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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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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解决办法的叙述，来说明比较广泛的区域性问题是如何逐渐地、不可避免地归入到中东补给中心职权范围之内的，其中许多问题在和平时期也是极为重要的；并说明如何导致进行一些实验，这些实验中有些是落空了，有些结了果，这些有结果的实验可能具有长远的意义。
在和平时期，中东是进口粮食的，虽然不是大批购货的主顾。在主食方面，谷物总生产量同总消费量大体相等。但是，这种算术上的相加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因为各地对所吃的谷物品种如，小麦、大麦、米、玉米、小米等，差不多都有固定的习惯，而实际种植的谷物同其特殊需要不见得完全相称。伊拉克有大量剩余的大麦（在丰收的年份可达四十万吨，在歉收的年份或许也有十万吨）；埃及有多余的小麦，只是多余的数量要小得多；叙利亚、黎巴嫩、塞浦路斯、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大体上能够自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苏丹和马耳他则都要依靠进口。整个地区的茶叶完全不足，而且要进口大量的咖啡、香料和糖。油籽是阿拉伯人食物中极其重要的东西，要从埃及的棉花作物以及苏丹和东非获得供应；橄榄油则来自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肉类除城市以外，吃得不多——动物蛋白质是中东日常饮食中最为缺少的一项。按照西方标准，整个地区的食物营养是严重不足的。但谷物是最为重要的食物。每年大约种植和收获一千二百万吨；显然，即使减产百分之十，也就要大量进口了。
1941年，这种经济的弱点显露出来了。那年年初，不可缺少的春雨没有下降。接着，在5月份，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的作乱又耽误了大麦的收割；最后，在6月份，叙利亚和黎巴嫩战火蔓延，规模不小，要把维希政权从近东国家撵走。影响谷物供应的，不仅是由于打仗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心理作用。剩余谷物并不是大庄园生产的；它们是从上万个村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要是农民受了惊吓，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饥荒，他就要攒积谷物。1941年，由于受到德国无线电宣传的影响，这种情况开始大规模发生了。到1941…1942年冬，要求进口谷物的申请开始源源不断地送到中东补给中心。有一个时期，仅埃及就估计缺少三十五万吨。到3月份，局势已经显得岌岌可危；英国的货运接济不上，不少船只被击沉，中东各地告急乞援的要求纷至沓来。5月18日，中东补给中心接到通知，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库存仅能维持到5月27日，而新粮在6月10日以前大约不会上市——这就出现了大约二万四千吨的差额，而中东补给中心在整个中东掌握的存粮却不超过一万二千吨。于是，只得逐日发放小量存货；埃及政府在加速收购当年的收成方面也做出了奇迹；危机因此得以渡过。不过，为这个歉收的年份所付出的代价是重大的——九万一千吨谷物运给埃及，十万吨给叙利亚，九万吨给巴勒斯坦，七万吨给土耳其，三万八千吨给塞浦路斯，还有许多需要较少的地方——总起来，为挽救饥荒，绕过好望角运到中东的谷物共达六十万吨。
以后还有过一些其他化险为夷的事件——在德黑兰，有一天粮食库存下降到只有一天的供应量，在大马士革发生过抢粮的风潮，在沙特阿拉伯也有过一些尴尬的时刻，在亚丁保护地的内地发生过饥荒；这些事情的细节已是无关紧要。不过，1942年以后，总的形势就不再如此糟糕，原先估计1942…1943年谷物进口需要三十六万五千吨，包括部队的九万五千吨，可是，当新的、丰收的谷物开始源源上市时，实际进口总量只有二十七万吨。
