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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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当前问题的前景都成了泡影。
　　可是，当地方选举结果表示出很明显的左倾趋势以后，戴高乐在1945年5月24日的一次广播中答应在年底前“作出决定，以便有组织地把煤电等生产的基本工业……以及信贷的管理（通过信贷管理就能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其只能为全民族谋利益”。同年6月，他向协商会议提出了由国家控制民用航空的建议，7月间又提出了征收资本税和对1940年到　1945年间的财产增益课以特种税的两项建议。但甚至这些措施也远未能满足左派方面的要求。勃鲁姆在1945年8月18日的《人民报》上写道：法国人民不满意，因为戴高乐“没有给他们提出明白的目前行动纲领和明确的今后目标”。实际上人们是在责备这位将军没有能更好地适应当时的革命气氛，是在提醒他，群众对他的支持是以他答应要作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诺言为基础的。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戴高乐之所以迟迟不肯搞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是由于怕冒犯美国工商业界和政界的舆情，从而失掉取得煤、食品、军用品等急需物资的机会。但是，更可能接近实情和更简单的解释则是：第一，戴高乐对经济事务和社会问题根本不感兴趣；第二，他认为重振国家的实力和威望，即他所说的“上升到强有力的地位”，是当务之急，应该优先考虑。他梦寐以求的是法国重新成为强国，这就使他把重点放在重整军备和外交政策上，而经济重建和国内政策则因此而大受影响。他的重整军备政策和这一政策所引起的反响，前面已经提及；他的外交政策则比较成功，同时也较少引起误解。的确，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三大主要目标，是法国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党都不会不拥护的：法国重新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确保法国今后安全的充分保障；参与世界和平组织。而且，达到这些要求的主要条件也已充分具备。阿尔萨斯…洛林归还了法国；萨尔和德国的一部分已划归法国占领；法国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和柏林军事管制总部里都已派有代表，还取得了对柏林一个区的管理权。最后，它又作为五大国之一得到了外长会议上五个席位中的一个，而且成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
　　戴高乐为使他的国家重又成为世界事务中的第一流角色，采取的办法之一是力图使它充当英国和俄国之间的联系人或仲裁人。于是，在1944年掌权后不久，他就去莫斯科访问，并于1944年12月10日在那里同苏联签订了一项二十年同盟互助条约。但另一方面，与上述行动相辅相成的一个步骤，即同英国也商订一项条约，则不得不推迟到英法两国关于德国问题的分歧解决之后，而且事实上，直到戴高乐离职后又过了一年多，这一步骤才最后完成。同俄国缔结的这一条约，除了能堵住戴高乐的那些左翼批评者们的嘴之外，无疑地也是符合于人民大众的总的愿望的。他为恢复法国过去的强国地位而作的努力，也是如此。的确，要是他回到法国以后给人留下一点他是受制于另一大国的印象的话，他的声名和威望就不可能持久。正是他同华盛顿和伦敦关系搞得不那么融洽，以及他在那里以不肯随和出名，因而大大有利于他在国内的处境，因为，法国近来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已在人民中间引起了类似的心情，即那种倔强自信、处处强调独立自主的心情。
　　第四节　政党的演变
　　（一）旧政党的状况和新政党的兴起
　　战争给法国政治生活带来的变化，最容易看得出的，莫过于政党的性质、各党派的规模、党派的数目等方面的变化了。诚然，法国的政党，同其他国家例如英国的政党比起来，一向有着全然不同的性质，然而它们最显著的一个特色是它们为数很多而每一个都单独起不了什么作用。过去常有人说，在法国，一般的政客都认为一个理想的政党应只包括他自己再加上一些足以使他当选做官的投票者。总而言之，当时确是存在着过多的党派，其名称常常只是些没有什么意义的标签；这些党派，即使还不是直认不讳的机会主义政党，其据以立党并据以相互对立的东西，往往都是些比较琐细的概念和比较微不足道的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主义或观点上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所有这些政党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些代表的议会里，当时的政府要确保一个足以进行工作的多数（哪怕只是确保暂时一段时期的多数）的话，就必须在这许多党派之间作成一些交易。由于同样的原因，政府的更迭也大多只是调动几个部长，以使议会内各党派各种意见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波动时能有所反映而已。这样，就加甚了第三共和国宪法体制下行政部门所固有的软弱性，而依靠形形色色支持者们的奇想怪念所支持的政府，也就被弄得更束手无策和更不稳定。不过，其中也有某些与之相应的有利之处。如果说倒阁容易，组阁至少也是很快的。政党内部党员之间的关系既松散，共同组阁的各党之间的关系也松散，这就有助于培养出那种特别有才华、独立自恃的政客，他们比较地不受党派的束缚，因而在必要时可以对党派间的争议作出仲裁，不费劲地充当联合政府的首脑。这一旧秩序也还有如下一个好处：由于经常有妥协的必要，就不会形成那种庞大、固定、相互不容和解的集团，而那样的集团是很可能会抛弃民主程序而诉诸武力来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这一点，对于一个过去常常发生内讧的国家来说确是重要的。
