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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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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中有人曾这样说：“历史上犯罪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由彼此互相犯罪的那些人来共同负责的。”天主教教会从大主教到乡村牧师据25 说都一致拒绝接受德国集体犯罪这一观念。帕德博恩的天主教大主教说，他虽然尊重斯图加特声明的精神，但并不认为这种声明应在青年人能听到的范围内公开发表。“为了影响一个人，你必须承认他的正确与直率之处。”其他的人则认为，盟国没有理由为自己的胜利而骄傲，因为这是上帝的功劳，而不是人类的武器所能办得到的事。在这些人士中，对于他们认为盟国想把集体罪责加在德国人民身上那种伪善的做法，怀有很大的憎恨。虽然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但由此所激起的情绪并未有所改变。甚至斯图加特声明的执笔者以及他们的盟国同事都感到不安，生怕这个声明会象凡尔赛条约中的战争罪责条款那样被人加以利用。发起斯图加特声明的忏悔教会领导人回答这些批评说：担心自己的行动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不能作为一种借口不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改悔若以别人的改悔为条件，则将失去其价值。在新教教会领导人看来，他们过去挺身反对纳粹以及现在始终反对上述批评的事实，应该受到盟国的尊敬。同样那些责怪自己没有充分发言反对纳粹的人也决心不再重犯这个错误。大家认为，教会已经从战争中作为这样的一个团体而出现，它能够在没有德国政府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战士来为战败的国家而工作。而且他们发现盟国政策中有许多东西是他们所不喜欢的，是他们认为背离战争时期所许下的诺言的。德国的分割，一些人被逐出东部，粮食与燃料的匮乏，设备的拆除，煤炭的输出，战俘未能遣返，甚至当局不愿给教会办的报纸配给纸张，所有这些都被谴责为错误的。非纳粹化的范围和做法，以及纳粹分子未经审讯就被关押，都是造成不满的特殊原因。教会力求由自己来决定在其内部合乎需要的非纳粹化范围，而要促使它们合作来实施盟国的法律是颇费周折的；在英占区，不得不用命令来迫使天主教教会实施盟国法律。
但是教会曾经抵抗过纳粹，在盟国面前无意于卑躬屈膝；诚然，它们相信，它们今后要在这个国家树立权威就得取决于现在的不屈不挠。武尔姆主教在答复大主教的广播讲话时写道：我们以严肃的责任感和关心来提请你注意，盟国的胜利251 并不单纯是善对恶的胜利。随着对我国的军事征服和占领而来的是对平民百姓施加暴力行动，此种行动在盟国国内也激起了同样的愤愤不平。从那时起，在某些占领区采取非纳粹化措施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并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给人以更高度的正义和人道的印象。在最后一批原料和机器从德国那些与军备生产毫不相干的工业部门拿定的时候，向德国人民发出的许多呼吁，要他们设法自救，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听起来只是一种嘲弄。谁也讲不出目前在德国东部上演的悲剧严重到何等程度。但看来我们必须作这样的设想：它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成为牺牲品。
红衣主教福尔哈贝尔和巴代利亚新教主教迈泽尔于1945 年12 月联名要求美国当局尽快处理政治逮捕案件，给予囚犯家属通信的优惠待遇，并放宽关于限制发给老年有病者养老金的规定。1946 年春，由科隆的红衣主教弗林斯和莱茵兰的主教们就有关在俄国及其他地方德国战俘的命运共同签署了一份严重抗议书，并按指示在所有天主教堂的布道坛上宣读，结果成为一种正义的呼吁。后来，在1946—1947 年冬，红衣主教弗林斯因说了下面的话而使占领当局颇为愤慨，他说：“我们也许阻止不了个别人拿走维持其生命和健康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不能靠工作或请求来获得那些东西的活。”
德国教会在它们与盟国的关系方面所特别坚持的是需要获得那种它们视为基督教徒的待遇。明斯特的主教冯·加伦在大战期间对于纳粹扬言要对盟国的轰炸进行报复曾经予以驳斥。他在1945 年宣称，这件事使他有权利“用同样的方式去谴责许多出于仇恨和渴望对我们先前的敌人进行报复的言行”。而武尔姆主教也在前面所引用的信件中质问道：英国人和德国人难道不应该“在为我们的罪孽而殉难的上帝面前并以他的名义来订立一个盟约，宣布宽恕而不是复仇吗？”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要求，如果不在某些地方使之终止，将会把世界引向灾难。
