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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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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寻求了解的愿望，但在这条道路上仍然是障碍重重。有些作者找到了德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德国从来没有为罗马帝国所全面占领（或者用这种理论的更精确的公式来表示，德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关于自然法则的概念），结果是西方文化在后来当作一种外来物强加于德国的。如果这种说法对德国而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真理，那么把它运用于俄国那就真切得多了。当然，古典文化的译本经由拜占庭传到了俄国，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俄国文化从西方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然而斯拉夫民族所特有的要素并没有被同化，1917 年革命后的孤立状态则又大大加强了这一要素。在这些相互隔绝的年代里，一种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俄国与西方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理论在俄国是当作福音书一样向人们不断灌输并要求信仰的，而不是当作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说。结果是当俄国人在德国同他们的盟友相逢时，在表面的善意和假定一致的目标下面潜伏着一堵互不理解的墙。由于双方对于和自己思想格格不入而为对方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只有非常肤浅的了解，这就使情况越发严重了。占领德国的历史很可以看作是把这种隔阂提高到认识水平的过程。
在互不理解这个问题上，不能忘记语言这个因素。会讲俄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少，会讲英语的俄国人也很少，所以讨论问题都得经过翻译，然而能掌握高度的语言技巧又通晓业务的泽员为数太少了，再说即使有优秀的译员，他们也要休假啊。用第三种语言（通常是德语）相互交谈的办法也好不了多少。还必须指出，俄语远不如法语或德语同英语那样相近。问题远不止是从另一种语言里寻找与俄语单词相对应的字眼（反过来也是如此），因为这种对应的字眼往往是不存在的。象“民主”和“自由选举”之类的词汇对双方人员引起的联想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于要用一种思想方法去解释另一种思想方法。
由于俄国人表现得特别敏感，而其自尊心又极强，上述的种种基本困难就使得情况越发糟糕了。虽然他们坚信一切行动都为经济利益的动机所决定，但是这一信念47 并不影响他们在社交活动中要显得超凡出众来为祖国增光的人之常情。占领德国是他们三十年来参与国际生活的第一桩大事。对于许多参与此事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第一次同资本主义世界接触，而且由于他们是革命的产物，往往又是农民的子弟，他们没有祖传的经验可资借鉴。
象暴发户一样，他们死命地装出自己懂得一切规矩和礼貌，而其实是一无所知。在谈判中，他们拘泥于遵守严格的程序，除非这样做使他们理亏。他们拒不回答问题，至少有一些情况是由于没有把握说什么话才合适。一方面，他们最不愿意承认自己一方所存在的混乱、不善于随机应变或效率不高等现象，而结果可能正是上述现象造成他们的行动（例如开会缺席）被盟友看作是故意怠慢或存心不良。另一方面，他们动不动就要生气，其实别人并无冒犯之处。有一次朱可夫元帅大发牢骚，原因是一本美国书上曾写到他比他的夫人矮两三英寸，还说他有两个儿子，其实他比他的妻子高，而且只有女儿。
这段话使他大发雷霆，他认为这里面包含着“对个人的轻视和贬低”。在占领初期，俄国人曾提出过一次强烈的抗议，理由是柏林的英国当局竟准许一家受英国控制的报纸登载一则报道而使红军受到侮辱，那则报道说，柏林市中心的一家衣饰用品商号正在为红军制作六万五千件衬衣和四万条裤子。
这种情况使双方都不可能判断：无礼的行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存心有意，无辜的行动到什么程度才不致得罪别人。
人们不难提示说，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如果各方获准彼此混在一起并取得相互了解的话。的确，很多俄国人对西方生活方式流露出很大的、几乎是孩子气的好奇心，感到是第一次开眼界。未失其真的俄国人和极权主义官员之间有一种显著的差别，前者好奇爱问，喋喋不休，惯于内省，欢乐愉快，从容沉着，对时间的消逝毫不在乎：而后者在突然记起那些教给他的清规戒律时，就变得沉默寡言，含糊其词，明显地表示出48不违反党的路线的决心。苏联当局在对友好亲善和社交活动施加那种严格限制时，很可能考虑到有那么一批未失其真的俄国人。这不单纯是不让他们“知道西方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是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本性引导他们忘却和猜疑苏联赖以建国的纪律的基本原则。但不能因此机械地说，如果俄国当局热切地鼓励交往，友谊就会得到保证。当任何谈论和行动可能被曲解时，有机会相聚，很可能是有害而无益。的确，使彼此较易混熟的唯一办法是饱餐一顿，而喝酒的作用则更大。