情况改善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天气较好，此外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制订了增加谷物种植面积的方案，而最重要的，则是由于中东补给中心所制订的“小麦征购计划”。关于增加农业生产的各种方案，下文还要予以补充说明。这里单把最大的一项，即以将近一百万英亩种植棉花的埃及土地改种谷物，先说一下，也许是比较恰当的。1941年，英国购买了埃及的棉花（虽然未能运出）以防其经济崩溃。1942年决定加种小麦，尽管预料每英亩产量会大为减低，因为从智利进口的氮肥，从战前的平均五十万吨减少到了只有十三万吨——这是能从智利远道运来的全部数量。其结果在1943年的收成中就体现出来了。
由政府机构征购谷物的办法首先在叙利亚试行。所有私营谷物贸易都被禁止了，当地的磨坊关闭了，甚至被焚毁了，全部农村剩余谷物都必须卖给一个由英、法当局联合设置的专营机构（粮食局）。该机构除法国工作人员外，还有六十多名英国官员参加，分驻叙利亚全国各地，评定每个村庄的上缴额，并筹设“征购中心”，所有谷物都要送到那里，当场（优厚地）付给现金。一方面对为首的少数走私分子和黑市商人严加惩处，另一方面则对农村中的耕种者立即付款，这就使征购计划立见成效：次年，在叙利亚就有了数量相当大的剩余谷物。其后几年，在埃及（英美谷物委员会），形式稍微不同，而在伊拉克和波斯，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当1944年和1945年孟加拉发生饥荒时，在中东受过这项工作训练的许多官员被调往该地从事同样的工作。实行谷物征购计划证明势必连带产生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要为乡村市场提供足够消费品的重要性。农民利用其收成以供食用、留种并购买制成品——杂货、煤油、火柴，尤其重要的是便宜的纺织品，他们因为要购买这些商品，所以才需要钱。无疑，在消费品的供应与立即可以到手的剩余谷物之间有着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不巧的是，在战时船运和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几乎总是难以维持这样一种供应。于是，采取了一项少量抛售黄金借以制止通货膨胀的代替办法——农民和商人都是天生的囤积者，只要有此机会，他们也就会把黄金囤积起来（但不要纸币）。
中东补给中心粮食供应处的贡献无疑是节约船运舱位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除了下文将述及的改进当地生产技术之外，主要的节约措施有四个方面：将种植埃及棉花的土地改种小麦；将氮肥的进口从五十万吨减少为二十万吨到三十万吨之间；将大麦、小米、玉米搀入面包粉（自从中东这样大量消费其剩余粗粮后，估计节约粮食达五十万吨）；实行谷物征购计划。除了粮食供应之外，在节约效果上，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以油代煤的措施。中东补给中心的其他部门，虽能利用当地原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增加生产，但在节约吨位上从来无法相比，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大规模的节约，只有在不影响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把消费限制到最低水平。
除粮食外，不可能详细叙述关于进口其他物资的各种问题与权宜措施。进口物资中，最受人注意的是：发电和供电设备的备件，水的净化设备的备件（例如，开罗就完全依靠自来水厂供水），运输工具方面的备件（如卡车、轮胎和铁路上的备件），医药用品，包括新发明的抗斑疹伤寒的疫苗与抗疟疾的药品，棉织品，皮革，灌溉机械（主要是水泵）和钢铁。一项重大的措施是把埃及的机车从烧煤改为烧油，这样就使需要进口的煤从每月七万吨减为四万吨。战争初期，使供应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是船舶问题，到1944年，英国和北美的工业潜力完全从事于军事生产，致使出口供应缩减到了危险点，而船舶供应情况却大有改善，虽然这也是时断时续。或许最为缺乏的是棉织品，尤其当印度由于受日本的威胁而开始削减它对中东的传统出口时，情况就变得格外严重。中东补给中心终于感到有必要在印度派驻一位官员，同印度政府及其供应当局经常保持接触，以保证中东可以获得相当份额的纺织品。
