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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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如何能够集中起来呢？）或仅仅是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的意见，它总是束缚了政府的手脚，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决定，政府就不可能接受俄国人的要求，哪怕政府成员之间也许可以同意这样做。那些地下组织的领袖们采取的是一种高傲而愚蠢的立场，这种立场，不论从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地区居民种族分布的事实来看，或是从俄国人在波兰问题上的打算这一迫切的现实来看，都是站不住的；不仅如此，他们这样做也决定了他们的组织和流亡政府的命运。
　　更不幸的是，博尔在俄军向前推进所造成的困难处境下，为国家军制定了行动方针。尽管他曾经公开表示过对苏联的仇视，而且同苏维埃游击队发生过摩擦，他仍然希望俄国人会允许已经公开身分的国家军部队继续受华沙和伦敦的指挥，而且尽管国家军已奉命拒绝苏联人要他们解散或并入红军的要求，他却仍然希望俄国人会让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在红军向柏林挺进时，在红军后方接管波兰领土的行政权。他和其他波兰军事领袖们还抱着另一个希望：即红军在波兰境内击败德军之后，会由于英美的干预而停止追击，让波兰流亡政府接管行政权。他似乎忽略了军事上的一条原则，即任何军队的统帅只要力所能及，就不会允许潜在的敌对部队在他后方保持着它的组织。索斯恩科夫斯基最后也同意了博尔和扬科夫斯基的观点，1944年2月18日，他从伦敦给波兰地下组织发去了一个与博尔的11月命令相似的通知，对1943年10月27日的指示加以修正。国家军的领袖们这时正式奉命带着一项宣言去会见苏军司令员，说明他们代表波兰共和国政府当局建议与红军合作，共同打击德国人。通知还说，国家军的领袖们应强调说明，他们作为波兰武装部队的一部分，将继续受波军总司令和波兰流亡政府的指挥。
　　同时，波兰流亡政府终于在2月15日答复了丘吉尔的建议。答复中表示，他们已准备好在英美的合作下开始同俄国人对话，不“排除”谈边界问题，但他们不能接受俄国人关于寇松线的“命令式的要求”。他们说，这样的问题，只有在战争结束时才能解决。但是他们提出了一项替代的建议，即划一条经过利沃夫和维尔纽斯以东的临时分界线。他们建议这条线以东的地区由西方盟国和苏联共同管理。但这条线以西的地区则应由波兰政府接管。波兰人反对俄国人想把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并入苏联的意图，声称这样做将会限制波兰出海的自由通路。至于俄国要求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库基耶尔的问题，波兰照会坚决表示任何外国都不能命令波兰政府作人事更动。
　　丘吉尔“大为恼火”地说，如果苏联的领土要求得不到满足，波苏关系就不可能恢复，米科拉伊奇克宣称他无权放弃祖国的一半国土；丘吉尔说，他不久将对这个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可是波兰的答复还是由丘吉尔转交给苏联政府，但遭到了斯大林的断然拒绝。
　　1944年2月22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提到斯大林在最近的德黑兰会议上曾经向他表示，赞成有一个强大的和独立自主的波兰。他说，英国从来没有向波兰保证过一条具体的边界，而且英国关于什么是公平边界的观点，在1919年提出寇松线时可能已经表明了。虽然他仍然认为领土问题应该留到战后去解决，但是由于俄国人的进展，在所有反希特勒的力量之间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他提到英国最近在这方面对波兰流亡政府所做的工作，并说他虽然对波兰人极表同情，但也理解俄国人的观点。他们有权要求得到保证，不再遭受德国的侵略，而在这一点上，他们除有自己的力量可以依靠外，还有英国的全力支持和“联合国家的赞同”。他提到拟议中的将在西部给予波兰的土地补偿，并且说他不认为俄国要求保证其西线安全“超出了公平合理的范围”。
　　英国支持俄国对波兰的要求的公开声明，引起了波兰人的强烈抗议。安德尔斯当时正带着他重建起来的波兰军团驻在意大利，他送了一封信给索斯恩科夫斯基，说他带领的波兰军队虽然正在抗击德军，同时也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敌人。2月24日，外交部长罗默尔向英国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议，指出里加条约所划定的波兰东部边界，曾经得到1923年大使会议的赞同，而寇松勋爵（当时的外交大臣）在表示赞同的过程中起了突出的作用。
