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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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工作效能，在对意大利的解放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党树立了很大的声望，而且正是这些品质，加上它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对手采用的那种毫无忌惮和残酷无情的策略手段，为它赢得了支配抵抗运动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运动中，三个左翼政党是常常合力对付其他党派的。由共产党领导、但对非共产党人也开放的“加里波迪”大队，是替该党招募和训练积极分子的一个极好的工具，这种积极分子对党开展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各项活动来说都是极为必要的。
　　战后共产党人在地方管理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例如，他们在乡村里开创了孩子在外搭伙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办法。他们的领袖，如果当上了收入优厚的官职，就把薪金交给党（党发给他们较低的生活津贴），或者，如果富有私产的话，则为革命事业慷慨捐献。例如两个当时有公职的共产党人福斯托·古洛和路易吉·德·菲尔波都在南方富有田地，但据悉前者曾把几百万里拉捐献给党，而后者则把他的九个农场交给了佃农。在1944…1947年的意大利，许多人感到，共产党是能够而且愿意帮助他们的唯一政党，而社会党的全盛时代则已经过去了。
　　然而，共产党人远不是以社会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往往表现得要比社会党和行动党稳健得多，他们觉得与其把他们的前途押在大胆的重建政策上，不如在政府中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土地改革和产业国有化问题上，甚至在拟议中的资本税问题上，他们的表态都很审慎。象其他一些共产党一样，他们在和平、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由、尊重人格的问题上一再发表最无懈可击的观点，并且常常痛斥反对他们的某些人，说对方背叛这些理想；但同时，他们常常利用恐惧和仇恨等群众情绪作为手段。1946年时共产党的恐怖活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虽然不象1945年和1947…1948年时那样激烈，而且同样地也是右派恐怖分子的挑衅所引起的。
　　事实上，直到1947年，共产党人始终是试图通过全民族团结的途径来取得政权的。他们创立了同志协会、青年阵线、意大利妇女联盟等一些非党派组织，并从这些组织内部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还通过同社会党结盟，终于也控制了原来是在所有党派都参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工会。他们谋求同天主教民主党达成某种谅解（但后者全然无意于此），还试图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起来。1934年以来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有一个关于采取一致行动的协定，但共产党曾不止一次为了攫取某些眼前的政治利益而置之不顾，1946年10月27日订立了另一个协定来代替它，从而把两个组织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个新协定所规定的共同目标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但它赋与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就不是无害的了。