第五节 盟国的宣传
前面所记载的许多事实和言论，都是在事后不多久就透露出来的。普通德国人无从自动地得知其详。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稍加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要求普通德国人从盟国方面获悉一些情况，以便了解盟国的意图，乃是合情合理的。当然，盟国向普通德国人传达情况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无线电台。
而广播本身就给研究历史的人出了一个难题。单凭广播数量之多，就使当时的任何一个人难以单独地领会广播的全部内容。至于对过去的广播加以回顾并进行分析，这无异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即使手头有原稿可资利用。幸亏当时传递主要信息，还运用了传单，那是飞越欧洲的英美飞机空投下来的。西方盟国的整个宣传工作是紧密配合，充分协调的，因此可以从传单方面推断出无线电广播节目的总的特征。
首先要强调一下，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作的宣传，其主要任务是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目的在于使德国人对他们的首领（特别是对希特勒）丧失信心，对德国取胜的可能不抱希望。广播宣传煞费苦心地利用希特勒之矛来攻希特勒之盾。具体的做法，如英国广播公司播放希特勒过去的广播录音，收到特殊的效果。广播反复论证德国打不赢这场战争，而战争之所以还在继续，原因是那些纳粹头子在拼命挣扎，企图免遭覆灭。对德国部队，则定期提醒他们，投降便可保全性命，而且可望在被俘后得到宽大待遇。反之，继续战斗下去，他们并不能对德国事49 业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还就德国的装备和资源与盟国相比是否能发挥作用，德国官方就一些事件的说明是否确当适宜等问题，千方百计地在德国人中散播怀疑。
接着宣传的是德国和德国人民在战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前景，但这只占次要地位，描述这种前景，主要运用盟国政治首脑人物的言论。确实如此，在对德国武装部队成员进行心理战的1944 年6 月的标准指令中就作过这样的规定： “有关战后对德处置问题，不作具体承诺，只能引用政府发言人所明确表示的。”执行这一政策所发表的许多主要声明，前面已经引过了。
在传单上复制那些声明，有必要加以删节，因而关于大西洋宪章不能作为一种权利使用于德国的这一暗示，给删去了。但是这一点在上述指令中是特别强调的，英国广播公司终于把它着重广播了。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传单上只有一次提到大西洋宪章，那是1943 年秋在引述一项条款时提到的，该条款规定各签字国承担一项义务，“。。在世界各国间公正面公平地分配主要产品”。
论点都是按相应的方针路线来阐述的：对广大的德国人民并无报复之意（1943 年秋）；我们无意要消灭德国人民（1944 年夏）；［莱茵兰城市的］普通居民对盟国军队无须害怕（1945 年1 月）；盟国所决心摧毁的50 不是德国人民，而是德国的战争机器（1945 年3 月）；结束战争，对德国来说意味着获得一种人们得以生存的严峻而公正的和平（1945 年3 月）；大规模报复行动是盟国正在竭力加以反对的事情之一（1945 年3 月）。
但情况还不止于此。因为有一个问题是反复予以强调的，这就是盟国意在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装，铲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依法惩办纳粹头目。的确，这种强调反过来正是使“普通老百姓”消除疑虑。德国人一再得到预先通知：盟国是不会与纳粹政府打交道的。英国广播公司越来越少地提到纳粹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区别。此外，说到德国取胜无望时，总是要提醒一下：德国人如果让战争打到底，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可怕的结局总比无休止的恐怖好得多”，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反复引用的一句话。
一旦万物皆毁，回头就来不及了。战争结束得越早，对德国就越好（传单，1944 年10 月）。
今日的德国战争工业给摧毁了什么，明日的德国和平工业就要缺少什么。打不赢的战争多持续一天，恢复和平而体面的正常生活的时间就要更长，每个德国人就要更为艰苦（传单，1944 年新年）。
战后德国的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今天的敌国的援助，特别要依靠英国和美国的援助。英、美在原则上并无拒绝援助的意向，英美两国负责的政治家业已再三宣布，他们打算在德国战败后完全解除其武装，但并不希望使德国挨俄和破产。