毋需多加思索就可明白，这样一种态度在盟国当局看来是多么讨厌。有些人认为，教会为了争取以“宽厚的”252 和平取代“严峻的”和平，出来阻挠占领的目的。另一些人比较单纯地认为，没有哪个德国人有资格对于处理其国家的方法怨天尤人。显然牢骚埋怨不仅倾向于强调占领的缺点，无视占领的成就，而且毫无历史常识。他们不去注意盟国对德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也不注意那些政策又是在怎样巨大的困难情况中贯彻执行的。他们也无视这样的事实，即战争的进程使德国为四个独立的大国所占领，而各大国对其余三国都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有时候那些批评好象是故意不想去了解各项政策为什么要制定的原因。但这种意见龈龋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谁要把绝对价值用之于人事，就可能产生这种冲突。而教会在所有的组织团体中最有资格要求以运用绝对价值为其任务，而且拒不承担考虑到种种困难的任何义务。这是至善论者与事务家之间年深日久的冲突。此外，德国的教会因为太不关注政治领域，不坚持把宗教原则运用于公共生活而长期受到谴责。这是教会领袖们在战后想予以克服的一个缺点。尼默勒牧师在特赖萨会议上说：“在真理、正义和自由的思想方面，基督教的信仰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1946 年1 月在德特莫尔德召开了英占区的教会领袖和国家官员的会议。决定教会承认在建立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事态方面有合作的任务。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一概念就意味着基督教具有从事政治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当时的巴代利亚州总理赫格纳博士在1945 年11 月说道：“每个好基督教徒可以无保留地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无保自地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具有同样趋势的另一个迹象是忏梅教会在柏林建立了一个神学研究院，该院学生并不专门研究神学而是探索向一切科学提供一种新的宗教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赞美的发展。如果教会要在世俗事务方面产生影响的话，它们就会试图对构成德国真正政府的盟国施加影响，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教会所持立场的种种原因到时候终于在英美工作人员中得到更好253 的理解和尊重。谁也不会愿意去设想，盟国政策遭到批评的方面正是人们要想突出赞扬的方面。但是，西方盟国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明显地产生出盟国在寻求解决德国问题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有一批人或许希望找出最能与跟国求同之处，但他们不愿意按盟国的条件来合作则是清楚不过的。他们同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一道，首先要求由本国负责的领袖人物自由地解决自救问题。他们虽然愿意考虑外来的思想，但不打算全盘采纳。比较保守的教徒并不特别相信民主的种种优点；他们中有一位说道：“借助于一种政治制度来设法医治德国人民的唯我独尊的毛病，就好象把马缰绳套在马尾上一样。只有在人们已达到成熟阶段，能亨人间的自由，克尽人间的义务的时刻，政治制度才可以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首先要求盟国帮助的是创造经济和外事方面的条件，使新社会有机会生存下去。与其说教会对共产主义敌意很深，倒不如说这种敌意助长了对于盟国的政策心怀疑虑，这种政策好象永远要把德国一分为二，要让德国东部的同胞几乎没有希望早日得到解放。这些人并不是按照恰好为盟国所喜欢的任何调子跳舞的木偶——因为他们之所以象木偶，仅仅是由于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后面牵制。
第十七章 结束语
本书已就盟国占领德国头几个关键性月份的情况作了概述。这种占领不仅应视为一个历史过程——虽然所有这种过程都是独特的——而且是一次行之非易的修好实习。盟国要寻求答案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才能防止德国发动扰乱世界的周期性侵略呢？用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使战败国服从战胜国的意志，并确保在以后的岁月里战败国所推行的政策能够遵循为战胜国所满意的方针呢？
在理论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有三个，一是剥夺战败国的侵略手段，二是消除其侵略欲望，三是明确指出侵略必将吃亏。要剥夺侵略手段而不在同时剥夺生活资料是难以成功的，在军队依靠工业的今天尤其如此。因此，254这就往往引起侵略欲望，结果与第二种方法背道而驰。但是，推行第二种方法必须包括形成一种思想观念，这是命令或武力威胁所无能为力的。况且，对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就可以突出地看到思想观念在一定文化中普遍流行的程度，而此种思想观念乃是一定文化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的产物，不易于用产生某种效果的方法去加以塑造。
既然没有激情就无从进行战争，在愤怒和复仇情绪的鼓动下，往往促使采用第一种解决办法。但在同时，经验与人情两者都否定惩罚性的解决办法，而主张宽大。在大多数情况下，持这两种见解的人都是非常坚决的，无法完全对之施加影响，但他们又是过分优柔寡断，不能毫无保留地自行其是。结果所采用的折衷办法往往被认为憾事，其原因是：惩罚太甚，不能消除侵略欲望；宽大过度，则不能消灭侵略手段。有人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中的任何一种只要系统地贯彻到底，就可望取得成功，而中间道路必然是行不通的。
