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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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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已明确，在叙利亚的撤退工作应同时按同一步调进行，以便英国和法国军队能同时撤退完毕。撤退方案应考虑到，在联合国组织就列万特地区的集体安全组织作出决定前，应保证在该地区维持足够的军队以确保安全。
在这些安排得到贯彻执行以前，法国政府将保留部署在黎巴嫩的部队。
联合王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将把撤退的详细情况通知黎巴嫩和叙利亚政府，并将要求它们尽快地委派代表，来共同讨论根据这些决定应作出的、为各方所同意的各项措施。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1946年2月15日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说：
“当地各国政府要求得到保证，即只要别的外国军队仍然留驻未走，英国军队将不从列万特撤退；而我们则更认为：英王陛下政府在当时情况下所给与的这种保证，是同该协定的精神相一致的。”然而，当军事专家们开始其讨论时，法国人坚持他们的解释说：“当仍然驻在叙利亚的法国军队被重新部署于黎巴嫩的一些地点时，那里的英军应撤退到伊拉克、外约旦或巴勒斯坦”，这样，驻在列万特的法国军队，“在联合国组织还没有就列万特的未来安全作出决定以前，在人数上就不至于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英国军事当局似乎提议，驻在叙利亚的英国军队也应当在列万特重新部署，在那里，他们的人数应大大超过法国。“在那种情况下”，《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加以述评说，“一切将丝毫无助于法国的威望。而那些协定的价值，特别是那个关于协调两国政策的协定，在保护共同的利益方面，几乎是毫无价值可言。”
然而，12月26日黎巴嫩驼巴黎公使声称：黎巴嫩享有暖合国组织全体会员国所享有的同样的权利，它要求驻在其领土上的所有外国军队全部和同时一齐撤走。它愿意在作为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个成员国所应有的义务和权利的范围内，同世界上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并拒绝充当矛头指向阿拉伯国家的独文的桥头堡。黎巴嫩总理萨米·索勒赫，他是1943年秋天领导民族主义者“起义”反对法国的里亚德·索勒赫的堂兄弟，在28日宣称，出席1月间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黎巴嫩代表团已被授权向大会提出英法两国占领他们国家的问题。《泰晤士报》外交记者在28日承认，12月13刀协定的措词“即使还有支持法国论点的地方”；但是，据说“在讨论期间，对法国政府来说，已经一清二楚的事情是，黎巴嫩人仅仅反对法国军队留在他们的国家内，因此，英国政府已答应在那里留驻一些军队，直到双方军队最后都撤退时为止。”
12月31日，列万特的已经很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了，因为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一十名左右的法国军队在贝鲁特登陆，表面上说是来替换比这个数目大的一批人员的，但它使人回想到引起先前5月危机的那次兵临城下；而且在那次危机中对炮轰大马士革应负责任的奥利瓦…罗热将军又同时抵达该城郊外的米扎机场。后来据解释说，他是到贝鲁特去收拾在6月间他被迫仓卒离开时不得不遗留下来的私人财物的；但是这个偶然的巧合所引起的谣言（特别是新抵达的军队都是塞内加尔人），却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学生们（他们早已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英法协定）和其他的人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和贝鲁特举行一次总罢工。在以后的几天中，据证实，苏联驻贝鲁特公使丹尼尔·索洛德曾口头上向黎巴嫩外交部长表示，他的政府不赞成英法协定：而且据说，美国也同样不赞成。当法国同英国政府之间对它们的“协定”的解释还继续存在僵局时，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在1月10日向它们提交了一个联合照会，要求“迅速和全部撤走”它们的部队，并于2月4日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要求他“把这个争端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并要求它作出一项决定，劝告驻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领土上的外国军队全部和同时一齐撤离”。
