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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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他们。早在2月27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大会副主席摩西·皮亚德在贝尔格莱德共产党报纸《战斗报》的一篇社论里就曾写道，土耳其宣战这一行动“可以称为投机取巧和敲诈勒索。……战时援助德国，大发黄金财，然后想在同盟国会议桌上占一席而索取酬报——这就是土耳其宣战的全部用意所在。”亚尔钦在反驳中答称：并不是整个南斯拉夫都持这种敌对态度，因为铁托的运动根本不代表整个南斯拉夫人民。他随即受到《战争与工人阶级》的严厉谴责。
　　原在1925年签订而于1935年延长十年的土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应于1945年11月7日满期，但在期满前六个月如未经宣布无效，即作为自动延长。3月19日，莫洛托夫向土耳其大使递交一份照会声称，“由于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深刻变化，这项条约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作重大修改。”土耳其大使被召回安卡拉商议。4月4日，土耳其政府复照答称，他们“准备郑重和善意地研究苏联政府提出签订一项更符合两国目前利益的条约的任何建议”。苏联报纸对土耳其的攻击和土耳其的反驳实际上已暂告停止；亚尔钦作为土耳其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去旧金山途中从开罗来信说，俄国人对土耳其领土并无野心，也无反对英土联盟的企图。如果俄国愿意，土耳其准备根据蒙特勒公约的精神同它讨论海峡制度问题，并订立新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只要俄国不要求土耳其牺牲其本国利益，土耳其愿向它伸出无限友情之手。
　　于是，欧洲战争结束时给土耳其留下了极其严重而有待解决的外交问题。巴尔干半岛各国、近东各国、埃及、伊拉克和波斯都曾经历过战争和外国驻军之苦，而土耳其除了外交压力和经济困难外，并不体会到有更甚于此者。它的不介入政策之所以被促成，是由于它不愿危害凯末尔主义革命所创始的经济改组的成果，也不愿看到东南欧受德国或俄国的统治。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政策对同盟国，尤其是对英国所帮的忙大大超过对轴心国的帮助；但是它使土耳其受到苏联的刻骨仇恨，不但因为苏联遭难惨重，而且由于作为其行动指导的唯一依据是集团利己主义，使它的政治家们对于任何其他“阶级”或国家的动机或行动不会有丝毫同情。1945年只过了几个星期，土耳其就领教了苏联认为它的中立所应付的代价。
　　第二章　波斯
　　“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国人民这样的战争目的，无论对欧洲的人民和领土，或者是对亚洲（包括伊朗在内）的人民和领土，都是一样。”（约·斯大林，1941年11月6日的演说）
　　纵使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声明，苏联在1941年8月将波斯北部诸省置于其军事占领之下时，它的政策显然是要把这些省份当作同波斯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自治区域来对待，苏联代表象征服者那样，只顾俄国一家的利益，给这些省份对波斯政府的经济关系作出规定；苏占区通常是一个有余粮外运的地区，其经济情况比较起来还算是好的，而苏联代表对其盟国占领地区粮食匾乏的苦境却无动于衷。他们把波斯军队排斥在阿塞拜疆之外，在1942年5月25日以前，甚至不许波斯军队回到省会大不里士；在西阿塞拜疆，他们占领时就解除了波斯宪兵和警察的武装，接着又不准波斯军队进入加兹温…德黑兰…马什哈德线以北。他们在大不里士城中塞满了主要是从苏联阿塞拜疆调来的政治官员，人们认为他们这些人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同波斯的阿塞拜疆省先从文化上，然后从政治上合二为一。他们禁止大不里士拥护波斯政府的报纸发行，据信早在1942年，他们就已在鼓励一批当地的土耳其方言（阿扎里语）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主张同波斯分离的。他们对雷扎耶湖（原名乌尔米亚湖）西面和南面曾受国王礼萨无情压制的库尔德族酋长的自治愿望也给以某种鼓励，并曾一度组织其中若干人去巴库进行“文化”访问。1942年1月29日英…苏…波条约签订之前，美国政府接受其驻德黑兰公使馆的建议，根据有关对苏联政府支持波斯北部分裂主义的指责，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硬要求；但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却否认苏联政府对此种活动有丝毫了解。