但是，在战后抉助战败的德国在经济上重新站起来，这种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限度随着战争的继续而一天天变得狭窄了。整个世界从事抗德战争所耗费的精力越多，用于和平时期的工业物资和粮食的储存就越少，而这些储存是在战后正可以用来帮助德国并加速其重建的。农民当兵的越多，粮食生产就越少。全世界转入军火生产的工厂越多，可以用于重建的产品就越少。如果战争再延长下去，世界粮食匮乏的前景己可预见。
此外，德国并不是唯一的——也非第一个——在将来必须依靠外援的国家。世界上每一个月所遭到的破坏都会使求援的队伍拉长，德国只是站在队伍的末尾，而等待领取的物资却会日见缺乏（传单，1944 年春）。
战争的继续意味著造成更多无益的损失和牺牲，商且意味着战争将在德国本上结束，这就难免使德国人民遭到毁灭，使其生存化为乌有（传单，1944年8 月）。51 打不赢的战争每进行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灾难、混乱与匮乏（传单，1944 年冬）。
战争结束后，在占领期间，德国人喜欢把当时的生活条件与他们认为盟国曾经允诺过的生活条件相比较，从而抱怨盟国食言。所有的事实都说明，就具体允诺而言，德国人记忆中的东西是与现实完全对不上号的。事实上盟国曾反复告诫过德国人，如果战争进行到底（实际是进行到底了），在物质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将是惨重的，而德国人民承受这种后果不可避免地会最为惨重。英国广播公司常常把德国人民比作坐在一列由疯子驾驶的火车上的乘客，这个发了疯的司机则横下一条心尽量加快车速，直到火车出轨为止。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由哪一个乘客挺身而出，不怕付出四十个帝国马克的罚款，拉一拉火车内的警报索。许多德国人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是处于这种危险的境地，但不准备动手去拉。为了避免产生完全绝望之感，他们只好对战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尽可能作最有利的解释。盟国不曾作过明确的承诺，却提出过一系列明白的告诫，这也许是真情实况。但是，他们却谈了不少关于依法惩办纳粹战犯，建立一个坚定、严格而又公正的军政府。再者，他们自以为与纳粹头目相比，他们是正派而诚实的人，承认自己肩负着基督教文明国家的责任，他们的整个态度就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这样一种态度在占领军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时，能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就可能产生很大的意见分歧了。对德国的占领，不管是如何完美无瑕，也不能和德国人对公正处置所作的解释一一合拍。如果说有任何期望化为泡影，有任何承诺未能兑现的话，那都是德国人片面的想法，如果他们把占领的实际情况与戈培尔向他们倾注的关于占领前景的宣传作一番比较，他们就有理由感到惊喜交集了。
第三章 德国人的态度
据说蒙哥马利元帅在1946 年5 月寓开德国之前曾经说过，德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顽强的纳粹分子”。这话并不那么失真，但欠完整。要知道这种论断是否公正以及据此论断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明智，那就得看对“纳粹”
这个名称作什么样的解释。如果定义下得正确，可能使盟国免掉许多麻烦。
这个问题至少可以通过三个途径62 来进行探讨。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国家社会党党员（或许还有的党员），或者是与该党有联系的某些组织的成员。对律师和行政官员来说，这个公式有精确的优点（而在任何个别案件的犯罪事实一旦确定的情况下），又有无可争辩的优点。因此，这个公式为推行“非纳粹化”所采用，但结果证明是完全不合适的。其次、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信奉某种特殊教义的人，这种教义的主要宗旨是：
（一）一种伪科学概念：“雅利安”种族优越，它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
（二）任何一个社会中，元首有权支配其信徒并向下发布命令，而不接受下面的委托。
（三）元首及其奉命行动的信徒都享有运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办法去执行任务的自由。他的目的证明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均属正当，而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毫无保留地信奉这些教条的德国人，相对地说，为数大概是不多的。特别是尊重法律条这一点——在德国官员中颇为根深蒂固——使许多对第（一）、（二）两项均无异议的人不肯接受第（三）项。宗教情仰对许多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也可能产生导此相同的作用。但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是对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同情的。这样，信仰纳粹主义就成了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测定信仰的程度呢？