当2月15日对这一控诉展开讨论时，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代表们陈述了他仍的提案之后，法国外交部长皮社杜尔声称：法国的政策是让这两个国家最后得到完全的独立，在这方面它并没有动摇。
12月13日的协定并没有被签订者双方看作是有任何企图要在安全理事会没有作出一项决定以前在列方特无限期地保持军队。我国政府准备同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以便同它们一起商定具体的解决办法。因此，我请求联合国的代表们，考虑到为实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而已经作出的那些努力，把他们的信任给予法国，让它与大不列颠一起，保证解决这个问题。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简单他说明了英国的立场之后，斯退丁纽斯表示，“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要求驻在其领土上的外国军队在切实可行的尽早时间内离开，这一愿望能够通过一项使双方满意的协定来得到实现”。维辛斯基批判地研究了皮杜尔的提议：由法国同那两个政府一起“研究这个问题”，“以便同它们一起商定详细办法”。
他问道，难道这不是贝内将军在1945年5月18日致两国政府的备忘录的一种回声吗？在这个备忘录中，法国提出了使人无法接受的保持法国文化、经济和战略方面特权的条件。12月13日的英法协定，也同样是对这两国的主权和独立的一种侵犯。至于说“为了保证安全”需要有外国军队，“看来好象就是那末一回事：英国军队集中在那里是为了防止由于法国军队的出现而引起的骚动；而法国军队留在那里，又是因为英军不肯撤离的缘故”。第二天，由于皮杜尔曾提到磋商，黎巴嫩和叙利亚代表就问他，对于所建议的撤军问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磋商。皮杜尔回答说：或者是存在着一个争端，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去进行磋商，以便找到一种解决争端的办法：或者是如果不进行磋商，如果拒绝进行磋商，那就只能假定为不存在争端。
据我看来，最近几小时在这张卓子上发生的事情是：虽然在基本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有人正打算在得到完全的满足之外，还要得到一种类似谴责法国的东西。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会接受这样一种耻辱。
黎巴嫩代表回答说：
皮杜尔先生说，法国不能回避国际联盟因委任统治而交付给它的维护安全的责任。。我们不再承认任何人有权在那种委任统治的基础上进行辩论，我们特别对要求享有委任统治下的种种特权的任何企图，感到愤慨。
我们并没有打算谴责法国；我们所希望的和要求的是明确的规定，因为我们以前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我们的关系不明确，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明确，以及要求我们在什么基础上进行谈判也不明确。叙利亚代表更直率地补充说：“叙利亚政府并不要求在其领土上驻有武装部队的压力下，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它不得不说，因为它有过最近的经验，它担心这种事情可能会重新发生。”
在作了进一步讨论之后，黎巴嫩代表说，他准备接受斯退丁纽斯所建议的如下决定，如果其中带有重点符号的字句也包括进去的话：
安全理事会表示它相信，驻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外国军队将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地撤退，专门为了这一目的的技术性质的磋商，将由各方毫不拖延地进行；并要求各方把磋商的结果，以及最后撤退的日期通知安全理事会。贝文反对，他说这些增加部分是不现实的，因为“还有其他问题也必须加以解决，正如我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朋友们所知，其中有一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这时黎巴嫩代表就回答说：“正如我们在1945年5月18日所看到的，如果有人要我们同时讨论文化问题和战略基地的话，那对我们就会是一桩危险的事；那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经过进一步讨论之后，他更明确地陈述其立场说：
