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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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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把这种变革的某些方面固定下来，从而使倒退现象难以发生。可是实际上，深谋远虑和不愿干预的情绪妨碍了采取迅速行动。一旦战败的时刻已经流逝，那么对这种强行干预的阻力几乎是不可克服的了。当然，这种行动是否可行，能否持久，是大有问题的。的确，愤愤不平的业主们一定会象抗拒社会化一样，激烈地抗拒这种转让。实践证明，剥夺公认的纳粹分子的社会地位的种种尝试多259 数成了昙花一现。说不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如果他们的经济资源实际上转给了别人（而不为国家所有），那么，一旦德国人恢复了行动自由，在新秩序内拥有一定物质利益的集团的产生以及能够调度出来予以支持的力量，并不足以阻止非正义的倒退进程。甚至还不能断言，新业主就一定会比老业主开明。但是，如果得出的结论是认为这方面的任何做法都不切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明显地看出盟国在德国可能做的事情的局限性。
不管怎样，有待于政治改革和非纳粹化的现存社会结构在实际上的继续保持，除了说明在有可能就四大国的共同政策取得一致之前，必须填乎鸿沟之外，还出现了东西德之间的另一基本差别。的确，逐步形成这样一项政策的前景一开始就是很渺茫的，虽然从彼此的利害关系来看，作此尝试是正确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等人已经提供了再清楚不过的记录，说明在战争期间团结的利益显得更为突出的时候，在一起工作尚且是多么困难。不单单是对权力和国家安全的必要考虑使得当时的情况大抵如此；一旦共同的危险消失之时，战胜国都要去追求各自不同的目的了。思想观念在环境中扎根之深以及各种环境所必然具有的差异之大，造成各国看法上不可避免的差距。用互相忍让、互相谅解来弥合这种差距，不仅需要对此情况有所认识（从承认差距的存在开始），而且需要具有善良的愿望。然而，在俄国人方面，正是这种寻求谅解的愿望，似乎被共产主义教义的原则所排斥掉了。这种教义不仅宣传它的信条是绝对真理，而且教导其信徒们只能按照集体的自身利益、物质力量和争取统治的斗争去考虑问题，只要有一点肤浅的马列主义知识就可以看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密切合作是不大可能的，虽然由四国组成的政府就是一种将其效率寄托于这种合作的实验。只要有一点肤浅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看出，不管怎样，就英国人来看，俄国通常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同盟合作，不如说是威胁恫吓。事实上实行四国共同政策的企图，在执行这一政策的德国行政机构建立之前就早已破灭了。德国问题的整个性质也随之改变了。
当各占领国开始执行各自不同的政策时，占领区边界就有了它们本来并不具有的政治意义。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是表面上的，很快就消除了，而实际代表两个互相260 竞争的社会制度并受两大敌对集团战略利益支配的东西方之间的分歧，则是最难处理的。何况，这个根本性的划分把一个国家分成两部分，而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比任何别的国家吏为民族团结的观念所迷住。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一个民族所能泰然处之的，德国人更是万万不能。它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政策永远起着鼓励作用：它直接助长战争而不利于和平。它还雪上加霜，丧失领土给俄国和波兰，对此，德国人无论如何是不会听凭摆布的。产生巨大灾难的内在可能性之大，足以说明为什么政治家们愿意作出巨大的牺牲以期避免旧事重演。然而，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话，那么西方盟国至少可以放手逐步制订一项和他们平时的政治态度更为一致的对德政策。再也没有必要去采取一种强硬的方针，以消除俄国人的猜疑了。这倒不是占领德国的英美人乐意得出这一结论。他们似乎不愿承认四国合作的实验已告结束，并且暂时保持这样的态度，不论德国人是否喜欢，凡是被认为对他们有益的就给予他们。
但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没有把德国当作一个经济单位对待，加上波茨坦解决办法所依据的不现实的考虑，使得这一解决办法成为西方的绝对责任。当人们清楚地看到，执行工业水平计划使得英美人面临这样一种抉择：究竟是眼看德国挨饿呢，还是向俄国输送赔偿物资呢？
他们认识到这个重担是英国不能无限期承担下来的，而美国则不准备承担。
必须使西德做到自给自足，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允许西德人民管理自己的经济，而且要向他们提供一种生活可以过得去的前景以资激励。在西德，人口日增，资源渐少，要开辟上述前景，就需要比以往更为加强工业化而不是拆毁工业。
然而，经济自由与政治控制是不相容的。一个现代工业国为了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就要求大批作为政府后盾的居民自动进行合作。德国人在受到战败的震动之初，曾经准备给予占领当局至少是服从命令的那种程度的合作。
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军政府为德国人办事比他们自己的任何领导人可能都要好得多。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46 年残冬，盟国确保自愿合作的能力就迅速衰退了。如果西方既想避免对德国经济进行长期补贴，又想261 避免加强公开施用独裁手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快速度把权力移交给当时已经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并且依靠他们的良知，依靠为将来追求占领的基本目标而可能向他们施加的影响。把权力归还给德国人是东西方之间以竞争取代合作之后的必然后果。原来有些人指望新思想有时间在德国扎根而想依靠的那种优势力量，已为露骨的拉锯战所取代了。而且，在请求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给予支持的时候，又坚持要人家改变特性，这是不易办得到的。1919 年后，德国人不得不在战胜国中间“赢得同情”，而1945 年的战胜国却由于他们本身的纠纷被迫在德国人之中竞相争取同情了。
