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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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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斗争成为正常关系。按照这种见解看来，公开的“合法”战争仅仅是长期敌对的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政治变成了仅仅是国内或国与国之间阶级斗争的代名词，战争并不被看作是使用强制手段的政治的一种暂时的、非常的扩张。
在实际战争中，俄国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乐于镇静自若地忍受巨大的损失。“当我们来到一片地雷区时，”朱可夫元帅于1945年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们的步兵展开进攻，就仿佛那里不是地雷区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从地雷蒙受的损失只等于我们从机枪和火炮所会蒙受的损失，如果德国人选择用大量军队而不用地雷区防卫那个地区的话。”由于几乎所有的苏联公民都过着艰苦和困难的生活，苏联军队的吃苦耐劳、不顾死活和残忍凶猛是俄国将领们采用的政策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在战争年代里，俄国人作战方面的特点并没有促使盟国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俄国领导人们不能很容易地就理解英美将领们遇到损失时的那种神经质。这在关于第二战场问题的辩论中变得特别突出。英国对一次登陆可能蒙受的可怕的生命损失所表示的反对，在俄国人听来是虚伪的。英国的这种态度引得俄国人把它解释为根本不愿意站在苏联方面作战的一种薄薄的伪装，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又无限地加强了俄国人的这种思想，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让德国同俄国去搏斗，一面保全他们自己的实力。
当我们考虑到俄国社会和政府同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和政府基本上多么不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同西方合作多么有害，以及俄国的国家利益同它的盟国的国家利益分歧多么大——当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一切，那么奇怪的不是合作不久便失败了，而是合作竟然有可能变得象在战争后期的年代里那样有效。双方的克制和妥协——不仅在罗斯福和丘吉尔方面，而且也在斯大林方面——使所取得的成就成为可能，但是大联盟的主要建筑师并不是盟国的任何领袖而是希特勒本人，当他那只支撑的手移开以后，这个联盟不久就垮掉了。
但是不管希特勒在促成这个最终给他带来灭亡的联盟方而扮演了个多么重要的角色，不少事情还是取决于盟国对他的挑战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下文将试图追述一下美国、英国和俄国作出的反应的历史。
第二章 退却并适应全球性战争 1941年12月…1942年11月
丘吉尔不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作出决定，日本在太平洋发动的进攻所造成的新形势需要由他本人和罗斯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如何对付日本的突然袭击这个紧急的军事问题，仅仅是“协约国”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在丘吉尔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如何组织、如何分配、如何增加盟国支配下的军事力量以确保赢得胜利的这些较为长远的问题。因此，在他给罗斯福的那份建议召开一次会议的电报中，他提到需要磋商的问题是。检讨一下“整个作战计划”和“生产与分配问题”等。罗斯福对此起先并不很热心，而对丘吉尔个人的安全则表示关切。但丘吉尔却撇开了这一层顾虑。这次会议终于在12月11日商定了，十一天以后丘吉尔以贵宾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白宫里。
外交礼仪大半都取消了。事实上，丘吉尔住在白宫里，使两国政府首脑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中有了一种宾主之间的个人私交关系。这既象征着英…美关系的独特性又大大地简化了办事的程序。就餐时的非正式接触，甚至象传闻很广的一次在浴室的非正式接触那样。增加了外交家称之为“交换意见”的机会。1941年8月大西洋会议以后建立起来的初交，到1942年1月阿卡迪亚会议闭幕时改成为“一种接近友谊”的感情了。
丘吉尔并不是只身去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陪同首相前往华盛顿的有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以及许多助手、秘书和属员。这些人很快地就和美国方面对等的人员共同举行了会议，所以阿卡迪亚会议成了英美高级战略家亲密无间地交换意见的一个时机。虽然没有给会议规定严格的程序，但是通过白宫里那几天的忙乱，很明显地定下了往后的会议必须遵循的格式。
军事问题是这次会议所讨论的最为正式的事项。两国政府内部对于军事权限和职责早有明文规定，这就使会议的程序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成了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因此，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举行了十二次会议，他们的密切接触为著名的联合参谋委员会未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政治问题大部分是通过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私人商讨加以处理的。至于经济问题，由于美国没有同英国供应部明确相仿的机构，这就意味着这类问题的商讨是通过一种不很正规的方式进行的，霍普金斯或许是比弗布鲁克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主要人物，但是霍普金斯的活动并不限于经济问题，而且他也没有任何直接的权力去执行已经达成的决议。