为物资进口而斗争，是一个战时问题，这一问题在战后正常贸易得到恢复时，似乎就结束了。但是，与之俱来的增加当地生产的努力，却马上进入可能要持久地改善经济的范围了；中东补给中心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主要关心的是其将来。这项工作的局限性必须予以说明。承担真正巨大的工程如灌溉或开垦土地等是谈不到的，这是因为在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只能是短期的观点，也因为不可能大规模进口基本建设的设备，因此中东补给中心不能不集中精力于这样一类工程，这些工程在一两年内就能产生利润，并且只需要适当地提供一些物资和劳动力。尽管如此，许多这些企业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第一步，通常是调查这个地区农业发展的可能性。1942年，派出一个英美工作组进行了一次闪电式的调查。以后，在1944年，中东科学工作组又进行了一次更为详尽的、长期的调查，由罗泰晤士特农业研究所副所长、皇家学会会员A·B·基恩博士、淡水生物研究协会会长E·B·沃辛顿博士、近东基金会的H·B·艾伦博士和汉纳乳业研究学会会长N·C·赖特博士等进行。这个工作组的最后报告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作出了持久的贡献。
农业生产规划需要有足够的科学的建议。中东补给中心慢慢地建立了一个规模虽小而资格很高的顾问团，包括：农业机械、土壤学、灌溉问题、渔业、牲畜、土地使用、蝗虫控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整个地区都可随时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多半的时间都花在野外，并同中东各国政府中往往是资格很高，但与外界接触不多的工作人员磋商。
增加产量问题是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着手解决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农业机械的供应上面，尤其是拖拉机、收割机与收割扎束机、联合收割机以及一些小的灌溉水泵。在下述各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土壤分析，改良种籽，推广改良羊种，开凿人工养鱼塘，控制仓存谷物中的虫害，开拓培植马铃薯种的新地区（塞浦路斯和黎巴嫩），生产肥料（在埃及以其磷酸盐制造过磷酸钙，在塞浦路斯以二硫化铁为原料，以及从苏伊士炼油厂的废料中生产硫酸）和利用城市中的垃圾（在贝鲁特使用博吉安诺·比科方法）等。重大的项目有：在叙利亚开垦三万多英亩新的耕地，这是由于使用机器并以汽车将劳动力从远处的乡村运来才能做到的；以及开挖一个全新的水道网，把利塔尼河的水通过连绵的丘陵地带，引进来灌溉黎巴嫩南部干旱的海滨平原。
为防止蝗虫的危害作出了非常特殊的努力。中东常易受到沙漠蝗虫的猛袭，通常每隔十二年就要遇到一次蝗虫袭击的高峰时期。不幸的是，1943年和1944年就是这种周期性危害最大的年份。可能要损失一百万吨谷物，这是经受不起的风险。在伦敦世界治蝗研究中心的主任尤瓦罗夫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中东补给中心同英国军队和中东各国政府协作，并得到印度和俄国的协助，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灭蝗远征考察。考察的地区包括：波斯、伊拉克北部和巴勒斯坦边境的山区、沙特阿拉伯的遥远腹地、也门、厄立特里亚、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苏丹。这些远征考察队的组成有时候包括一连以上的英国部队，由一名殖民地昆虫学机构的人员负责指导，他们配备有充足的机动运输工具和无线电，还有飞机（在波斯）。他们不仅能在蝗虫繁殖的地区进行从未有过的最彻底的扑灭工作，而且还因此而增长相当多的有关这一蝗群的习性与繁殖地区的科学知识。
可是，中东补给中心最有价值的工作，也许还不在于它取得那些较为引人注意的成就，而在于其日常对最广泛的各种农业问题进行接触和磋商。它设在开罗的农业生产科已经成为整个中东交流农业知识的中心。这个地区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它们自然涉及干旱地区的耕种、灌溉及其对土壤的影响，害虫的控制，土壤的侵蚀以及植物和动物的遗传与病害等。可是，汇集知识和交换意见的工作，几乎尚未动手去做，部分地是由于民族嫉妒，而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没有可供进行协商的常设机构，这一地区也从来没有被人当作一个“区域”来考虑。