　　到大战结束时，法国的大多数旧政党都已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是由于人们把这些政党同引起战争、导致法国战败的种种事态联系起来，因而认为它们应该对这些事态负责，或是由于这些党的党员后来对维希政权所持的态度，或是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判断政党好坏的后一个标准，如同判断个人好坏的标准一样，是看它们同抵抗运动有无关系，如果有的话，是怎样的关系。法国解放一年以后，莱翁·勃鲁姆在1945年9月28日《人民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这一现象概括如下：
　　政党取得多少民意支持，取决于它们接受了多少抵抗运动精神，或者说，取决于它们通过同抵抗运动分子的接触而使它们的态度发生了多少变化。
　　照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激进党人和右翼方面的那些老组织都遭到失败而人民共和党却能取得惊人进展的理由所在。从一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共和党无非是一些旧政党——天主教右派、中间派集团等——的大联合，不过这个大联合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曾由抵抗运动的放射性电流畅通无阻地渗透过的。
　　根据这种考验，一向在抵抗运动中拥有卓越地位的共产党势必成为最强有力的政党，事实上，它确也做到了这一点。同时，旧的右翼政党如共和联盟和民主同盟，过去就一向是很不巩固的，现在不可避免地成了最信誉扫地、遭到最严重削弱的政党，因为它们的领导人有好多曾归附于维希政权。但即使是中间的和左派方面原来的那些大党，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曾在战争和战败前夕执政而招致公愤，而且也因为它们在对维希政权和德国占领军的态度方面，通不过抵抗运动所要求的那种严格的品德考验。甚至是那个激进社会党，在战前时代本来深得小商人和个体农民阶层很大支持，在议会中介乎左派和右派之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在组织当时的每一届联合政府时，它总是随时准备提供几个强有力的部长人选来担任重要职务，但尽管如此，在战后重登政治舞台时，也不免大为逊色。这个党的国会议员中有极大一部分曾在1940年投票支持贝当；虽然许多人后来已经改悔了，其中有些人甚至遭到了共同敌人的杀害或监禁，但就整个党而言，它在抵抗运动中的表现仍是微不足道的，抵补不了当初的过失。
　　但是，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形势也变得不利于象激进社会党那样组织起来的政党。激进社会党向来只是一些为选举而集合起来的人物的一个松散的团体，并不是一个结合得很紧的严密的组织，因而它一开始就无法在那些战后出现的、强大而且组织严密的“巨石般的庞然大物”面前保住它原有的地位。没有德高望重的赫里欧的领导（赫里欧被放逐在德国，直到1945年年中才回国）该党在自我重建时必然是缺乏自信，举棋不定。而且，它所奉行的主义，也已随着情势的演变而显得荒谬可笑，因为它虽然一向是一个主张改革的党，但从来不是一个革命党——而当前的时代气氛则是革命的。诚然，它曾经两次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而甚至同共产党结盟，结盟的基础是两党都讨厌戴高乐强有力的个人领导，都不喜欢他对国家的控制。但是，由于它固执地抱住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些老观念不放，反对国有化，至少是反对比较极端的计划经济形式，最后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倒向了右派——特别是在皮埃尔·科特所领导的党内“极左”派寻求并取得了同共产党人的密切联系，从而孤立了激进社会党的真正核心并阐明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就更是如此。
　　激进党最显著的特征，除了它的改良主义热情外，就是它的反教权主义。但宗教与民主这一对老的对立面，已由于这次战争的影响而搞得模糊不清了，在战争期间，不仅天主教的教徒们，而且他们的神父和主教等，都抛却了他们的信条，同最极端的左翼分子携起手来，共同抵抗入侵者及其法国走狗们。的确，所有的政党战后都显得向左移动了，连那些实质上保守的党派（如人民共和党）也都带上了一些社会主义色彩，虽然它们更倾向于强调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价值，而不是象真正左翼政党那样更多地注重物质方面。甚至连一个新成立的君主主义政党，也出于机会主义和赶时髦两方面的动机而把自己命名为“君主社会党”。
　　乍看之下，更使人大感诧异的是社会党的衰落，因为就在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该党在莱翁·勃鲁姆的杰出领导下还扮演着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角色。然而，如同激进党一样，正由于它曾如此长期地参与管理国事，它才容易受到人们的责难，说它应对国家的战备不足和外交政策的处理失当负责，这就不能不损害到它的威信。更糟的是，旧国民议会的社会党议员中竟有半数以上曾在1940年7月投票赞成授与贝当以全权，虽然后来这个党也曾力图赎罪，雷厉风行地把它战前的参议员和国民议会议员清洗掉了三分之二，并在抵抗运动中作出了一个总的说来是很好的表现。但是，这个党之所以衰落，还有其更基本的原因。在战后的法国，在那革命的、极端主义的气氛中，社会党同更富有生气、更毫无顾忌、更加机会主义的共产党较量，是肯定要败下阵来的。在勃鲁姆那样一些人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战后时代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确实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道义上的鸿沟。