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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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这些力量使得从世界贸易体系得到的好处分配不均。这里只能谈一谈几种这样的力量。在晚近阶段才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而且仅仅依靠私人企业积极性的国家发现，要建立那些它们似乎拥有某些“天然优势”的工业并非易事。较老的国家有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臻于完善的运输、信贷和销售组织，因而能吸引它们的“天然优势”根本不算最好的那些较新的工业。正如皮古所说，在自由贸易制度里，基础巩固的工业国家的有利条件要比新来的竞争者多千种，而如果听任事情“自然”发展，那末年轻国家的“潜在”力量的开发也许会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民族经济的利益而实行保护贸易制度便有了强有力的理由。
　　在某些年轻的国家里，私人企业由于缺乏资本，不能开发潜在的生产资源，国家就担负起企业家的职能，而不是仅仅为私人企业维持秩序了。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有人谈到十九世纪后期日本的纺纱工业时说，“政府是这一工业孜孜不倦的革新者。……在提供资本方面，国家占主要地位；实际上当时所有引人注目的扩张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国家提供资金的。”一般说来，如果由于国家的刺激，规模较大的生产最终提高了效率，那末对于国际专业化和合作是没有害处的。但是生产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生产率，抑或仅仅是为了威望和军事目的，则很难区分。许多欧洲国家的工业是在本来会经受不住公开的国际竞争考验的两次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美国和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能够生产汽车、打字机和化学品，而且在较低的价格幅度上具有相当的质量。但是尽管日本工资标准低得多，还是要有高度的保护措施，才能防止同类的美国产品完全统治日本市场。
　　这是一个困境。新生工业有一个习性，即使它们的规模扩大了，也还是要依赖在它们诞生时援助过它们的支持者。但这种保护为什么要继续下去，而且，较老的国家既然维持低效率肯定不符合它们的利益，那为什么也采取保护措施呢？
　　解答必须从这些国家各国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气候的变化方面去找。随着工业的发展，组成这些工业的各家公司在竞争的角逐中便面临着严重的风险。拥有和经营一家工厂的人除非运用他的才智，便无安全可言。为了在市场上立足而不至于被迫歇业，他就得紧紧跟上最新的技术发展。他必须通过降低成本的办法保持住他的公司的效率。只有那些不断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的人才能坚持下去，那些落在后面的就被摧毁了。这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现实。生意第一，生意最重要，乃是一种没有人能够躲避得开的教义。在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里，软弱是不行的。对现实的清醒估计和为效率而奋斗——不论用什么方法，亦不论付出多少的人所能及的努力来提高效率——便是求得生存的唯一道路。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所有社会的内聚力破坏殆尽，而那些确乎生存下来的人所得到的报偿便是财富的积聚。
　　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报偿和风险都增加了。随着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老的工业国家在开始的时候积累起巨额财富，但是一旦“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在某些活动部门推进到足以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向较老的工业国家提出挑战的时候，重点就从利润转到了风险。随着在比较成熟的工业国家里竞争的加剧，企业家在看到没有希望把他们的营业扩大到独家垄断的规模时，就愈来愈热切地希望得到安全，希望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导致在商人中间成立贸易联盟和卡特尔，目的是要局部地，即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调节和控制竞争。
　　在这种组织从一开始便不存在的地方，既得利益者组织起来了。这些垄断联合体不必把行将过时的工厂设备无限期地保存下去，就此而言他们也不冻结现状和阻挠进步，他们的目的更确切地说是分别做到“有秩序的撤退”和“有秩序的前进”。在一国之内获得局部的社会内聚力是一回事，要消灭所有导源于外部竞争而对内部稳定产生的不利反响，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假定这些垄断联合体足够强大，那末它们就不难使政府相信，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为了确保有秩序地进行调整和取得进展，实行保护贸易制度是合乎社会需要的。