在各个磋商的阵地上经过反复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或出现的分歧则提交给总统和首相在他们的顾问陪同下出席的全体会议。全体与会人员通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商讨，设法将各种特殊的计划汇总成为一个切实可行、协调一致的整体。当专门人员内部或是在一组专家同另一组专家的建议之间出现冲突时，讨论的进程就会变得缓慢、迂回曲折，得不出结论。但是一般说来，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观点是非常融洽的。一再发生的问题不是该做什么。而是如何才能想出方法来把双方同意应做的事情付诸实行。
美国人并没有带着一套彻底准备好的建议来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顺利的、连续不断的磋商，以前是而且继续是美国政府的特色。此外，由于战争突然造成的紧急情况，需要人们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应付，这就使美国的高级官员没有任何时间为这次会议有系统地进行准备。而英国人却早就在行政方面作了改革，以应付战争的需要，而且丘吉尔和他的幕僚在横渡大西洋的那整整一星期中所享有的同外界半隔绝的状态，也使他们有时间为即将同美国人的会面进行准备。还应该提到另一个因素，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对英国人说来是关系重大的。如果美国人的努力和物资供应由欧洲转向太平洋，象丘吉尔担心可能发生的那样，那末英国作战的力量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不管怎样，英国就会回到1940年所处的绝境中去。美国人却没有这种焦虑的心情。因此，会议对他们说来不会显得象对英国人那么重要，为会议进行周密的准备似乎也不是十分必要的了。
结果，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罗斯福总统每一方都带着或多或少是不同的观点来出席阿卡迪亚会议。国务院的建议包括在两个文件中。一个是预备由所有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签署的宣言。这个文件经过一些修改后，就成了《联合国家宣言》。国务院的另一个文件提议设立一个最高作战会议，由俄国、中国、英国、美国，或许还有荷兰委派代表参加。尽管赫尔为这第二项建议作了重大的努力，仍然毫无结果。
美国陆军参谋部以参谋长乔冶·C·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特别想从阿卡迪亚会议上取得一样东西：那就是就战场上统一指挥的原则达成一项协议。这意味着不同军种之间统一指挥的问题，也意味着在不同国家的军队并肩作战的地方各国之间统一指挥的问题。正当时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这项问题具有直接的实际重要意义的唯一地区就是东南亚，英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以及——稍远一点——中国的军队都在那里同日本人作战。但是，凡是驻有美国部队的地方，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就存在这个问题，而且争得十分激烈，各军种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和和无聊的猜忌，使美国海军对统一指挥的原则产生了疑虑。海军将领们担心会失去他们的自决权。
关于总的战略问题，马歇尔赞成以ABC…1计划的基本决定为根据。这首先意味着把美国的进攻力量集中起来对付德国。而在德国被击败以前，对日本则采取遏制性的军事行动。但是在1941年12月，要把日本遏制在一定范围内的问题却不是容易办到的，而美国参谋部对于使用美国兵力攻击德国却还没有制定一些认真的、详细的方案。
美国海军的观点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没有很明确有力地表达出来，新的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在这次会议开幕前两天刚接任，而使他和他的参谋们困扰的作战问题甚至比马歇尔将军所面临的问题还要令人烦恼。不过这只部分说明了海军的沉默。如同上文指出的那样，海军对统一指挥的原则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在军事上又提不出任何有力的反对理由来，因此就勉强地同意了。在总的战略问题上，海军发现自身也处于同样尴尬的地位。对于首先集中力量攻击德国的决定可以提出一些先前的协议和令人信服的议论来。然而根据多年的传统，美国海军防御的敌人却是日本。当海军军官们奉令首先集中力量去攻击一个只能在陆地上击败的敌人，而对珍珠港的耻辱却几个月，也许几年迟迟不报仇雪恨时，他们大多数人都禁不住感到不快。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后，海军对总的战略始终不是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的。美国的海军将领们总是乐于倾听推迟把美国部队大规模投入欧洲的理由，因为，美国部队一旦大规模投入欧洲，对欧洲的一切物资供应就自然而然拥有了绝对优先权，并将推迟在太平洋建立起美国海军力量来进行对日战争。