　　（二）国家军部队与红军的最初几次接触
　　红军与国家军部队第一次在作战中取得联系，是在1944年3月间在沃林发生的。由于在打击德国人的具体行动中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国家军第二十七师的司令员与科威尔地区红军司令员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得到消息说，红军在某种条件下将乐于与国家军合作。第二十七师可以继续与它的上级保持充分的联系，并被承认是隶属于华沙和伦敦当局的波兰武装部队的一个师；但是在作战方面，不管是在布格河的哪一边，它都必须完全接受红军的领导。必须经过改编，把原来的游击部队改编为正规的步兵师，因为苏军司令部不允许在他们的后方有游击队。这个师将获得充分的装备、运输工具和给养。博尔在原则上同意了，但提出了保留意见，认为战术上的隶属关系将是暂时的；同时他指示当地的司令员“奥利瓦”上校通知俄国人，说第二十七师只是红军经过波兰向前推进时将遇到的很多部队中的第一个部队，为使行动协调起见，在较高一级达成一项总的协议是可取的。
　　有一个时期，在科威尔地区打击德国人的行动中合作得很成功，但在4月9日，这个师的司令员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的一项建议，要他加入贝林格将军（前中校）指挥的那个军。博尔说，他的总部这时不断接到波兰东部其他各个地区的报告，表明俄国人在同德国人打仗时，和国家军部队合作得很好，但是在后方却执行不同的政策。在占领了一个地区之后，当地的国家军部队就被解散，它的领袖被逮捕，有时甚至被枪决；在这之后，俄国人就开始把一切壮丁都征入红军。早在1944年3月4日，米科拉伊奇克就对这样的事件表示忧虑，请求英国加以干预。4月4日，波兰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又一次表示他们的担心。
　　同时，在丘吉尔2月22日的声明之后，苏联在伦敦散发的一些文章和报道都声明说，不可能和波兰人合作，除非他们同意承认寇松线，同意从波兰流亡政府中撤换几个不友好的人：索斯恩科夫斯基、库基耶尔和科特。科特当时公开地表示不同意俄国人有权要求以寇松线为界。在3月间，出现了一个反对国家军的宣传运动，它只字不提国家军与红军配合作战的成就，这项宣传运动当时正取得某些效果，因为英美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在波兰人面前表示怀疑国家军司令部和流亡政府是否真正控制着整个波兰地下组织。由于有这些疑虑，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博尔发动了一个“尤拉行动”。他们选择了波兰东南部一个地区，在4月6日这天，波兰地下武装把那里的铁路在三个不同地方切断了（照博尔说）达三十三小时到四十八小时。英国经济作战部大臣塞尔伯恩勋爵5月3日写信给索斯恩科夫斯基，表示英国总参谋部对这一英勇行为和波兰秘密军队的其他活动感到钦佩。
　　在1944年头几个月中，波兰国内地下组织的领导有一些变动。1月间成立了民族团结会议，接着在4月26日，扬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副总理；5月3日，他提名三个主要政党的代表行使部长会议的职权。
　　5月份给波兰人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喜讯。安德尔斯将军的军队这时已经改组，并扩大成为波兰第二兵团，在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的领导下，在意大利作战。作为他们与德国人进行有组织的战斗的首次考验，他们被派去攻占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该修道院当时已成为德军的堡垒，封锁着通向罗马的道路。5月11日，他们发动了攻击，一星期后（5月18日），安德尔斯才报告攻击成功。波兰第二兵团得到了盟国军事领袖和波兰政府领导人的嘉奖，说他们在战斗中“为自己赢得了荣誉”；5月25日，亚历山大将军授予安德尔斯将军第三级巴斯勋章。
　　米科拉伊奇克在6月3日预先录制了一篇讲话，准备在盟军越过英吉利海峡开始大规模进攻欧洲大陆的那天，向法国境内的波兰地下组织广播，号召他们和法国“马基”游击队一同起来帮助进攻的部队。他还向那些被迫编入德军的波兰人呼吁，要他们叛逃到盟国这一边来。波兰政府最近刚承认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解放委员会，并为“马基”游击队同法国境内波兰地下组织的合作作出了安排。
