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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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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堡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中。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要求将蒙哥马利统率的美国第九军改归布雷德利统率，这样就削弱了在德国北部沿海的平原上的挺进。
艾森豪威尔没有经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明确批准，就于3月28日把他的战略计划通知了斯大林。艾森豪威尔认为，他这样做是根据雅尔塔会议上授予他的直接同俄国人进行接触的权力。可是丘吉尔却不以为然。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问题上的纠纷，已经给在雅尔塔所取得的表面上的和谐笼罩上一层阴影。首相认为使英美部队进占最有利的阵地，以便在打败德国后同俄国人讨价还价，这时已经是时候了。他尤其认为艾森豪威尔应该尽可能多集中兵力，抢先向柏林挺进。丘吉尔认为，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好处是压倒一切的。由于德国的抵抗已经崩溃，单纯军事技术上的考虑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显然，艾森豪威尔在3月28日把他的计划通知斯大林的行动是擅自作出的。丘吉尔对此十分愤怒。他感到艾森豪威尔擅自作出了具有最大政治意义的决定，而自己却还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可是美国参谋长们却支持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英国的把军队集中在蒙哥马利指挥下向柏林进军的战略性建议。3月30日，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柏林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了。”第二天，美国参谋长们告诉他们的英国同僚和首相说：
德国的战斗已经到了由战地司令官来决定该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了。……唯一的目标应是迅速而全面的胜利。虽然认识到有些因素同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没有直接关系，美国参谋长们还是认为他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应该得到全面的支持。他应该继续自由地同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进行联系。
面对着美国的这种态度，丘吉尔只能屈服。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更改这个计划了，因为在4月7日这次争论结束时，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已经越过德国境内，迅速地向着易北河和俄国前线前进了。
到1945年4月17日，俄国人终于准备好向希特勒的首都发动进攻了。两支强有力的军队从奥得河开始挺进。到4月25日，柏林完全被包围住。同日，美国和俄国的先遣部队巡逻兵在易北河的托尔高相遇。
由于英美军队和俄国军队互相接近，安排一套互相识别的信号，已成为迫切需要的了，同时商定互相停止前进的分界线，也是一种便利，即使不是绝对必要的话。4月14日，艾森豪威尔采取主动，建议在德国中部的进军到易北河为止，并要求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授权他照这样通知俄国人。然而，英国人反对在易北河停顿下来，除非迫不得已。这样，月初辩论过的问题实际上又被提出来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沿着德国北部平原抢先向柏林进军，还是通过德国中部向前推进的争论，而是英美部队在同红军会师以前想要并可能深入德国和中欧多远的问题了。
美国参谋长们和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同意艾森豪威尔关于在俄国和英美军事行动范围之间划一条明确界线的建议。4月21日，杜鲁门打电报把他的意见告诉了丘吉尔：
美国军队在德国的战术部署是一个军事问题。我认为应该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定的行动自由和决定权。我想你和我可以致函斯大林，主张三国政府之间商定一个把军队撤到各自的占领区的日期和程序。
