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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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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政治手腕，机敏地选中了英国人早先提出的这条“寇松线”，作为苏联向波兰索取的领土的西部边界，后来使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斯大林搞坏关系的波兰问题，所争的并不是这条边界。斯大林要求以寇松线作为边界，他们两人都是默认的，丘吉尔还极力劝说波兰人，要他们也乖乖的同意这条界线。在波兰领土问题上，西方政治家同斯大林的唯一的重大争执，在于波兰应从德国取得多大一片土地，以补偿它要割让给苏联的介乎寇松线和里加线之间的那片领土，而这一争执的起因，则是由于西方政治家不同意斯大林的方案，认为三大国不应牺牲德国而厚偿波兰。关键性的重大争执，倒并不在于波兰的未来边界，而是在于它未来的政府。斯大林认为符合苏联安全要求的那种波兰政府，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点也不“民主”的，他们认为那只是一个傀儡，要不是俄国那双力大难抗的巨手硬把它拉上去的话，是永远上不了台的。斯大林坚持要把这样一个没有代表性的政府强加于波兰，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度安插进去的不多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波兰人，很快也就给斯大林排挤掉了，这才是使战时的“大联盟”在战后归于破裂的作用最大的唯一的因素。
西方在波兰问题上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触动，另一个理由是波兰人所特有的那种在极端不利的处境下百折不挠的精神。波兰没有吉斯林那样的内奸，在德国的残酷占领下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那种大胆、坚韧和顽强的表现，博得了西方的钦佩，从而部分地消除了两次大战间波兰暧昧不明的政策和第二次大战初期波兰不光彩的军事溃败留在西方人头脑里的不愉快的记忆。
但是另一方面，在斯大林看来，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光荣战绩却不是波兰的好事，因为红军既已在逐步取代德军成为里加线以西原波兰领土上的外国占领军，那末波兰爱国者抵抗德军的那股勇猛劲头就很可能转而用来对付红军。而且，俄国人过去有切身体验，深知波兰人和芬兰人性格之不同，可以推想这对斯大林大概也是有影响的。芬兰人之敌视俄国并不亚于波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人在战场上抗击红军，较之波兰正规军抗击德军更为顽强。但是到最后，芬兰人还是承认了现实，俯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斯大林则报之以：在不危及他所坚持的有效军事保障的前提下给芬兰以尽可能宽大的条件。可是，波兰人却和芬兰人不一样，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会识时务，会甘心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且，在这里，政治上只要有一点信不过，军事上再增加保证也无补于事，因为，由于波兰的地理位置关系，苏联在战略上是无法把它孤立起来的，而对于芬兰，苏联就有可能用占领爱沙尼亚和波卡拉半岛的办法来使它陷于孤立，而且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办到了。波兰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对俄国来说，波兰的位置具有关键性的战略意义，因为不管把它的边界向西推移多远，只要地图上还有一个波兰，其版图必然横跨北欧平原，北欧平原则必然是从西方进攻俄国的主要通道。波兰对于苏联的安全，比之譬如说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关系重大。有人说波希米亚是“欧洲的堡垒”，谁据有波希米亚，谁也就掌握着欧洲其余部分的命运，这话也许是不错的。希特勒就曾在1938…1941年间证明了关于波希米亚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2月6日雅尔塔会议上提请丘吉尔和罗斯福注意的：“有史以来波兰一向就是俄国的敌人假道进攻俄国的一条走廊。近三十年内德国人已两次假道波兰。”
斯大林说他根据这些地理上和历史上的情况得出了结论，就是苏联的利益要求它的邻国波兰不仅应是同俄国友好的，而且还应是自由而强大的，因为俄国希望这条经由波兰的走廊对未来可能的入侵者紧紧关闭，而能够替俄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波兰自己。可是，鉴于波兰人的性格和传统，很难设想会有这样一个波兰政权，既能使克里姆林宫觉得它的友谊是靠得住的，而同时其本身又真正是自由的；因为，自从西科尔斯基将军不幸失事去世之后，克里姆林宫所能信赖的波兰人就只有波兰共产党人了，而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波兰政权却不会是波兰的多数选民自愿选择的。因此，当斯大林着手在波兰建立一个在同苏联友好这一点上满足他要求的政权时，他的西方盟国就认为他是违背了他以前明白表示的同意尊重西方的愿望、让波兰自由独立的诺言。相反，斯大林却觉得自食其言的是他的西方盟国，他认为，西方盟国力图扩大卢布林政府的基础，硬要把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内地下抵抗运动的代表塞进这个政府中去，这是违反它们以前明白表示的要顾及苏联在波兰的军事安全的诺言的。
