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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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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以苏联和英国为一方、以芬兰为另一方的停战谈判在莫斯科开始（美国始终没有对芬兰宣战，因而不能参加谈判）。两天后，谈判由于哈克策尔病倒而突然中断，但立即派来了外交部长卡尔·恩凯尔任芬兰代表团代理团长，于是讨论就恢复了。9月18日，盟国向芬兰代表提出他们的条件，并要求立即接受，以便次日举行签字仪式。芬兰议会在9月19日清晨六时召开会议，出席的议员一致投票赞成接受这些条件。就这样按照宪法手续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之后，芬兰代表当天在莫斯利，在停战条款上签了字，同时在赫尔辛基，芬兰代总理恩斯特·冯·博尔恩在一篇广播讲话中宣布了停战条件的要点。当冯·博尔恩讲到“1944年9月19日将是我国历史上最痛苦的一天”时，他对某些条件之苛刻表达出了一种忧郁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但他劝芬兰人民正视现实，并记住他们必须“作为强大的俄国的紧邻而生活和居住下去”。
这项协定的二十三点比4月间提出的六点详尽得多了。虽然在某些方面条件比以前更苛刻，但也对芬兰人作了一些让步——特别在要求赔偿的数额方面——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将不象罗马尼亚人那样遭受俄军的占领。协定的条款使苏联政府处于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甚至占领芬兰这样一种地位；但也讲清楚，实行控制的方式将决定于芬兰人如何履行停战条件。
停战协定规定，芬兰军队应撤退到1940年边界以内，1940年和约所规定的局面应予恢复。苏联政府放弃汉科半岛的租借权，但作为交换条件，得租借“波卡拉半岛地区的一些土地和海域，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苏联海军基地”，租借期限为五十年。此外还规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政府割让给芬兰的佩特萨莫地区（佩特萨莫州）应归还苏联。在这次战争持续期间，芬兰在“盟国（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要求下，应当把芬兰南部和西南部的各个机场提供给盟军使用。9月15日后仍留在芬兰的德国军队应由芬兰人负责解除其武装，并将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得到苏联政府的帮助。芬兰应于停战协定签字之日起两个半月内。把它的军队缩减到“平时编制”。它应立即遣返所有“苏联和盟国”战俘，同时，芬兰战俘也将被遣返芬兰。芬兰应赔偿苏方的损失，赔偿总额为三亿美元，用货物支付，六年内付清（这就是说，只有同年春天所要求的总数的一半，清偿的期限也延长了一年），对盟方其他国家及其国民所遭受的财产损失也应赔偿。1940年关于阿兰群岛非军事化的协定将重新有效。其余各项条款大都是关于盟国和德国在芬兰财产的处理问题，但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却同芬兰最近将来的发展前途有重要关系。第二十条规定释放政治犯。第二十一条要芬兰负责解散所有“在芬兰领土上的（属于法西斯类型的）亲希特勒组织”，今后也不容许其成立。第二十二条规定设立盟国管制委员会（由苏联主持），该委员会“＇将＇负责管理和监督本协定的执行，直到同芬兰缔结和约时为止”。
第二节 从1944年9月19日的停战协定到1947年2月10日的和约
（一）停战协定签订后的芬兰形势
在两次大战之间芬兰人保持独立的短时期内，他们的政策有三个主要目标：培育芬兰自己的民族传统（这个目标在操芬兰语的多数居民和操瑞典语的少数民族之间引起了微妙的问题）；发展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保持对俄国的独立。可是，1944年芬兰同苏联和英国签订停战协定之后，它的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它要是同俄国为敌，那末它的边境是无法防守的；对这一形势的现实估计，迫使芬兰人得出结论，即他们今后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因素——他们同苏联的关系。