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也许值得怀疑。不管怎样，这种结论背后的思想是空想主义的，因为产生这两种解决办法的动机都是出自人的本性，在媾和的任何时期都有可能出现。而且，教养儿童和改造罪犯的经验似乎都表明需要宽严结合，或者如大卫王所说的怜悯与诚实相结合。只讲严格的人，遭人憎恨；一味让步的人，不受尊敬。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于是就包含在重修旧好的第三种办法之中了。因为，要明确指出侵略必将吃亏，如果只说侵略将遭到压倒一切的力量的回击，这是很不够的，还得展示出和平政策必将开花结果的某种前景。处理个人之间的问题，要做到不偏不倚尚且不易，涉及到国家之间的问题，那就更难为力了。一方面，要表明使用武力将在实际上遭到反对，而且是决定性的反对，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另一方面，要在国家之间建立那种在处理个人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相互尊敬和体贴的关系，也更为困难。两者之间所需要的那种均衡，是无法开出一个精确的处方的，正确的比例如何，将因时因事而异。然而，尽管难以找到正确的比例，但是只要能够这样去做，它仍然是成功地争取和平与成功地制订对外政策的关键。
对于一个已经一败涂地的国家，需要进一步向它表明，对征服者进行侵略必将吃亏，而且要使它自动接受将255 来的和平解决办法。但是，战胜国如果是几个国家的联盟，那么只有在这个联盟团结一致时，那样做才会取得成效，而在历史上，胜利的联盟陷于分裂是屡见不鲜的。如果盟国能就一项共同的政策达成协议，那就会大大推动它们在德国缔造和平的工作：有关的政治家们有足够的理由去为保持四大国之间的合作而作出牺牲。的确，任何人只要想到四大国的分歧对未来世界产生影响的全部含意，就不会想把他们的努力斥为短视、无知或徒劳无益了。万一历史证明是使人误入歧途的，那么世界前景倒确实是光辉灿烂的了。同时，毫无疑问，因为四个战胜国在如何对待战败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所以要作出一番努力来达到四国的协调一致，这样一来，要找出一种正确对付德国人的方法，其任务就大为复杂了。
英美所抱目的的基本点是把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引进德国，而这种制度比第三帝国曾经推行过的更接近于“民主生活方式”。俄国人也宣称他们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用词的一致一时掩盖了思想上的根本分歧。俄国人处理赔偿问题的最初做法，除了适应于外国人的刺刀所支持的专制政府外，是否还适应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这是值得怀疑的。这一困难处境，看来他们自己在一定时候也承认了。然而，这种做法与促进以人民抉择为基础的自治，肯定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这种自治却是西方政策所公开宣布的目标。英美因为希望同俄国人保持团结，在波茨坦条款中接受了许多惩罚性的东西，这些与他们平时解决政治问题的态度不一样，与他们为德国设想的政治前途也不一样。嘴别是工业水平计划，装模作样地要求德国人合作，可是又竭力策动德国人反对任何这样的合作。在一时感情激动之下，美国领导人可能接受摩根索计划，然而几乎令人不可想象的是，经过若干年，讲英语的各族人民居然会准备支持该计划所包含的那种苛刻程度。在制订一项能为四大国所一致支持的对德政策方面，过决非是唯一的困难。
俄国人不仅在惩罚德国方面显得更加无情、而且在256 改造德国方面也显得更加严厉。他们对于要建立的那种社会，以及要促其实现的方法都是坚定无疑的。他们所受的马克思主义训练使他们懂得，任何人如果要在社会上树立某种思想观念，必须从变革社会制度开始，特别是从变革经济权力的分配制度开始。当然，西方盟国认识到，要建立一种他们希望看到的社会，有必要进行一些变革，但是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引进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知道，德国的某些制度曾经助长了纳粹主义的兴起，因此准备强制推行一些其他制度，即使这些制度对德国是陌生的，不受德国人欢迎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的改革范围已扩大到诸如教育方法以及新闻宣传等方面，同时英国人还主张实行基本工业社会化。不可否认，俄国人并未立即实现土地、手工业或整个工业的社会化。但总的说来，美国人和法国人不曾干涉财产分配问题，而英国人虽然在社会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但进行得并不彻底；俄国人却这样子了。西方盟国即使没有明确阐述过他们的原则，他们还是按照原则行事的，这就是说，他们想要建立的政治社会和德国现行的经济制度之间并无不相适应之处。民主政治，只要在开头若干年内能牢固地建立而又加以保护，以后就能扎下根来。任何这样的想法。都抹煞了德国和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根本差别。
在英美，在较为集中的工业化产生出城市工人阶级之前，种种条件使得经济发展有可能早日开始，并给予中产阶级以足够的力量好从成功的革命中赢得政权。在德国，这种情况之所以不曾出现，主要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未能把这个国家巩固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由于一些小的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所造成的倾轧和衰微，还由于地理上的某些不利之处。在德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觉醒之时，工人革命的危险已经露头了。马克思明确教导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踏脚石。英美中产阶级对于通过他们的革命所固定下来的自由传统充满了信心，而且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即医治人们对社会不满的方法就是对政治和社会进行改革。然而，德国的中产阶级却对激迸倾向采取了较强的防御态度。当他们在1848 年和1918年有可能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用以打垮敌军、地主贵族和军事特权阶层的257 时候，他们却屈服于害怕对革命失去控制，因而再度向保守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妥协，以保证免遭危险。最成功、最富有的产业家们同地主贵族同心协力，接受了他们很多的社会观点，成为维持现状的主要支柱之一。无甚成就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本应产生出一些自由社会的领袖，却由于1923年的通货膨胀和1932 年的经济萧多而进一步遭到削弱。