这是反对合并的社会党少数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朱塞佩·萨拉盖特和其他一些人于1947年1月间退出了社会党，另组意大利工人社会党，而社会党的余下部分则仍在彼特罗·南尼领导下，继续同共产党合作。1947年2月，德·加斯贝利内阁改组，南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仍被保留在内，但到同年5月都退出了政府。1946年底，共产党由于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主张对南斯拉夫让步而在一段时期内声望有所下降，1947年以后，它的党员人数增加极少。然而，正如1947年开始的意大利政治新阶段中事态发展所表明的，它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组织。
　　第八节　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的惩办以及行政机构的清洗
　　1944年7月27日的一项法令授权对下列人员提起公诉：（1）最上层的法西斯分子，对建立和维持法西斯政权及对意大利的参战和战败应负特殊责任者；（2）虽不那么显要，但在政治上活跃的法西斯党徒，特别是早期就加入该党，组织过政治恐怖活动，或者本人犯有罪行而为法西斯政权所包庇者；（3）停战协定签订后同德国人合作者。
　　此后的几个月里，许多法西斯党徒、战犯和通敌分子被提交给按上述法令建立的高级法院。这些审讯中最轰动的是对罗阿塔（前军事情报局长）、菲利普·安富索（前齐亚诺的私人秘书，审讯时为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前阿尔巴尼亚总督弗朗切斯科·亚科莫尼和其他十二人的审讯。这次审讯是在1945年1月至3月间进行的，审讯时就象整个法西斯政权被押上了被告席，其罪状是发动侵略战争；在西班牙内战中搞破坏和恐怖活动（包括进行细菌战的计划）；1934年参与杀害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长巴尔图以及1937年参与杀害反法西斯知名人士卡洛·罗塞利和内洛·罗塞利。在这次和其他几次审讯中，法院判决了若干人死刑，许多人被判处长期监禁；但许多被告或者躲藏了起来，或者仍在北方逍遥法外，而罗阿塔则在审讯过程中脱逃。普通法院在处理较小的法西斯分子方面也行动迟缓。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报纸鼓噪着要惩办所有的人民公敌，其中也包括前政权在大企业界里的那些支持者，他们由于发了战争财而又在重新活跃起来。人们的情绪激动到如此程度，以致在审讯前罗马警察局长彼特罗·卡鲁索时，闹事的群众竟杀害了一个过去当监狱长的证人。
　　这一事态的发展随着1945年4月北方的解放而达到了高峰。提交特别陪审法庭的通敌卖国案约有三万件，每一个这样的法庭设有专业法官一名，另有若干名从民族解放委员会编制的名单中抽签选定的“人民审判员”从旁协助。在随后的六个月里，这些法庭判处了两百多人死刑；但是被处死的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还要多得多，他们有的在抓到时立即被枪决，有的则在经过革命群众方面类似“私刑审判”那样的手续后被枪决。这样死去的人究竟有多少，无法肯定。“意大利社会运动”常常引用的三十万人这个数字大概是远远太高了，至于说1945年4月25日至5月5日间被杀死和失踪的为一千七百三十二人（内政部长马里奥·谢尔巴1952年6月提供的数字）则又失之过低。皮埃蒙特的游击队司令部有过命令把俘获的所有新法西斯志愿部队人员统统处死；虽然这道命令后为设在米兰的游击队总司令部所撤销，但为时过晚，已来不及阻止许多人被枪决。总之，暴力行动的浪潮一直持续到6月底以后。1945年的新闻报道中提到：有九千到一万人，甚至也有提到二万人，死于政治杀害；到5月5日止，都灵的游击队法庭已判处了二千人死刑；连续好几个星期米兰郊外每天清晨都发现尸体；有越狱和私刑；嫌判决过于宽大而发生暴动和罢工；借机报私仇；杀害逃亡者以谋取其财物等。
　　然而节制和通融逐渐占了优势。原来的一些判决经过上诉后减轻了或者撤销了，看到有人逃走，就假装不见了，而1946年的大赦更使数以千计的人身受其惠（到1952年时，游击队恐怖分子已在被提交审讯了，而仍在狱中服刑的法西斯分子只剩下了三百十五名）。政治上活跃的法西斯分子被褫夺公权的时期要到1952年12月31日才告结束，但远在这时以前，象阿基尔·劳罗（那不勒斯的航运业巨头，在法西斯党内从未真正担任过高级职务）这样的人早就能重返政界，充当保皇派的一名吹鼓手。早在1946年12月间，就已成立了一个新法西斯党派“意大利社会运动”，公然自命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继承者；据它自称，成立不到一年，它就吸收到了十二万七千名成员。