芬兰同许多东欧国家不一样，并不处于苏联实际占领之下，但领土则大大缩小了。它丧失了卡累利阿地峡和北卡累利阿部分地区的肥沃土地和伐木工业。北冰洋上的佩特萨莫港和佩特萨莫地区的宝贵镍矿重又划归苏联。曼纳海姆防线现已起不了防御作用，因为，苏联既已在极靠近赫尔辛基的波卡拉半岛地区取得了一个海军基地，而且还拥有出入该地区的运输权，包括通过赫尔辛基的过境权，那末，芬兰就明显地处于它东面和南面的那个强邻摆布之下了。
随着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的莅任，俄国人对芬兰的地位和政策的重视变得明显了。安德烈·日丹诺夫曾在爱沙尼亚并入苏联的那段时期内负责该共和国的领导工作，他是苏共政治局委员，由于领导列宁格勒保卫战而享有盛名，对德军围困的恐怖想必记忆犹新。他的任命似乎意味着，俄国可能有意要对这个离列宁格勒极近、又充当过德国帮凶的国家采取不妥协的严厉政策。
然而，从签订停战协定之日起，苏联政府的对芬政策却出乎意料地温和。除了对芬兰的战时领导人以及对“法西斯类型的”和“沙文主义的”组织采取某些行动外，总的来说，它并不干涉芬兰人的国内事务。在对德作战期间由盟国使用的空军基地，连同那些在战争持续期间受到限制的通讯联络系统，都在1945年8月归还给芬兰人。1945年3月的选举没有遭到直接的外来干预，这一点很突出，事实上它竟为美国同芬兰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提供了基础。芬兰保住了它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同东欧其他国家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俄国人此时对芬兰采取的怀柔政策，和他们在同一时期内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对波兰所用的高压手段迥然不同。这种政策上的显著差别，部分原因可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在同芬兰和“＇波兰＇会议王国”打交道时有不同的经历。就芬兰而言，无疑这种待遇上的差别，部分地是由于俄国人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期间和那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已经有了教训，认识到了芬兰人的倔强性格。斯大林1945年时对一个芬兰人说，苏联的对芬政策“不是仁慈，而是常识。我们决不能再犯老沙皇的错误”。俄国人可能还有这样一个考虑（至少在稍后一段时期中是如此），即不要惊吓和疏远了芬兰人的邻居，即中立的瑞典人。但是，归根结底，芬兰能够在1944年停战协定签订后保存它的自由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政治家的才能。1944年11月起任总理、1946年3月成为总统的巴锡基维，具备着一个很大的（也是罕见的）有利条件：他了解俄国人。他也有足够的远见认识到，芬兰的生存和得以保持其西方式的制度，有赖于它对苏联奉行一项现实主义的政策。他有勇气同过去的政策决裂，执行一种同国际形势的变化相适应的方针。同波兰和东南欧的事态发展对照起来，就可以看出，巴锡基维在这些年中所执行的政策，对芬…俄关系，因而也对芬兰的命运，有着显著的影响。
（二）德国人被逐出芬兰
1944年9月停战协定签字后，芬兰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履行它所承担的解除芬兰北部约二十万德军武装的义务。芬兰人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时，对德国人原来并不怀有什么仇恨情绪。相反地，他们感到有一种在共同奋斗中结成的、不容易割断的关系。但当9月15日德国人企图夺取芬兰湾中的霍格兰岛（“苏尔萨里岛”）时，芬兰人的感情起了变化。经过激烈战斗，德军被击退，但他们的这个企图，在不久前的“战友”中引起很大愤恨。同时德军还在拚命为固守芬兰北部作准备。当撤退中的德军破坏他们背后的桥梁和其他交通设施时，芬兰人就愈加愤怒了。9月20日，芬兰军队开往北方，占领了奥鲁，与此同时，德国人声称决意保卫他们在芬兰北部的阵地，如被迫撤退，则将实行“焦土”政策。第二天，苏联政府严厉地提醒芬兰人。《消息报》的一篇文章提请他们注意，根据停战协定第二条，他们负有解除芬兰领土上德军武装的义务，并警告他们不要拖延，而要利用这一机会，通过驱逐德国人来赢得独立。