撤退的方式和方法，它的技术方面和时间期限，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非常乐于讨论。但我必须再一次重申，任何与军队撤退无关的问题一概不在讨论之列。我们准备讨论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经济的、文化的或社会的，一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将通过所有的协定，但我们肯定地不能同意把载入12月13日协定中的政治条件仍继续作为依据。叙利亚代表甚至更加明确地表示：我所说的话是表明我国政府的看法，我国政府宁可这样：在目前，只要军队仍驻在我国，就不要同法国开始进行别的问题的谈判。当军队已经撤走时，我们就能够表示，我们愿意就可能要求我们去磋商的任何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我们就能够取得成果，使良好的关系能继续维持下去。一系列决议案（其中包括苏联的一项要求英法政府立即撤退其军队的修正案）都没有能获得通过仪案所必需的七票，其后，美国原来提出的、未经修正的那个决议案得到了七票，但被维辛斯基行使否决权推翻了，他说：“因为那个本来可促使我投以赞成票的修正案没有被接受”。因此，决议没有被通过，但法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都声称，他们愿意执行投票中所表明的多数人的决定。
在此期间，
1月20日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理一事，据信已使法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虽然法国官方的意见仍希望安全理事会会认为应当由法国负起在列
万特最后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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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英法两国就撤退问题在巴黎开始了军方会谈，并在三天之内达成了一项两国军队同时从叙利亚撤出的协议，撤军将从3月11日开始，到4月30日完成。
3月9日，据说英国军队将在6月30日之前撤离黎巴嫩，而法军指挥部和军队将于8月31日之前撤往的黎波里，这时一位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宣称，他们的撤退或许要到1947年4月1日才能完成。
这位外交部发言人冗长面又详细地坚持说，一年的拖延完全是运输军队和物资技术细节问题所造成的结果。他承认，在黎巴嫩只驻有八千名法军，但他列举了他所坚持的必须由法国人来拆除和处理的大批设施。
作为这些设施之一，他提到了在拉亚克的飞机场。他还提到了工程方面的事，以及停放在贝鲁特的坦克和装甲车，尽管在较早的时候就听说，在黎巴嫩的绝大部分物资是十分陈旧的。这位发言人说，明年4月1日这一天可以被看作是所有的法国人及其设备撤巴黎巴嫩的最后一天。他说，如果黎巴嫩人能为撇退计划提供劳动力和执行人员，以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个日期还可以大大地提前。
他承认英国人曾反对法国人提出的4月1日这一日期，但是他说，尽管如此，他们已答应提供船只援助。他说，法国人准备同黎巴嫩人进行讨论，以便在此地的会谈已表明撤退可议提早实现之后，使黎巴嫩人能够同意接受这个推迟一年的限期。
这位发言人还说，如果不是必要的话，法国人在黎巴嫩连一星期也不愿意多呆；而且也可以比规定的日期提前撤出，如果她们有象英属巴勒斯坦那样的靠近的领地的话。英属巴勒斯但现在对英国军队的撤退是这样的方便，而贝鲁特距离马赛有三千公里之遥，它带来了运输上的困难。黎巴嫩政府对这个建议并不满意，在其代表同法国人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之后，同意法军将于8月31日之前撤离该国，而一个由三十名法国军官和三百名技术人员所组成的工作队将留下来，以监督剩余物资的撤退，直到12月31日为止。
4月17日，作为一个节日，叙利亚全国放假，举行庆祝，以纪念外国军队从本国撤退完毕；但法国人仍十分怀疑大不列颠正在试图取法国在列万特各国的地位而代之，并从某些英国商人在那里的活动中间找到了一些根据。英国政府拒绝了叙利亚提出的让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继续训练叙利亚军队的要求，虽然一名福克斯准将后来又担任了这个有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但他留任的时间并不长。