斯大林的不满，同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不满一样，无疑是真实的；因为，不仅对苏联的军事安全来说波兰比中欧或东欧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重要，事实上只要俄国的欧洲势力范围内有它在德国的一块占领区，波兰也就当然处于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了。斯大林可能以为，他的西方盟国应该认识到，从地理形势上看，俄国在波兰具有特大利害关系乃是理所当然的，虽然1944年10月9日他同丘吉尔在莫斯科按不同比例划定苏英两大国的势力范围时，并没有把波兰包括在内。斯大林也许觉得，既然苏联遵守他同丘吉尔的这一协议，严格注意避免在希腊进行反英活动，那末英国和美国在波兰给苏联找麻烦就是不友好的行为了——要知道在波兰，苏联的利害关系要比英美重大得多。
围绕波兰问题的这一场利害、观点和感情的冲突，正如一出希腊悲剧那样具有悲剧的必然性。如果斯大林要确保在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权，他就不可能满足他的西方同事的要求，把他的波兰傀儡政府改组成为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反之，假使丘吉尔和罗斯福能在波兰建立一个符合他们那种“民主”标准的政权，他们恐怕也无法保证一定能使这样一个波兰政府同俄国友好。事实上，这个难题也许不是凭政治家的聪明才智所能解决的。
六、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对重组的反应
在一度曾沦入“希特勒的欧洲”的那许多欧洲国家中，这段时期的惨痛经历虽为时不长，却都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影响，也是希特勒遗留给他的后继者们的最棘手的遗产之一。在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所有国家中，正常情况下的各种公民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罪恶，而正常情况下的罪恶却变成了美德。只要掌权的当局是通过军事侵略的非法犯罪行动而上台的，那末同他们合作就是可耻的通敌叛国，而同他们斗争，使他们受骗上当，用一切办法对他们进行阻挠破坏，则都是爱国行动，即使有些办法，若不是其矛头指向不义政权的话，会被认为是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也并不例外。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下，参加抵抗运动的主要是社会上的这样三种人——不满现状者、理想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三种人尽管彼此很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他们都缺乏在正常情况下行使政治权力、负责掌管政府的经验。“希特勒的欧洲”崩溃之后，这些背景各不相同的战友，就成了取代那些被逐的德国征服者及其在本地的傀儡而继之当政的自然的人选；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抵抗运动在战时确曾出生入死，备历艰辛，同流亡政府较为安全、较为舒适的战时生活相比，他们扮演的角色显得分外光彩。问题是：今天盟国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其中也有抵抗运动的一份功劳），胜利的到来自然而然地恢复了社会常态，一个好公民对政府应尽的责任就不再是设法使它瘫痪，而是协助它开展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前抵抗运动人员又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战后最初一个阶段，在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前抵抗运动人员命运如何，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是本国的民族传统；二是重组后该国处于两大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哪一边，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重组时的去向，部分地决定于它的地理位置，部分地决定于军事方面的事态演变，部分地还决定于三大国之间的默契。除南斯拉夫外，当地人民并不曾有多大的发言权；至于南斯拉夫，决定该国在重组时的去向的，也并不是该国大多数人民按宪法程序自由表达的意愿，而是南斯拉夫国内一个武装抵抗组织以武力战胜了另一个武装抵抗组织。
在重组后处于两大势力范围新分界线西方一侧的那许多西欧国家中，前抵抗运动人物想要在战后政权中扮演主角的雄心都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一失败，其实也象他们当初的雄心一样，都是很自然的。一旦在宪政条件下从事政治活动，理想主义者以及不满现状者就无法保持他们在反对短命的外国征服者的战斗中所赢得的地位，这是不足为怪的。战时在抵抗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理想主义者中间，象皮杜尔那样具有政治才干、能够在战后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中长期占有一席之地的，真是寥寥无几。至于共产党人，他们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曾对抵抗运动作出过引人注目的贡献，但并未赢得群众的充分支持，因此到历史演变的下一个阶段，便无法以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凡是立宪政府真正得到了重建的国家，而不是象分界线俄国一侧除芬兰外的其他各国那样备受势大难敌的占领国的干涉践踏的，情况都是如此。所以，在经过了重组的各国，凡文化传统彻底属西方式的，包括芬兰，当然还有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当地的共产党无不遭到了这样的失败；而在西方传统也很彻底的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半西方式的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或在半西方化了的东正教国家如罗马尼亚，看来共产党人的遭遇本来也未必会好些，要不是俄国人插了手，把当地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硬拉上台的话。