日到达阿尔及尔。他此行的目的与其说是来同吉罗合作，不如说是来把斗争推向顶点。危机在他到达后不久便出现了。除了那些想方设法立功赎罪的人外，戴高乐派禁止维希政府的一切人士参加工作，佩鲁通也在禁止之列，他于6月初辞职了。他把辞呈交给戴高乐，戴高乐没有同吉罗商量便自己接受下来。这件事使吉罗忍无可忍了。海军上将米塞利埃自从同戴高乐决裂以后一直是最猛烈地批评戴高乐的人士之一。吉罗这时就任命米塞利埃为自己的参谋，并且不适当地采取了一些预备性步骤，准备宣布戒严。阿尔及尔一些较有理智的人都没有料到这两位将军会爆发一场个人的战斗，经过了很大的努力后，成立了一个七人委员会，使戴高乐的战斗法国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组织了。组成了一个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吉罗和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国务委员中包括乔治将军和贾德鲁将军。
　　两主席中每一个都仍然把自己视为法国解放运动的唯一合法的领袖。虽然戴高乐在委员会中获得多数，但是，吉罗有三四十万大军作为后盾，可以认为自己轻易地便能顶住自由法国科厄尼和勒克莱尔部下的大约一万五千人的竞争。同时，北非的政府主要仍然掌握在憎恨戴高乐的人们手中。突尼斯战役结束后，长期解除武装、停泊在亚力山大港的舰队终于投到吉罗这边来了。在该港懒散无事似乎已经成了这支舰队司令戈德弗鲁瓦的第二天性。海军以及陆军中的高级军官全把吉罗当作他们合法的领袖。因此，如果吉罗善于加以运用的话，他手中是拥有许多张大牌的，但是，在北非事变中，他一直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缺乏政治才干，结果在两个主席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戴高乐便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戴高尔把他的拥护者都安插在一切关键性的职位上。贾德鲁代替佩鲁通出任阿尔及尔总督，皮奥代替诺盖为摩洛哥总督，马斯特将军被确认为突尼斯总督，布瓦松则不得不辞去法属西非总督的职位。
　　戴高乐的支持者用来取得这些关键性职位的方法激起了美国人和某些英国人的强烈不满。吉罗暂时还能牢牢地控制住军队。他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胜利就是收复科西嘉岛。1943年9月，当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传到该岛时，阿雅克修立即起义。一支迅速集结起来的部队从北非开来，以该城为桥头堡在科西嘉登陆。岛上八万名意大利军队毫不抵抗。事实上，那个意大利将领还把自己的物资交给法军使用，让他们去攻打单独进行抵抗的一万二千名德国人。这次收复战役进行得很顺利，而且完全是由吉罗和他的支持者一手包办的。阿尔及尔委员会两个主席的关系坏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戴高乐、委员会和戴高乐派的情报机关（中央军事情报局）对这次准备工作都毫不知情。吉罗非常高兴，认为自己这次总算比戴高乐棋高一着，但是，这是一场代价极大的胜利。他的地位本来已经日见削弱，这时戴高乐终于能够迫使民族委员会进行一次改组。乔治将军辞职，吉罗不再是两主席之一了。他仍然是总司令，尽管他对戴高乐的政策愈来愈不满意，尤其不满意戴高乐所认为的在解放事业上必须同共产党人亲密地合作，也不满意委员会对于法兰西帝国前途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他极其厌恶的。
　　吉罗仍旧保有的声望在1944年3月又因皮舍事件而遭到严重打击。贝当的这个前内政部长1943年5月是凭着吉罗的一封信来到北非的，唯一的条件是他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应该参加一支作战部队。皮舍和吉罗两人似乎都不曾认识到，在皮舍是维希政府的成员时，他的种种作为已在人们心里激起了憎恨情绪，这真是异常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共产党人特别仇恨皮舍，而在阿尔及尔，共产党的势力很强大。战争初期，大约有二十七个共产党领袖被拘禁在这里，现在全都获释了。他们认为皮舍本人应对德国人挑选共产党人作为要处决的人质一事负责，因为德国人自己对于法国共产党工作人员的情况不会如此了解，知道该挑选谁去处决。皮舍在受审时提出说，那些投靠纳粹的前共产党人可以很容易地提供这种情报。两种见解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没有一种能够加以证实。