　　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清洗，原定仅仅是要惩办那些积极活动的和有影响的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战斗队”时期的老资格党徒，而对于那些只为谋求或保住工作而参加过法西斯党的多数人将不予追究。可是最初，有相当多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公营公司职员和其他一些人被勒令停职，但审查程序却使人们有许多机会可以故意拖延和在法律上玩花招，而且右派势力又强烈地偏向于从宽处理。1944年的那些法令在1945…1946年间打了折扣，结果，被撤职的一千八百七十四名和强迫退休的六百七十一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恢复了原职，所有较小的处分也都免予执行。到最后，在八十万机关工作人员中被撤职的只有几百人。
　　1944年7月27日的法令还授权国家，对凡是担任过官职或政治上活跃过的法西斯党徒或其近亲或企业合伙人在1945年1月3日以后所取得的资本增益，如提不出足以证明其合法取得的证据的话，得统统予以没收。最后宣布，国家将从五百多个法西斯党徒的财产中收取约二百亿里拉（一千二百万英镑），可是，这里也许同样不难找到法律上的空子。
　　第九节　盟国管制的放宽
　　早在1943年12月27日，意大利政府就要求容许它宣布拥护大西洋宪章原则的愿望，接着于1944年2月和4月又一而再地要求给予完全的盟国地位。英国认为这两项让步可能会有损于盟国在战时管制意大利的自由，也有损于盟国在战后缔结和约时迫使意大利作出领土和其他牺牲的行动自由，因而都表示反对。美国人在意大利宣布拥护大西洋宪章这一问题上同英国人争论了达三个月之久，但在对给予它以盟国地位的问题，则部分地由于考虑到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反应，采取了和英国人相同的观点。
　　然而，1944年8月23日赫尔在答复博诺米的一项请求时，不无同情地表示停战条件可以修改。同月，丘吉尔访问了意大利，通过此行他得出结论，应该给予意大利政府某种信任的表示，即使不是真的订一项初步和约的话。9月26日在海德公园发表的罗斯福…丘吉尔声明宣布了即将就盟国管制委员会、外交关系、经济救济和其他方面作出的一些让步。从1944年10月25日起，盟国管制委员会删去“管制”两字，改称盟国委员会，其中的军职人员越来越多地为文职人员所替代。11月10日，英国驻中东的常驻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继亚历山大担任该委员会代理主席。接着，1945年2月24日的一份盟国备忘录通知意大利政府，此后对日常行政的管制将仅以盟军军事利益所需要者为限；结束了盟国对立法和官员任命的否决权（少数几个军事上重要的任命除外）；并宣布除某些联络官和技术专家外，委员会地方一级和大区一级的工作人员统统撤走，设在“国王的意大利”的大区级机构将于4月1日以前全部关闭。委员会的总部则一直保留到1947年1月31日才撤销，撤销后它的工作移交给了盟军司令部。
　　1945年2月的备忘录还声明，以后将给予意大利在外交事务上使用秘密通讯的便利（但不包括未经备案的密码的使用），作为条件的默契是，意大利政府将随时把它同别国政府的谈判情况通知盟国。早在1944年10月26日，美国政府就曾宣布同意大利重建完全外交关系的意向，1945年1月8日和3月8日，柯克和阿尔贝托·塔尔基亚尼两位大使分别在罗马和华盛顿递交了国书。然而，英国人却只是给他们的高级专员个人加上大使衔，一直到后来和约批准之后才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
　　雅尔塔会议没有给意大利人带来什么鼓舞，他们对自己被排斥在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之外也深感不满。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上，以及在会议之后的整个秋天，美国都曾建议修订停战协定，作为对意大利共同对德作战的酬报。意大利政府是愿意就有关占领的一切事情缔结协定的；但苏联政府不同意给予意大利不同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待遇。1946年5月至6月的外长会议谈妥了一项经过修正的停战协定，撤销盟国委员会和某些军事管制，并授权就英美军队保卫意大利境内交通线问题由意英和意美直接签订协定，但意大利政府对此建议显然没有反应。几星期后，巴黎和会就着手拟订和约。和约于1947年2月14日签字，最后一批占领军则于1947年12月撤走。
