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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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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局势发生了这些不利变化，不仅给整个英联邦带来了问题，而且给它的每一个自治的成员国带来了问题。已经完全自治的成员国在1939年有六个：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联合王国（引证的成员国系按由小到大的不安全程度为序）。另有两个东方国家——印度和缅甸——业已获准最后可得自治领地位，所以它们虽然尚未取得这一地位，但均已朝此目标迈进。在上述八国的每一个国家中，当地在惊人的国际事件压力下展开的政治活动所产生的态度和政策，将成为构成国际历史的要素。
根据一种并非没有争议的宪法理论，英联邦在国际法上是一个政治统一体，因为凡英联邦臣民都得效忠于一个共同的国王。根据这一观点，凡与英王交战的国家无论是因该国政府向英王宣战，或是因英王执行任何一个完全自治的自治领的大臣们依宪法提出的建议而由他本人向之宣战，英联邦全体成员国也都与该国处于交战状态。但实际上，只有联合王国由于其在联邦中所占的主要地方和它在世界上所处的易受攻击的地位，才可能将它的伙伴们引进交战状态，因而实际问题是，如果再度出现象1914年出现过的那种局面，各个伙伴国将采取怎样的方针。它们可能会超越于宪法规定的义务之上，根据王权不可分的论点，义不容辞地投身于联合王国一边而积极参战；或者把自己局限在“消极参战”的范围内；或者，它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即便是消极参战也要承担的义务（例如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扣留敌侨、没收敌船及其他财产），害怕因之而冒敌方报复的风险，它们就可能提出一种王权可分的理论，坚持说任何行动不是它们干的，也不是针对它们的，所以不能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宣布保持中立，而其代价则是遭受另一种危险，即如果它们的伙伴成员国认为这种行为等于公然否认盟约义务——不论这种义务可能被认为是什么，总之是联邦各成员国赖以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那末它们同联邦伙伴成员国存在的联系就会中断。
联邦成员国共同承担的法律义务因而是有争议的，其可能的结果也不清楚，而且每一个完全自治的成员国还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要全力去应付。各国的情况都非常独特。因为，这八个国家虽然基于共同的政治忠诚联系在一起，但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都完全不同。联合王国和爱尔兰是古老的欧洲社会。印度和缅甸是更加古老的亚洲社会，其他四个则是晚近欧洲人移居海外的产物。联合王国是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爱尔兰则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加拿大有半数的天主教，澳大利亚有四分之一是天主教，而印度和缅甸是非基督教占压倒优势。缅甸以小乘佛教徒占优势，而英属印度几乎包括了世界上为数极多的印度教徒的全部（除荷属印度的巴厘人外），但它又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家，致使英属印度在人数上成了世界上主要的印度教国家，又是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在南非联邦，赤道非洲血统的黑种移民在人数上约以五比二的比例超过了欧洲血统的白种移民，而黑非洲的其余部分则全都挤在它的北部边界，并为南非联邦繁荣富裕所倚靠的矿山提供了劳动力，因而它的种族问题十分严重，相形之下美国的种族问题只好算儿戏。
联邦中的不同民族当初同英王国结成政治联盟的历史情况极不相同——这同1939年的政治局势很有关系——所以它们目前对待这些既成事实的态度也很不一致。苏格兰是出于自愿并且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英王国结成政治联盟的。此种关系又终于扩大到一度是犷悍的操盖尔语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及温文庄重的讲英语的苏格兰低地人。几个幸存的由印度人自理的印度邦，在同印度的英政府谈判结成的保护关系条约中，也同样有某些自由，只是实际上不很平等。英国入侵者征服新西兰的毛利人，倒没有留下不幸的后遗症，政治上的宿怨或种族间的紧张关系都没有，不过英国和毛利人的几场恶战距离1939年还不到一百年。与此同时代的但打得更凶的英国…锡克战争，结局也几乎是同样圆满的。另一方面，英国进行的其他征服——不论是近代或古代——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直到1939年还在积极起作用。1902年征服两个南非荷兰人共和国、1885年征服上缅甸王国、在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间征服当时还是野蛮部落的爱尔兰，这些，既没有为英国侵略行为受害者的后裔所忘怀，也没有为他们所宽恕。在孟加拉以及在后来取得的、成为英国治理下的印度的那些邦，随着一代新人的成长，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也开始表现了类似的情绪，不过稍迟而已。这一代人，对于自奥朗则布皇帝去世直到英国统治全面确立期间折磨着印度的无政府状态不再有任何感性知识，甚至也没有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听说过。印度穆斯林教徒的祖先曾经对英国人感恩戴德，因为是英国入主印度才使他们免遭印度教徒的复仇之祸，但在1939年，他们却更感到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是由穆斯林统治的。