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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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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样，日本人没有能力满足工业产品的需求，由于同西方国家断绝了贸易，工业品供应不足。而另一方面，日本人只要能够搞到船只运输，便从缅甸将棉花、木材和矿石掠取而去。为了增加大米和棉花的产量，以及提高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他们发起了一个自给自足运动。
巴莫把这个运动作为新秩序的一部分而加以推行，但是经济状况不断地恶化，不法行为和抢劫案件与日俱增。
日本人用招募和强迫征集的办法，获得了大量的缅甸劳动力。有的被送到“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这些人大部分从事运输工作，在饮食和工资待遇方面比较好一些。但是被强迫送到一般的劳务队去的那些不幸的人，则处境要糟糕得多。
他们被迫干重活，如建造飞机场，修筑公路和铁路等。其中很多人被派去建筑缅甸境内的那一段暹缅铁路，在施工中受尽了折磨。战后，巴莫讲到，他曾两次要求日本当局允许他去视察这些缅甸人的劳动条件，但都被拒绝了。他说，后来，他确实得到了派遣视察员去看的权力，这些视察员力图改善他们所发现的那种可怕的状况。
巴莫估计，在这条铁路工程中，死去了三万缅甸人。巴莫战时在纪念缅甸独立一周年发表的演说中说，缅甸在给三个国家的军队供应食物和原料，即日本军队、缅甸军队和驻扎在缅甸的印度国民军。他说，劳动力和原料的需求是“大量的和漫无止境的”，战争的压力经常是“异常沉重的”。
日本人力图倡导“大缅甸运动”来消除在缅甸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不满。大缅甸运动的目的是把缅甸的统治强加于克伦族人、阿拉干人、掸族人和克钦族人。1943年9 月25日，在仰光又缔给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日本同意把掸邦（除去其中已并给暹罗的两个邦之外）、克伦邦和瓦区并入缅甸；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军事管制机构在条约签订后九十天内予以撤销。在缅甸人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补偿缅甸割让给暹罗——缅甸的世仇——的领土。但是，日本给予缅甸民族主义的这种贿赂，对于缓和缅甸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随着战争的总趋势不利于日本，这种礼物的价值显然是可疑的。如同在暹罗发生的情况一样，缅甸的政客们也在开始寻找出路，以求摆脱自己已陷入的与日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关系。
据巴莫说，当地的第一次反日运动在1944年6 月间开始发展起来。日本宪兵队加紧镇压，进行反击。巴莫说，他曾亲自抗议过日军这种残酷的方式；但是河边将军对他说，如果他这样讲话，他就要被认为是日本的敌人了。1944年8 月，木村将军接替了河边将军的职务。木村将军和他的参谋部官员都比较倾向于采取怀柔手段。
1944年11月，巴莫再次去东京。他在1946年说，那次去东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争取商定日军从缅甸撤退的问题，以避免盟军入侵这个国家，重新带来各种破坏。
他对继东条之后任总理的小矶将军提出了这个想法，小矶却要他去和陆军参谋长杉山将军商谈。杉山对巴莫提到了菲律宾正遭到的破坏，他说，这是由于菲律宾人没有很好地同日本合作所致。杉山指出，缅甸人应该以此作为前车之鉴。巴莫说，他也向日本外相重光呼吁，重光听取了日军虐待缅甸人民的情况，表示同情和愤慨。
但是，重光不能帮助他反对日本军方，日军企图在缅甸作最后的挣扎，准备对缅甸人的任何背叛行为采取野蛮的报复手段。
因此，巴莫回到缅甸后，表面上继续支持日本的事业，并保证缅甸要帮助日本反抗盟军的入侵。缅甸国防部长吴昂山那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他表面上是领导缅甸国民军站在日本一方作战到底，但到了1945年春季，当日军在缅甸几乎完全土崩瓦解时，吴昂山倒戈投到胜利者一方，把他的军队改名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并置于英军司令威廉·斯利姆爵士将军的指挥之下。为此，日本人对抓到的缅军的亲属进行了野蛮的报复。巴莫说，他对吴昂山打算要做的事已经料到，但是他不能跟着那么干；当时他是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日本人在3 月底解除了留在仰光的缅军的武装。1945年4 月底，仰光失守，巴莫政权解体，巴莫和溃退的日军一起跑到毛淡棉，后来被送往日本
