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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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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双方领导人在这一点上都不抱什么幻想。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从未正式放弃共产主义，或宣布不受莫斯科控制，或宣称他们仅仅是土地改革者。
相反，他们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国家。他们确实说过：整个共产主义纲领在中国只能分阶段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个与中国其他党派及阶级暂时合作的时期。这只是眼前的策略问题，至于目标，不论多么遥远，是始终如一的。所以共产党的行动是以心目中的这一目标为指导的。
日本军队在中国沿着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推进的时候，丢下了大片地区；他们希望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来接管和统治这些地区。然而从战争初期起，对日军及伪军的抵抗运动就在日本人基本上置于不顾的那些地区发展起来了。
这些抵抗运动或游击运动并非都是共产党鼓动和组织的；其中许多是效忠于国民政府的，有些是中国军队的战地司令官——特别是桂系将领李宗仁——组织的。但是，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在这些运动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华北，由于相对地靠近他们的力量中心（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因而他们更处于有利的地位。
此外，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组织性比他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好；而且，在他们所创建或接管的游击区域，他们在人数上虽然不过占少数，但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政治上态度鲜明的、能左右局势的少数，必要时他们可以得到其核心，即经验丰富的战斗部队的支持。共产党在扩大自己的控制区的过程中，确实是同日本人打的——他们对日本远征军进行自卫反击，孤立或拔除外围的日军及伪军的据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同样很活跃：他们试图向非共产党的中国游击组织进行渗透，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予以征服，即使这些非共产党游击组织象他们自己一样是真正抗日的。
这样，在中国沦陷区内地，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一方、日军和伪军为另一方、效忠重庆而不是效忠延安的游击分子为又一方的三角之争；在这场争斗中，亲重庆的抗日队伍常常受到两面夹击——一面受到日军的进攻，另一面受到共产党的进攻。在1938—1941年期间，这种形势造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一系列的摩擦，终于在1941年1 月发展到了中央政府军队和共产党的“新四军”之间的一场相当大规模的冲突，当时“新四军”已渗透到长江以南，正在南京和上海附近建立共产党根据地。这次冲突事件引起了双方激烈的互相指责和要求纠正，但没有发展成双方都还不希望发生的全面冲突。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重庆和延安双方都认为最终将导致日本的失败，因而加强了中国内部两股敌对力量各自为争夺地盘而调动兵力的倾向。共产党如果能取得对华北和华中内地的控制权，他们将比国民党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以便一旦日本人被大大削弱以后，随即占领这些地区的城市和港口，从而以曾经遭受日本人蹂躏和破坏的大部分领土上的主人的姿态出现。但是共产党缺乏武器、弹药和一般的军需物资，因为随着猜疑和敌对情绪的增长，中央政府拒绝向共产党提供这些物资，而且中央政府自己在这方面也感匮乏。因此共产党转而谋求西方（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就是美国）的援助。共产党向访问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有时还向访问延安的在华的美国外交使团和军事使团的成员保证，愿意同美国合作，并且向他们描绘共产党的目标和成就的美妙图景；而这些美国人中有不少人由于对国民党政权那些十分明显的缺点有反感，就立即从表面上的理解接受了共产党的这种宣传。因此，在一些美国人中，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党是唯一认真抗日的集团，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同“反动的”、“法西斯的”、“封建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亲日的国民党适成对照。言下之意，共产党是美国租借法物资的最有资格的接受者，是未来美国远征军的最有希望的中国盟军。这正是共产党的目标，而且他们已非常接近于达到这个目标了。
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揭开的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历史背景。
第三节 自由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和经历
日本占领暹罗，明显地预示着即将对缅甸发动攻势，这不仅是英国，而且也是中国和美国所关注的事。起初，只有两个英… 印师和当地的缅甸步枪队守卫着这个辽阔的国家，后来得到了三个英国步兵营和英国第七装甲旅的增援。1942年2 月20日，丘吉尔向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呼吁，要他允许将正在从中东回国途中的一个澳大利亚师调往仰光。但是，尽管罗斯福也参与了这一呼吁，他们却未能说服柯廷同意这样做。