而印度教徒的祖先也同样是由于英国入主印度才免遭马拉塔教友们把他们从穆斯林统治下接过去的厄运。但到了1939年，印度教徒却只知道要不是当时英国不合时宜地插手干涉，那个摇摇欲坠的穆斯林统治很可能便是以一个印度教徒的统治来继承。至于法裔加拿大人，他们倒不象荷裔南非人那样对他们的英国征服者怀恨在心。他们承认并感到联合王国政府在征服结束伊始便发现的宽大。联合王国政府当时保证他们可以自由信仰天主教，并实施法国法律。可是，法裔加拿大人虽然同他们操英语的同胞享有完全平等的自治权，但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这两部分加拿大人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在1939年，法裔加拿大人象荷裔南非人、南爱尔兰人、缅甸人和印度人一样，仍然流露出一种被征服者的后裔的情绪，抱着典型的病态心理，一心只贯注于他们自己教区里的政治，显然没有注意到当时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已使他们那点小天地里的家业濒于危险。
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此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于英联邦的大多数成员国中。在先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那是因为过去被武力强迫才加入英联邦的历史经历在心理上留下的后果。而在那些晚近才由欧洲移民成立的成员国中，则也产生了迷恋过去的感情——这在美国和温和的南美“ABC”共和国。也同样显而易见——在一个新国家里对创业的先驱者往往会产生此种感情。操英语的和操法语的加拿大人是这样，操英语的和操荷兰语的南非人也是这样，都强烈地希望由他们自己去培育他们的那些嫩芽初绽的花园。在澳大利亚，同样的感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甚至更为强烈，原因是澳大利亚在更大程度下暴露于日本旭日的骄阳照射之下。新西兰的处境尽管同样不安，它却采取了相反的路线：加强同联合王国的关系，并主张通过国联这个机构有效地贯彻集体安全原则。至于操英语的加拿大人，尽管他们以自己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而自豪，并因此而在西半球占有特殊地位，但他们却和他们在美国的北美洲邻人们一样，倾向于认为自己当然有权利保持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巨大自由权。至于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如要取得与加拿大人同等程度的安全而无需害怕来自亚洲的侵略威胁，那就谈不上是一种固有的权利，只能说是遥远的愿望，因此，他们充其量只能自我安慰，徒劳地希望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后会适可而止，不至于欲壑难填。在此同时，某些印度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所抱的希望则与此相反。他们惶惶然既同情于在中国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同人，也赞成另一些在日本的亚洲同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如果证明为它向统治亚洲各族人民的欧洲主人进攻的前奏，那末这次侵略是可以宽恕的。这些头脑发热而又目光短浅的印度和缅甸爱国者看不清日本给予的“解放”到头来很可能竟是亡国的同义词，而对中国作为惩处所施行的那一套又很可能作为奖赏而施之于他们。
当然还有一些更理想和更有说服力的同样考虑也在发生作用。特别是在爱尔兰和南非，有一股强大的思潮（也影响着联合王国）认为，凡尔赛条约是战胜国不公正地强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是“强制命令”）于战败国的，因此，前战败国为解脱此种束缚而作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南非，此种思潮使他们认为，如果要使英联邦团结一致抵抗纳粹德国，那就有必要把它说成是不容争辩和不容置疑的侵略国家。1936年3月，当德国重新军事占领莱茵兰时，如果联合王国愿意的话，它本有可能在没有各自治领合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是，一旦德国全力重整军备——特别是英国最易遭受袭击的空军装备——联合王国如无各自治领的支持，就难以向德国挑战了；这便促使联合王国在制订政策方面，要认真考虑各自治领对纳粹撕毁1919…1920年和约的态度。众所周知，各自治领的态度在1937年英帝国会议的讨论中已都明白表现。联合王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加拿大所坚持的态度，它认为英联邦不该再次参加战争，除非是为了更甚于英联邦利益的事业（“利益”二字是传统的狭义用法）。1937年1月25日，麦肯齐·金在渥太华下院声明说，加拿大“不一定仅仅因为我们是英帝国的组成部分而必须卷入英帝国其他部分可能参加的任何战争”这一声明主要说明加拿大舆论对此是满意的，尤其是法裔加拿大人，因为用麦肯齐·金自己的话来说，只有为“反对恶势力”而战的任何战争，加拿大人才参加。
1939年普遍存在于海外自治领、印度和缅甸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态度和政策具有一种共同的作用，即对联合王国为集体安全事业而坚决反对侵略并甘冒战争风险的一切打算起了抑制作用。联合王国内部有一些为自己打算的政治集团，它们总是倾向于绥靖而不想反对侵略者。它们在自治领的类似思潮中正好找到了一种可喜的理由，用罗斯福总统的善于表达的话来说，便是“义不容辞”地把迫切而棘手的外交政策问题交给合伙人约金斯，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则是为了要保持英联邦团结一致。