艾森豪威尔行使了他的决定权，于4月21日通知俄国人，在前线的中部地区（以及前进得最远的地区）他不拟派遣军队渡过易北河和木耳德河。
后来，分界线向北延伸，把波罗的海的卢卑克划在英美区域之内，并且向南沿着一条假想的路线通过卡尔斯巴德、比尔森和林茨向前伸展。当1945年5月1日这一建议提交俄国人时，他们欣然同意，但是三天以后，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艾森豪威尔因而建议他也许可以更向前进军，直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易北河西岸。俄国总参谋长对这一建议表示激烈的反对，因而没有实行。结果，尽管波希米亚没有红军部队，尽管美国军队已顺利地开到卡尔斯巴德…比尔森一线，并且有可能至少前进到布拉格（捷克人已经在那里起义攻击德国人，很需要援助），但美国军队还是遵守原先商定的界线，把解放捷克首都的荣誉留给了红军。
同时，等待已久的德国的崩溃于5月份的第一周成为事实。5月1日，德国电台宣布希特勒死了。邓尼茨海军上将接替他成为第三帝国的首脑。5月2日，柏林的残余守军向俄国人投降了，意大利境内的德军也向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投降。5月4日，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的德军向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投降。为了避免邀请俄国代表参加谈判，这些投降全被称为“战术性的”，但是在“伯尔尼事件”以后，英美当局认识到俄国人变得那么多疑，因而一心一意坚持要德国向所有三个盟国政府正式投降。
海军上将邓尼茨尽可能避免向俄国人投降。他就任时宣布，他的任务是把德国从布尔什维主义下拯救出来。他的办法是指令德国士兵向英美方面投降。由于这项命令，加上担心俄国人会报复，德国人纷纷投奔英美的集中营，以求庇护。许多曾同红军交战的德国部队的司令官都企图率领整队有组织的部队投降，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部下很拘板地拒绝接受这种投降的要求，理由是“战术”投降只能行之于同自己作过战的军队。
邓尼茨尽可能长时间地坚持这种做法，但艾森豪威尔扬言他准备封闭他的前线，不让逃避红军的德国人过来。这位德国海军上将知道事情完了，于是授权他的代表到兰斯的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俄国和法国的代表也出席参加了1945年5月7日清晨举行的仪式。但是斯大林不满意于这种以英美为主的仪式。他对于德国向西方作出的“战术性”投降怀疑，并且担心德国人可能实际上仍然服从邓尼茨的命令，只向英美方面投降。这些考虑使他拒绝承认兰斯投降的有效性。他坚持要在柏林举行第二次投降仪式。因此，5月9日，即根据在兰斯签订的投降条款停止战斗的次日，在朱可夫元帅设在损毁殆尽的德国首都的司令部里举行了第二次仪式。在这次仪式以后，斯大林才认为战争结束了。
但是关于兰斯投降仪式的消息是无法扣压的。德国电台在几小时内，当然也就是早在柏林仪式能够安排就绪以前，已经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全世界。再则，一个目睹兰斯投降仪式的美国记者不顾规定发布新闻的日期，提前于5月8日上午9时30分将这个消息电告合众社。这使丘吉尔和杜鲁门总统处境很尴尬。他们要求斯大林同意把正式宣布欧战胜利的日期提前，结果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决定单独行事。因此，当英国和美国在5月8日庆祝他们对德胜利的时候，俄国人却延迟到次日才庆祝。这一差异象征了欧战的最后几个月给盟国带来的不和。象在一些联盟中常见的那样，胜利并未巩固友谊。尽管在当时的兴奋下出现了俄、英、美战友情谊的种种衷心的表现，三国政府在幕后仍然发觉有许多要争吵的事情。
在雅尔塔缔结的关于欧洲前途的协定，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事态的发展很快使得甚至那些最不愿意接受现实的人也不得不接受现实。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两星期内，西方和俄国的外交官在罗马尼亚问题上的争执尖锐化了。到5月份的第一周，即雅尔塔会议后还不到一个月，关于波兰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在公开的场合，美国和英国的官员竭力缩小他们自己同俄国人之间的冲突，采取了一种强作乐观的看法。私下里，他们认识到欧洲政治的前途正处在危险中。