　　米科拉伊奇克把他的讲话录好音之后，在国家军副司令“塔博尔”的陪同下，乘飞机到了华盛顿。一些时候以来，米科拉伊奇克一直想访问美国，以便弄清楚波兰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因为当时英国政府已经明白表示不准备支持波兰拒绝俄国的要求。但波兰人也不能指望罗斯福在总统选举年会明确地答应支持他们，不过他们希望罗斯福由于对国内政治脉搏的敏感，可能会对他们表示一些好感，以免得罪六百万波兰裔美国人。然而米科拉伊奇克这一拟议中的访问，却由于美国方面的主动要求而被推迟了好几次；1944年3月18日，波方发表了关于对波俄关系的看法的一个详细声明后，所得到的唯一反应是访问再次被推迟。随同这一声明，还附送了一份说明波兰人民情绪的资料（由地下组织提供），以及给罗斯福的一个呼吁，要求他向俄国人说项，以保证国家军和地下政权机构的安全。最后，米科拉伊奇克和罗斯福、赫尔、斯退丁纽斯（那时已是副国务卿）和其他军政官员之间的会谈，终于安排在6月初举行。米科拉伊奇克和“塔博尔”于6月6日到达华盛顿。他们与总统进行了几次淡活。罗斯福对波兰历史的知识和对波兰处境的了解，使波兰领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到德黑兰三大国会议时，他说他本人是反对以寇松线作为最后解决办法的，他和斯大林本来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后来还是丘吉尔提出来的。这样斯大林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罗斯福向米科拉伊奇克明白表示，在选举年他不能在波兰问题上承担任何义务。不过他希望将来在某种“比较轻松”的气氛中，他能说服斯大林让波兰保有利沃夫、斯坦尼斯拉夫和德罗霍贝奇油田，虽然也许得不到维尔纽斯。他想，波兰应该得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斯大林不会坚持要哥尼斯堡。他说，斯大林并不希望波兰灭亡，而且波兰灭亡这样的事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波兰有着美国人民的道义支持。他认为，斯大林一旦认识到国家军的规模和影响，就会向波兰人作出某种“友好姿态”。
　　总统极力建议，为了创造“比较轻松”的气氛，波兰人应该尝试一下，以消除他们与俄国人之间的分歧。他建议米科拉伊奇克去访问斯大林，同他讨论一些“你们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问题，而不是那些使你们发生分歧的问题”。他同赫尔都强调，米科拉伊奇克应该准备为友好关系作一些让步。波兰人必须设法回避领土问题的任何最后解决办法，但是如果能同意在他们的政府中作一些更动，也许是可取的。在他所提到的那些条件和建议的前提下，他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强大和独立的波兰。有必要作一些让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如果他处于他们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做。他说，英国和美国不会为了波兰而与俄国开战，同时波兰人应该记住，俄国人在人数上要比波兰人多得多。他谈到了戴高乐，作为向米科拉伊奇克提出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戴高乐“在军事考虑的重要性高于一切的时候，却很固执，而且老是着眼于政治问题”。米科拉伊奇克在回答中着重表示，要对俄国人让步是难以得到波兰人民授权的。“塔博尔”向罗斯福介绍了国家军的活动，关于这些活动，罗斯福早先已从地下组织的信使杨·卡尔斯基那里听到过（卡尔斯基是1943年夏天特地派到华盛顿来向总统说明这个组织的规模的）。“塔博尔”同华盛顿的一些军政官员进行了会谈，结果增进了波美之间的合作，并使美国人答应向国家军送去更多物资。
　　米科拉伊奇克还被说服去同奥斯卡·兰格教授晤谈了一次。兰格是波兰裔的美国公民，他刚访问过斯大林（就象另一位波裔美国公民S·奥莱曼斯基牧师那样）。兰格也有这样一个印象，即斯大林不会坚持要求哥尼斯堡。
　　罗斯福在会谈后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米科拉伊奇克愿意去莫斯科作一番真诚的努力，以重建与苏联政府的关系。他在电报中还表示了他的“关心”，希望斯大林能接待米科拉伊奇克。苏联驻波兰流亡政府的大使列别杰夫从米科拉伊奇克处获知流亡政府愿意合作后，于6月23日提出了苏联的建议；撤除拉奇基耶维奇、索斯恩科夫斯基、库基耶尔和科特，换上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波兰人；波兰政府还必须公开声明他们在1943年就卡廷屠杀案向国际红十字会申诉的行动是错误的。米科拉伊奇克干脆拒绝了这些条件。斯大林在答复罗斯福的电报中说，国家军与红军的合作是“当务之急”，但只有改组了那“流亡的”波兰政府，让来自美国、英国、苏联的，特别是来自波兰本国的“波兰政治家”参加进去之后，这一合作才能实现。此外，波兰政府必须承认寇松线。由于米科拉伊奇克的表态中没有“前进一步”的任何表示，斯大林觉得很难建议他访问莫斯科。但是，显然由于丘吉尔给斯大林发去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米科拉伊奇克终于应邀在8月的第一周访问莫斯科（当时红军离华沙已不远了）。