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当地共产党人即使没有苏联的有力支持，也是有可能在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以后取得政权的，虽然这样的可能性也许不是很大。在南斯拉夫，他们事实上是不靠别人帮助而夺得了政权；而在阿尔巴尼亚，如果说当地共产党人得到了什么外国援助的话，看来也是由南斯拉夫人而不是由俄国人给的。至于希腊共产党人，他们在战后最初一个阶段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在那个阶段斯大林遵守他同丘吉尔的约定，俄国不向他们提供援助；但虽然如此，要不是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没有外力帮助下发动的突然军事袭击遭到英国武力的抗击而被挫败的话，希腊几乎肯定也会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然而，希腊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即使该国共产党人能够在没有俄国援助的情况下夺得政权，这也并不足以证明多数希腊人所希望建立的就是一个共产党政权；因为，共产党搞的政变遭到外国强有力的反击而被挫败之后，希腊接着举行了一次尽可能自由的大选（希腊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在那里，西方的那种“民主”当时还只是一种引进不久、没有完全适应于本地环境的外来事物，在这种政治气氛下，那次投票已算是尽可能自由的了），选出了一个由反共分子占多数的议会。希腊共产党人发动没有外援的夺权行动失败之后，却出现了反共的结局，这一事态发展使人们联想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那次成功了的没有外援的夺权行动或许也未必反映着南斯拉夫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综观经过重组的各国在战后最初几年的不同遭遇，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时，本国文化政治遗产的性质所起的作用，大于其现今所属的那个势力范围的外国盟主的性质所起的作用。希腊和芬兰两国遭遇之间的对照特别鲜明。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那次交易中，希腊原是划在西方国家一边的；而且上面也已提到，斯大林在这之后的最初一个阶段的确不错，没有在希腊插手。可是，尽管英国运用了政治家手腕，作了真诚而机智的不懈努力来促使素来不和的希腊各派按照西方的那种“民主”方式相互合作，结果还是免不了发生一场武装冲突的悲剧，冲突的一方是希腊的一派，另一方是一个素有亲希腊感情的西方大国，该大国最关心的是要让希腊人民有机会争取到一个真正能代表多数选民的希腊自己的政府。希腊依然保留着本来的政治传统，其西方化还只是表面的，正是这方面的缺陷，终于使希腊陷入了内战，虽然它比较幸运，在二次大战结束时站在战胜国的一边，成为其保护人的那个西方大国本身又是具有议会立宪制的那种“民主”的政治传统和理想的。而在另一方面，芬兰原是二次大战中的一个战败国，曾不得不以俄国人所开的条件向苏联投降，可是，多亏它过去同瑞典合在一起的那段历史给它留下了西方的宪政传统，所以它终于得以保住了自由，把十足西方式的议会制度维持了下来，虽然它现在完全处于苏联势力的支配之下，俄国熊的两只前爪紧紧地把它圈在中间。
在西欧，对比一下挪威、丹麦、荷兰为一方和比利时、法国、意大利为另一方的战后不同遭遇，也能明显看出在经过重组的国家，本国的历史遗产对于决定国家的战后命运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后三个拉丁国家同前三个条顿国家一样，那里的共产党人既没有长时期参加战后内阁，也没有试图用不合宪法的手段夺取政权。在这三个国家中，也如在西欧的其他国家中一样，共产党人不放一枪就退居在野地位。但是，他们在这历来熟悉的在野地位上，较之早先他们愿意参加联合政府时所扮演的那种既当官而又不能左右政府的不痛快角色，更显得可怕；何况在这几个拉丁国家中，这一阶段的政治社会总形势肯定是有利于共产党人现在这种静待时机的策略的。在这些国家，几个条件促成了共产党人大为走运，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不起作用，产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资产阶级不愿作出必要的最起码的让步来使无产阶级相信有可能不经红色革命而实现社会正义。在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一面胆战心惊，深恐性命不保，一面却继续死抱着钱包不放。一些温和的改革派，要是在英国或荷兰的话就会加入工党来谋求实现其目标，但是在法国和意大利，他们往往都参加了共产党，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唯一的态度认真的左翼政党。拉丁国家战后国内政治中这一不幸的、从长远来看很令人担心的发展趋势，是同这些国家议会制的历来实施情况相一致的，因为在那里议会制实施得始终未能令人满意——只有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太平日子里也许是例外，那时活跃在该国政界的只有自由党和天主教党两个政党。反之，条顿国家战后在政治上日子比较好过，看来就是由于这些国家过去议会制实行得比较成功。条顿族的荷兰和只有一半是条顿族的比利时之间在政治上的迥然不同，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如果根据某些人的理论，认为唯有经济才是人类生活的真正实质所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都只是经济现实的反映（持这种论点的并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者），那末这个现象就无法解释了。