然而，业已查明的是，当皮舍任部长时，他确曾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共产党人。对他们说来，他当然是一个危险人物。后来落到战斗法国手里的一份他在1942年10月写给贝当的报告，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报告宣称，法国决不能希望德国在东方战败，因为这将使它失去抵挡俄国威胁的唯一屏障。他又说，法国同样不希望盎格鲁撒克逊人打败德国人，因为这只是意味着重犯1918年的错误。因此，法国的目标应该是使德国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达成一种妥协的和平。皮舍倒霉的是，他的死亡却成为戴高乐巩固他同共产党人联盟的一种有用的手段。而且，这还可以表示他决不同维希的人士妥协。经过共产党在阿尔及尔大肆鼓动了几个月后，皮舍于1944年3月被提交审讯。他被判死刑，就地枪决，吉罗始终不曾作过任何有效的反对。
　　戴高乐和吉罗的最后破裂发生在对特务机关的控制问题上。两个互相竞争的组织，苏斯戴尔领导的从伦敦迁来阿尔及尔的中央军事情报局和罗南将军领导的北非部队的特种工作处发生了冲突。他们正是通过这两个组织而同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保持联系的。1942年11月停战协定规定的部队解散后组成的武装部队抵抗组织是支持吉罗的，虽然其他一些组织大都同戴高乐有联系。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对谁效忠这一点在解放的时刻显然一定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戴高乐最不能容忍在这方面有人同他竞争。为了遏制吉罗想维护他对国内秘密运动的影响的努力，这时由戴高乐派支配的阿尔及尔委员会要求他放弃总司令的职位，另派给他监察总长这一有名无实的位置。吉罗没有接受这个职位，并且看到自己的势力已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他在1944年4月退休了。
　　当吉罗的势力日见衰退时，共产党的势力却在不断增长。共产党人在法国国内和国外的抵抗运动队伍内部进行了隐蔽的斗争，以夺取对整个运动的控制，同时又保存他们自己部队的独立性。圣但尼的共产党众议员格勒尼埃于1943年初从法国来到阿尔及尔，他带来了法国国内共产党正式支持战斗法国的保证。戴高乐看到有可能打出俄国这张牌来对付美国人了。事实上，俄国于1943年8月（在所有其他盟国之前）便承认阿尔及尔委员会代表法兰西共和国了。
　　华盛顿对戴高乐的野心仍旧深感怀疑。1943年6月罗斯福致电艾森象威尔说，美国政府“不能容忍由任何不受盟国最高统帅指挥的机构控制法国军队”。这种坚持统一指挥的意见可以用军事上的种种考虑作为理由来加以辩解。总统进一步说，“并且，对于组成任何政府或委员会，擅自以任何方式表示，直到法国人民自行选择一个政府以前，它将统治法国，我们都不感兴趣。”这种议论不仅反映出戴高乐在华盛顿所激起的那种对他个人的敌对情绪继续存在，而且也反映出美国政府对法国形势的看法，这种看法其实在李海和墨菲时期倒要比在1943年夏天更为正确些。丘吉尔也对他所谓的戴高乐的“荒谬行为”感到气恼，不过，他希望把戴高乐这个人和他的权力同民族解放委员会及其权力融合在一起后，也许就能扫除美国承认该委员会的障碍。他一方面准备比罗斯福走得更远，把该委员会看作是一个事实上的政权，一方面又决心不走到同华盛顿疏远的地步。丘吉尔那些必须同法国委员会打交道的同僚和下属都不断劝告他，认为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承认来使局面正常化，而他则把这种压力转嫁到罗斯福身上。最后，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罗斯福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据科德尔·赫尔说，罗斯福曾经讲过，“他不想给戴高乐一匹白马，让他骑回法国，使自己成为法国政府的主人。”不过，他同意英美两国应该各自发表一项声明，用适当的措词给予民族委员会以某种程度的承认。
　　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和谋划后，法国的海外属地终于明确地重新参战，并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戴高乐还成了法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抵抗运动在法国国外公认的领袖。如果说，在不断发展的反对维希和德国人的人士中，各种不同的、对立的倾向已逐渐汇合成为一个单一的伟大运动的话，那末归于戴高乐将军的决心和他的强劲有力、不屈不挠的个性的比归于其他任何因素的都更大。在那些同他站在一边的人中，许多方面的人物无疑都有所保留。但是随着进攻法国的日期日益迫近，团结一致的需要使最终目标上的种种分歧都处于隐蔽地位了。戴高乐的姓名为各个派别提供了一个集合点，它们之间大相径庭的目标只是在解放以后才重新显露出来。