与此同时，蒋介石则主动提议派遣中国军队去缅甸。12月，美英荷澳联军总司令阿奇搏尔德·韦维尔爵士将军前往重庆与蒋介石磋商。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蒋介石向罗斯福抱怨说，韦维尔拒绝他提供的帮助，罗斯福也对此颇为生气。1 月23日，丘吉尔就此事问及韦维尔时，书维尔说他并没有拒绝过蒋介石。
他说，他接受了中国第五军的两个师去，但要求第六军不要去，因为给养有困难。
然而从韦维尔回答的口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不很想得到中国的帮助。他说，英国在中国的威信已经够低的了，如果承认没有中国的接助就守不住缅甸，那么英国的威信将进一步下降。同时，缅甸人的看法，也要予以考虑，虽然韦维尔在回答中没有提到这一点。缅甸人不见得喜欢装备不好、纪律败坏的中国军队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159 因此，英中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冷淡的。1942年2 月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也没有改善这种关系，当时印度议会领导人试图动员蒋介石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英国政府答应这些领导人的政治要求。丘吉尔要求蒋介石取消拟议中的对住在瓦尔达的甘地的访问，蒋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是这件事加深了他对英国的反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希望派一名高级军事代表去中国。起初，委派了一位高级将领担任这个职务；但此人很不喜欢这个差使，因此，多半是由于马歇尔将军的推荐，终于选中了约瑟夫·w ·史迪威少将。史迪威显然是有资格担任这项使命的，只是军阶不够高，但后来把他晋升为中将，就弥补了这个不足。他在中国已有不少阅历，特别是在1937—1938年期间他担任过陆军武官；他对中国的战事有一些第一手知识，而且他是美国高级军官中唯一能读能讲中文的人。但是这些军事上和语言上的长处被他的急躁脾气抵销了，而且现在落在他肩上的千头万绪的职责，即使让头脑最冷静和最明智的人去于，也是难以协调的。
现在史迪威被派回中国，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指挥入缅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
他以这个身份向这位中国大元帅负责，同时又作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在技术上向蒋介石负责。但是除此以外，在有关美国租借法援华物资的一切事务方面，他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且在这方面，他是不受蒋委员长管辖，而只对华盛顿负责的。
正如他在《文件》中表明的那样，他真正的任务是“进行协调和安抚，保证〔滇缅〕公路畅通无阻，把各派势力揉合起来，并抓住指挥权；总的来说，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换句话说，这时，华盛顿当局意识到中国军事当局的严重缺点，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代表在中国，以便促使中国人采取步骤纠正这些缺点。这是一项要求具备外交才能的使命，而史迪威却完全缺乏这种才能。无疑，他从一开始就是不称职的。当蒋介石同意甚至欢迎对他的任命时，这位大元帅大概希望给他派来的这个美国人是了解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困难的，是能够同情他的，并且在他要求增加他认为有资格得到的租借法物资方面，这个人将成为他在华盛顿的鼓吹者。
用史迪威的话来说，蒋介石要史迪威“成为向美国索取他们〔中国人〕所要的一切东西的工具”。
然而，一个懂得怎样来对付中国人的美国代表，是可以不必样样满足中国人的要求而照样能同他们和睦共事的。但是史迪威的日记和笔记表明，他是个充满了严重偏见的人，而且对任何不完全赞同他的主张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他都立刻显出强烈的厌恶情绪。他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一样，对英国和一切英国东西抱有恶感——也许特别厌恶英帝国。从他的《文件》中的许多辛辣的记载可以看出，他深信罗斯福是被英国人利用的一名小卒，英国得到了美国的帮助，但没有做多少事情来报答美国。他对蒋介石也抱有成见。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他离开美国之前，他在日记中就称这位大元帅为“小角色”了。史迪威于1942年3 月4 日到达重庆。他发现蒋介石对英国人很反感，并坚持中国在缅甸的军队绝不能由英国人指挥。蒋介石告诉史迪威，与其同意由英国人指挥，他宁愿把中国军队撤出缅甸，并说他打算把这一点告诉罗斯福。3 月20日，罗斯福告诉丘吉尔说，蒋不允许把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全部调往缅甸，除非他们仍由史迪威独立指挥，而不是由已派往缅甸担任统帅的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然而到了3 月28日，蒋却终于同意由亚历山大担任在缅甸的全部盟军的总指挥。
这时候，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已无关紧要了，因为到3 月7 日，从暹罗向缅甸南部蜂拥而入的日军已迫使英国人撤出大港口仰光。英军正向缅甸中部撤退，希望能在那里站住脚。这时，中国第五军的一个师已经到达前线，另两个师在约二百英里以外的缅甸北部；中国第六军在掸邦，控制了腊戍和滇缅公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史迪威要把中国第五军的三个师全部集中到东吁作战，但蒋介石反对这个主张，他要集中力量防守曼德勒。他指出，从人数和火力来说，由三个师组成的中国的一个军大约只相当于日本的一个师。至少，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对的，事实上他的估计还是乐观的。看来，在能把物资从缅甸转运到中国去的唯一的良港和铁路终点站仰光失守后，蒋介石在缅甸所主要关心的是使他自己的军队免遭失败。但是鉴于史迪威的坚持，大元帅一面假装同意他的计划，一面密令中国将领们制造困难，在行动上尽量放慢。这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他认为失去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机会。然后，到4月中旬，战役的危机来临了。日军先攻击仁安羌附近的盟军西翼，摆出了要包围那里的一个英国师的残部的架势。史迪威派中国部队去救援，暂时减轻了那里的压力。