　　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社会气候的变化，垄断组织的发展，以及保护贸易制度，各国均不相同。这个变化有代表性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贸易是同世界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同一步调增长的，而在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贸易增长率却落后于生产的增长率，第四个十年更是停滞，乃至下降。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1938年世界贸易量超过1913年大约百分之十三，成熟的工业国家的贸易却绝对下降。例如，英国和德国的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二，法国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一，而美国的出口量则增加了五分之一。但甚至美国也在1929年至1936…1938年之间的这一时期出口量缩减过四分之一。更惊人的是，英国出口量的下降全是因为它同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贸易减少了一半，亦即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苏联和印度的贸易锐减的缘故。它向三个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即印度、日本和苏联的出口实际上减少了三分之二。另一个说明较老的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地位变化的方法是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所占的份额已由1900年的百分之六十六下降为1937年的百分之五十二。
　　那末，较老的工业国家把机器出口给世界的其余部分就是在破坏出口国自己的长远利益，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斯彭格勒指控西方人民把他们的技术传给亚洲人，说那是在背叛他们自己的文化并为西方世界不可避免的衰落铺平道路，这种说法难道没有某些正当的理由吗？
　　总的说来，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是不足的，不过，从成熟的工业国家的经历来看，却也并不叫人宽心。它们是否会逆流而行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过去从国际专业化中得到过巨大的好处，而它们现在也没有保护它们原先的技术垄断的手段。
　　某些当代的观察家评论说，随着紧挨西方世界周围的开放边疆的消灭，随着开放空间的填补完毕，人同物质自然界的斗争必定要被竞争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政治斗争所代替。这个结论过分悲观。但变得明显的是，工业基础巩固的国家正象它们现在这样，面临的局面是从前不断打开新市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国内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固定不变，以及外国在它们的国内外市场加强竞争的威胁，因而它们会被迫接受在其工业中作非常痛苦的调整。它们缓和这些调整的一个权宜之计便是采取保护措施。
　　可是结果是，旨在便于有秩序的调整而征收的关税，象那些旨在保护年轻工业而设立的关税一样，往往蜕变为保护低效率的工具。某些国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目的是直率宣布的。早在1930年国际行为准则彻底崩溃很久以前，德国——以及其他某些工业国家——通过一些蓄意采取的措施，从关税到补助金都有，企图为它的经济保留一个广阔的农业基础。工业国家的这种政策在许多农产品生产领域提高了生产率的同时，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严重下跌。虽然在1927年和1933年之间贸易条件变得对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非常有利，但只有农业在其经济中是个最小部门的国家英国才充分得到了这个好处。在象德国那样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国家里，根本就不想以任何有秩序的方式去拆除支撑农业的人为支架。相反，出于政治原因，农业得到更多的援助，尽管这些工业国家里的贸易条件的有利趋势部分地一直维持到1937年。显然，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对世界贸易是具有抑制影响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贸易条件已经变得对包括苏联、意大利和日本在内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不利。所以这些国家现在用一切可能的刺激手段去促进它们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在苏联——但日本不是这样——工业化的同时是伴随着进口量的下降的。加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业化是经过有意计划要实现自给自足的，所以世界生产和世界贸易之间的差距便不可避免要扩大了。
　　然而，经济民族主义除有政治根源外，也还有真正的技术方面的根源。这就是说，世界贸易的相对衰落虽然多半要归咎于垄断的“压力集团”对政治家们施加的影响，但把经济民族主义轻率地说成完全是根据荒谬的错觉提出来的，则过于简单了。主张世界范围的专业化和交换的论点所依据的是，物质资源、人类技术和资本储备向来分布得很不均匀这一事实。但是，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正是这些曾经造成了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条件在不断变化中。例如，在美国或德国获得的技术知识很快也就可以在俄国或日本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工人技术的差异在工业化扩展和教育普及的同时趋于消除。而且，由于现代电力技术和化学方法的进步，某些或以活的有机生命为形式或以有机生命的化石产品为形式存在的自然原料资源，因其甚为稀少，或只有少数地方才有，或多或少被用比较丰富、比较易于得到的非有机物质制造的新的人工合成材料所代替，这也减少了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依赖。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加以考虑，我们便可看出一个总的趋势，即制造品成本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从国际专业化和交换获得的经济收益在减少。