苏联政府特别关心的是，要保证使德国人撤出沿北冰洋的那块既有战略价值又有丰富资源的佩特萨莫地区。早在1940年6月，莫洛托夫就说过，苏联政府感兴趣的不仅是一些矿砂，“而是这个地区本身以及其中一直蕴藏着的镍矿，因此必须把英国人从这个地区清除出去”。俄国人曾于1940年和1941年两次试图在这个地区取得立足点，都未能如愿，但是现在，他们能够把“英国人”清除出去了。然而，佩特萨莫镍矿是由德国拉普兰集团军所建立的坚强防线保护着的，很明显，从南方开来的少量芬兰军队如无人帮助，是不大可能在对付德军方面取得多大进展的。于是，根据停战协定中关于必要时苏联政府将协助芬兰人完成此项任务的规定，苏军于1944年10月中旬在佩特萨莫地区发动进攻。10月15日，德国拉普兰集团军被包围之后，德国人被赶出了佩特萨莫，其后不久，红军就进入挪威北部，于10月25日攻占基尔克内斯港。斯大林11月1日的文告宣布整个佩特萨莫地区德军已被肃清。
德国拉普兰集团军的消灭，大大减轻了芬兰人的负担。11月23日，芬兰军队从南方推进到了挪威边界。与此同时，他们正在陆续复员中，到了12月1日，芬兰人已把他们的军队削减到规定的大约三万九千人的平时编制。用这样小的一支军队来对付残余的作了充分防御准备的德军，是不可能取得迅速进展的。因此，在1945年的头三个月中，芬军进展比较缓慢，战绩不显著。3月1日，芬兰政府才迟迟对德宣战，从而使9月15日以来就进行着的战斗合法化。4月11日，对残余德军发动了一次春季攻势，到4月底，芬兰境内就不再有德国军队了。
（三）巴锡基维政府和芬兰政治的向左转
停战一经实现，在芬兰，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立即出现了一股强烈反对那些同战时政府有关系的政界人物的力量。这个党的领导人唐纳是战时内阁的阁员，素以仇视苏联闻名。正是由于人们对唐纳和其他战时领导人表示不满，才导致1944年11月17日在巴锡基维领导下成立一个新政府，并使芬兰的政策有了一个新的方向。巴锡基维政府不包括战时政府的任何领导人，但他却邀请了一些极左的政治活动家，甚至还邀请了新近重建的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参加他的内阁。巴锡基维所宣布的施政方针更是同过去一刀两断，说他将设法同苏联达成“尽可能好的谅解”，并将致力于“诚心诚意地履行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
社会民主党内部有人起来反对唐纳的领导，这还导致了其他一些事态发展。很多持反对意见的人退党，参加了新成立的、同共产党结盟的“人民民主联盟”。然而，最重要的国内问题还是即将于1945年3月举行的选举和芬兰今后的领导权问题。当雅尔塔宣言宣称盟国打算在必要时干预前轴心国附庸国的内政时，芬兰人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担心加深了。1月间，左翼方面要求巴锡基维把战时领导人逮捕起来交付审讯。巴锡基维就这一问题的法律依据征询了前总统斯托耳伯格的意见后宣称，芬兰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过可以把犯了政策错误的公选的领导人交付审讯，不过他要求战时领导人以苏芬关系为重，今后不要谋求担任公职。于是同战时政府有牵连的一些议员候选人退出了竞选，从而为左翼打开了上台的道路。不仅如此，就在选举前夕的3月17日和18日，巴锡基维再次提醒芬兰人民认识这次选举对芬兰的重要性，要求他们给予议会一个“新面貌”。巴锡基维的这两次讲话，就同前些时候由政府成员、前工会领导人埃罗·武奥里所作的那篇强调雅尔塔宣言对芬兰独立的含义的讲话一样，都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选举举行了，俄国人没有插手干涉。选举结果是，人民民主联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人民对极左翼各党派的支持，在巴锡基维4月间组成的新政府中得到了反映。人民民主联盟的成员得到了内阁中某些最重要的部长职位，其中包括教育部和国防部，内政部长的位置则给了共产党人伊尔耶·莱诺。但在4月间，三个主要政党宣布，它们打算相互合作，以设法解决芬兰面临的许多问题。
1945年4月新内阁的成立，使巴锡基维能够推行其奠定对苏友好基础的政策。在新成立的拥有极多会员的苏芬协会之类的组织的帮助下，开展了一个对芬兰人民进行“再教育”的运动。军事性的和“法西斯类型的”组织，连同一些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文化团体，都被取缔。凡是用1939年以前的观点来看待芬兰历史的戏剧和书籍，都遭到禁止。新任教育部长是人民民主联盟的成员，他负责保证使芬兰历史教科书里反俄的部分统统删除或改写。同时，开展了一个运动以清洗文职人员和军队里的“法西斯”分子。
（四）1944…1946年间芬兰的经济问题