（七）马来亚
月本征服马来亚以后，建立了一个军事管制机构——军政监部。它归指挥第七军区的将军领导，其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然而，军政监部的首脑，即军政监，却是个文官；自1942年4 月至1943年7 月，这个职务由渡边担任。日本人将新加坡市更名为“昭南”（意即“南方之光”），并划为特别市。第一任市长是大达茂雄，他曾在满洲国任官员。他担任此职直至1943年7 月调任东京市长时为止。继任昭南市长的是另一个日本文官内藤宽一。
除新加坡以外，日本人把马来亚分成八个省，每个省任命一名日本人当行政官。
日本人取消了原先的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与马来属邦的区别。他们宣称，这种区别是英国挑拨分歧以利统治的一种罪恶手段。日本人征服了马来的各个索丹以后，承认素丹为他们各自的邦内的统治者，并让他们担任在每一个省内建立的宗教事务机构的首脑。但是那些素丹很快就发现日本人对他们抱有奢望。1942年4 月18日的《昭南时报》谴责素丹们指望和平与繁荣，而没有考虑到怎样才能取得和平与繁荣；并坦率地暗示他们：鉴于素丹们“曾为英国的军费提供过巨额捐款”，现在希望他们也为日本的军费慷慨捐助。1943年1 月21日，素丹们又被召到新加坡去接受日本军务部长的训话。他对他们说，由于财政拮据，“并作为你们愿与日本同甘共苦的一种良好表示”，今后他们所得到的俸禄将比过去减少了。
日本人一开头就明确表示，他们打算马上把马来亚并入日本帝国。1942年3 月23日，日本驻泰国大使馆二等秘书来到新加坡，正式关闭了日本在新加坡的总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的理由是“马来半岛现在是日本的领土了”。此外，1942年4 月7日，日本在原属新加坡最高法院的一座大楼里成立一个军事法庭时宣称，这个军事法庭将处理“日本领土马来亚和苏门答腊岛”犯罪分子。规定日本天皇诞辰为法定假日，并强迫作一分钟默祷，默祷时，新加坡所有居民必须面向东北，朝东京的皇宫站着。马来亚的征服者山下将军讲话中谈到参加这次仪式的是“新加入的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日本臣民”，渡边则把他们称作“你们是新吸收的天皇陛下的臣民一大日本的公民”。这期间，《昭南时报》告诉人们说，他们必须称呼“我们伟大的将军”。（山下）和“我们伟大的海军大将”（山本）。一个署名查尔斯·内尔的人是这家报纸的经常撰稿人，他的文章显然是官方授意写的。他反复说：马来亚已经成为日本领土了。他在一篇赞扬日本在朝鲜取得的成就的文章中，把朝鲜称为“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冒昧猜测的话，马来亚的地位也将是如此。”如同在日本占领的其他土地上一样，日本人竭力提倡学习日语和使用日语。
一度关闭的学校又开办了，修订的课程表中有日语课。为了教授日语，设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师从日本派来：同时，报刊上也登载了一系列的日语教程。日本人告诉人们；使用英语是一种耻辱，“这是剥削和压迫我们的人的语言”。还告诫说，日语知识是将来在商业或其他职业中取得成功的途径。然而，如同在缅甸和菲律宾一样，日本人也允许马来亚暂时通用英语。确实，他们在1943年1 月14日颁布的命令中是那么说的：从当年7 月份起，所有私人通信必须用日语、马来语、汉语、印度语和泰语。但他们不得不把期刊杂志和官方文件排除在这一命令限制之外。尽管他们对这事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并赞扬那些日语基础知识学得相当好的人，但在马来亚，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推广日语的努力也遇到了困难。事实上，到了形势显然对日本不利，日本在马来亚的统治看来不会长久的时候，人们在语言问题上欣赏这样一句含蓄的双关语：“英国来，日本去。”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在马来亚也故意使白人俘虏出丑，以激起亚洲人对白人的憎恨和鄙视。日本人利用各种机会公开凌辱被俘的军人和平民。实际上，被俘平民的处境比起初监禁在章宜的士兵的命运更糟糕。日本人控制的报纸嘲笑他们所受的痛苦：“今天，在昭南和任何其他地方，得胜的日本军队带来了新秩序。人们可以看到，欧洲人赤着膊在于以前只叫亚洲人去干的那种活。他们中有很多人洋相出足，干起活来拖泥带水，即使是亚洲妇女千起来也会比他们干净利落得多。”英国人在马来亚的统治被描绘成漆黑一团，并用来同日本人为建设新秩序而作出牺牲的那种大公无私精神相对照。