　　波斯在1942年作为军事援助物资过境转运线而具有的重要性，事实上使得俄国在此时期不敢大胆放手怂恿分裂主义；然而，尽管苏联的文武官员可以自由出入波斯南部的英占区，他们自己却显得很不愿意让英国军官进入他们手中的北部地区，甚至是为了未雨绸缪以防德国人的长驱直入也都不行；当（美国）米尔斯波财政代表团于1943年以波斯政府官员身分，谋求将其经济控制权扩大到北部诸省时，他们遭到了俄国人的断然反对。俄国人同他们盟国的日常交往中，其组织体制的死板，不容现场人员有任何主动性和决定权，连日常例行事务也非得请示上级不可；致使拖沓现象倍增，当地有关盟国之间的问题也难以就地磋商解决。甚至当他们本身正在接受美国和英国的必不可少的援助时，却也要寻找机会，自己不花分文，而对波斯政府和人民装得较其盟国更为慷慨大方。例如，1942年9月间，当英国人和新来的美国顾问正在奋力克服德黑兰和南部地区的严重粮荒时，据宣布，有两万吨俄国粮食赠送给德黑兰；可是，如果不是被扣下来供俄国人食用，通常从北部运到首都的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1943年4月，正值青黄不接之际，粮荒又告严重，波斯报界严厉批评英国人和美国人未能进口更多粮食。所以，苏联于4月12日宣布它不久将运交德黑兰两万五千吨小麦时，几乎受到新闻界的一致赞誉，唯一例外是有人指出，波斯北部相当数量的剩余小麦通常是运到德黑兰来的，而今“北方盟国”却禁止粮食从它的地区外运，结果是在波斯历1942年3月21日到1943年3月20日这一年中，从北部运到德黑兰的小麦总共只不过三百吨。英美的宣传为了纠正亲苏新闻报道的倾向性而不得不使盟国团结的门面上露出一道裂缝的情况，向不多见，这次看来是其中一例。英国新闻处的一份公报把俄国的支援说成是盟国间经济上团结的一个例证，但同时也指出，所许诺的两万五千吨小麦，只不过是英、美政府送给俄国的大量小麦的一小部分而已，并且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政府援助德黑兰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从阿塞拜疆运出粮食，因为过去三年那里的收成一直很好。
　　俄国人图谋损害盟友、沽名钓誉所施手法的另一事例是，他们提出愿以黄金偿付波斯在战时所得的全部卢布收入，而英国和美国却只曾分别同意以黄金偿付其一部分英镑和美元收入（最初为百分之四十，后为百分之六十）。首先，俄国人无偿地或以低价在波斯征用物资和劳务，同时又用俄国货在波斯黑市攫取高价，因此，波斯同苏联交易中的贷方余额，在数量上就无法与它同西方盟国的买卖中所得结余相比；其次，苏联政府规定的条件是，为安全计，黄金结余应在苏联积聚，直到战争结束，那时据官方宣布，其数额为一千二百万美元，另有纸币八百万美元。
　　驻在波斯的同盟国当局之间曾达成关于新闻检查的协议，协议规定，不论苏联、英国或波斯的新闻检查员对新闻项目都有否决权，但这种否决权仅适用于私营通讯社，而不适用于政府发布的声明。因此，在战争末年，凡是反映苏联政策的路透社电讯，往往被苏联新闻检查员查扣，而塔斯社却能以尽情渲染的苏联新闻充塞在波斯报纸上，甚至泰然重新发表波斯左翼报纸中已被查禁的猛烈攻击政府的文章。苏联的其他重要宣传工具是：波斯本身的左翼报纸，这些报纸于1943年7月联合成为“自由阵线”；伊苏文化联络协会，成立于1943年9月，得到波斯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并在德黑兰和其他省份表现得很活跃；德黑兰电台，其广播时间被强迫分配给苏联与英国；苏联的宣传性书刊的销售和苏联宣传电影的放映；德黑兰的苏联医院工作；大肆宣扬红军对波斯居民所做的好事。
　　国王礼萨退位后，立即有五十三名波斯自由职业者和学生获释出狱，他们都是在1938年被控阴谋推翻政府而被判处长期徒刑的。