　　就经济民族主义中这个真正技术性因素所起作用而论，它确实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贸易停滞的部分原因，但还有两个因素意义更重大。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苏联，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想实现高度的经济自给自足，另一方面，象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强国在这十年中确实不能使内部活动达到并维持在一个高水平，这也是事实。这种无能为力的局面减少了它们传统的进口需求，结果对世界贸易量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
　　所以，要确切估计促成经济民族主义的各种推动力的相对力量究竟各有多大，那是不可能的。但有一点却很清楚，即1930年贸易和货币领域中的国际关系的破裂使传统的、通过关税进行的国家保护方法变本加厉，因为又对贸易设下了限制性更大得多的新障碍，例如配额和外汇管制，从此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利益同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之间，便不再有任何协调一致的表象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边贸易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国家采取的单方面行动的一个结果是，强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及其政治和商业利益范围的重要性增加了。由政治上同强国联系在一起或受其控制的领土所构成的政治范围，在强国之间的划分是很不均匀的。
　　的确，在七个强国中，无论是苏联或大德国——在其他国家事实上承认了强行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并入第三帝国之后——都没有对它们自己国界以外的领土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美国实质上也属于这一类型的国家，因为它在亚洲和大洋洲的附属国的经济资源，比起在大陆美国所发现的资源来是很少的。
　　意大利的政治属地在有一点上和日本的政治属地相同，这便是那些属地同它们的基地——宗主国靠得很近。但是，相同之处也仅限于此。意大利的几大块非洲属地在资源方面都比较贫乏，人口只占意大利人口的五分之一。与此形成对照，日本在亚洲的大部分属地和占领领土——撇开大洋洲的几块在经济上无足轻重的日本托管地不谈——在资源方面非常丰富，人口同宗主国一样多。
　　法国则同英联邦和英帝国一样，领地遍布各大洲。法国属地的人口合计起来和日本属地的人口一样多，而在法国控制的非洲部分和亚洲部分，所发现的稀有资源都能补充法国本土资源的不足。但尽管法国的政治利益范围分散在全世界，法兰西帝国在地理上还是比英联邦要紧凑得多，因为法国最大的和经济上最重要的属地集中在非洲。
　　英联邦和英帝国几乎拥有地球上领土的四分之一和人口的四分之一，它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政治单位。除开五个自治领和印度，英国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的人口比日本属地的人口多，而其在各大陆之间的分布很象法国殖民地人口的分布。就原料资源的多样性而论，英国殖民地超过了法兰西帝国。如果再把印度计入英帝国，则原料资源就更多得多。然而，真正的实力既不在这些殖民地，也不在印度，而在五个自治领。这五个自治领的人口总和还不到联合王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但潜在的——而在许多方面是现实的——资源超过了不列颠群岛所已发现的资源。而且，这些自治领象印度一样，拥有相当多的制造业能力，只要这些在法律上独立的国家决定同母国一起行动，英联邦和英帝国手里可以自由支配的实际资源就比德国或苏联多。
　　与政治利益范围的不平衡情况形成对照，每一个强国都从事对外贸易，因而各有其商业利益范围。政治利益范围和商业利益范围不一定是恰好相符的，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忠顺往往会加强它们相互之间的商业交换，反过来也一样，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商业渗透可能是朝向对后者实行政治征服迈出的第一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两个趋势都特别显著，因为国际贸易和货币关系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每个政府的行动自由。强国现在能够直接影响贸易的地理分布了，这是它们以往做不到的。结果是，意大利、日本、法国和联合王国加强了它们同政治上受它们直接控制的范围内的那些国家的商业关系，德国则加强了同它紧邻的那些小国的商品交换，因而也就加强了它对这些小国的直接政治影响。
　　在这种为使商业范围和政治范围具有共同疆域所作的广泛努力的背后，最大的强制力量也许是要提高迫切需要的外部供应的可靠性和交通路线的安全程度。谁也不能忽视交通的极端重要性，一个强国的外部利益范围对这个国家究竟有多大价值全看交通的安全程度如何。如果不是预期会有战争，关于可靠性和安全程度的考虑便毫无意义，因此，三十年代大多数国家奉行的商业和运输政策竟忠实地反映了战争在它们面前投下的阴影，这便是必然的了。
　　既然贸易和交通相互紧密依赖，那么，强国所面临的运输任务的规模和特点是什么呢？这两者都是由每个强国进入对外贸易的货品总重量、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货物的构成（即是否笨重等等）直接决定的。这可以拿1938年的状况来作说明。那一年世界贸易中从原产地国运往最终目的地国的货物重量据估计大约为四亿二千万公吨。这七个强国进口供自己使用的货物（即除去仅仅是过境的货物）约为二亿五千万吨，即按重量计算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九，而按价值计算则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九。德国和联合王国共吸收了世界有形进口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联合王国对外部供应十分特殊的依赖性可以从这样一件事情上看出来，即它每一百个人进口了一百二十三吨，美国是二十八吨，而苏联还不到一吨。