他们宣称，英国军队萎靡不振，士气低落，不能吃苦，在战斗中无法与日本兵匹敌。
欧亚混血种人也由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受到了日本人的谴责。欧亚混血种人被强迫集中起来进行登记，一个日本官员趁此通知他们说，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则“我们一定要考虑严厉地惩罚你们”。一些报纸告诫他们：从此以后要把自己当作亚洲人，准备去当农场主和店主，不要想担任办公室的职务或者受到任何优待。这一类经常的训斥表明；欧亚混血种人并不喜欢这种新的统治。但是他们人数较少，因此对日本人没有构成什么危险。
华人的情况就不同了。新加坡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华人，在马来亚的其他地区，华人也占很大比例。日本人对这些华人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因而积极活动的游击队员大都来自他们的行列。日本占领马来亚的时候，华人社会为互相敌对的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汪精卫的政治势力和阴谋所分裂。日本人对大家知道的或被怀疑是支持蒋介石和自由中国的人实行恐怖统治。虽然任意屠杀的事情不久就停止了，但是，宪兵队继续逮捕“亲重庆的反日抗日的华人”，凡是将来愿意同日本人合作的人，可以得到赦免。日本人告诉华人：凡曾以任何方式反抗过日本的人，理应处死刑或服强迫劳役；他们会感谢日本人的宽厚和对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热忱的。
日本人要华人为了对这种“宽厚”表示感谢，并证明他们愿意为建立新秩序而合作，向日军“自动捐献”。由各华人团体组成一个代表小组，负责对每一个华人可望捐献的数目作出估计。如果原定收受捐款的期限已到而没有及时缴纳，拖欠者就要受到公开的严厉训斥，并被威胁说：他们得缴纳原定金额的两倍。到1942年6月25日，终于将五千万元功币交给了山下将军。《昭南时报》宣称，这笔金额同华人的全部财富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华人中仅仅一些个别人的财产就不止此数了，华人曾经捐献了三亿多元功币支持重庆。该报还谴责华人曾经抵制日货，并对他们说：对这种行为的“真正赎罪”是无法用钱来表示的。他们应当在建设新秩序中同日本全面合作。后来，报上一再严厉申斥华人醉心于做黑市交易。敲诈勒索，在镇压“共产党穷鬼”时没有同日本合作。虽然华人中有少数亲南京的人以及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和趋炎附势者，但大多数华人实行消极抵抗，并阻挠日本的财政和经济控制措施。在内地，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游击队坚持积极抵抗；虽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他们中大部分是共产党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党的成员。他们同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小规模丛林战；日本人残酷地处理那些被怀疑是帮助游击队或者不提供游击队下落的华人村民。抵抗运动的战士也同样无情地对叛徒或告密者进行报复。
日本人在占领马来亚期间，曾经得到一些马来人的帮助。马来人大部对英国势力的迅速崩溃感到吃惊，他们起初准备和日本人合作。马来人害怕并憎恶华人，这是容易为日本人利用的一种心理。因此，在追捕华人游击队时，日本人得到了马来人的帮助。然而，也有一些马来人从一开始就反对日本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抵抗组织，或和游击队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贫困，在马来居民中激起了对日本人的愠怒和敌意，这种倾向与日俱增。