7月2日，中东司令部宣称，除了一小部分清理未了事务人员在9月30日撤离外，英军已完成了它在黎巴嫩的撒退工作；在8月31日，法军方面也作了一个同样的宣布，但没有提到清理未了事务的人员。一位记者写道：“法军的离开已。。开始给法国在列万特的地位带来了正常的前景。在叙利亚仍然存在着不妥协的激烈的反法情绪；但在黎巴嫩，现在法国人再也不令人害怕了，他们又可以获得人们的羡慕了。”英国把中东部队在战时铺设的的黎波里—拉斯—纳库腊铁路卖给了黎巴嫩政府，卖价是五百万黎巴嫩镑，即他们最初要价的十分之一；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大得多的、法国政府在黎巴嫩的资产问题。当黎巴嫩政府在1946年1月要求保管敌产的法国人把那些（意大利的）财产移交给他们时，法国人不但拒绝交付，反而直接移交给了意大利驻耶路撒冷的副领事，另外，法国人还希望在混合法庭中暂时保留法国的地方法官，这都使黎巴嫩政府感到恼火。仍然存在着法国政府在黎巴嫩的财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黎巴嫩外交部长在同一位法国记者谈话时曾说，法国应当把拉亚克的机场和一个军需仓库移交给我们。另一方面，法国的态度是，任何财产的移交“必须根据协定来办理，并按照法国议会批准的合理价格付款。对列万特各国的委任统治已使法国受到很大损失而深感失望，这足以使我们要求在清理财产对不要再给我们的预算增加葡的负担”。
自从黎巴嫩获得独立以来，它的政府已经表示不赞成再举行领事弥撒，这是几个世纪以来，马龙派习以为常地在法国外交官或领事代表出席参加的情况下所举行的一种弥撒。现在政府认为：这种仪式乃是早已被抛在后面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残余，表示希望马龙派（它代表黎巴嫩人口中的百分之三十弱）应该不再保持这一传统。贝鲁特的马龙派大主教伊格纳提乌斯·穆巴拉克阁下已准备在1947年的复活节时就照办，但遭到马龙派总主教昂顿·阿里达阁下的拒绝，他一贯认为，“既然黎巴嫩是基督教徒在列万特的唯一避难所，它的独立就应特别受到法国的保护”，以免遭受叙利亚穆斯林的侵害。作为一种妥协，双方后来同意领事弥撒不再象以往那样在贝鲁特的马龙派大教堂举行，而是改在布克尔基的大主教驻地举行。在法国有人认为，就未解决的各项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这事可以推迟到1947年的下一次选举之后再进行。因为到那时黎巴嫩将有一个“比1943年更加自由的投票选举所产主出来的”政府；但事实上，1947年5月25日的选举“普遍地被认为是一出耗资巨大的滑稽剧。甚至连政府的支持者也同意这一点，虽然他们也争论说，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是不必要的，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反正能够极其容易地稳获胜利”。
在法国的朋友们遭到了这次失败之后，法国、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代表们10月1日在巴黎开始了财政谈判。叙利亚和黎巴嫩所发行的纸币，约相等于二百三十亿法郎，是归法国控制的叙利亚一黎巴嫩银行管理的，作为它的准备金的资产都存放在巴黎。法国建议在今后两年中用商品或欧洲货币交付七十亿法郎，移交法国在列万特的财产，其价值估计大约二十亿法郎；并保证其余的部分在十年内不受法郎贬值的影响。黎巴嫩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叙利亚人坚持说，贾德鲁将军在1944年1月曾许诺，法国在任何时候都将保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货币不受贬值的影响。
他们拒绝了法国对其财产的估价，坚持说很大一部分财产已在委任统治时期被强迫出售。他们抗议法国把委任统治时期维持这里的特称部队的一部分费用也算在他们的帐上。此外，据说提由于法国人利用局势作出种种努力，才使他们的贸易和文化利益有所恢复—对这种神话，他们也感到愤慨。因此，叙利亚政府在1948年1月31日宣布他们独立于法郎集团之外，而法国与黎巴嫩则在2月7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法国对黎巴嫩作了让步，特别是接受了黎巴嫩出口货中的很大一部分，以便缩小同法国贸易的极为悬殊的逆差。
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在它们同法国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已变得更倾向于拆散伙伴关系、因为它们双方在分配作为委任统治时期的遗产的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方面，特别是在关税政策方面，都没有达成协议。这样，战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家们为了从法国获得国家的独立而实行的联合，不久就变成了强调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发展主义。