芬兰除有许多其他问题外，还由于停战协定所规定的领土改变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调。芬兰不得不作出调整，以便自己适应于卡累利阿地区工业和资源的丧失，适应于它那残破了的运输系统，而与此同时，它还必须收容安置那些割让给了苏联的领土上的居民。此外，按照停战协定，它还有义务在六年内向苏联偿付价值三亿美元的赔款，而且它必须发展工业来生产所需的商品。因此，在停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芬兰在经济上完全处于苏联的摆布之下。但是，虽然这个任务乍看起来几乎是无法完成的，芬兰人民却表现出非凡的韧性，他们以巨大的决心挑起这副重担，履行他们对苏联的义务。
1944年10月，停战协定签署后几星期之内，就任命了一个专门代表团同苏联当局讨论赔款问题。在赫尔辛基谈判了几个星期之后，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芬兰交出总值达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机器和船只，其余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赔款则以木材和同木材工业有关的其他产品支付。支付的办法是每年交付价值五千万美元的货物。双方商定以1938年的物价水平作为支付的计价标准，每类货物的具体结算价格则在这一标准的基础上稍为增高一些。这意味着大大增加了赔款的总数。
大战前很兴旺的芬兰木材工业，没有多大困难就恢复了。停战后不久，瑞典就对邻国进行援助，给予信贷，让它购买原料，以建立其金属加工工业。瑞典还向芬兰提供了许多过去从德国进口的必需品。
1945年10月，教育部长黑洛访问莫斯科回国后宣布，鉴于芬兰在取得原料方面有困难，斯大林同意把芬兰支付赔款的期限从六年延长为八年。但是，尽管有瑞典、美国和苏联的经济援助，芬兰人的赔款负担还是十分沉重。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到1945年底，食物、衣服和住房都严重不足。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1946年3月间访问芬兰，发现那里的情况很严重，回到美国后呼吁给予援助。结果，寄来了一大批赠品包裹，暂时缓和了芬兰的困难。使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化的是，停战时约有四十万卡累利阿人迁入芬兰，这些新增加的农业人口都需要土地和住所。芬兰人不得不在自己经济本已极其拮据的时候收容安置这些人。1945年春，议会通过两项法案，授权政府征用土地和其他财产。卡累利阿族农户有的同芬兰族农户合营一个农庄，有的在原有的农庄旁边另外新建农庄。由于可耕地不足，很多家庭分配到的是需要开垦的森林地。
（五）芬兰对“战争罪行”的审判
根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芬兰有责任“同各盟国合作逮捕和审判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巴锡基维在大选前对战时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俄国人是不满意的，1945年7月，当内政部长、共产党人莱诺宣布许多人被捕同芬兰军官中隐藏武器的阴谋暴露有关时，俄国人就更不耐烦了。如果听任战争罪行问题再拖延下去，苏方的不耐烦有突然爆发为恼怒的危险，因此巴锡基维面临着非立即采取行动不可的局面。
7月28日，为调查从1938年到停战为止这一段时期内芬兰政府的政策而设立的“霍恩博格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就成了战时领导人被控罪状的主要内容。报告发表后，巴锡基维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审讯战犯的特别法庭。9月11日，正当左翼方面的鼓动造成一场政府危机时，巴锡基维把这个法案作为对他内阁的信任问题提出来，芬兰议会当即以一百二十九票对十二票通过了这个法案。11月6日，有八名受到指控的战时领导过芬兰的政界人物被捕。对他们的审讯于11月15日开始。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并提出证据，审讯一直延续到1946年2月2日，中间休庭两次。第一次开庭从11月15日起到17日止，然后休庭到12月10日，让被告有时间准备答辩。在12月10日到21日第二次开庭期间，赖提和唐纳的自我辩护词一度使气氛相当紧张。最后一次开庭从1月9日起延续到2月2日，对这次审讯的新闻报道比对以前的一些报道检查得更为仔细。