　　然而，强国不仅是相对说来份量轻的值钱的制成品的出口国，而且也是大量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国。实际上，它们出口了二亿一千万吨，按重量计算占世界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价值计算占世界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八。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除了谷物、水果、蔬菜、棉花、烟草这些很占重量的全部货物外，更有两种工业原料即石油产品和煤共占去美国出口吨位的一半以上。正如联合王国的出口品有五分之四是煤那样，德国和法国的出口重量中，煤和铁矿石分别占有最大比重。苏联在世界出口品重量中所占的比重——主要是木料和谷物——超过了意大利和日本两国的总和，虽然按价值计算苏联只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一，而意大利和日本加在一起占百分之八。
　　强国之间不但在对外贸易的份量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它们在外贸的地理分布上也显然殊异。除去联合王国是个例外，各强国的主要商业利益范围都在该国所在的大陆区域之内。因此，如将世界划分为三大地区组，即（1）欧洲…非洲，（2）西半球，（3）亚洲…大洋洲，则对于政治和交通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38年德国、法国和意利各从欧…非组取得其有形供应品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同样地，美国从西半球国家取得其有形供应品的百分之七十。日本以重量计算有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供应品来自亚洲…大洋洲国家。独有联合王国的情况与此迥然不同，它从西半球国家进口的（占百分之四十六）比从欧…非组国家进口的（占百分之四十二）多。
　　这种与各强国地缘政治位置有关的贸易区域分布，对各个强国的运输任务的规模和特点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联合王国和日本，由于其岛国的地位，贸易全靠海运。其他强国的贸易则部分靠海运，部分靠陆运（即由铁路、公路、运河以及比重不大的空运来运输）。德国的陆路贸易比重最高，其次是法国和意大利。
　　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苏联对外贸易中陆运部分的运输任务是和国内运输任务直接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来自邻国的进口品通常是由在各国领土之内经营的各种运输机构在国境上接收的。这四个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苏联——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对于完善它们的铁路、公路和运河系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尽管有这些改善，以苏联为例，其铁路的超载情况在1938年比在1928年还要严重。铁路线的扩建以及机车和货车车辆的增添赶不上这十年中货运大量增加的速度。苏联的铁路系统仍然是世界上超载最甚的铁路系统。1938年，苏联每公里铁路线货物运行的吨公里密度几乎比德国高出两倍，比法国和意大利高出三倍多。换句话说，一列和德国货车约莫同样长短的俄国货车，就得载着同量的货物比德国货车多跑大约三倍的距离。
　　各强国运输系统的效率固然有着上述差异，但陆运机动性的普遍改善为进行更多陆运商业交换展示了可能性，而从长远来看也展示了横贯欧亚大陆的空间统一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离实现还远。当时只有西欧有跨越国境的紧密交织的运输网，东欧的运输网还处于初期状态，既有的交通也不那么衔接得上（就是因为西欧和俄国的铁路轨距宽度不同，等等）。东方的维斯杜拉河和奥得河作为国际运输线的水道在重要性方面亦不及西方的莱茵河。因此，正好位于欧洲中心并且——如希特勒所承认的——正在觊觎在东方赢得一个帝国的德国，在这种依靠陆运的冒险中便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限制。它不能正常地强行加快东方的运输发展步伐，它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在拥有主权的邻国的领土上经营它自己的铁路或公路车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国在它1933年以来的军备竞赛中极为注意加强其国内超过眼下需要的运输系统，设计连接鲁尔和柏林以及德国东部省份的战略公路和运河，积聚适宜于支持在外国领土上进行军事行动的铁路和公路车辆。
　　海运贸易就不同了。在自由的世界海洋上，任何强国都可以在租用外国船队和建造自己的船队之间进行选择。影响此种抉择的有许多因素。伹主张经营一支国家船队的一个最通常的论据是，运输任务乃是一个强国的海运贸易所产生的。基本上是两个因素决定着运输任务的规模。第一个决定因素是海运贸易的重量。就进口品的重量而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联合王国那样巨大的运载任务。1938年，英国进口了六千一百万吨货物（包括过境运输的货物）。其次是美国、德国和法国，它们各由海路进口了大约三千三百万吨货物，尽管德国和法国经由陆路的进口量也十分可观。最后，意大利和日本各进口了大约二千万吨货物。第二个决定因素是拖运的距离。例如，联合王国每吨进口品的平均拖运距离比法国要多一倍多。因此，各大强国面临的实际运输问题反映在它们进口品的吨英里上，即海运进口品总重量乘以拖运距离。1938年各强国的运载任务如下：
　　进口品运载任务（1938年）
　　（单位：10亿吨英里）
　　联合王国　美国　德国　日本　法国　意大利　六国合计
　　233　　　　97　　95　　70　　54　　41　　　580
　　1938年每个强国拥有的运载能力亦即商船队同各该国的运载任务相比，情况如何呢？世界商船队（即只计一百长吨和一百长吨以上的汽轮和内燃机轮）从1912年的四千三百三十万长吨增加到1938年的六千六百九十万长吨。世界商船吨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世界海运贸易量同期仅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