首先是罗马尼亚的事态达到一场危机的程度。8月23日政变后最先组成的政府于1944年12月2日由拉代斯库将军领导的一个新内阁接替。这一变动使共产党控制了政府某些重要部门，主要是内务部和公安部，但拉代斯库本人及其大多数部长则决不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而且罗马尼亚军队仍然是反共的堡垒。这种情况不符合俄国人的愿望。早在1945年1月，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大概在那里接到关于促使罗马尼亚政府进一步改组的指示。他们回国后，反拉代斯库的骚动便被组织得规模越来越大，直到1945年2月24日布加勒斯特发生了暴动。两天后，俄国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到达罗马尼亚首都，要求罢免拉代斯库，改派佩特罗·格罗查继任总理。格罗查是一个名为农民阵线的农民党的领袖，尽管这个组织在1933年是独立的，后来却完全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一种伪装了。
米哈伊国王不愿意屈服于维辛斯基的要求，但是由于从美国和英国驻布加勒斯特的代表那里只能得到口头上的同情，他感到不得不接受俄国人指定的人。因此，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以格罗查为首的新政府于3月6日上台执政了。
这种略加伪装的政变使美国人大为不快。他们觉得，俄国人肆无忌惮地不顾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然而，英国政府却认为，罗马尼亚的情况并不能作为考验苏联的一个适当的事例。丘吉尔和斯大林1944年10月的密约毕竟曾让俄国在罗马尼亚享有主要的影响。再则，美国人的那种认为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代替了一切先前的条约的观点，可能会危及英国在希腊的地位。罗马尼亚的事态十分模糊和遥远，因此没有受到美国公众多大的注意就过去了。由于没有英国的积极支持，美国政府的行动仅仅限于一些无效的外交抗议。
然而，波兰却是另外一回事。英国和美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由于这个问题历史长久，加上存在着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美籍波兰人的团体，波兰的命运就成了美国公众和政府高度关心的问题。英美大使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的首次会议，没有促成波兰政府的改组，只是暴露了俄国和西方对于雅尔塔会议为波兰拟定的方案的解释多么不同。俄国人坚持认为只应该同那些支持雅尔塔决定的波兰领袖们商议波兰政府的改组问题。这就排除了曾公开抗议三大国的行动的米科拉伊奇克。既然爱国的波兰人士不能赞同雅尔塔所决定的使波兰丧失东部各省的做法，那末可以和他们商议波兰政府改组问题的人就只限于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了。3月5日，在大使们和莫洛托夫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当西方代表拒绝莫洛托夫关于邀请临时政府中的四位领导人和另外三位波兰著名人士来讨论政府改组问题的时候，整个谈判似乎濒于决裂。
当时，罗马尼亚的危机正到达高潮（格罗查政府第二天就上台执政）。看来很清楚，俄国人决定在波兰象在罗马尼亚那样干下去，不管西方盟国是否同意。他们的第一步便是和那些仍然承认伦敦流亡政府权力的波兰地下军的领导人进行谈判。苏联当局向这些领导人许了各种愿以后，便诱使他们参加一个会议，当场加以逮捕，把他们押送到莫斯科的监狱里。这次逮捕发生于3月27日和28日。4月6日，伦敦的波兰人收到了关于这件事的多少有点混乱的消息，就把它向全世界宣布。但是他们的报道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并缺乏可以作为证据的细节。因此，他们的控诉在许多方面被当作虚构的宣传，没有受到重视。俄国人保持沉默一个多月。关于德国投降的其他新闻极多，这也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在意波兰人的灾难。这样，俄国人凭着奸诈欺骗和残酷无情，把曾经十分成功地反抗过德国人的波兰地下组织一网打尽。在此后的几星期里，俄国人采取了有力的警察措施以及准军事措施，打散和消灭了波兰地下军的人员。这样，临时政府的政权得到巩固，他们唯一的对手被镇压下去而无足轻重了。
俄国人以同样的努力去加强华沙政权的国际地位。美国和英国不顾苏联的抗议，拒绝邀请波兰临时政府参加旧金山会议，除非它按照雅尔塔会议规定的方案重新加以改组。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也被排除在外，因此旧金山会议开幕时，波兰没有正式代表出席。可是，1945年4月21日，正当会议前夕，俄国人和华沙政府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斯大林不顾西方的抗议就这样干了。他这样做似乎暗示临时政府的永久性。
同时，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改组波兰政府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俄国人不准备考虑一种可能破坏共产党在波兰政府中的优势地位的“改组”，英国和美国则继续坚持要实行那样的“改组”，使非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自由地集结起自己的支持者，为举行一次决定波兰未来的政府形式的选举做准备。罗斯福和丘吉尔亲自进行干预，结果丝毫未能解决这种政策上的冲突，他们提出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塔宣言的文本，也不能使任何一方放弃它自己对那些文字的解释。