第三种途径可以把战时对战俘进行的调查作为依据。这种调查说明上述见解对于确定特殊类型的性格提出了一种特殊的要求。
把特殊类型的性格看作“典型的德国式的”，其谬误之处，在了解德国的人看来是很明显的，而对于一切认为要想概括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必然会作茧自缚的人来说，这种谬误也准是很明显的。然而，无可否认，在德国历史上的某几个时期，具有下述独特性格的人在德国社会上一度扮演过不受欢迎的显要角色。当然，一旦有一定数量的这类人物在社会上、政治上飞黄腾达，其他的人会受到鼓励而去仿效。因此详细谈一谈那些独特性格，即使冒着重提旧时争论的风险，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前途将大大取决于当前德国统治者在劝导人民抛弃那些缺点方面获得成功的程度如何。德国人的主要特性包含以下各点：
1。 德国人处于实力地位时便夜郎自大，寻衅肇事，这一点一直是人们常常议论的。与此分不开的是在战败时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卑躬屈节。对下级差来遣去的人对上级就会百般奉承。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很快的。“意大利人讲过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在出色的战斗之后，看不出士气在逐渐低落，但一下子就溃不成军了。。。看来好象在装甲车的内层涂有一道消极的色带，突然之间露出了原形。”
2。 许多德国作家笔下所赞美的社会，从本质上说，一向是一种男性社会。他们把刚毅果断和冷酷无情吹捧到这样的地步，使人感觉到这种下意识地弥补缺陷的意向恰恰走到了反面。温柔娇弱以及与妇德有关的趣味，则被视为是可叹惜的。德国文学中有许多理想化了的妇女形象，但她们只是充当情人或母亲的角色。在家庭圈子里，她们一向是被看作低人一等的，给她们规定的任务只是养孩子，管厨房和上教堂。持有这种观点的男人不仅蔑视软弱，而且把仁爱和宽客与软弱混为一谈。但是比较起来，德国人太易于变得多愁善感，其语言也有助于抒发这种感情。按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来考虑，要回避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与同性恋爱现象之间的某种联系是不可能的。
3。 德国人过去常常表现出他们对暴力感觉迟钝，对施加暴力于别国人民时可能造成的后果熟视无睹。这种虐待狂与上面论及的排斥柔弱显然有关。对不能作有效抵抗者临之以重兵，这可以成为洗雪正待克服的柔弱的一种办法。如果把别人当人看待，就很难以残忍对之了。
4。 德国人的热爱肋章和头衔，经常受到人们嘲讽。但是这种癖好暴露出他们逮恋地位，也进一步反映在他们特别强调严谨和组织。这样一种癖好说明了他们根本缺乏自信心，对世界上其余的人不接受他们在自我评价中表示这种迷恋的那些东西而感到不满。德国人置身于意外的（因而不是组织好的）环境中，往往显得很不自然。
5。 国家（不管是否以皇帝或元首的形式予以人格化）、军队和政党的要求往往被吹捧得高于德国的一切个人。这种夸张又一次说明了个人缺乏内在的自信心，从而导致他投身于较大的集体去设法弥补个人的不足。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内都是人所熟知的，但在德国看来一直是较为普遍的症状。
6。 另一个表明缺乏自信的特征是德国人动不动就要反省。这种倾向偶尔也产生出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但托马斯·曼有一次谈到“［在德国人中］把纯理论从人类活力的社会一政治要素中分离出来，以及前者对后者占有完全压倒的优势”。德国人思想的弱点向来就是沉迷于莫测高深的理论和夸张虚饰的言词。仔细检查起来，这一些不是空洞无物，就是陈词滥调。
7。 把德国人本身的缺点推在别的替罪羊身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纳粹之所以勃然兴起，攫取了政权，部分原因就在于用他们的教义把1914 年开始的德国的失败搪塞过去所产生的效果；把责任都推给了凡尔赛条约，推给了妒忌的外国竞争对手，推给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等。这个过程彼描绘为恢复德国自尊心的过程。但不能接受批评或不能承认错误，通常不是自信的象征，而是内心的神经过敏。
以上提到的种种现象都说明德国社会内部一直是动荡与紧张的，其原因在于想用一种社会准则去强行抑制多情善感和消极被动的趋势，而这种社会准则所重视的正是与此相反的情操。在努力适应这种社会准则的过程中，某些人发觉要与之一致并非易事，于是走向极端，以此来谋求克服困难。他们的强悍暴戾，他们的自夸自大，他们的粗野鄙陋，如果由表及里地考察一下，可以解释为他们硬是要适应与个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缺乏自信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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