说盟国在开始占领时失之于过严，如果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稍许花了点时间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了的形势，那么，后来的倾向却是流于宽大无边。
起初，看来他们对于取悦德国人的想法几乎是采取蔑视态度的，到后来他们却显得迅即不记旧仇，宽恕为怀了。无可否认，一旦德国成为世界均势中一个有争议的、或许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时，征服德国人的躯体就会同征服德国的灵魂成为一个齐头并进的目标了。然而征服人心仍然象占领初期那样重要，即使其所以重要的原因已经变了。因为，德国仅仅站在西方一边，这是不够的。它可能会这样做，也许因为它相信西方军队能够用来支持他们重新统一和收复失地的企图。将对西方事业增援而不是威胁的德国只能是这样的德国：它接受了西方世界的观点，从而放弃以武力解决为唯一有效解决办法的观念。硬说这种态度在德国已成习惯，或者说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那是悍然不顾事实的。只要德国人认为西方要对他们的支持付出某种代价时，这种态度就不见得会加快树立起来。当然，德国的身心都属于四方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德国就有照此办理的可能。战争期间的考虑欠周也许使得某些人指望转化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后来的痛苦经历表明了非纳粹化之难。即使真正的障碍的确在于作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但改变这一结构的直接尝试是否可以奏效，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根262 据1945年以来发生的全部情况来考虑这个问题，很容易使人把盟国要推行制度改革的建设性纲领的整个想法责难为自以为是、空谈理论而且不切实际。从这个观点来看，背景情况使得变革的范围非常有限，因此德国的未来完全可以交给德国人去处理，他们一旦在第三帝国明显地遭到失败时，是非常愿意把它推翻的。
然而这样讲就忽视了下述的困难：一旦第三帝国不愿承认失败，因而迫使盟国军队打进德国中部，盟国就难以袖手旁观了。他们一到那里，权力自动会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也就无法避免对政治后果施加影响。立即撤退意味着把德国抛进那个在中欧十分容易蔓延开来的饥荒、疾病和内战的险境中去。情况很可能如此，如果内战爆发，三个主要盟国就会发现自己被拖进敌对方面，因为他们生怕看到真空地带被一个敌视他们的政府所占据。如果英美人不肯冒风险让一个共产党政府进入鲁尔，那么，俄国人也不甘冒风险让一个“反动”政府到达奥得何。何况俄国人还要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赔款，他们如不填满欲壑，是不甘心撤走的。
假定全面占领不可避免，根据奥地利的情况来类推，立即建立起一个中央政府似可避免造成分割局面。但是，成立中央政府正是所有占领国都决心避免的大事之一，因为他们相信分散权力会削弱德国，使之不那么富于侵略性。必须记住，从地理上、经济上和战略上来看，奥地利不同于德国。一方面，奥地利的价值不如德国大；另一方面，把一个几乎没有生存能力的国家再分成四个部分是不切实际的，在德国还不仅仅是不经济而已。即使产生了一个中央政府，在一个厌恶其政策的大国占领区内，哪里有什么机会去行使它的真正职权呢？建立一个解除了武装、中立化而又统一的德国所遇到的巨大困难是，两大集团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放弃一个地区；如果把这个地区完全置于另一集团的影响之下，就很可能在力量均衡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甚至从军事意义上说，如果不存在占领区，分裂本来是可能避免的。美国人对英国提出在全德建立混合行政机构的建议加以拒绝，其263 理由尽管是可笑的，但采纳这个建议只会把已发生的争夺地位和势力变成另一种也许更为尴尬的局面。那就会意味着俄国人进入鲁尔，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奥得河。
试问哪一个影响最大呢？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以前或进行期间，如果问题变得更为明确，根本分歧可能早就暴露出来了，因而也就有理由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一道争辩说：
冲突本来就该这样促成的。除了别的以外，它既可防止大大推迟德国恢复工作从1945 年8 月到1946 年8 月的停顿，还有可能防止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组织为了避免盎格鲁撒克逊人勾结起来反对俄国人的现象而于1945 年7月拆散。可是后人也许会责怪西方领袖们明目张胆地把一场争吵强加在俄国人头上。如果答案好象是本不应该让局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对问题的探讨就必须追溯到1945 年以前，因为在盟国采取了一些政策，使德国不可能早日投降并产生了俄国可能长驱直入中欧的危险之时，实际上大局已定了。