　　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共产党人，但大多数是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他们都曾在独裁统治下遭受苦难。他们希望把进步人士和改革者团结在他们周围，以便对国家有所作为。他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人民党。但是波斯人不予支持，特别是不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有产阶级是不会去哺育一个只有牺牲他们的利益才能兴旺起来的运动的；波斯农民经历了多少世纪的奴役后，对政治漠不关心，毫无兴趣。手工业者是较好的对象，不过，他们的一点点可怜的捐献要翻上好几番才能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人民党领导人于是投向俄国人，俄国人立即提供了可观的援助。这个党开始壮大兴旺起来，但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性质。新发展的党员中，很多是追求私利的人，他们认为有俄国的支持，就会得到职位，并在波斯捞到随着职位而来的好处。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粗犷而富有冒险精神的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准土耳其人。其中有些人在俄国受过训练，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大多数人则是看中人民党是个强大的、有生气的党，会让他们有奔头，有机会。但是很少人以波斯的真正利益为重，而对俄国则都是卑躬屈膝。时隔不久，党内一些真正的革新者就被一批新人所压倒。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当时对俄国人也是十分感激的。
　　在俄国占领的地区，人民党在俄国人的庇护下很快就大权在握。所有的职位和特权非人民党成员莫属。反对派都遭到革职、迫害，往往身系囹圄。有些地方，凡是拿不出人民党党证的波斯人，甚至不能上公共浴室或搭乘公共汽车。
　　原来担任该党主席的是前恺加王朝一位体面的开明王子，那个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曾在1925年被国王礼萨废黜；1944年2月这位王子逝世后，由三个总书记组成委员会接替他的工作，为首者是他的侄子、党报《领袖报》的主编伊拉杰·伊斯坎达里，此人在法国求学时就已开始同共产主义发生关系。
　　可以设想，苏联当局在1942年是把维持波斯的安全作为他们在那里的首要目标，看来他们满足于仅为人民党提供便利，而不作公开的鼓励；但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击退德国人之后，党的路线就开始明朗化了。因此，《领袖报》于1943年2月3日说，俄占区的人民已能亲眼看到粮食情况同和平时期差不多了（这同德黑兰和英占区的困难成了对比，那里的困难部分地是由于苏占区扣下通常送往南部的粮食所致）；波斯人现在开始认识到，每收复一个北高加索城镇，就是波斯向自由迈进了一步。
　　2月22日是国王礼萨1921年军事政变的纪念日，《领袖报》宣称，那次政变是外国势力策动的，实质上是反动的；由于推翻了沙皇的政权，波斯的群众运动当时也已在国内日益开展，政变的目的就是要粉碎这个运动；在礼萨的统治下取得的进步同一些邻国发生的变化相比，是不值一提的。
　　四天之后，《领袖报》报道了人民党在加兹温（俄占区）发表的一篇宣言，它一开头就描述了波斯的困境：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奸商正在剥削人民；反动派和独裁政权的代理人在政府里仍有权势。工人要不屈服于专制政治，就必须产生一个将会保护他们本阶级和本行会利益的公正政府，而欲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组织起来。人民党的宗旨是全面实施宪法，废除危害自由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一切法律；必须通过旨在保护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热爱自由的人士和政府公务人员权益的法律。人民党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不破坏社会秩序、不影响国家安全而达到这些目的。宣言以这些话作为结束：“工人们，农民们，开明人士们，机不可失。打倒反动派！打倒独裁和专制政治！拥护自由！我们亲爱的祖国伊朗万岁！工人们，农民们，手工业者们，热爱自由的人士和开明人士们，向自由前进！”