前者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而后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国家的无限权力。虽然社会党人经常重申他们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可他们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政党了。甚至在1945年（8月份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勃鲁姆还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信念；可是，部分地由于他的主观倾向，部分地由于客观形势所迫，正就是他，在法国把社会党引上了民族主义道路——扩充防务力量，把原来那条在防务和战争事务上应持不合作态度的信条完全置之脑后。他认定，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合法的、议会的道路来达到它的目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解地连结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达尼埃尔·梅耶在《人民报》（1946年3月28日）上为该党提出的主张，说得更加彻底：“法国社会党既是民主的又是革命的，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国际主义的。”
　　可是，这样一种值得赞美的和解精神却同战后法国的社会情绪不相协调，这一点很快就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社会党在工会方面的势力步步下降，最低时它在共产党占优势的法国总工会内所能掌握的票数只有五分之一略多一点；而且共产党在工会中的这一支配地位并不靠压服，而是更多地靠高明的政治手腕，通过说服来取得的。法国工人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自己境况的改善。举例来说，1946年7月间，就是依靠共产党坚决的领导，才挫败了政府的冻结政策，使工资得以普遍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社会党人对自己左右两边的力量都迁就容忍，但正是由于这样，却落得个两面都不讨好，使自己日益陷于孤立，日益削弱。例如，当该党一部分人建议成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劳工联盟时，另一部分人反对，认为容纳资产阶级分子加入联盟，会驱使工人阶级分子更无可挽回地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另一方面，它在实行这样一些建议方面的犹豫不决，以及它的迟迟不停止同共产党人的调情，又使它疏远了许多在思想上同情中左派的法国人（这些人在过去也许是会归向激进党的），同时却有助于壮大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党的队伍。要不要同共产党人联合，确是社会党人特别感到苦恼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还固执着这样一种错觉，认为既然就技术意义上来说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们之间照理不可能存在最近二十年来事实上分隔着它们的那种巨大鸿沟。
　　1944年11月，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就当时在巴黎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撰文报道说：
　　法国的社会党一般都是愿意同共产党联合的，要是能够使他们确信在以后几年中法国共产党将会在巴黎而不是在莫斯科找到其精神所寄的中心的话。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同我谈到工人阶级怎样由于这一荒谬的分裂而遭到削弱；但他们深感不安的是（我认为他们不安是有道理的），共产党人同其他共产党人打交道时用的是一套道德准则，同党外的人打交道时用的却是另一套道德准则，而这后一套准则很难说是合乎道义的。
　　至少拉斯基是意识到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这一道德观念上的深渊的，但也象许多别的社会党人一样，他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荒谬的分裂”的事实。他却用这样的想法来聊以自慰：“谁都不能否认社会党＇运动＇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你只要和这些代表们打成一片，你就不可能不感觉到，他们是作好了准备并热切盼望着执政的。”可是，这里他又让主观愿望来影响自己的估计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法国社会党人正明显地缺乏自信心，特别是，他们由于莱翁·勃鲁姆被放逐出国（要到1945年年中才返回法国）而失去了他们的导师和先知，其境况类似于赫里欧被放逐之后的激进党人。然而，也正是他们的党魁受到德国人迫害这一事实，再加上他在“里翁审讯”中的良好表现（这两点都大大有助于消除早先的幻灭感），使社会党和勃鲁姆本人都拥有某些可以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这些资本的价值在1946年12月间勃鲁姆组成其十分成功的“看守”政府时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这次成功的组阁，又导致他的社会党同志拉马迪埃继他之后任政府总理，而另一位老资格的社会党人奥里奥尔之得以选任为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与此也不无关系。