　　第十节　战俘和战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俘或“军事拘留人员”的一百五十万意大利人中，落在英美手里的有五十五万八千人。这些人中，到1945年4月时已有一万八千人以年龄、健康，或具备特殊条件等理由而被遣返，其余人员的遣返工作，虽由于缺乏运输船舶以及英国不愿失去农业劳动力而被推迟，但在1947年初亦告完成。到那时，1943年被德国人拘留的那些人中已有六十三万五千人从德国回来，有九万人从巴尔干回来。最悲惨的是1942…1943年苏军冬季攻势后在乌克兰失踪的那十万人的遭遇。1943年初的苏联广播谈到过好多万名战俘，但到1945…1946年间开始遣返时，苏方正式宣布将予遣返的意大利战俘总数仅为二万一千零六十五人，而其中的八千五百二十二人原来是在德国人手里而不是在苏联人手里的；1947年2月27日，意大利国防部长明确地说，这些战俘有百分之九十四已死于俄国，大部分死于1943年上半年。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把还有些人在劳动营里活着的希望完全抛掉。
　　战犯的审判和惩办，是说明意大利处境异常的又一个例子。英国军事法庭不仅受理对盟国军民所犯罪行的案件，也受理对意大利人所犯罪行的案件，审讯结果，有一个德国将军被判处死刑，另一个被判处十年徒刑。同时凯塞林本人和他的两个部下冯·马肯森将军和梅尔策将军也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终身监禁）。因为他们三人曾下令在罗马郊外阿尔德阿蒂内的沟坑里屠杀三百三十五名人质，而凯塞林还发布过对平民实行报复性暴行的命令。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被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列为战犯的有一千二百零四名，列为嫌疑犯的有六十九名；被英国和各自治领提出控诉的有战犯一百七十名，嫌疑犯九名；被希腊提出控诉的有战犯一百七十九名，嫌疑犯十一名；被南斯拉夫提出控诉的有战犯七百六十四名，嫌疑犯四十二名；被法国提出控诉的有战犯八十名，嫌疑犯五名；被埃塞俄比亚提出控诉的有战犯八名，嫌疑犯二名。在战争罪行委员会自编的该会工作《历史》上发表的那些较为出名的被判罪的战犯的一长串名单中，唯一的一个意大利人名字是尼古拉·贝洛莫将军，他是因杀害再度被俘的英籍战俘而于1945年被枪决的，但是在盟国法庭上还审讯了许多别的意大利人，作出并执行了别的一些死刑判决。在科西嘉和希腊，也有一些意大利人被控对当地居民犯有罪行而受审（在科西嘉，全部是缺席审判），在挪威则有一名意大利人由于他在参加德国保安机关工作期间犯下的罪行而被处决。墨索里尼本人和其他一些本来可能会被要求提交审判的人，有的当场就被意大利人自己处死了，有的则受到意大利法庭的审判。然而，另一些“被要求交出”的人不仅仍然活着，有的还在政府中任职。埃塞俄比亚提出的战犯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巴多利奥；南斯拉夫提出的战犯名单里有1947年时任意大利国防部秘书长的塔德奥·奥兰多将军和那年的内政部副部长阿基尔·马拉佐。该两国政府都一再要求盟国把它们所提名单上的战犯交出来，但都没有结果。
　　第十一节　经济重建
　　即使在大战以前，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一直是险象环生的。它的人口出生率，以前是欧洲各国中属于最高之列的。尽管当时推行着法西斯的人口政策，出生率已从1921…1925年的千分之二十九点八下降到1936…1940年的千分之二十三点三（到1950年时已下降为千分之十九点二），但即使如此，在此后若干年内每年大概还要多养活四十万或更多的新增人口。在略小于英伦诸岛（包括爱尔兰全部）的意大利，人口已超过四千万人，意大利远没有英国那么物产丰富，煤和其他矿藏贫乏，它的土地除波河流域最好的一些地区和其他一些得天较厚的地区外，往往都是土质差、贫瘠或肥力耗竭了的。意大利的食品供应有一部分要依靠进口。＇在多数年份＇甚至还得进口一些小麦，而它所需的大部分燃料、肥料和许多工业原料也都有赖于进口。它用以偿付这些进口的出口，主要是一些工业制品（制造这些工业品所需的燃料和原材料还得要进口）以及水果、蔬菜、酒、手工艺品和其他的意大利土特产（那又都是些最容易遭受进口国家贸易限制影响的商品）；进出口相抵后尚不足的收支逆差则靠移民汇款、航运收入和旅游业收入来抵补。因此，意大利是最受世界价格波动或别国经济政策变化的摆布的几个国家之一。