也许在有一点上——而且是主要的一点——1939年联合王国的绝大多数人民是非常真心诚意地团结一致的，不但联合王国的人民彼此之间是这样，而且各个自治领、美国以及从法国、瑞士、低地国家一直到斯堪的纳维亚的西北欧大陆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也都是这样。此时各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社会上业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不再认为战争是必然的事，而被看作是与文明生活不相容的野蛮行为。在一个依然为战神恶梦所侵扰的时代，西欧人民同具有六千年之久的军国主义传统断绝，这正是自俾斯麦一代人以来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制造者所估计到的情形。如果他们自己能在这关键性的转变时刻，成功地保持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人军国主义化，并使其余的德国人照他们的模式军国主义化，那么德国西方诸邻国的过早的博爱化还能不把世界的统治权交给德国掌握吗？
西欧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样，面对的是德国人的此种估计，还有折磨人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限度问题。假定——一个未经证实的假定——和平总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代价购得的话，为了保持和平，所应准备付出的代价的限度（如果还有限度的话）又应如何规定？为了避免战争的野蛮罪恶，他们是否应该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领土，而只有到了要将邻居送入狼口之际，才加以限制呢？此种行为的准则固然有着威尔逊式的高风，但也是空前的堂吉柯德式的。或者，他们——即便是其中签署和批准国联盟约的那些人——是否应该遵守众所公认的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的马基雅弗里箴言：不论约束个人的道德法规是什么，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如何总不是它的兄弟国家的守护人？
象坎宁那样，恢复“各国自顾自而让上帝照顾我们大家”那种良好的老规矩岂不惬意。然而这句好听话不也正是“魔鬼抓最后落伍者”的国会辞令么？而且，如果这个魔鬼被这样玩世不恭地请来，发现了那最后一名孤立无援的落伍者可以作为他的捕食物，难道他就不会恶作剧地照样再抓那个倒数第二名吗？用具体的现代语来说，设若联合王国乖乖地靠边站，看着它的大陆欧洲邻邦——以及它们的海外领地和附属国——走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道路，这时它才发现，那些侵略国家已经有了新的优越的战略地位，因而已经有了扼杀英联邦本土的手段，那时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当一个人决定牺牲自己的重大利益，而不愿为了保卫这些利益而放弃那种不是他所习惯的利他主义时，现实主义依然是现实主义呢，还是现实主义已经躲躲闪闪地变成了迂腐的自杀方式？佛罗伦萨的大师会对这个心理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常微妙的道理作出什么样的裁定呢？
1939年3月15日前夕，联合王国的人民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陷入了又深又严重的分裂。自1931年9月18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打进了第一个楔子以来，此种全国性的分裂一直在逐步扩大。争吵并不限于政治，还涉及到道德观。自1898…1902年南非战争时发生了“亲布尔人”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争吵以来，在联合王国的国内生活中还没有任何事件可与这一次的争吵相比拟。在南非战争时的争吵中，也和这次一样，一派自以为是地指责对方在政治上是愚蠢，在道德上也是卑鄙，而蒙受此种刻毒诽谤的另一方，愤怨之余，在自己内心里却未能十分了然地感觉到这种丑恶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然而，1939年和1899年相比，在指控的内容上却有一个令人感到辛辣的不同之处，这使人对世事可以看得更明白。1899年的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理由是非正义的，因而蒙受耻辱，但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亲布尔人的非难者是不爱国的和平主义者，而1939年的绥靖者正是那些帝国主义者的不折不扣的后嗣，却为着不愿兴正义之师而蒙受耻辱。他们也同样反唇相讥，骂鼓吹集体安全者为好斗的战争班子。
在1939年的这次分裂中，双方都有着未解决的矛盾和同床异梦者。在原来是威尔逊阵营的一方，仍然有不少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甚至连自己的思想也还弄不大清楚，虽然自1931年以来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讲不出，他们究竟首先是国联的拥护者呢，或首先还是和平主义者。在这方面，只有一小部分人迄今才表现了清醒有力的头脑，他们或者为推行集体安全运动而把他们的和平主义连根拔出并予以屏弃，或则为保全他们的和平主义不受侵犯而不再效忠于集体安全。相反地，在原来是保守阵营的一方，也相应涌现出了一批意志坚强、目光锐利的少数派，他们下决心脱离头脑糊涂的多数人，或为爱国主义而牺牲绥靖，或为绥靖而牺牲爱国主义。那批头脑糊涂的多数人却还是拒不相信“爱国”和“绥靖”这两匹好马再也不能象样地搭配在一辆车上驱使了。威尔逊阵营中坚决选择集体安全的人和保守阵营里坚决选择绥靖的人所显示的也许是最清醒的远见。但勇于表现道义的奖牌还应归于象安东尼·艾登那样一位保守党人，因为他辞去了外交大臣一职，冒着个人和党的关系破裂的风险，一心一意献身于集体安全事业。光荣也应归于一位酷似威尔逊的赫特伍德·艾伦勋爵，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张伯伦，同样一心一意地献身于和平主义。至于两个阵营中的那些迷迷糊糊和摇来摆去的大多数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对他们的简短的断语是：“但你……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