　　因为实际上所有战前的政党（除共产党外）都由于战争和国家的被占领而遭到削弱和不得人心，到战争结束时就有了一个需要填补的政治真空。在填补这一真空方面，一个崭新的政党——人民共和党——做得很起劲，也相当成功。这个党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就已开始秘密活动，当时乔治·皮杜尔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其中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有莫里斯·舒曼和弗朗索瓦·德芒东）凭他们的本能想到，新法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政党，它将建立在对大部分法国人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某些重大的原则基础上。第一，新党将是共和主义的，将继承1789年的传统；第二，它虽然绝不自称为天主教的政党，但对道义力量和精神力量将持尊重态度；第三，要有助于推动那场因机器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出现而引起的社会经济革命，促使其达到合乎逻辑的结局——虽然这是要合法地进行的，不能因此而扰乱公共秩序。
　　1944年11月，这个新政党在巴黎正式成立时，通过了一个宣言，肯定了它的革命目标，其中包括教育自由、主要工业和信贷事业国有化、工会参加工业管理等。因为，虽然人民共和党获得天主教会和许多右翼分子的支持（他们赞成它的宗教和教育政策，即使未必同意它的社会经济思想），却深恐人们把它和“反动”这一概念等同起来，或被看作是“天主教政党”。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法国政局中存在着巨大的真空，因此人民共和党肯定能从许多方面立即赢得大量的支持；而且，和大多数其他政党不一样，人民共和党打入了从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的所有各个社会阶层。它的主义的宗教基础吸引着许多具有这方面情感的人，包括天主教工会的会员们，而它那大胆的社会观点，则为它博得了社会上另外一大部分人的好感。但最使它赢得人心的一点是，不论在它的人员中或在它所信奉的主义中，抵抗运动的精神都是显而易见的。开始的时候，还由于它是对戴高乐“忠心耿耿的党”，因而捞到了不少资本。当它托庇于这位将军的威望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断定他走运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由于他作为一个反动分子的名气愈来愈大，将来只会妨碍它作为一个进步政党的发展前途。但是使它深感懊丧的是，它发现，它一割断了这一关系，选民们就开始抛弃它。在戴高乐最后带着他自己的党“法兰西人民联盟”重又出山之后，离弃人民共和党的动向加速了，因为它的许多支持者现在都转向了戴高乐。这似乎又迫使人民共和党不得不更加强调它同这位将军之间的分歧，其用意大概是想着重表明并保持它有别于其他党派的特色。然而这样一来，不但导致了个别重要人物的退党，而且又引起了成批人的离去。
　　为了想抵销它同戴高乐和教会方面的关系，人民共和党不论在临时政府的日常施政方面还是在制宪工作方面，都在它认为正当的限度内（有时还超过这一限度）尽量地同左翼携手合作。但这也是一种走钢丝式的惊险表演，它在这种表演中有时不免失去平衡，有时差一点断送性命。它的合伙对象共产党人，变得愈来愈不肯迁就，愈来愈不意气相投了，而与此同时，原先支持它的人看到它同共产党搞关系而被吓走的却愈来愈多。同时，社会党人也远不是可靠的同盟者，因为他们老是在提心吊胆，怕同“带有戴高乐主义…天主教色彩的”人民共和党交往过密，会触犯自己党内更极端的左翼。后来，虽然晚了一些，人民共和党终于认识到，那个在共产党思想指导下草拟的宪法的第一草案是它无法容忍的，即使从互让和国家团结的愿望着想也还是无法容忍的。因此它就退出联合政府，并力劝选民们拒绝这一草案——这一点它是做得恰当的。可是，它又去同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主持搞宪法第二草案，并为此而勉强容忍了许多原则上不愿容忍的事，而且，正如后来（1946年11月）的选举所表明，尽管它费尽心机，它的这种做法使它失去了很大一批支持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个新政党——自由共和党——开始具有了一定的重要性。自由共和党建立于1945年12月，创办人是右翼方面的一批第一流的律师…政治家——朱尔·拉马罗尼、安德烈·米特、约瑟夫·拉尼埃、弗雷德里克·杜邦等，它吸收了从前两个最有名的右派集团共和联盟和民主同盟的全部成员或其中的一部分。在1946年1月戴高乐暂时引退以前，法国的右派势力一直停滞不前，组织散漫，而且信心不足，因为他们对戴高乐究竟意欲何为并不真正有把握，虽然他们也许本能地感觉到他是在为他们服务。所以那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这三个主要政党身上，这三个党从历史上看都是左派政党，虽然就目前而言，它们却分别地成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了。可是，随着自由共和党——一个公开反共的右派政党——的出现，人民共和党发现自己很可能代替社会党而成为中间派政党，而社会党则将自然而然地被进一步推向左派方面，推向共产党那里去。
　　而且，自由共和党的纲领中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也就是人民共和党纲领中的那套进步加保守的混合物，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占先窃走了人民共和党的某些法宝，因为，人民共和党作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执政党联盟的一员，是不可能公开反共的。的确，许多人民共和党的支持者现在反而觉得，是自由共和党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党在捍卫他们最关心的切身利益。例如，自由共和党公开表示它坚决反对国有化，而人民共和党的议员们却不顾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