　　7月间，华沙的波兰人接到报告（这一报告又从华沙转送伦敦）说，在沃林建立的那种格局正在维尔纽斯和利沃夫重现，将近7月底时，又在卢布林重现。俄国人当时设想该地区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们还小心地采取预防措施，务使该地区内不能建立象1939…1940年间曾经建立过的那种反苏地下组织。
　　1944年7月，当红军的攻势开始时，波兰国家军奉命把俄国人当作反抗德军的战友。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认为东部地区是苏联的一部分，又由于波苏外交关系还没有重建，因此应当把俄国人看成是对波兰独立的威胁。所以，国家军部队同红军的合作只能是有限的。国家军要尽可能独立作战，只有在俄国人提出要求时，才向他们提供有关德国人的情报，只有在“战术上极端必要”的条件下，才可与苏军人员建立联系。战斗中的协作只限于特定地点；对任何要把国家军部队并入红军或贝林格指挥的部队的企图，都要加以拒绝。
　　实际的情况是，在维斯杜拉河以东地区，有组织的国家军部队与进攻中的红军建立了联系，进行了合作（维尔纽斯战役之后俄国指挥员曾对他们的协助正式表示感谢）。但是一旦俄国人牢固地控制了每一个军事目标之后，他们立即要波兰部队编入贝林格部队或者解散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他们拒绝第一种办法，他们的领袖就被逮捕或绑架，他们的部队则被包围和解除武装，甚至被关押。
　　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对这些事态发展大为震惊，7月下旬，米科拉伊奇克给罗斯福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详细叙述了事态的发展，请求他派美国军官到苏联前线去，因为他们的出现也许能对俄国人产生影响，使他们停止对国家军的暴行。而且，俄国人既在7月间越过了寇松线（它的中段与布格河重合），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也意味着他们当时正在进入波兰领土，因此必须澄清一下苏联对波兰的政策。
　　5月间，据苏联报纸宣布，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以便了解波兰爱国者联盟的活动，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那时，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详情已经公布，人们已经知道它的权力是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为基础的，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组织类似。6月23日，波兰爱国者联盟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代表波兰人民的。根据7月20日和21日发布的两项法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取得了对波兰爱国者联盟和苏联境内由贝林格指挥的波兰军的领导权，在第二天发布的另一项法令中，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任命了一个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行政当局”，准备在解放区设立临时总部。这个委员会由二十名委员组成，其中十名来自波兰爱国者联盟，十名是“地下运动的领导人”。在后十名中，公开身分的只有五名，因为其他几名仍处于地下状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左翼社会主义者集团的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7月21日苏联境内的波兰军和波兰国内的“人民军”合并，成为统一的“波兰军”；7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任命齐米耶尔斯基（过去一向以“罗拉”闻名，原是人民军的司令员）为总司令，同时任命贝林格为副总司令。无庸赘言，在作战时“波兰军”必须听命于红军。在红军进入海乌姆的同一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三天后，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这个文件。