然而，提早媾和必然是在德国武装部队力量遭到决定性粉碎之前的妥协性和平，而历史却似乎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甚至象1918 年那种程度的妥协性和平（那种妥协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也会是一个错误。妥协性和平可能意味着消灭了纳粹党，但丝毫也不意味着根除了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魏玛共和国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启示：如果让德国人自己进行改革，工作是不会做得彻底的。1945 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盟国誓把德国侵略的心理根源挖掉。任何放弃这一做法的政策会被所有遭到德国占领的国家看成是一种背叛，会立即使俄国疏远，会在英美内部引起最激烈的争论。而且，任何人如果在战争期间企图争辩说，纳粹主义不可能根除，或者根据德国的条件要提出一个开明的解决办法是办不到的，那就等于说西方为之而战斗的原则对谋求和平是不适用的，而且会作出直接有利264 于摩根索派的行动。决不要忽视，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的意见，是作为一个善意的、建设性的尝试而提出的，旨在寻求另外一种办法来代替纯粹惩罚性的解决办法。
反对这个政策的论据是：它把一种心理状态看作是个人力量可加以改变，而不受产生这种心理状态的环境支配的。假使这种设想是不对的，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尝试最多只能希望取得有限的成功，也许会完全落空。可是，事实上盟国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已经相信，而且有某种理由相信，如果德国的情况保持不变，二三十年内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就有卷土重来再次威胁世界和平的严重危险。他们几乎不相信，放手让德国人自己去干，会产生足够的变革。要是换用另一套由他们自己出面干预的办法，把变革强加于德国人，也不见得会完全令人满意。然而，这也只能是唯一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既然淮也不能把摩根索方案说成决非破坏性的方案）。断言一种局势不可收拾，无助于政治上的成功。
再者，承认心理状态对环境的决定性依赖关系和相信个人的道德责任是不相容的。如果人们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受外界决定的，那么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不能有所褒贬。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本人对此是有保留的，而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或根本就不按这种观点行事）。这种观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盟国因为相信个人有超脱所处环境的某种可能性，所以始终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希望的基础上，就是说甚至德国人也有可能及时地建立一个稳定和宽容的体会。他们不肯承认，改变德国面貌的那种精心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今天也无须说它已经失败了。
当然，在今大的两个德国中存在着许多倾向，必然要引起消息灵通的观察家担忧。但是，对这些倾向感到吃惊的任何人只会期望发生奇迹，或者对俯拾即是的证据熟视无睹，更重要的是德国内部的一批人，他们似乎也分担着忧患。当然，一个国家不能完全摆脱它所处的环境，因此指望在德国寻找完全象我们在英美所熟悉的那种发展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对这一点有不断深入的领会，盟国的政策本来可以变得更加灵活机动。但是，德国社会必须按照德国的条件来塑造，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要成为极权主义的或侵略性的。有头脑的德国人对于他们的历史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清醒的，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观念的普遍欢迎，对重新武装的深感犹豫。而且，265 纳粹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是不容易使人忘怀的，在东西方冲突中，谁会最先受到打击也是不容易使人认清的。有些德国人看到某些人为自己的信念奋斗而遭到了失败，明白了邪恶之所以占上风的终极原因。热心于建立自由社会的人是众多的，他们已经立下了巨大的功绩。在继续贯彻占领的积极目的的过程中，西方政策的任务是加强对这类人士的影响，而不损害他们的爱国声誉。为此，现在仍然和往常一样，有必要在宽与严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不可否认，俄国人的态度曾一度失之过严，现在又鼓励宽大无边。但是，如果我们打算赢得德国人的尊敬和合作，我们就必须经得起暂时的惊慌和烦恼的影响。调整这种平衡以适应一时情况所需要的良好判断力以及防止左右摇摆所需要的坚定性，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找到成功的出路仍然提供了最好的希望。
第二编 四国对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
作者序
大战期间，就存在着一个“德国问题”，从这个意义来看，那就无所谓“奥地利问题”。关于战后处理奥地利人的最好方式，不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既未在私下进行过剧烈的争论，也未在报刊上长期刊载过通讯报道。1943年11 月，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声称奥地利是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只不过说出了事实真相，这一真相对任何一个客观看待事实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外长们表示希望看到奥地利重建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相信会得到英美公众舆论的充分支持。