　　抗德运动的壮大是大战最后两年中支配着法国局势的要点。关于抵抗运动初起时的情况，目前没有什么历史资料。三个较大的运动逐渐从非占领区内日益增多的小型分散的抵抗组织中形成了：战斗，在这个组织内亨利·弗雷内和其他一些陆军军官同包括乔治·皮杜尔在内的天主教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解放，这个组织的中心人物是埃马纽埃尔·德·阿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它主要是一个同工会有联系的反法西斯运动；法兰西袭击队，它的成员中有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在占领区内，许多小运动发展成为大运动的机会较少。那里有两个准军事性组织，抵抗者和解放者，但是，占领区内最为普遍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的解放北方和军民组织，军民组织是从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通过戴高乐派的代表雷米同伦敦保持接触。共产主义民族阵线只是在1941年底前不久才出现在占领区里，它在南方的发展甚至还要晚些。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最早活动之一是办起秘密报刊。据报道，早在1942年2月，至少有三种秘密刊物的销路都达到一万份。
　　1942年1月，自由法国派遣从前的县长让·穆兰空降到法国去协调各个抵抗运动。让·穆兰的才能和勇气使他后来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个英雄。1942年10月，德莱斯特兰（维达尔）将军受命指挥秘密军队。11月27日，由穆兰、德莱斯特兰、弗雷内（战斗）、德·阿斯蒂埃（解放）和勒努瓦（袭击者）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第一次在里昂开会。成立了一个空军和海军军事行动部，并任命了一些地区领导人和委员会。1943年3月，成立了联合抵抗运动，中心设在里昂，后来改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在1942年底和1943年初，自由法国才能同占领区的抵抗团体建立有效的联系，但是，在1942年11月德国人进入非占领区后。抵抗组织没有理由再留在南方，而巴黎的便于隐藏的有利条件使抵抗组织愈来愈集中到了那里。1943年5月，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开会。第一任主席是穆兰，6月间他被逮捕后便由皮杜尔继任。这个委员会在解放以前没有再开过一次全体会议，但是，它的执行局制订了一个统一行动的纲领，并开始协调抵抗活动。
　　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德国人的镇压措施也日益加强，不过，他们的措施始终没有完全击中要害，因为纳粹分子疯狂地把心思全用在反犹太主义上。犹太人不管是否与抵抗活动有牵连，一律被挑出来作为人质处决。德国人的支持也给了法国的反犹分子一个机会，在1941年和1942年间，马赛、维希、尼斯、巴黎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会堂都遭到炸弹袭击。然而，除了在专门职业和行政人员方面采取限制犹太人的措施以外，法国当局始终不肯实行德国人所希望的那种极端的反犹措施，尽管在1941年3月成立了一个由格扎维埃·瓦拉领导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而皮舍则设置了一个犹太人问题警察局。法国政府对反犹运动的支持是很松弛的。1942年1月，达尔朗致函德国军事司令官说，倘使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就可能会使舆论界深受震动。图卢兹大主教萨利埃热阁下和其他宗教界领袖都为反犹运动的更加凶恶的发展而提出抗议。但是，到了1942年10月，在德国人所要求的五万人中，还是由非占领区交出了大约一万名外籍犹太人，他们被德国人押送到东方去。赖伐尔在德国人的压力下，于1943年6月同意通过一项法律，剥夺1927年以后所有犹太人取得的法国国籍，但是，贝当始终没有签署这项法律，所以它也没有在《公报》上发表过。