如果说，在1945年的选举中没有苏联政府进行干预的迹象，这次审判的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巴锡基维似乎经常跟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商谈，以设法减少俄国人对西方司法方式的猜疑，并使法庭作出的结论能为俄国人所接受。苏联政府不许赖提的律师提出有关“冬季战争”的证据，从而干预了为赖提进行的辩护。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它的苏联主席对赖提证词在芬兰国内的发表预先作了审查。同时苏联报刊对八个被控的领导人开展了一次宣传运动。俄国人虽然施加影响并有时进行干预，但他们还是注意让芬兰人自己主持审判，让他们照芬兰的司法程序办事。在和盟国管制委员会长时间磋商之后，芬兰政府于2月21日宣布八个被告全都有罪，分别判处两年到十年徒刑。管制委员会对判刑没有提出正式异议；但是，苏联报刊虽同意审判的结果，却很不满意人们竟对这些“反动的”领导人表现出这么多的同情。
“战争罪行”审判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它对曼纳海姆总统的名誉的影响。这位极得人心的芬兰前总司令自1945年春天以来一直在生病，不时把他的许多总统职责委托巴锡基维代行。审讯开始时，他正在葡萄牙南部养病。也许就是因为他很得人心，苏联报刊在攻击各被告时没有点他的名。但是，审讯中出示了他的证词，连同关于他在1941年同德国人配合作战计划中所起的作用、他在对英作战问题上应负的责任以及他推荐缔结赖提…里宾特洛甫条约等的证据。主要由于曼纳海姆同战时政府有关系，苏联在审讯结束后施加压力，要他去职，而且，不管是否由于苏方这种要求的结果，政府在1946年3月宣布，严重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辞去了总统职务。
（六）佩卡拉政府和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的对苏关系
曼纳海姆辞职后，芬兰议会的议员们在1946年3月9日举行了一次特别选举，选出巴锡基维继任总统。巴锡基维在决定总理人选问题上花了一些时间，但在3月24日他要求前国防部长佩卡拉组织内阁。佩卡拉是社会主义统一党党员（该党是人民民主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预料，他组成的政府将比巴锡基维的政府更左。佩卡拉分配了六个部长职位给人民民主联盟的成员，其中三人是共产党人。新任总理立即宣布他打算推行“和平”政策，打算进一步加强他的前任所建立的对苏友好关系。4月间，为了表明他的意图，他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征求苏联政府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芬兰代表团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几次会谈之后，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苏联政府同意不再要求芬兰人对他们过去从苏联搬走的财产作进一步的赔偿，并同意售绐芬兰十万吨谷物，帮助它渡过收获季节前青黄不接的困难。作为交换，芬兰将把供应佩特萨莫镍矿电力的亚尼索基发电站租借给苏联政府。可是，苏联政府拒绝考虑改变停战协定中关于领土的条款，斯大林认为这是“不可更改的”。芬兰方面希望减少赔款数额的请求也遭到拒绝。但芬兰代表团确也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取得了这样一个诺言，即他们同意考虑恢复由于停战协定而陷于混乱的芬兰运输系统。苏联政府这些经济上的让步，不久就被盟国方面的一项决定所抵销，这项决定规定，芬兰境内的德国财产应移交给苏联政府，而对于德国人在芬兰北部破坏的大量财产，则没有给芬兰人以赔偿。
1946年五一节的一系列示威游行，给了政府更加向左转的一个机会。几个“右派”组织被取缔，共产党的一次示威开始了一场清洗公职人员的运动，莱诺则又重新开展了他反对芬兰总参谋部人员的斗争。
佩卡拉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处理芬苏关系时的那种友好气氛，后来继续保持了三、四个月，但在1946年8月的巴黎和会上就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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