在马来亚的许多印度人，起初也欢呼英国人的垮台，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日本人把锡克人和帕坦人警察的大部分招募到自己的警察和警察辅助机构中来，利用他们同游击队作战。1942年夏，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地方性的“印度独立联盟”；伊斯兰教徒不象印度教徒那样乐意加入这个组织，因此受到责骂和威胁。这个联盟成为整个“自由印度”运动的一个分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是该联盟的领导人。这个联盟通过在新加坡设立的电台广泛地向日本占领地区的印度人和印度国内人民进行大量的反英宣传。1943年10月，日本组织了以鲍斯为主席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这个组织进而向英国和美国宣战。日本答应给鲍斯援助；鲍斯把他的总部设在新加坡，他要求这里的印度各界人士给予“理所当然”的援助，号召他们向自由印度的军队即“印度国民军”捐款和输送兵员。印军战俘在多数情况下是拒绝参加这支军队的，因此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残酷虐待，对鲍斯和他搞的运动缺乏热忱的许多印度平民也遭到同样的虐待。1944年1 月，“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迁到缅甸，印度国民军参加了日本向阿萨姆的进攻。日本在缅甸失败后，1945年5 月间，鲍斯回到新加坡。他于8 月16日离新加坡去日本，但是两天以后，他的飞机在福摩萨的台北附近失事，鲍斯受了致命伤。日本人在英国军队回来之前，仍然控制着新加坡，他们在8 月23日在新加坡为印度国民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
正如英国战俘所证实的那样，一些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确曾对1942年英国的失败高兴过，可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的命运更惨得多。
日本人控制的报纸不时地告诉他们，要为新秩序而牺牲自己；日本人声称，他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目己正在为建设新秩序而流血和耗费资财。除了强迫捐款以外，确实还作出了种种牺牲。日本人的占领破坏了马来亚的经济；因为橡胶、锡和铁矿石的出口一下子被战争切断了。日本人拿走了他们能拿走的一切，但是由于他们的船舶遭到严重损失，大大地限制了他们把物资运往日本。在进口方面，马来亚以前是依靠缅甸和暹罗提供食物，依靠英国、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输入资本和消费品的。日本的占领打乱了秩序，特别是在新加坡，食物的供应不久就发生了困难，直到1943年7 月，第一批从日本运来的纺织品和消费品才到达新加坡。据1943年6 月27日《昭南新闻》报道，从1941年12月到那个时候，食物价格几乎上涨了百分之三百；日本人控制物价的努力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报纸上也抱怨，刚刚运进的一些日本货物就流入了黑市。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鼓励居民增加大米、小米和蔬菜的生产。他们鼓励人们大批迁离新加坡，特别是到柔佛的兴楼附近的“新昭南”和森美兰的马口去建立城市移民的农业居民点。日本的宣传鼓动家们把这些事业描绘得天花乱坠，但是它们的规模很小。例如，据1944年3 月的报道，兴楼大约有九百个移民和二千英亩左右的开垦地。在马口，有一个欧亚混血种人的居民点和邻近的一个华人居民点，共约一千六百人。这种努力显然对缓和新加坡食物供应问题起不了什么作用，那里大米的配给量越来越减少了。日本人通过居民组织和辅佐警察的力量，竭力要使他们的经济控制行之有效，但是，他们不得不和华人作斗争，这些华人是逃税的老手。1945年6 月，日本人开始准备大72批疏散新加坡居民，以防英国人的进攻。他们催促人民立刻登记疏散，有几千人真的走了，但是这些措施只执行了一部分，日本就投降了。
从1943年秋天起，有一些重要的迹象，表明日本人在马来亚的政策有了改变。
报纸不再提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了，而开始谈论所有各种族要进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马来”。原先在行政上与马来亚联合的苏门答腊现在也与马来亚分开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以后该岛的政治发展就按照着爪哇的那个路子去走了。1943年10月3日，日本人宣布：要在马来亚各省、市建立协商委员会。其成员是由市长或省长提名；市长、省长是委员会的当然主席，他们将在认为必要时召开委员会。马来亚各省的素丹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除主席以外，日本人不担任委员会的成员。日本人还宣布：在行政机关中将增加马来亚官员的比例，并将使他们较容易晋升到高级职位。