3月底，关于罗斯福和斯大林订立密约、支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大会会员的消息在报纸上泄露以后，雅尔塔协定的声誉在美国受到严重的打击。罗斯福不得不勉勉强强地证实3月29日发表的第一次报道的准确性。他大讲其美国的三重代表的权利，竭力把事情说得好看一些，但也没有得到任何重要的支持。美国政府因此不谈这个问题，不再谈他们在联合国大会里可占一个以上席位的要求了。
且不谈许多美国人对于接纳苏联的个别加盟国进入一个据认为是主权国家的大会的原则感到怀疑，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公众那里的方式就给人留下了一种很坏的印象。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雅尔塔还订了些什么其他的秘密协定？雅尔塔一度似乎是一种光辉的成就，现在和这个会议联系在一起的却是颇为暖昧的交易和邪恶的秘密。
虽然盟国在罗马尼亚、波兰和“伯尔尼事件”上的种种困难，总的说来在各国报纸上都没有大肆宣扬，但幻灭之感实际上已经开始。虽然如此，3月29日俄国人宣布莫洛托夫将不参加旧金山会议时，英美的公众仍然感到这个消息有点出人意外。盟国之间的不和正从外交活动的密室转移到公开的讲坛上来，而对于战胜法西斯以后抱有美好希望的千百万人则全感到惶惑和沮丧。
这是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患脑溢血逝世时的形势。罗斯福的突如其来的逝世给美国的政体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国内外政策的一切方面向来都抓在他手里，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是完全被排除在政府核心计议之外的。此外，罗斯福之死使盟国的团结失去了一个主要的象征，也使世界上千百万人民失去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希望所寄托的独一无二的主要对象。
罗斯福逝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俄国取消了关于不派莫洛托夫去旧金山的决定。在哈里曼大使的劝告下，斯大林作出这个姿态，作为他愿意和新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继续合作的一种表示。尽管莫洛托夫本人表示异议，斯人林还是这样做了。
但是姿态并不改变政策。当莫洛托夫抵达旧金山时，他带来了障碍和争论。由于随后几个月里俄国和西方的关系恶化，许多罗斯福的最热诚的支持者把大同盟衰落的原因归咎于罗斯福死后美国态度的改变。鉴于有关各方原先还希望把大同盟的裂痕弥合起来，所以当时没有把罗斯福逝世以前早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广为宣传。这就使得批评杜鲁门的人提出的责难显得更加有理了。
从狭义来看，这种论点可能有些道理。或许杜鲁门个人不象罗斯福那样愿意对俄国人迁就。但是，一个重要得多的因素是，美国的军事形势已经改变。由于欧洲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不久就可以调遣优势兵力去对付日本，因而俄国的帮助看来已不是那么重要了。在俄国远东领土上建立美国军事基地这件事，几乎始终毫无进展。同时，在太平洋岛屿上新获得的基地看来已经可以维持对日本的轰炸攻势。因此，1945年4月24日美国参谋长们放弃了他们关于利用西伯利亚作为空军基地的计划。他们也决定不分散海军力量去执行在日本北面开辟海路的任务，除非莫斯科逼得他们这样做的话。这意味着在俄国和日本开战以后，美国海军将不保证继续运送军需品给远东的红军。
这些决定至关重要。实际上，美国人已经不再愿意作出任何重大的让步以求得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据海军上将李海说，4月22日，杜鲁门的顾问们觉得，“如果俄国放慢或者甚至停止他们在欧洲和亚洲的作战努力，这对我们的战争前景不会造成特殊的损害。”这样，大同盟的军事基础大部分都消失了，只有依靠共同的政治目的来使盟国间的冲突不至于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共同的政治目的并不是不重要的。三大国都需要和平和安全，都承认只有它们继续合作才能达到这些目的。但有些事情在一方看来是保卫苏联国家安全的基本预防手段，在另一方看来却是共产党的奸诈和侵略。面临着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大同盟逐步瓦解，成为互相竞争的敌对部分了。