如果经济繁荣真的必然会导致政治安定，那末比利时就应该是战后全欧洲治理得最好的一个国家；因为当时欧洲肯定以比利时最为繁荣——这部分地是由于复国后重建的比利时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明智、大胆、及时，部分地也是由于比利时比较幸运，在欧洲战祸中遭受的创伤不怎么严重，在中部非洲还保有一个完整的殖民帝国，那里的居民还是象驯服的“土著”的样子，那里的地下资源有大量的铀矿。可是另一方面，荷兰则不得不放弃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帝国。以前荷兰的国内经济依赖这个殖民帝国，较之英国依赖英属印度有过之无不及，而现在，战争给荷兰造成的破坏和饥馑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借助于这个殖民帝国的资源，而恰恰在这时荷兰把这个殖民帝国丢了。要是经济史观的理论真是一把万能钥匙的话，那末，荷兰和比利时的经济情况既如此悬殊，前者的政局理应动荡不宁，而后者则应能在国内政治上欢度一个和平融洽的蜜月。然而，事实上，战后两国在政治方面的处境不仅不能反映它们在经济方面的相对地位，实际情况倒是恰恰相反。荷兰目下的经济困难，勾销不了它从十六世纪以来就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而养成的立宪自治传统的有利政治影响。由于荷兰的工党具有英国式的选民基础，打破了欧洲大陆上传统的政治分野，所以荷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避免了各个教派政党同反教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之间选民尖锐对立的危险。比利时的宪政传统不象荷兰那样悠久，它迟至1830年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而实行立宪自治；因此，当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业已退落、政治重建的任务需要比利时同荷兰一样发挥出巨大的政治潜力时，比利时尽管经济特别繁荣，却还是不能弥补它在政治传统上比较嫩弱之不足。在战后这样沉重的压力下，比利时的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佛兰芒族和瓦隆族之间，在位国王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都立即出现了巨大的政治裂痕；特别是因为这三条不同的界线大有并合成为一道深刻的裂口之势。所以这种政治上的分裂现象就格外具有危险性。
根据上述情况，似可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对于经过重组的欧洲国家来说，即使象重新组合那样天翻地覆的经历，也不如各国本身的传统和精神气质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国家眼下被划在俄国势力范围或西方势力范围之内这一偶然性的遭遇，归根到底，未必就能决定它们的命运。
第九卷 欧洲的重组
第一编 走向经济复兴的最初步骤
第一章 战争的经济后果
当战事方酣之际，人们就已预见到一旦和平恢复，便需采取国际行动，以对付如此巨大的经济动乱。1943年11月9日，缔结了设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的协定。在协定的前言中申述了设立联总的目的，签约国表明它们已经决定：任何区域，一经联合国家武力予以解放或因敌人撤退而解放时，其居民应立即获得衣食住以及为防止疫病与恢复人民健康所需的援助与救济。对俘虏和流亡者的还乡，农工生产复业的协助，与主要公用事业的恢复，也应有所准备与布置。
因此联总拟紧随武装部队之后开展工作。军队只能根据自身的需要，负责在其所占领的地区或者在其交通及通讯系统所通过的地区对当地居民提供必要的供应品。但是，从军事当局行使权力到即使是临时性的有权能的政府的恢复，当中可能有一段空隙时间。联总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这段时间内提供必需的供应品与劳务，协助“恢复”迫切需要的生产。联总的资金由会员国捐助，捐助的数额为各会员国每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资金总额为十八亿美元，其中美国捐助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英国捐助三亿二千万美元。当人们获得解放的时候，经过极短期的实践，就发现这些捐款是不够用的，所以在1945年8月，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同意把捐助的数额加倍。即使如此，联总也只能在协助恢复经济生活方面采取一些初步的措施。只有当千百万难民、获释的战俘以及复员军人转入“恢复”迫切需要的生产时，才能使人们活下去。确切地说，重新建设乃是这个世界在几十年内所要从事的工作。
欧洲经济的衰竭，其严重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不仅是直接的战争摧残与物质破坏耗尽了欧洲大陆的资源，而且战事的重负阻碍了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移用了工厂保养与更新所需的资金与各种财产。必要资本支出的大量拖延已成为日积月累的事情，由此造成的工业固定设备状况的恶化，则意味着生产力的严重下降。而且这种恶化并不限于物质的生产手段。艰难的生活在很多方面使劳动人民的体力削弱，工作效率降低。几百万人脱离了和平时期的职业，或在武装部队服役，或从事专门的战时工作，失去了培养与锻炼才干的机会。
直接的破坏是由几种不同的方式造成的。空袭破坏的面最广。由于发展了精确的瞄准方法，轰炸愈来愈集中于一些特定的目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英美对德国及其占领国的轰炸，使交通运输工具、公路及铁路桥梁等遭到了特别广泛的毁坏。另一方面，德国使用的无人驾驶飞机与火箭所造成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比以往的轰炸破坏更为严重。
实际作战地区遭受的破坏，又比空袭地区更为集中。武装部队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仅仅经过一个地区，也会造成破坏，但是敌对两军进行实际战斗的地区，则出现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战事持续数日或数周的地区，所遭到的破坏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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