1944年举行的中东农业发展会议大大促进了逐渐增长的协作观念。中东各国政府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波斯与埃塞俄比亚除外，因为他们的问题迥然不同），巴勒斯坦也派了一个由犹太和阿拉伯专家混合组成的非常友好的代表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许多国家的代表宣读了共同关心的一些专题论文，会议最后这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建议设立一个中东农业理事会。该理事会除其他任务外，应考虑最终成立一个区域性农业协会。这一提案没有得到实现，因为会议的各项建议，以后都要提请阿拉伯国家联盟经济小组委员会审核，这个组织是在同年晚些时候组成的，在巴勒斯坦争端的混乱情况下，许多这类方案都石沉大海了。然而，会议并不是没有成果的。在中东各国之间安排了一系列的相互访问，并都如期实现；一种思想业已诞生，它总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中东补给中心作出了很多同样的努力，并以类似的方法来增加中东的工业生产。可是，在这个领域里局限性更大。首先，这个地区缺少高度工业化所需的主要资源——虽然富于石油，但没有铁矿、煤和好几种其他必不可少的矿产。其次，虽然某些迫切需要的产品确实可以在中东生产，但是必须非常当心不要创办不合算的工业，因为当价廉物美的商品又可以随时从工业化的西方获得时，这些工业就会全部凋落。这场战争与随之而来的物资短缺，几乎象高关税壁垒所起的作用一样，在它的后面本可以创建起许多企业；但是，这种诱惑还是被拒绝了。只有少数基础工业创办起来，或是因为它们有指望在和平时期的竞争中取胜，或是纯粹作为短期投资的项目，经过三年到四年的经营（连同产品价格的相应提高），投资就可以回收。在多数情况下，新的工程不是有关开采当地的化学或矿产资源，就是有关废物利用。铬铁矿的开采已在埃及和波斯发展起来，航空测量导致在埃及生产“throna”（天然的、不纯的炭酸钠）。从炼油厂的废油中提炼硫酸这项重要的废物回收工业已经开始。硫酸钠已开始有一些生产，制革、耐火砖的制造以及一般化工工业也都有所发展。在埃及还创办了一个新厂，生产（谷物贸易用的）麻袋；一个大型的生产硬板纸和包装纸的工厂，在战争爆发时尚未竣工，现已建成投产。
这都是一些小的经营；但是，这段叙述，对中东补给中心工业人员四年工作中在提供意见和补给供应方面所作出的无数细小的贡献以及在成百项小的技术改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得不再次从略。今后中东工业的发展不仅将得益于业已实现的广泛调查，而且也将得益于适度地集中力量去开发真正有经济价值的当地富源。
虽然，中东补给中心的职责主要是提供控制传染病所必不可少的药物和用品，但是，新的医疗方法以及西方对可能根除流传已久的疾病方面所持的坚定的乐观看法，对中东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在这项工作中，美国起了卓越的作用。1943年，第一批阿的平（奎宁的主要代用药品，奎宁被日本控制着）从美国空运到中东。在上埃及，开展一场积极防治疟疾的运动，得到了中东补给中心的大力支持，根据租借法提供了一百二十吨用来喷射积水的“巴黎绿”原本做颜料用的巴黎绿，是由亚砷酸铜与醋酸铜形成的络盐，约在1865年开始用来防治马铃薯甲虫，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现今巴黎绿还在一些国家有极少量的使用，用于防治孑孓。。在中东建立了一座六百万美元的医药供应总库，并且动足脑筋，务使这些药品到达真正患者的手中而不致流入黑市。战争初期发明的抗斑疹伤寒的新药及时运到中东临床应用，并再度援用租借法，运进了三百多万立方厘米的这种药品，在严密控制下发放到受威胁的地区。最后，滴滴涕，也是一种新问世的药品，开始用于杀虫和控制疟疾。
中东人民的健康问题（其中有一些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仅仅依靠供应几种新药、化学制品或疫苗是不能克服的，而改善群众教育与卫生习惯则是一个长久有效的条件。但是即使这些表明医学成就的小小样品，在人们对公共卫生工作采取积极态度的支持下，于许多中东国家也还是不无成效的。