这一历史背景（这里是概括而言，略去了许多次要原因）给我们提供一种依据，大大有助于说明德国社会中显而易见的软弱性，如果我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批判地加以观察的话。但是如果不认清这一点，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之间的表面相似之处，诸如对文化的兴趣，对知识的尊重，对卫生、工作方法和家庭生活的态度等，往往都会使人认为他们的思想背景实质上是一致的。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一旦德国中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政权，当然会出现英美那样的政治社会，这种预料也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德国中产阶级却给民族主义和纳粹党提供了一些最热忱的拥护者。因此，把他们看做自由的保卫者，必然是值得怀疑的。被出卖过一次的通行证，还有再次被出卖的可能。
有人自然会说，既然德国中产阶级不可信赖，权力就决不应落在他们手里，而应掌握在别的比较能够信得过的人手里，特别是要掌握在工人手里。
在这里，权力必须是指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战争期间，英美公众普遍认为，鲁尔和莱茵兰的企业家们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一样，同德国军国主义关系密切，必须同样地严厉对待。但是，既然俄国人的土地改革有效地从根本上打击了容克地主的权力，并产生了一个阶级，可以随时抵制任何开倒车的企图，那么还要妄称纽伦堡的起诉、非卡特尔化以及其他用来对付企业家的措施对他们起了很大的制服作用，那是无稽之谈。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土地改革应有彻底的工业社会化与之相配合，工人也应和农民一样成为（不管怎样在名义上）力量源泉的主人翁。据说，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保证不再发生受工业巨头资助的（如果说不是受其策动的）独裁政治的反扑。258 这种分析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性的论述极其相似。但是这种治疗方法的提出，难道不正是根据德国和西方民主政治两者之间似是而非的类推吗？它假设：在权力移交之时，德国人不论多么勉强也得接受其后果，正如皮尔和迪斯雷利领导下的托利党人接受议会选举法的修正案以及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保守党人接受坎贝尔一班纳曼内和阿斯奎斯内阁的措施一样。但是，一度实行过的大体上以英美保守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之所以被接受，主要原因是对于那些国家由于历史发展而产生的权力实际分配情况作过一番现实主义的估价。这样的接受改革，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普遍的。法国就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而在德国，其可能性也是很有疑问的。
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就不可能仿照英美式样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因为，只要社会内部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集团，自认为有权用武力推翻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自认为已强大到足以伺机而动，那么无保留地让这个集团充分享有各种自由，就会招致灾难。无论如何，我们还无法断言，德国工人被授予权力之后会愿意按照自由主义路线来治理国家。然而，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反动力量也可能十分强大而残忍，除非无产阶级政权是同样的残忍和独裁，就不可能被制服。从政治上来脱，西德人民阵线若不把共产党人包括在内，就不能指望取得政权，而共产党人是包藏着破坏联合以达到自己目的的祸心的。英国驻德国的高级官员也许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财产问题是多么重要，而美国人则公开反对对自由企业进行任何干涉。但是，如果看到西德社会的根本改造只能靠一个左翼独裁政权去维持这件事的严重危险性，那末，把未能实现这一改造看成是重大错误，那就未免太轻率了。
情况既然如此，剩下来的问题是：能否在现存的体制内再花些工夫来更换上层人物，以便把可靠的民主分子安排到负责岗位上，并以强迫转让个人财产的办法把这种变革的某些方面固定下来，从而使倒退现象难以发生。可是实际上，深谋远虑和不愿干预的情绪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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