所有种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同样有资格被任命为官员或委员。委员不拿报酬，也没有固定任期，其职能纯粹是顾问性质。采取了在担负某种程度的政治职责方面的谨慎做法之后，日本人不时地暗示：马来亚象缅甸和菲律宾一样，可能也渴望成为“东亚民族大家庭中独立和自重的成员”。但是，与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不同，日本人从来没有明确允许马来亚独立。1945年2 月15日，新加坡沦陷三周年，日本军政监说，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自由，印度尼西亚人也被允许得到自由，每个人都应该相信，日本将为新马来竭尽全力。这些含混的暗示，目的在于鼓励老百姓响应日本的呼吁，与日本人合作保卫马来亚，以应付预计中的反攻。日本人对此作了准备，组织了义勇军（辅助防卫部队），诱骗或强迫许多壮丁加入。马来亚人也被招募到“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里来。这些组织的工作条件被描绘得有声有色，而实际上，却和其他日本占领区一样，情况大有出入。
1945年8 月8 日，《昭南新闻》在刊登将给予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消息时宣称，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前途将是密切联系的；该报确实还引用了昭南顾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的话说，马来亚也将获得独立。然而，当时的马来亚日军司令官板垣将军在8 月12日的公开声明中说，当马来人听到他们的东印度群岛亲属不久就要完全获得独立时，一定是非常激动的。“马来亚人民现在应该尽更大的努力来和日本合作，以实现马来亚的美好未来。”他并没有作出关于独立的具体诺言“；而《昭南新闻》社论提到板垣谈话时却说，马来亚人民必须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赋予自治的，并指出，日本人对他们获得的合作程度感到不满意。
在马来亚的日军对日本政府的投降决定保持沉默了几天，实际上，他们还指责这些非官方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到8 月20日，才允许公布8 月15日的天皇诏书（宣布投降）。但是他们也发表了一份自己的公告宣称，在马来亚的日军象其他地方的日军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失去它的荣誉和威信，因为它已经作好决战的充分准备。但是美国的使用原子弹，意味着战争继续下去将使东亚全部人口遭到毁灭。
天皇出于对整个东亚人民的关心，才命令他的军队放下武器，他们必须服从这个命令。日本人感谢马来亚人民全心全意的合作，在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军事发言人暗示，这并不是日本为建设大东亚所作斗争的结束。但是在日本人投降和英军重新进入马来亚之间的三个星期内，日本人对建立或支持任何马来亚的独立政权没有作出努力。他们把军队撤到城市，企图维持一下秩序，贴出了禁止抢劫的布告。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些布告大部分不起作用。内地很多地方己落入游击队手里，在日本占领的年代，毫无疑问地助长了某种新的程度的政治觉醒，引起了普遍的骚动情绪。
（八）印度尼西亚
日军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后，在爪哇建立了一个军政监部，总部设在巴达维亚，并把巴达维亚更名为雅加达。但是，如前所述，苏门答腊曾一度置于马来亚的日本军政监部的管辖之下。日本人为了支持马来亚的马来人对抗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印度人和华人（加起来算），起初很重视苏门答腊的马来人同马来亚的马来人之间的种族类似关系。此外，他们在行政上把苏门答腊分离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打消人们建立一个包括整个东印度群岛在内的印度尼西亚国的愿望——日本人开头是反对这个想法的。然而后来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政策改变了，于是把苏门答腊从马来亚分离出去，置于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权的统治之下。荷属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小巽他群岛则置于一个日本海军管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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