战争对中东经济在财政和价格结构方面的影响是按常见的趋势发展的。这个地区面临着商品供应急剧下降和在该地区作战的盟国军队的庞大开支——过多的货币争逐过少的商品。盟国军事开支，大体上在1939年为六百万英镑，1943年突然上升到一亿九千五百万英镑，1944年稍稍下降，为一亿三千万英镑，而1945年则陡然缩减。如将这些金额与民用物资年进口量从五百二十五万吨减到一百五十万吨对照来看，那么，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不难想象的。应付这样一种局势的方法，当然是人们相当熟悉的；中东的困难在于应用，直截了当的管制措施有：（1）征课重税以吸收购买力；（2）对基本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和严格的物价管制；（3）冻结工资和薪金；（4）听任奢侈品价格上涨，要涨多少就涨多少，借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剩余购买力；（5）引尽可能发行义务公债。
这些措施大部分需要一大批效率很高并在实施管制方面具有经验的文官来执行；尤其要有相当有知识且能合作的公众。在中东，这两个前提都不具备。除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政府外，没有一个政府在具体的经济管制方面有很多经验。更糟的是，在所有中东国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是文盲——在伊拉克、波斯和沙特阿拉伯，能够看懂一张定量卡的人是微乎其微的，更谈不上理解了。鉴于这些不利因素，中东的经济竟没有陷于更加紊乱失调的境地，是难能可贵的。在苏丹、埃及、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管制最有成效。而近东国家、伊拉克和波斯的物价上涨就异常严重。由于计算方法不同，各国的生活指数难以精确比较。不过，如以1939年为100，1945年1月份的指数——埃及为293，巴勒斯坦为254，近东国家为620，伊拉克为390，波斯为699，苏丹则为160。
除发行义务公债外，所有管制办法都在各地试行，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此外，还抛售了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为吸收储藏起来的货币的一种手段。无疑，最有效的管制是对必需品的定量配给和物价管制；在这方面，中东补给中心对分配进口货所实行的多少有点儿效果的管制以及政府通过小麦征购计划对谷物的管制，都发挥了显著的重要作用。中东补给中心且能以此作为供应物资的一个条件，即对短缺的必需品应按管制价格进行公平分配。在采取这种态度时，坚持认为英、美公众不愿让自己的供应短少，也不愿让他们的船员和船舶冒着风险而去把巨额利润落入中东黑市商人之手，那是合理的。在分配轮胎、棉织品以及一些医药用品方面，中东补给中心严肃地坚持受援国政府在发放这些补给品前，应按需要和必要的用途制订一项令人满意的分配计划。当中东补给中心或一个当地政府能直接对补给品作实物控制时，这些管制措施自然是比较易于执行的。至于私营进口商凭进口许可证制度的订货，就不可避免会有漏洞，毫无疑问，有大量的进口商品以不正当的价格流入不正当的人之手——例如：为了必要的用途，凭许可证进口的一些软木，就到了开罗时髦妇女所穿的高跟鞋上去。定量配给在英国控制的领土和埃及，也许最有成效，明显的失败不多，执行情况是好的。但在近东国家、伊拉克和波斯，情况就远没有那样令人满意。无庸置疑，城市遭受到通货膨胀的全部祸害。乡村居民，尽管实际上无力购买消费品，但是，至少可以其自己生产的食物来自给自足，因此没有广泛受到严重痛苦的迹象。
由于战时管制而形成的特殊局面，引起了某些社会问题。首先，西方进口货的价格尽管订得很合理，它同当地的物价差距仍很大。对英、美出口商——和政府——来说，要把由此所得的利润白白送给中东进口商，那是有点儿难以忍受的。但要采用征收某种进口税的办法，又不能不开支巨额的管理费用。实际上，这项差额是给中东各政府和商人们中饱了。
更为严重的困难在于整个地区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价格水平悬殊。商品很容易流向东北；但是，由于商品是那么少而货币又不能兑换外汇，即使这种自然的流通也不能降低价格水平。因此，东北部所出现的剩余物资几乎都是卖不掉的。尽管英国政府为了小麦而焦急，尽管中东西南部的国家也迫切需要，但在澳大利亚小麦以二十五英镑一吨运到亚丁市场时，就很难说服任何人以五十英镑一吨来购买叙利亚1944年的剩余谷物。1941年，在船舶最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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