　　与此同时，“阿塞拜疆反法西斯波斯组织中心”的省委员会（俄占区）向波斯新闻界发布了一项指示，在叙述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之后声称，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国政府无所不有。它们的经济力量和巨大的生产潜力超过法西斯主义者。它们最近才开始武装起来，还没有达到高峰。波斯人必须认识到，红军的每一胜利和盟国在非洲的每一胜利，都是从他们面前驱走了这种可怕的危险的威胁。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消灭了纳粹匪帮。十月革命拯救了波斯，今天，红军又解救了他们的祖国。波斯人民决不会忘记俄国对他们的恩情。反法西斯省委员会向热爱自由、文化和科学的人们呼吁，向痛恨掠夺、痛恨世界霸权和痛恨横行霸道的人们呼吁，参加到和平行列中来，同心协力，献身于促进人类和文化的进步。
　　一周以后，轮到阿塞拜疆人民党委员会向农民发表宣言了，据称农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为别人的利益做牛做马。在文明国家里，农民是觉醒的，有学校，有电影院，丰衣足食，决不是劳累得忍受不住。这些权利都是他们团结起来争取到的。农民要反对地主，如果没有一个政党来帮助他们，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党认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必须调整，必须通过一项有利于农民的法律。政府应取消农民欠地主的一切债务。“参加人民党并在你的村子里宣传它的意见。伊朗农民们，团结起来！伊朗农民们，向自由前进！阿塞拜疆农民万岁！”
　　直到此时，人民党是波斯唯一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其他的所谓党派只不过是些个人主义的，并且通常是谋求私利的政客们的松散而短命的集团以及他们用钱收买来的追随者。然而，人民党蛊惑人心的进展所引起的恐慌，促使比较保守的各方人士于1943年敦促流亡国外的赛义德·齐亚丁·塔巴塔巴伊回国，他在礼萨汗1921年2月军事政变后曾任第一任首相，但三个月后，即被专横的未来的国王所放逐。左派一开始就反对他回国。《战斗报》（接替暂时被禁止发行的《领袖报》）宣称（1943年9月2日和3日），他创始了独裁统治，应予判处极刑；《爱资哈尔报》（1943年9月5日）则说他曾是耶路撒冷穆夫提的朋友，同法西斯分子有往来。赛义德·齐亚于9月底返抵波斯，人民党变本加厉地进行攻击。他们说，尽管他受到资本家和囤积居奇者的欢迎，人民却在高呼“打倒他！”；在人民党希望与盟国和睦相处之时，赛义德·齐亚却希望建立“某种联盟”，给波斯带来如同国王礼萨签订的萨达巴德公约所带来的那种好处；可能是某些法西斯势力硬把他放在波斯，以便破坏波斯与盟国的关系。赛义德·齐亚在1943年底的大选中当选为议员；但是人民党有八、九名候选人当选；另外还有三十来名由人民党支持的“进步人士”在波斯北部俄占区当选，尽管人民党口口声声说受到歧视，但对选举结果还是满意的。
　　在1943年10月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三大国”外长讨论了关于波斯问题的联合声明。科德尔·赫尔提出：三国应确认战后撤走其武装力量的意图，并应承诺对于从事改善国内条件的外国顾问（主要是美国人）和国内机构给予支持。艾登表示同意，但莫洛托夫争辩说，第一个问题已经包括在三国条约和关于美国军队的协议草案之中。12月1日，德黑兰会议结束，三大国首脑在总宣言之外，还发表了一项关于波斯问题的宣言，其中申明他们“一致同意伊朗政府维护伊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要求”。据说三大国还因斯大林的建议而讨论了战后中东石油的开发和分配问题，但未达成协议。这时，美国政府深为西半球的石油资源枯竭担忧，并已于11月15日通知美孚石油公司，政府不反对该公司为取得波斯俾路支斯坦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而与波斯政府进行谈判。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对国王作了一次正式拜会，表示愿意赠送二十架飞机和二十辆坦克，后来又把每一种的数目增加到三十，但规定要签订一项关于其使用的书面协议，还要派遣二百五十名苏联教练前来波斯训练波斯人员使用它们，教练的薪金则继续由苏联政府支付；波斯政府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已于1943年秋派代表前来德黑兰，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辛克来石油企业的代表也于1944年初接踵而来，竞向逐鹿波斯东南部的石油开采特许权。