但是随后日军在东翼发动了主攻。他们歼灭了中国的第五十五师，席卷而上，攻陷腊戍，于4 月底切断了滇缅公路。日本人的这一胜利意味着盟国失去了整个缅甸，因为如果盟军有任何停下来进行抵抗的企图，计本人都能予以挫败。一部分中国部队在日本人到达之前就已经逃回中国；其余的则同史迪威及其几个美国助手一起继续进行战斗，穿过缅甸北部的丛林和山区进入英帕尔；亚历山大带领英军残部也已赶到那里。
日本征服缅甸，必然给中国带来长期的不幸的后果。现在，中国实际上已与盟国隔绝了。到中国的通道，现在只剩下从阿萨姆基地飞越群山连绵的“驼峰”到昆明和重庆的空运线了。美国空军由小规模开始，把这个困难而危险的空运业务逐步扩展成一个空运机构，到战争结束前夕，通过这条航线运往中国的物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通过滇缅公路运送的物资还要多了。但是在1942—1943年间，运输机和物资都很有限，因为在盟国计划中要优先考虑其他战区的需要。这不仅是一个先打击德国然后倾盟国全部力量打击日本的问题（尽管这是同盟国战略的基本总概念，而且事实上也非如此不可），同时还有一个怎样用最有效的手段来击败日本的问题。
在后一个问题上，英美的战略计划一致赞同对日本进行一场海空战，以切断其交通运输线，孤立其各股分散的兵力，最后以入侵日本本土相威胁。这项计划虽然最终将证明对达到同盟国的全部目标是显著有效的，但起初看不出它能够解决把驻扎在亚洲大陆上的大量日军驱逐出去的问题。在这方面，本来中国似乎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如果能开辟一条通路，使盟国的援助物资源源流入中国的话。但是这个前景消失了，部分地是由于中国本身的缺点和内部的分裂，部分地是由于1943年秋斯大林明确许诺，俄国终归是要帮助对抗日本的。
这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降到了配角的地位。当然，中国是重要的，因为它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否则这些日军便可被自由地用于其他地方了。中国的领土还被用来建立美国空军基地，可以从这些基地出发袭击日本的船只。但是，仅此而已。因此，中国不象苏联或英国那样，它从来没有获得过振奋人心的胜利，能在战争后期弥补战争初期的失败和损失。事实上，1944年，当其他同盟国捷报频传时，中国却比它在八年奋战中的任何时候更濒于崩溃。现在，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横行；迄今未遭蹂躏的省市，现在也遭到了侵犯和破坏。
这种不幸的局势降低了中国人的士气，加剧了折磨这个国家的种种弊端。国民党中国的自由职业者、低级官员和广大士兵陷于赤贫和事实上的饥饿。这些人的苦难使那些发战争财的人（囤积居奇者、投机倒把者、贪污腐败的文武官员）的财富和显赫以及政府在对付这些邪恶方面的无能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一切都有利于共产党人。他们无疑是比较廉洁，比较有效能的；他们不需要供养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他们的问题相对他说来比较简单，比较好办；特别是在1944—1945年间，华北日军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以后，他们使得以在那里扩展地盘。但是比共产党地盘的扩大和武装力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中的如下信念日益增长：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弊端，只有通过共产党的胜利才能根治。这可能意味着以暴君代替昏君，但是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那些厌倦而愤怒的受害者，现在已无心考虑这一点了。
在这些严重的、日益增长的困难面前鼓起中国人的士气这个任务，主要是落在美国的肩上了。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可取的手段，是正式废除中国很早以来一直反对的令人厌恶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因此，美国于1942年10月9 日向中国提议签署一项放弃美国的治外法权的条约。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结果，于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结束了这两个强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城市里的租界权。这两个主要的贸易强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加上大多数其他“条约国”
先前已经放弃了治外法权这一事实，使得战后的中国肯定能够完全从政治上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
此外，应总统的要求，现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废除了早先拒绝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国会法案，从此中国人将被列入每年的移民限额之内，而且通过这条途径进入美国的中国国民有资格加入美国籍。罗斯福总统把他在1943年12月17日签署的这项法案称为“这是我们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的又一明证”。l943年12月1 日的开罗宣言向中国保证，自1894年以来中国丧失于日本的全部领土将归还中国。罗斯福和赫尔虽然不是不意识到中国现存的弱点，但是他们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上可能起的作用怀着乐观的期望。而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估计却不是如此乐观的。丘吉尔说，还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他在华盛顿的时候，他就“发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最上层的美国人心目中占有极不相称的重要地164 位”。他对罗斯福说：“当然，我愿意永远帮助中国人并对他们以礼相待；作为一个民族，我钦佩他们，喜欢他们，也同情他们一直遭受的政治腐败。但是决不能指望我接受一个我认为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斯大林在莫斯科以及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同样对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贡献表示怀疑。