告人民书宣布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法令所规定的组织变动，还宣布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治理解放了的波兰领土的计划。它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是1921年3月的“合法的”宪法，而不是伦敦“逃亡”政府所依据的那个“不合法的”1935年宪法。在选出制宪议会以制定一部新宪法之前，1921年宪法的条款继续有效。告人民书号召波兰人与红军合作，奋起打击德国人。它宣称，波兰人与他们东方邻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过去他们一贯互相打仗，现在他们有了兄弟般合作的坚固基础。
　　红军既已到达了“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国界”，苏联政府就于7月26日宣布了它的意图。它说，将让波兰人自己行使政权；俄国人对波兰或波兰的社会制度没有什么企图，红军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因此，他们决定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红军统帅部和波兰行政当局间的关系订立一个协定。于是就在同一天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中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在解放了的波兰土地上设立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将支持为建设“波兰军”而采取的措施，并同苏军总司令进行合作和建立有效的联系；苏军总司令将在作战所需要的时期内在波兰执掌最高统帅权。在这以后，波兰的行政权将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掌握。
　　8月2日，塔斯社的一项新闻公报宣布，苏联政府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将互派使节。尼古拉·布尔加宁上将被任命为苏联驻波兰政府的代表，W·日莫夫斯基则是民族解放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波兰爱国者联盟在8月3日的一则广播中，宣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已经到达卢布林。十二天后，1944年8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并宣布他们这次会议的所在地卢布林为波兰临时首都。
　　第三节　华沙起义　1944年8月1日至10月3日
　　（一）起义的发动
　　当米科拉伊奇克于1944年7月底离开伦敦乘飞机去莫斯科时，他同波兰的事态发展失去了直接联系。一到开罗，他获悉苏联政府已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一消息使他考虑不再继续旅行而返回伦敦）；而且仅仅几天以后，他就得到消息说，随着红军接近维斯杜拉河，华沙市内的国家军已在该市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下举行起义，对德国人展开了攻击。
　　在起义开始前的几周里，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军政领袖们，对波兰境内的抵抗活动应该采取哪种形式问题，看法上有过许多混乱和矛盾。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政治领袖显然赞成搞一次遍及整个波兰的总起义，但是索斯恩科夫斯基则反对在没有英美支持的情况下这样做，特别在波兰东部最近事态发展之后更是如此，他建议继续在德国人的后方搞“布尔扎”（即破坏和牵制）活动。“布尔扎”活动的计划原来并不包括城市内部的武装行动，但在1944年7月间国家军军官们修改了“布尔扎”计划，把华沙市内的起义也包括进去。然而，华沙起义的实际行动计划，作为准备在西方盟国支持下或在德国崩溃的情况下举行的总起义的一部分，已经制定了好几年了。当时的局势还由于米科拉伊奇克和索斯恩科夫斯基都因公不在伦敦而变得更加复杂；按照波兰政府的一项决议和米科拉伊奇克所发的一项指令，关于起义这一议而未决的问题，就留给在华沙的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去斟酌决定了。
　　虽然博尔声称他同意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意见，他还是详细地阐述了他当时赞成在华沙单独举行起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