　　墨索里尼为了想减少意大利对外贸的依赖性（同时也为了备战）而扩大了工业，但这并没有提高工业的生产效能。新的自给自足的做法是不经济的，因此生产成本增加，质量则有下降趋势。在农业方面，为了鼓励多种小麦而使畜产和土地的肥力受到了损害。生活水平下降，1929…1930年以来预算连年发生赤字。经过三年战争，累计赤字达二千八百亿里拉，纸币流通额从二百五十三亿增至九百六十四亿里拉，零售食品价格为1938年水平的五倍，而燃料和物资供应的不足则又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发展。面包的配给量——许多人除面包或面条之类的食品外是很少吃得起其他什么东西的——是欧洲最低的，而且还常常买不到。法西斯政府在采取管制措施方面行动迟缓，缺乏条理，在实施的过程中则又贪污无能。有钱人仍能买得到奢侈品，使来自严格实行“战时经济”国家的人们为之惊讶不止。而且意大利人也不习惯于（或者说，生性不乐于）接受管制措施，特别是当东西显然不够分配时更是如此；因此黑市已很活跃了。
　　意大利人曾指望解放后生活能有所改善，但解放带给他们的却是更严重的穷困和冻馁。的确，在1945年以前，南方缺乏食品更甚于北方，物价也是南方比北方更高，虽然通货膨胀的程度北方要严重得多。南方在它同远较肥沃的北方的联系被切断后，先是要负责供应一个大城市，接着是供应两个大城市的居民生活，而它自己的农地很多是饱经战火蹂躏的，它的本来就不如北方的公路和铁路遭到的破坏则更为严重得多。盟军不仅对自己修复的运输设施有优先权，对其他各种物资供应、服务和房屋建筑物等也都如此；而且盟国军人花钱之挥霍，并不亚于他们来到之前曾在这里的德国人，他们的生活水平很高，意大利人必然会拿自己的生活水平与之相比。全部占领费用都要意大利负担；盟军自行印发占领军军用通货，在1943年的一个短时期内印发的是“金印美元”和“军用英镑”，后来则是“盟军军用里拉”（盟军里拉）；这后一种通货，到1946年3月意大利政府负责提供里拉时，已经发行了九百亿里拉。人们一看到“盟军里拉”，就会想起占领带来的财政负担，那是北方所没有的，德国人在北方是使用意大利纸币的；而汇兑率之所以定为每美元一百里拉和每英镑四百里拉，据说是由于英国财政部想压缩开支，这种汇兑率一开始就被人们批评为里拉贬值太甚，而且提出这种批评的，不仅是意大利人。通货膨胀很快就远远越出了盟军或意大利当局所能控制的范围，到战争结束时，罗马的零售食品价格高达1938年的三十倍以上。
　　战争的破坏遍及各地，破坏得特别严重的是西西里的东北部，萨勒诺和安齐奥两处桥头堡，经历过冬季防线各战役和向罗马进军之役的那条从东海岸一直延伸到西海岸的地带，以及德军向哥特防线撤退时在那里进行过阻击战的托斯卡纳区和马尔凯区的城镇、村落。意大利本来已经苦于人口过分拥挤，现在又有近二百万间住房被毁，另有四百五十万间遭到损坏。仅在利里河流域一带就有十万人无家可归。亚平宁山脉以南的农地，被水淹、被布雷或用作飞机场的将近两百万英亩。至于房屋、公路和铁路所受的轰炸和炮击，由于盟军在作战中是进攻的一方，又掌握着制空权，他们所造成的破坏实际上大概要比德国人造成的大些，但后者在撤退时进行了有计划的、恶意的破坏和洗劫。以那不勒斯为例，他们不仅破坏了煤气、水电设施（他们撤离城市时通常总是这样的）和港口，还在邮政总局和其他地方安下定时炸弹，就象是蓄意要杀伤和平居民似的，而且还纵火焚烧大学建筑物。他们使中部意大利十分之九的发电能力失效，并劫走了技术工人、机器、粮食、铁路车辆、卡车，甚至还运走了属于波伦亚大学的镭。德国的瓦解，使北部意大利得以避免破坏和长时期的争夺战；尽管有盟军的轰炸，北方工业设备被毁的只有百分之六，而南方工业设备被毁的却达百分之二十三。然而，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工业陷于停顿。在战后运费率高昂的那些年份中，特别感到可惜的另外一种战争破坏就是：原居世界第六位的意大利商船队（总登记吨位达三百五十万吨）丧失了约十分之九。还应当记住，意大利所受的损失虽然比波兰或乌克兰要小些，但由于自然资源远较贫乏，因而也就更难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