但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罗斯福和赫尔为中国争得一个大国地位的决心，这样，中国将与苏联、美国和英联邦并列为大国，并设想在推翻“三国联盟”后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上面已经提到，赫尔如何不顾英国和俄国的怀疑而坚持中国应成为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发表的“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国。结果，中国参加了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而且是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发起国之一。另外，联合国宪章给予中国在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规定成了以后许多麻烦的一个根源。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人踌躇满志，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幸的，而且大大破坏了中美关系。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由于它所处的如此崇高地位而应尽的责任。在美国人所希望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而在华盛顿产生了对中国很不耐烦和恼怒的情绪。
这种情绪表现在美国专横地指点中国要按照美国人的办法来整顿内部事务。中国人对此当然心怀不满，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中国毕竟不是唯一的呈现出政治分裂、武官争吵和大发战争财等可悲景象的一个国家。这种误解为以后共产党抨击“美帝国主义”提供了根据。美国公众自认为自己对中国这一被保护国的用心是善良的，所以这种抨击使美国公众痛心，使他们迷惑不解。
在遭到惨重损失的缅甸战役之后，约有九千名中国士兵设法逃脱了。在驻印度的英国当局合作下，史迪威在印度中部的拉姆加尔为这些士兵建立了一个训练中心。
他还说服蒋介石同意另外空运一批中国部队到印度去接受训练。这样，共计有六万多人派到印度去了。这些部队用美国的武器来装备，由美国军官指导他们使用那些武器；他们吃得非常好，这是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军饷也是直接发给他们的。这样，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的核心就在印度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另一支计划扩展到三十个师的兵力的中国军队正在由“租借法”提供装备，这些装备陆续通过“驼峰”运往中国，这支军队也是由美国部队的人员指导他们使用那些现代武器的。
如何使用这些精锐的重新装备过的中国军队呢？这是一个引起争吵的问题，这场争吵主要发生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但也发生在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史迪威一心想收复缅甸，为在那里遭到的失败雪耻报仇。他还认为这也是开辟一条通道以更有效地援助中国的最好方法。所以他想把拉姆加尔的中国军队同他希望得到的美国增援部队，用来发动一场从阿萨姆进入缅甸北部的进攻。史迪威的计划是：这场进攻应与中国在云南的部队发起的横垮萨尔温江的攻势以及英国从英帕尔进行的攻势同时进行，也许还要和越过孟加拉湾的水陆两栖部队协同进攻。
蒋介石心里是反对史迪威的这一计划的。他不愿意自己这支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在缅甸冒另一次失败的危险；在收复缅甸的任何战役中，他都要英国首当其冲。而且这位中国大元帅担心的是，日本人可能在中国对他发动一场较大的攻势。他希望保存实力以应付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如果他失去了最好的部队，他在对手面前，特别是在共产党面前，还有在他自己阵营中的任何有野心的将领面前，必将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实际上是想按兵不动，直到日本在海上被打败，美国部队在中国登陆，那时他就可调出这些部队，配合作战，击退日军。
蒋介石在反对史迪威的计划时得到了陈纳德将军的支持。陈纳德的计划是在中国东南部仍由国民党部队控制的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可以袭击在中国海面上的日本运输船只，甚至可以袭击日本本上。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坚持说，他从未希望单凭他的空中力量来守住这样的基地；但是他相信，这些基地可以由得到美国空中支持的中国地面部队来控制，只要这两支部队都能公平地得到“租借法”的物资，而史迪威是控制着“租借法”物资的分配权的。陈纳德反对在缅甸发动任何进攻。他认为，越过“驼峰”的空运线能够增加空运量，能够比沿着崎岖的滇缅公路运输更多的吨位。他的看法是正确的：1944年1 月，有一万四千多吨物资空运到中国；到1945年5 月，一个月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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