这一章如不分别谈一谈保守阵营主张绥靖的核心人物的观点和威尔逊阵营拥护集体安全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那还不能说完整的篇章。这两项任务对本文作者来说，后者还容易谈，因为只须说出自己的观点就行了，但是前者却比较难了，尤其是因为保守的绥靖者同他们的主张和平主义的同盟者和他们的主张干涉的反对者都有所不同，他们拘谨地不说清楚自己的意思。因此，本文作者深恐在论述张伯伦及其同事方面，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或出于可能的偏颇，无意间遂难免有不够公允之处。
促使约翰牛一时转而信奉绥靖的经历、感情和动机无疑是复杂的。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是联合王国的前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发生了变化。从修道院解体的时代到1914年战争爆发，这个阶级一直绵延不断地享有不断增加的财富和权力；它一向以热心公益的精神而自豪，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超乎寻常地洒热血、出钱财，高标准地效忠于公职，而它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詈为“资本家”、“军国主义者”这一类不光彩的名称，还被刻成“毕林普上校”这样的漫画式人物而被嘲笑（这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以致它的威信扫地。由工党阵营新崛起的政治反对派又幸灾乐祸地向它发出事前警告，说要通过选举把它撵下台去，然后通过征税使它难以生存。这个前统治阶级象其他英国人民一样，急于要竭尽全力去避免又一次大战，因为这次大战会和上次一样，不仅对联合王国的统治阶级将是一场大灾难，对整个英国和全世界也都是这样。但是，这个阶级在它的光荣史册上又写下了最美好的一个篇章，这便是它在两次大战之间为恢复1914年以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顽强斗争之后，当它终于确信绥靖与热心公益再也不能并行不悖的时候，它就听凭自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
如果自我保存的本能是指导一切的本能，那末，只要希特勒肯让英国有产阶级保持他们自己的收入和特权，英国有产阶级就会让希特勒去占有整个世界了。可是，英国有产阶级明知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却还是准备牺牲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不容许那个恶魔得逞。这能说是自私吗？还没有见过整个阶级为这样伟大的事业而自杀哩。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加上首相的内阁同僚以及议会和选民中拥护他的人给予这一政策的支持——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它是一种人所共有并值得称道的道义上的判断同一种对严重事态估计错误的结合。张伯伦明显地——而且显然是真诚地——害怕战争，认为战争本身在道义上和在物质上都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在这一点上。他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不但代表着联合王国和英联邦的各海外自治领的绝大多数人民，而且也代表着德、意、日疆界以外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甚至代表着三大侵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可以设想，如果举行一次自由投票，不是问战争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而是问投票者是要他们的政府把他们投入战争呢，抑或是让他们避免这场苦难，那末，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投票据成维持和平的。但张伯伦对希特勒政策作出估计的依据就大可商榷了。他不愿相信离英国诸岛只有几小时飞行距离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竟然会有这么一种和他张伯伦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以致决定要为战争而发动一场战争。加之，他从表面价值上去看待希特勒一再重复的虚伪声明，说什么他的领土要求仅限于确保在对德国有利的地方实施民族自决原则，这个民族自决原则在1919…1920年的和平解决方案中的实施只有利于战胜国，而没有公正地同样实施于会有利于战败国的地方。即便假定——张伯伦就是这样假定的——希特勒的野心仅限于为德国取得某些至少在德国人看来也许是早该实行的公正措施，张伯伦也还是不愿意相信在这有限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是不能按常识以互谅互让的方式来解决的。伯明翰的两个商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消除障碍而作成他们两家商号之间的买卖，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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