而且，虽然法国在穆斯林叙利亚的影响仍然是微乎其微的，至少在1949年3月民族集团政府垮台以前是如此，但是法国对“贝鲁特的普遍的奢侈和安逸”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中间的影响，一般他说，是通过各种方式被“稳固地肯定下来了”。在叙利亚的胡斯尼·扎伊姆短暂的独裁统治期间（1949年3月30日—8月14日），法国在叙利亚的影响有了显著的增长。可是当扎伊姆被一个敌对的军事集团判处了死刑时，通常要作出反应的《世界报》就毫不迟疑地在1949年8月16日把法庭谋害他的责任归之于“斯特林、弗里尔、斯皮尔斯、格拉布和康佩奈之流，对他们来说，叙利亚的一个真正的民族政权，倒是一种反常状态，必须加以消除”。不过，人们希望，1950年5月25日英、法、美三国政府宣布的一项共同的中东政策，已最终地使这一场历史上的竞争归于消灭。
第二章 英国—埃及关系
第一节 谈判的背景，1945—1946 年
我们在这套丛书的前面一卷中已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半年中，埃及政界舆论迫切希望通过英军和英国当局的撤出埃及和英—埃苏丹，完全结束埃及依附于英国的局面；显然，英国的政策仍保持不变，这或者是由于（正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它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紧急的事情所缠住，要不就是因为丘吉尔个人仍倾向于把埃及看作是英国从前的保护国。据说，把英国战时司令部和大批驻军从埃及的两个主要城市开罗和亚历山大撤走，已成了英国外交部和军事当局之间的一个争论的问题；而后来奥特林厄姆勋爵（即从前的爱德华·格里格爵士，他在1945年8月12日以前曾任英国常驻中东大臣）宣称，早在9月他就劝告新成立的英国工党政府立刻宣布这样的撤退，并在条件许可时，立即付诸实现；据说，当时英国驻开罗大使馆就提出劝告，反对采取这样一种姿态。后来《圆桌》季刊的一篇文章说，在战争结束时，埃及“有着一种愿以宽大来报答宽大的心情”，它要把“一个感恩的埃及的自愿的合作”献给英国；但是，不愉快的英一埃关系所造成的七十年的失望，似乎不大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结果。有迹象表明，英国工党政府的上台，也许已被期望过分急切的埃及人看作是英国准备让步的信号；面对埃及人这种想提出最大要求的心情，在开罗的英国官员们或许已经感到：他们现在的责任不是开动加速器，而是要扳煞车。
1945 年秋天，大使馆要求埃及首相马哈茂德·努克拉希，别在那个时候要求就修改1936年的英—埃条约问题举行谈判，但努克捡希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立即行动。强大的华夫脱党，在1944年10月成为反对党，经过1945年1月的选举后地位未变；它一有机会就要给政府找麻烦；各极端派顾名思义当然是反英的；而要求立即修改条约的口号，是由努克拉希内阁中以财政大臣马克拉姆·乌拜德为首的一派提出来的。于是，在1945 年年12 月20日埃及提交了一份照会，它说，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对埃及主权的限制，是暂时性的，是过去一场国际危机所引起的；埃及战时的合作一定已经消除了英国在1936年时并没有完全消失的怀疑。埃及将“不惜任何牺牲，在最近的将来，把它的军事潜力提高到这样一种程度，能够在盟国和联合国的援军抵达之前就击退侵略”。另一方面，对英国外交部来说，侵略不是一个未来的假想，而是一个眼前的威胁，它表现在最近波斯阿塞拜疆的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宣告成立和苏联对上耳其施加的厌力。于是他们在1946年1月27日答复埃及的照会说，将指示英国大使开始举行预备性会谈，以便把英—埃关系置于“一种完全的和自由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有如平等的双方之间的关系一样”，至于1936年条约中所包含的“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的正确性”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予以证实。因此，英国和埃及的战后关系，两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以不同的“波长”来行动的（后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就是这样表述他）；埃及人关心的问题是国家的威望和渴望排除区域性强权政治伪现实，“而英国人关心的则是苏联对中东现状的新的威胁。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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