官僚政治的猜忌是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存在这些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最高作战会议本身之所以受到国务院人员的欢迎，部分地是因为这个会议不仅将包括军事方面的代表，还将包括政治方面（即国务院）的代表。美国陆军将领们对由于稳妥的军事考虑而决定组织一支庞大的美国陆军，并迅速把它用去攻击德国，自然感到很满意。推行这样一项政策就会使陆军在争夺人力和物资供应方面取得比海军较大的优先权。这样一种认识决不会动摇他们认为这项政策是正确的信念。美国海军的抱负则使它从相反的方面敦促人们接纳它的战略概念，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过了。
罗斯福当然是唯一能够对政府各部门之间这种竞争性的目标进行裁定的人。他并没有带着任何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个人的计划去出席阿卡迪亚会议。但是他深信他需要的是伟大的目标、迅速的行动和崇高的理想。在陆军和海军两者之间，他个人对后者表示同情。他在威尔逊政府里曾经担任过海军部副部长，而且自己又是一个热心的业余海员。但在陆军和海军的战略争端上。罗斯福倒是赞同陆军的观点的。他和马歇尔将军同样感到，同日本比较起来，德国本质上具有更大的威胁。
相形之下，英国的观点既专一又明确。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们所希望的是重新肯定一下ABC…1的战略方针，决定可以击败德国的步骤，以及重新确保美国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在太平洋，他们主要准备进行一场海战，并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援助来保卫新加坡。对日本的初期战略，将严格规定是防御性的，目的在于保住夏威夷、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这几个重要的基地。至于对德国，英国建议英美应尽快共同采取进攻的行动。他们认为，第一步应该是通过在地中海地区，也许还在其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以收紧对欧洲堡垒的包围圈。
现有的记录不允许把这次会议讨论的事项逐日记载下来。事实上，军事、经济和政治的会谈都同时进行，并且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交叉在一起。最好的办法似乎是有系统地讨论一下会议所取得的成就，尽管任何这样的安排会把会议过程中实际上特有的那种非正式性和各项问题的交错穿插掩盖起来。
这次会议的主要政治成果是《联合国家宣言》。这个文件经国务院起草后在丘吉尔抵达前，曾由美国内阁讨论过。罗斯福赞同发表这样一项宣言的主张，并在会议一开始就把这项建议向丘吉尔提了出来。他把国务院的文本交给了首相，请他提出修改的意见。同时，罗斯福自己也作了些修改。圣诞前夕，两个修订本经过比较并把两者合并为一个文本。其结果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加拿大自治领、澳大利亚联邦、新西兰自治领、南非联邦、比利时、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方拉夫等国政府，赞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于1941年8月14日签署的联合宣言通称大西洋宪章中所载宗旨与原则的共同纲领。
深信各国政府取得完全的和世界范围的胜利对于保卫和保障生命、自由、独立，以及不仅在他们本国而且在全世界保卫和维护那些正当的、有可能实现的人类自由、正义和社会安全是非常必要的，深信它们现在进行的这场战斗是为了在各地共同保卫人生过象样的生活，抵御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特宣布：
1。 各政府保证使用其全部资源去抵抗轴心国的征服军，并继续这样使用下去，直至这些征服军最后被击败为止。 2。
各政府向与本宣言有联系的其他各国政府保证，在军事努力和利用其资源抵抗共同敌人方面实行全面的合作。 3。
各政府保证继续同共同的敌人或任何一个敌人作战，决不单独媾和。凡愿与本宣言发生联系的其他国家政府均有权参加。
罗斯福想发表这项宣言来庆祝新年。这引起了不少困难，因为必须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大多数政府的赞同。宣言的原文又作了一系列进一步的修改，这也必须得到大家的同意。同时取得同轴心国交战各国的签字的这项计划，还引起了先后次序和合格不合格这些敏感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宣言文本的细节积极进行磋商的仅限于三国政府，即苏联、英国和美国政府。当三大国达成协议后，宣言的文本就按一种接受不接受均可的办法递交给了其他各盟国的政府。虽然如此，经过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些急电后，到1942年1月2日，不下于二十六个国家已经在宣言上签了字。
在同英国政府的磋商中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印度的地位怎么办？英国战时内阁起先反对把印度也包括在宣言的签字国内，但是到了12月29日，英国人改变了立场并同意应向印度和各自治领一起发出邀请。第二个问题更为复杂。自由法国的地位怎么办？英国政府敦请将宣言的原文修改为“各国政府和当局”，以便允许自由法国在未获得承认为一个政府的情况下在宣言上签字。
这个问题正好在一个特别不幸的时刻冒了出来。1941年圣涎前夕，少数自由法国军队在纽芬兰正南方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登陆。这些岛的本来是在维希政府的控制之下，虽然当地人民热诚地拥护戴高乐的事业，国务卿赫尔却感到十分愤怒。这次出兵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政府不知道，甚至也不顾它们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此外，戴高乐的突然行动还破坏了美国和维希的官员之间为维持法国在西半球各属地的现状刚达成的一项协议。赫尔感到美国同维希政府的关系的全部基础都遭到危险。因此，他无意对自由法国作出任何让步。罗斯福则并没有如此生气，他在和俄国大使李维诺夫的私下会谈中，明显地为英国提议让自由法国签字一事进行辩护。但是，李维诺夫须经莫斯科授权。等斯大林表示同意时，修改宣言文本已经为时太晚了。