　　在占领区，德国当局可以比较任意地实行他们的迫害措施。从1942年5月起，他们强迫犹太人佩带黄星标志。1942年7月，巴黎发生了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捕，大约有九千人在骇人听闻的情况下被集中到冬季赛车场里。1942年8月，在维希教育部长阿贝尔·博纳尔的赞助下，在巴黎大学设立了犹太教历史讲座。1943年底以后，德国人开始实行反犹措施，根本不顾法国的法律。当然，许多犹太人都受到法国一些人家的庇护，而在意大利占领区，他们则受到保护，没有遭到德国人迫害，并且遇有必要时，还受到保护，没有遭到法国警察的迫害。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意大利退出战争时为止。接下来德国人占领了西南几省，把在那里避难的犹太人都围捕起来。在占领后期，法国民团和极端主义的党派也狂热地参加迫害犹太人。1944年2月，法国当局不得不提出一份所有剩下的犹太人的名单，包括外籍的和法籍的。最后，巴黎的警察奉命逮捕仍然隐藏在巴黎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拖延了很久，没有执行这项命令，因此这项命令始终没有生效。
　　从任何合理的观点看来，在法国迫害犹太人的全部惨史是一种荒谬的文不对题的行动。它只达到消耗德国人精力的目的，而这些精力本来是可以用于更为有效地镇压法国抵抗运动的。的确，费尔南·德·布里农声称，使德国人在挑选人质时不选法国人而选外籍犹太人是他的功劳。德国人在进行镇压时受到维希当局一定程度的协助。维希建立的警察和法庭等机构最初是为了自卫，后来日益转而为占领国服务了。据一个非常活跃的法国特工人员说，德国特务机关的工作效率是被大肆夸张了，要是没有法国人的合作，他们不可能在抵抗运动的队伍中造成那样大的破坏。而且，严格他说来，力求进行镇压的也不仅是那些合作分子。莫拉斯还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同戴高乐派，即武装的游击队，进行他自己私人的战斗，他说，对这种人，法国军队有权一抓住就枪毙。他极力主张，如果死刑还不足以便这些人就范，就应该在他们的家属中逮捕人质，予以处决。为了搜捕抵抗运动，成立了“别动队”，其中警察署长达维德的别动队尤其臭名昭著。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方面，它拥有谍报局、战地秘密警察和战地宪兵队。尤为可怖的是在卡尔登勃鲁纳指挥下的纳粹党的保安处。随着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监禁、放逐、严刑拷打以及枪毙人质等也日见增多。
　　在镇压工作中，法国方面提供的最有效的协助来自约瑟夫·达尔南。他于1942年在阿尔卑斯海滨省建立了战斗人员军团的一个准军事性组织，军团服务处。1943年1月，这个组织从军团中分离出来，成为法兰西民团，由达尔南任秘书长。这一改变的结果是，把这个组织从隶属于贝当变为隶属于政府首脑赖伐尔。1943年夏天，达尔南奉命率领一小队法国武装党卫队去东线作战，不过，他还是在法国对德国人更为有用，因为民团的头目都参加了武装党卫队，民团已经成为德国镇压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了。1944年1月，达尔南彼任命为负责维持治安的秘书长，他以这个身分参加了部长会议的例会。尽管他智力有限，他的权力却迅速增大，虽然他对于最终获得的职位几乎不能胜任。1944年1月颁布的一道命令还授权建立由警察控制的军事法庭，执行即决裁判。在审讯达尔南时，他对民团所犯的日益增多的暴行供认不讳。他解释说，他的新职务工作过重，无法有效地控制民团的活动。然而，民团只不过是继续遵循他定下的方针办事而已。他把民团搞成了一个比党卫队本身更为可怕、更遭人憎恨的镇压工具。
　　尽管遭受损失，抵抗运动却增强了实力，加剧了破坏措施，这部分地是为了使盟国相信，在法国国内开展活动比战略轰炸更力有效，而法国人的生命损失也比较少。因此对法国火车的空袭有所缓和，抵抗运动对铁路进行了广泛的破坏活动。抵抗组织还为逃避去德国强迫劳动的人提供伪造的身分证和定量配给证，并且安排盟国士兵和空军人员逃出法国。全国逐渐建立起一个情报网，这些情报组织往往各自独立地工作，为自由法国中央军事情报局，即原来设在伦敦的戴高乐运动的第二局搜集情报，也为英国情报机关搜集情报。
　　在占领的最后两年中，秘密出版物有了惊人的发展。随着抵抗运动的日益强大，在报刊上讨论问题的可能性也更大了，于是党派政治也重新恢复了。共产党一方面致力于组成一个把各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