如果罗斯福还在世，事情会朝着略微不同的方向发展，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认为他会有什么办法防止这个同盟的破裂，或者能够大大减缓破裂的速度，这是对国际关系采取一种肤浅可笑的看法。杜鲁门所依靠的顾问就是罗斯福所依靠的那一批人，而且他尽可能遵循罗斯福的政策。使同盟分裂的不是杜鲁门，不是丘吉尔，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唯有这个共同敌人的力量才能促使这三个有关国家的政府把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相互存在的畏惧心理置于某种更大的恐惧之下。为了保全罗斯福的神话和他自己内心的平静，他的确死得其时。他死时，他曾大力帮助筹划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地近在咫尺，而他曾经满怀希望地培育的同盟又尚未明确地、不可挽救地瓦解。他死时，人们还可以抱有光明的希望。直到他与世长辞的时刻，他始终没有放弃和俄国人达成相当的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和谐的希望。他写的最后一个电文是给丘吉尔的，他说：“我将尽量缩小有关苏联的一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似乎每天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会象伯尔尼会议的问题那样得到解决。然而，我们必须坚定，我们的路线到此为止始终是正确的。”他死时还没有因盟国失和而感到沮丧，对自己采取的路线到此为止又深信是正确的，一个人还能死得比这样更好吗？
上文已经提到，罗斯福的逝世使莫洛托夫来到了旧金山。这位俄国外长途经华盛顿时作了短暂停留，和杜鲁门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会见，毫无成果地讨论了波兰问题。盟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很快就在旧金山会议上表现出来了。那里既有关于会议主席这一类问题的小争吵，又有关于波兰和阿根廷问题那种比较严重的争吵。虽然这些争吵后来证明是不祥之兆，当时却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公众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德国崩溃这出戏上。尽管有俄国官员经常表现出来的那股猜疑的暗流，那些正在德国的人们却为他们的共同胜利而感到自豪，并且在大多数事情上都进行了颇为有效的合作。但在幕后，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先前一样令人烦恼。在久久不得解决的波兰问题之外，德国的战败又在的里雅斯特地区、奥地利以及最重要的在德国本身，引起了新的困难。
1945年5月2日，意大利境内的德军向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投降时，英美部队和南斯拉夫部队立刻开始抢着向的里雅斯特进军。结果英国军队和南斯拉夫军队在的里雅斯特及其邻近地区混杂到了一起。一场剧烈的争论立刻发生了，争论的问题是铁托要求管理伊斯的利亚和大战前属于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的某些地区。有一时期，南斯拉夫和盟国部队之间似乎可能爆发一场公开的战争，但是比较冷静的意见占了上风。到6月9日，美、英和南斯拉夫政府终于签署了一项关于调整有争议的地区中军事安排的协议。至于边界线，则等到同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和约时再明确划定。
铁托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行动，使他的政府明确地站到了俄国阵营里，同英美阵营进行对抗。尽管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商定对南斯拉夫事务施加同等的影响，尽管在雅尔塔会议以后舒巴希奇和“西方”的另外两个候选人参加了铁托的政府，铁托显然还是把政府控制得牢牢的，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政策行事。1945年4月11日，他和俄国签订了一项针对德国的同盟条约，他的一言一行正象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应做的那样，表示了对俄国的钦佩和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不信任。丘吉尔为自己计划的失败感到烦恼，但是除了利用亚历山大部下的军队对铁托的扩张设下一道屏障外，也别无他法。
从铁托对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前的领土提出要求这一点来看，奥地利是卷入南斯拉夫的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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