4月，波斯政府聘请美国一家私营石油顾问公司起草一份石油开采特许权协议书的范本，以便要求所有的申请人照办，7月22日，宣布有两名美国工程师胡佛和柯蒂斯到达，担任开发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的顾问。这些安排，在国民议会的一次辩论中受到一位人民党议员的批评。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于是在8月8日发表了一项双边石油协定的文本，它期望建立一个世界石油权威机构，其目的是要保证“一切和平国家的国民均可取得适当的石油供应，但始终要服从军事安全的考虑，服从今后可能生效的诸如维护和平与防止侵略等安排的规定”。
　　9月6日，波斯政府接到驻莫斯科大使的报告说，苏联政府正在派遣一个代表团前来德黑兰，商谈塞姆南以南的卡维尔…胡里安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该地曾由有苏联参加的辛迪加经营多年，但已于二十年代后期放弃；苏联政府在英苏干涉之后，立即于1941年8月30日通知波斯政府，希望对此项特许权中的苏方权益予以有利的考虑。波斯首相穆罕默德·赛义德·马拉盖答称，他将十分乐于接待苏联代表团，代表团由副外交人民委员谢尔格·卡夫塔拉兹率领，于9月15日抵达。波斯首相随后声明，在首次会谈中，卡夫塔拉兹只讨论了卡维尔…胡里安的特许权；但在访问北部回来后，他于9月26日要求整个北部五省的为期五年的勘探特许权：在该地区经过地质勘查后，开采特许权的区域范围将重行划定，并以查明确有石油资源和确有工业开发可能的地区为限。然而，波斯政府在内阁进行了一次改组之后，已于9月2日（即接到苏联代表团即将到来的报告之前四天）决定，在战争结束前不再给予外国人新的特许权；虽然首相现在把苏联的建议向内阁和议会详细转达，它们仍然维持原来的决议。首相将首次遭到的挫折告知卡夫塔拉兹后，再次与内阁和议会接触，仍未成功。于是卡夫塔拉兹说，这个答复无异于拒绝苏联的建议，势必要使两国关系变得阴暗起来。赛义德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由波斯政府着手研究苏联的建议，以俟战后作出决定。但卡夫塔拉兹拒绝了这个建议。
　　苏联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外交技巧是有教益的。卡夫塔拉兹在10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波斯首相不但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的要求和苏联要求的正当合理，并且还答应协助使这个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办法”，然而，他只字未提这个事实：表面上他被欢迎到德黑兰去是为了一个无可指摘的目的，就是恢复卡维尔…胡里安的石油开采特许权（其范围虽在1880年的原始“法令”中未予确定，但可合情合理地估计为不过三、四千平方公里），而他后来提出要求勘探权的地区，据估计却在二十万平方公里左右。他的论证是“如波斯政府想把波斯东南部的特许权授予美国人，它就应该将北部的特许权给与苏联”，这就是诉诸强权政治的“补偿”原则了；但是企图用已经放弃掉的1916年和卡维尔…胡里安的特许权这么一个软弱无力的根据来为这一要求辩解，那就无异于沙皇俄国将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一些含混的、不明确的约定肆意加以扩大”而成为其1853年的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信奉正教的基督教徒的要求，而克里米亚战争即由这一要求引起。
　　波斯政府的决定公布后六天，苏联工会的报纸《劳动报》于10月22日向波斯政府发出了猛烈的攻击：
　　它听任“某些居心不良的分子的破坏行为”不受惩处，那些人搞乱了盟国的补给物资取道波斯运往苏联的正常运输，而且对目前“波斯的亲法西斯分子颠覆活动的加剧”也未加以制止。波斯当局对劫掠苏联供应线的罪犯未予惩处，而对“努力忠于履行同盟条约义务的波斯官员却进行迫害”。
　　《劳动报》援引德黑兰左翼报纸《皇鹰报》的说法：“反动派布置给赛义德首相的任务是粉碎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为此目的，他已提出了一项工业军事化法案”。《劳动报》接着说，为了同一目的，各城镇已经组织起来，挑起冲突，并正在把不安分的部族武装起来。许多波斯报纸都在责问，赛义德为何不辞职，“那些了解赛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