换句话说，盟国战后对奥地利的任务，从未象它们对德国的任务那样，首先考虑的是对一国人民进行再教育，而是考虑重建一个国家。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享受独立的最后四年是处于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但盟国的决策人看来从不怀疑，奥地利在摆脱了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外部压力而重新建立国家之后，必将成为一个遵循西方路线的正统的民主国家。它们所怀疑的只是，奥地利如果在1938 年的疆界范围内恢复起来，从经济方面来看是否能生存下去。大西洋两岸的人认为，它是生存不下去的，可能需要在经济上（如果说不是在政治上）和东南欧其他国家联结在一起。尽管存在着这些疑虑，但并未妨碍一致同意这样的基本政策，即把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来，清除纳粹影响，不作过分拖延便将其重建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政策为四大国所接受，并被看作是盟国占领的目的。而占领则被视为实质上是一种过渡阶段，是做好准备以便把行政职责移交给一个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的奥地利政府。
本编拟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在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怎样胜利完成占领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在1945 年11 月通过自由选举成立一个保证维护民主原则的奥地利政府；1946 年6 月怎样采取第二个步骤，签署一项新管制协定，扩大奥地利政府的权力，限制盟国的权力；以及尽管取得这些初步成就，但在1946 年底之前，原来的占领目的又怎样变得扑朔迷离，进一步的发展又怎样因占领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而遭到阻碍。在这短短的半年之中，奥地利与其说是一个处于重建过程中的国家，倒270 不如说是冷战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也许是一个次要的棋子，但却象某些开局着棋手法中为赢得优势而被牺牲的卒子一样，其所处战略地位使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正如莫斯科宣言在提到“毗邻国家”’时所暗示的，奥地利的前途对整个中欧、南欧和东南欧必然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奥地利并不象一个卒子，到1946 年底它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意愿是通过它那个自由选举成立的政府顽强、巧妙而勇敢地表达出来的，那个政府是由这样一些人员组成的，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战争时期受纳粹之害而复活，足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精神现在却为奥地利的“解放者们”的抗衡角逐所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政府的存在，所以在奥地利进行的冷战和德国的情况相比，武器竞赛或许不是那么露骨，气氛也肯定不是那么激烈。
本编完稿后，奥地利的独立最终已成事实了。根据这一发展对所述情况稍加修改，并着重指出在当年评论时预期可导致这一后果的那些因素，也许是值得的。然而，实际上在1946 年底，凡是熟悉奥地利情况的人，几乎谁也不想预言奥地利的发展前途。而作者只是力求按当时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形势来作一番叙述而已。所发表的一些看法，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绝不代表别人。
战胜的盟国竟然采用四国占领这样一种麻烦的办法来恢复一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的主权，甚至认为有必要先把这个国家与别国隔绝开来，这对未来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确实是似乎难以置信的。为此，有关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背景所作的叙述，也许超过了有确实需要之处。由于盟国所起的主要管制作用是在战后立即产生的混乱已经消除之后，所以关于盟国执行管制的细节则记述得较少。
英国官方文件无法利用，因为政府决定官方文件的公布须待大战正史的刊行。本书史料来源只能局限于已发表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大部分资料是美国的。熟悉这个题目的人都会一眼看出小卡里·特拉弗斯·格雷429 森的渊博详实的著作使作者获益非浅。有关1944 年和1945 年间在伦敦着手制订奥地利民事工作计划的资料，271 有关从战争结束到盟国对奥管制委员会工作开始这段期间的资料，都特别难于找到。在此谨向在这些方面予以协助并对初稿提出意见的友人以及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老同事们致谢。
约翰·梅尔1955 年10 月
202奥地利
第一章 盟国政策的形成
第一节 莫斯科宣言
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第一个宣言是在1943 年10 月30 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结束时拟定的，其内容如下：联合王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利坚合人国政府一致认为，奥地利这个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要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三国政府认为1938 年3 月15 日德国对奥地利的强行吞并是无效的。从该日起奥地利所产生的任何变化，三国政府决不受其约束。三国政府声明，他们希望看到重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并为奥地利人民以及面临同样问题的毗邻国家寻求作为持久和平唯一基础的政治与经济安全而开辟道路。
但要提醒奥地利注意：它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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