同英国政府磋商中出现的第三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上文引用的12月24日的宣言草稿中有“社会安全”一词，后来在修改过程中被删去了。英国的战时内阁要求把这一词重新写进去，但是有人，大概是罗斯福，表示反对，因此并没有作修改。
美国政府对于宣言的原文事后也有一种想法。大西洋宪章的措辞中曾略去了宗教自由这个词，美国国内有些批评宪章的人反对不把它列入这次作战所争取的目标之内。这就涉及到宗教界，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反对同不信神的俄国进行合作的这个棘手的问题——罗斯福本人在前几个月就相当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因此，罗斯福在12月27日向英国人和俄国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英国人并不表示反对，但是李维诺夫开头却深为不安。然而，他还是顺利地使这一改动及时地取得了莫斯科的赞同，把这一条也写进了最后的文本。
12月27日，与轴心国交战各国的大使一批接一批应召会见了总统和首相。他们都获悉联合国家宣言正在准备之中，并被告知他们不日即可得到宣言的文本。这一程序使好几国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大为不满，特别因为俄国人被挑选出来受到特殊的待遇。
宣言的最初文本在12月27日或27日以前便递送到莫斯科去，俄国的答复于12月29日来了。苏联领导人显然并未获悉英美没有同其他各盟国政府进行接触就光同他们商量，所以不签字。同时，俄国人另行拟就了一份单独的声明，准备同英…美的宣言同时发表。困难在于这一事实：苏联和日本没有交战，并且十分急切地想避免签订一个意味着承担起同日本作战的义务的文件。但是赫尔和罗斯福所需要的是一个将会把所有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的宣言，而不是各国单独发表的宣言。他们于是修改了宣言原来的文本，为斯大林提供了几条足以避开日本人的问题的条款。最后，俄国人才同意签署一个共同的文件。
签字国的先后次序问题显然是由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在他们各自政府的协助下安排好的。根据美国人的建议，凡是向轴心国宣战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加进了应邀在宣言上签字的国家的名单。尽管英国政府请求所有的自治领应当排列在一起，象在12月24日的宣言草稿中那样，这件事却并没有这么办。相反，按字母排列的原则被用来决定所有小国名次的先后。
但是并没有让字母来决定一切。排列在名单最前面的是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大国”第一次正式出现在联合国家之中。美国人对于美国应该领导所有其余的国家似乎始终不曾有过任何怀疑，丘吉尔也“欣然乐于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的强大的盟国。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置于宣言的笫一批签字国中，是作为承认俄国军队所起的军事作用的一种姿态。中国加入最前的行列是由于美国的支持。用来说明把中国包括在内是正当的那项原则就是“在自己国内积极从事作战的国家”应有别于其他的国家，虽然一原则倘使认真加以考虑的活，肯定会使美国无法名列前茅。
名次先后的这些问题乍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外交礼仪方面的细节有时候的确反映出真正的差别。《联合国家宣言》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所据有的优先地位。的确，看来宣言后面的全部创始精神与推动力都来自罗斯福和美国政府，而宣言的其他签字国也就毫无异议地同意了美国人这样镇定自若地把第一把交椅留给他们自己。
这反映出了新的联合国家联盟后面的真正均势。在各大国中，只有美国享有一种意义重大的自由，可以选定在哪里以及如何使用自己的部队。因此，各国的这一新的联盟将在何种范围内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决定。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愿意接受并且的确欢迎美国提出的，能保证将美国政府最为紧密地约束在一种盟国的政策和行动的方针上的任何举动，在签署联合文件时形式上的领先，仅仅是对美国能够并且已经给予英国和俄国的援助所付的一笔很小的代价而巳。
中国当然始终不过是四大国中一个礼节性的成员，美国人为什么支持中国要求进入大国行列的主张，这倒是个奇怪的问题。或许情绪和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关系。这里还有着一种想把欧洲帝国主义的一页翻过去并开始世界历史一个新时代的愿望；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是会成为一个大国的。美国的陆军战略家们抱有这样的计划，想把中国的军队建设起来，以便利用中国人力的全部力量去对付日本，这也是真实的。如果这些计划实现了，如果一支强大的、配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中国军队在这次战争中出现了，那末中国要求同三大国平起平坐就可以有些实质性的东西了。鉴于有这些计划，可以论证，及早“在礼节上”承认中国同其他三个主要盟国具有同等的地位，这将是保证中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进行合作的最好的办法。最后，许多美国人都感到，在追随美国这点上，中国是可靠的，因为他们认为，俄国和英国由于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行径都已经使中国人同他们疏远了。一个感恩戴德、友好依附、受到保护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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